小試鋒芒獵殺日元——1985年“廣場協議”(1)
去黃金化後的各國貨幣博弈完全就是匯率之爭了,美元是成為最主要的世界貨幣。任何與美元對抗的其他貨幣,都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不對稱戰爭”,根本沒有勝利的可能。美元獵殺日元的過程其實就是日本如何金融戰敗的過程,沒有任何懸念。
自淨其心,有若光風尋月;
他山之石,厥惟益友明師。
——題記
小試鋒芒獵殺日元——1985年“廣場協議”
一、現代版三國演義與日本
中國古代先哲荀子從農業角度論述過天時、地利、人和的問題,三者並重,缺一不可。孟子的“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因為古典小說《三國演義》而廣為人知。
書中提到,曹操得天時,孫權得地利,劉備得人和。實際上,稍作分析即可看出,魏蜀吳三方都是兼具“天時、地利、人和”,只不過各有側重。 魏蜀吳三國憑藉“天時、地利、人和”各具特色的綜合實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競爭局面。然而到了三國後期,吳蜀兩國最終還是失敗了,他們敗在失去“人和”。
三國演義中決定各國命運的有三大戰役,分別為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
官渡之戰是袁(吳國)曹(魏國)兩大強國之間的較量,是決定雙方力量轉變的戰役。戰爭結果是袁紹倉皇帶八百騎退回河北,曹軍先後殲滅和坑殺袁軍7萬餘人,官渡之戰就這樣以曹勝袁敗而告結束。後曹操北征烏桓消滅袁紹之子,並在秦皇島碣石山上寫下《觀滄海》的名句。
但是官渡之戰打破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神威。
後來發生的赤壁之戰大家都很熟悉,諸葛亮舌戰群儒,成功地聯吳抗曹,打敗魏國,三國鼎立。後人蘇東坡則留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句。
夷陵之戰則是真正的“三國演義”。吳蜀為爭奪荊州大打出手,魏軍坐山觀虎鬥,蜀軍鎮北將軍黃權所部正在江北防禦魏軍。劉備敗退後,黃權的 歸路為吳軍所截斷,不得已率眾向曹魏投降。劉備敗退白帝城後,吳將潘璋、徐盛等人都主張乘勝追擊,擴大戰果。陸遜顧忌曹魏方面乘機渾水摸魚、襲擊後方,遂 停止追擊,主動撤兵。次年四月,劉備亡故於白帝城。夷陵之戰就這樣結束了。
夷陵之戰對於三國鼎立的局面有很大的影響。對蜀漢來說,則大損國力,基本上毀滅了當年諸葛亮隆中對策時制定的宏偉戰略藍圖。對東吳來說, 雖然打贏了戰爭,但是卻進一步損害了吳、蜀關係;從戰略上看,亦打破了孫劉兩家聯合抗曹的可能,給日後吳蜀兩國的先後覆滅埋下了伏筆。
1973年美國就是“挾美元以令諸侯”,對歐洲和日本兩大經濟體進行美元貶值、歐幣和日元升值的貨幣戰爭。其中,利用蘇中分裂,拉攏蘇聯制歐,造成“美蘇 共管”的強大政治壓力,為了避免邊緣化和戰爭危險,歐洲作出了讓步;同時拉攏中國反制蘇聯,中美接觸也制約了日本。而日本,雖然熟知中國的“三國演義”, 卻沒有能與歐洲聯手抗衡美國,在真正的金融戰爭中敗北。
在當時全球經濟危機和中蘇關係破裂的大環境下,美國重新排列美中蘇三角關係,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最終取得了1973年的貨幣戰爭的全 面勝利。美國非常善於利用危機謀取利益,包括戰爭、恐怖襲擊、經濟危機以及重大國際事件,其中也不排除美國自己製造危機、輸出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就 是一例,這是後話。
對美國來說,到了20世紀80年代,用美元獵殺單打獨鬥的日元,自然就是不費吹灰之力了。
我們應該了解的倒是日本是如何成為三國中的一國,以至於美國對這個亞洲盟國大動干戈的呢?
從1931年開始,日本政府通過以《重要產業統制法》為首的一系列經濟統制法令,把工、農、金、貿等領域控制起來;又在各個部門中強行組 織卡特爾和托拉斯(壟斷組織),把中小企業置於財閥的控制之下。然後對各壟斷企業發出大批軍事訂單,從1931年到1936年,軍事訂單共達50億日元之 巨。在此期間,政府還投資10多億元興建、擴建和改組國營軍事工業。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財閥。
到1937年,八大老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淺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財閥(日產、日氮、日曹、森、理研)擁有的資本 達41.7億日元,佔全國公司總資本的27.2%。在接受軍事訂貨的110家企業中,擁有實力的工廠幾乎全是屬於三井、三菱、住友、大倉、久原等少數財閥 的。在經濟壟斷化的前提下,日本企業在國內市場保持壟斷性高價,對外則實施低價傾銷,以獲得必要的外匯,購買戰略資源和工業設備。
從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額由11.5億日元增至21.8億日元。其中棉紡織品的輸出,在1933年超過英國而居世界第一,震動了歐美各國。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本政策是利用美國統治的全部優勢,為美國資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國開放市場,接受價廉物美的美國貨,摧毀德國、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經濟,奪取這些國家對原殖民地的統治和影響,從而實現美國獨霸西方世界的美夢。
美國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國為名,制定了拆毀德國、日本軍事工業的計劃,從根本消滅這兩個新興工業強國的競爭能力。如果這一切都成為現 實,則美國將成為新的世界工廠,而歐洲和日本將成為美國的原材料及初級產品加工地,那裡的經濟需求將無法增長,一個長達二十多年的繁榮期也就不可能出現。
但是,尼克松政府出於冷戰戰略的需要,對外經濟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變消滅競爭對手為扶植競爭對手,此即美國第13-2號法案。 其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支持歐洲重建;二是停止拆毀德國和日本的軍事工業;三是允許日元、英鎊、馬克等貨幣貶值,如戰後日元曾貶值到1美 元兌360日元,從而減少美國貨對各國市場的衝擊,並使各國有能力對美出口。
為了把日本培養成對抗共產主義中國的堡壘,美國對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提供了大量的外資、技術、訂單,給予了日本優惠的貿易政策,支持日本加入了主要的國際經濟組織。
此後,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日本又成為美國軍火的前線供應商,發了一筆戰爭財。
1950年到1960年,僅美國累計向日本訂貨就高達600億美元。此外,美國以盟國的保護傘自居,軍費長期居高不下,也增加了美國產品的出口成本。這些措施從效果來看,美國採取了單方面自由貿易,而允許各國貿易保護的友好態度。
此後,歐洲和日本生產能力得以重建,內需擴大,給美國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場;歐洲和日本產品輸出美國的數量不斷增長。
由於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美國發生了持續兩年的經濟危機,美國的支柱產業鋼鐵和汽車等部門的生產量下降一半以上,而兩個部門正是 日本和西德發展最迅速的部門。隨後1978年,伊朗發生推翻巴列維王朝的革命後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石油價格由最初的1~2美元/桶經過兩次中東戰爭飆升到 近40美元/桶。
雖然石油暴漲使能源匱乏的日本經濟發展受到極大的衝擊。但日本的應對措施看來最得力。在蕭條期間,日本企業減量經營,抑制企業規模的擴 大,同時加強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生產能力數量擴大的投資佔設備投資的比重1965年為57.5%,1971年為49%,1975年下降為 24.3%,1978年更降為15.3%。經過技術改造,日本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費下降27.8%,金融費節約27%,庫存費用節省 8.9%,營業所和工廠關閉節減費用9.5%,其他費用23.9%。
以鋼鐵工業為例,連鑄比從1973年的21.2%提高到1980年的60.7%。日本的能源消費彈性係數下降到0.35~0.4之間,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為0.76。這樣,日本既有效地抑制了生產過剩,同時又增強了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這兩次石油危機和高油價,成就了日本的汽車工業。被當時的美國人成為玩具的以省油為特徵的日本本田、豐田及尼桑等日本汽車逐漸佔據了美國和歐洲市場,至今在美國市場擁有半壁江山。
總的來說,由於日本經濟力量的強大和美國優勢的減弱,使兩國在政治關係上向平等夥伴關係更進一步,在軍事關係上以日本防衛力量的壯大而進入了新的合作階段,在經濟關係上已經從從屬轉向競爭。
日本從此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與當時的西德以及後來的統一德國成為除美國之外的最強大經濟體。
日元也因“要有與其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國際地位”走向了與美元的對抗和國際化道路。
二、強勢日元的野心
如前所述,法定貨幣的產生是黃金貨幣化的標誌,不同國家發行的貨幣帶來瞭如何兌換的問題。
在各國貨幣的競爭中,英鎊因為大英帝國的強大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廣袤的殖民地經濟支撐,成為通行100多年的關鍵貨幣,獲取了巨大的貨幣壟斷收益,這就是黃金英鎊化的過程。
一戰和二戰後,美元逐漸取代英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開始了30年的黃金美元化歷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貨幣戰略和經濟戰略,為美國爭取了利益最大化,並逐漸演變成為美國國家戰略和地緣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美國人比英國人聰明,他們沒有繼續黃金美元化。因為美國是用黃金打敗英國的,保不齊美國之後還有人一樣用黃金來打敗美國。
美國人的理解是正確的。只過了30年,美國就遭到了歐洲的反擊,用的武器就是黃金。於是美國就一直“妖魔化”黃金,甚至立法不允許美國居民私藏黃金。這就是所謂自由美國所做的對財富的重新定義,也是對人類智慧的最大的褻瀆。
布雷頓森林體係時期(1945—1971年),黃金即美元;該體制解體後,黃金是去貨幣化的,也就是說黃金不再是貨幣了——這是美國的貨幣戰略的一部分。
因為以當時的國際經濟和可預見的將來的情勢,黃金去貨幣化的現實對美國最有利,這也是當時美國一大批自由經濟學家包括弗里德曼等多位諾貝 爾獎獲得者倡導履行的。他們甚至叫囂黃金非貨幣化後,黃金因為失去了貨幣價值和功能,由於沒有需求,一盎司黃金價格會跌到6美元。
如果他們看到黃金現在每盎司1000美元的天價的話,美國貨幣之父弗里德曼肯定會死不瞑目的——雖然本書也多處引用了他的觀點。
去黃金化後的各國貨幣之爭就完全體現到匯率之爭了,這背後就是政治軍事外交等國家實力之爭。美國是最強大國家,美元是最主要的世界貨幣, 美元的崩潰意味著全球金融體系的崩潰,從這些因素講,非美元貨幣與美元對抗,承擔著巨大的風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不對稱戰爭”,根本沒有勝利的可能。所 以說匯率是美國的戰略武器毫不過分。事實上,本書講到的貨幣戰爭其實就是各國如何被戰敗的過程,沒有任何懸念。
1985年9月,應裡根政府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的邀請,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英國五國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會議 達成了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下調的決議,這就是著名的“廣場協議”。
其背景是,1955年之後的18年裡,日本經濟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發展,索尼、日立、東芝等一大批電子企業從模仿到創新,把產品 行銷到全球各個市場。在美國的扶持下,1985年,日本GDP超過13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GDP的1/3,出口總額42萬億日元左右,其中對美國出口 額為568億美元,貿易順差高達312億美元。同年,日本外匯儲備也達到279億美元。
就在日本經濟崛起的同時,美元已經佔據了全球貨幣的霸權地位,然而這個霸主卻給日本經濟帶來多次的傷害。美國利用霸權地位增發貨幣,把自 己的戰爭開支以及經濟危機的成本向全球攤派,不僅造成日本巨額外匯儲備大幅縮水,同時也打擊了日本企業。根據統計,1960、1968、1971、 1973年四次美元危機,日元先後兩次分別貶值789%和10%,增加了日本的出口競爭力,而美國呢,自20世紀世紀80年代初期,財政赤字劇增,對外 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而這也一直是歐洲日本 一直強烈要求和希望的,於是順勢而為,召開了這次以日元升值為主題的國際會議。
“廣場協議”簽訂後,上述五國開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在國際外匯市場大量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緻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
與此同時,日元拉開了不斷升值的序幕,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日元兌美元升值111%,也就是說,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美元 對日元貶值了50%,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 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日元兌美元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日元兌美元升值41%。
在這之後,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為代表的美國當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當時的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為代表的金融專家們不斷地對美元 進行口頭乾預,表示當時的美元匯率水平仍然偏高,還有下跌空間。在美國政府強硬態度的暗示下,美元對日元繼續大幅度下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兌120日元。
與之前的對抗歐洲匯率,逼迫非美元貨幣升值的阻力相比,這場逼迫日元升值的協議,順利得讓美國人都想不到。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事後回 憶說,最令人吃驚的是當時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動提出允許日元升值10%以上,這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願意協助美元貶值時,還大度地 說:“貶值20%,沒問題”。
1987年G5國家再度在法國羅浮宮聚會,檢討“廣場協議”以來美元不正常貶值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以匯率調整來降低美國貿易赤字的優劣性。結果是 此期間美國出口貿易並沒有增長,而美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於國內巨大的財政赤字。於是羅浮宮協議要美國不再強迫日元與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預算等國內經濟 政策來挽救美國經濟。也就是說,“廣場協議”並沒有解決當時美國的貿易赤字,而日元與馬克升值對其經濟疲軟的狀況根本於事無補。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日本主動作出如此大的讓步呢?雖然日本銀行行長天豐雄後來解釋說:“日本政府對當時美國日益上升的保護主義感到驚慌,準備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緩解對美貿易關係”。其實,日元升值的背後隱藏著日元國際化的圖謀。
日元對美元的大幅度升值,雖然削弱了出口企業的價格競爭力,但日元能夠兌換更多的美元,也讓日本的財富大幅增長。於是,日本拉開了對美國 資產的收購潮,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美國文化的象徵之一——哥倫比亞影片公司,三菱公司以14億美元購買了更重要的美國國家象徵——洛克菲勒 中心。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美國10%的不動產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美國人驚呼,狼來了。
在這之前,對英美兩大帝國因為其英鎊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所佔據的優勢以及對他國經濟的盤剝,作為受害者的日本太清楚不過了。
日本知道,作為國際貨幣最大的好處就是把風險給別人,安全給自己,因為企業都用自己的貨幣,它不存在匯兌風險了,然後兌換風險都給人家; 兌換多,風險就多。而當時,同樣是出口大國的西德已經開始貨幣國際化的進程,最高時西德馬克佔國際總儲備貨幣18%的比例,成為繼美元之外的另一種主要貨 幣。
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視日元國際化,使日元和西德馬克一起發揮國際通貨部分補充機能”的方針。 1985年,日本貿易總額高達3052億美元,日元不斷升值,各國外匯儲備總額中日元所佔比重也達到8%。在這些有利條件下,日本外匯審議局於1985年 發表了《關於日元的國際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協議,正式推進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挑戰美元霸權。
但是日元國際化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每天大把收進美元,把日元花出去的機會並不多。還有,如果持續保持日 元順差,日本發行的日元就都轉回來了,就會造成市場上日元的匱乏——這就是前面提到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特里芬之謎”,也是美元流動性氾濫的理論基礎。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日本首先瞄準了東亞。日本利用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向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大量發放日元貸款。
1972—1982年,日本對東盟五國的直接投資總計為101.66億美元,1960—1978年,日本向東南亞提供政府開發援助總額為35億美元,而在 中國,北京地鐵一號線、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項目建設中都使用了日元貸款,靠著這些貸款和援助,日元在亞洲國家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國際化。
1990年,在日本出、進口額中,按日元結算的比重各為37.5%和14.5%,分別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個百分點;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 中,日元的比重為8.0%,雖然仍大大低於美國的50.6%,也低於德國馬克的16.8%,但卻超過了英鎊3.0%的1倍以上。
由於在日元國際地位上升的過程中美元的國際地位相對下降,所以,世界就出現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馬克“三極通貨體制”並存發展的趨勢。應該說,日元的國際化進程初見成效。
但是, 1997年,一場席捲東南亞的經濟危機爆發。這場危機中,日本本來有機會穩定日元的匯率,樹立東南亞國家對日元的信心。然而,和美國一樣,當外圍發生危機後,美元是大規模的逃逸,加劇了危機的衝擊力,日本在自保的同時,也選擇了逃避,日元大幅貶值。
東南亞是日元全球化最重要的市場,然而日本在危機中的表現卻失去了這些國家的信任。正如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 究中心主任丁建平所言:“日本當中扮演了很不好的角色,日本在東南亞資金全抽回。東南亞不穩,我抽回資金,抽回資金的時候日元也貶值,貶得比東南亞還厲 害。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當中,東南亞對日元貶值是群起而攻之的。”
東南亞金融危機後,一部分國家在外匯制度方面已開始放棄盯住美元隨美元浮動的做法,轉向了浮動匯率制。各國又都在摸索新的通貨體系,並有可能選擇盯住貨幣籃子,隨一攬子貨幣匯率浮動的辦法。
在貨幣籃子製度下,由於亞洲各國貨幣的匯率將隨美元、德國馬克和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一起浮動,從而就為日元發揮亞洲基礎貨幣的機能創造了條件,日元的國際化再次蠢蠢欲動。
1998年5月,在加拿大舉行的APEC財政部長會議上,前大藏大臣松永在發言中提出了“採取緊急措施,進一步促進日元國際性運用”問題;隨後,大藏省又提出了《關於推進日元國際化的政策措施》。以此為契機,日元國際化再次成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課題。
但是,截至2005年,日本持有美國國債超過了世界各國持有總額的1/3,成為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大國。然而,日元的國際化進展卻並不成功,在國際金融市場以日元標價的,只是一直保持在可以忽略不計的7%左右。
而且,美國扞衛美元霸權的國家意志力是不容侵犯的。從尼克松單方面撕毀條約,取消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協議,就可以看出,對於日元的國際化,美國人心中是有數的。
“廣場協議”其實還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日本央行不得“過度”干預外匯市場。因為日元升值是個相對概念。美元如果主動貶值,日元卻與美元固定匯率,就達不 到日元升值的效果;而且,日本當時手頭有充足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日本央行干預,日元不想升值也就升不了值。
所以,美國留下了一個“伏筆”,就是要解除日元匯率的“國家干預”武裝,為美國的下一輪金融攻擊打下了埋伏。
三、克林頓政府抄底日元
目前並不清楚,美國誘導日元升值是不是有更長遠考慮,是不是貨幣戰爭陰謀,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日元升值後的美日兩國貨幣政策的互動和日本“失去的十年”。
“廣場協議”後,美元開始有秩序下調利率。 1986年2月,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沃爾克宣布開始下調利率。美國利用開放式利率平價4%原則的手段,迫使日本1987年以後進入利率2.5%的寬鬆貨幣政策,並一直壓制至1989年。
日元升值雖然增加了國際購買力,使得日本能買下美國以前想也不敢想的美國洛克菲勒大廈和好萊塢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但同時也帶來國內房價和股價的飆升。
東京的商業地價指數從1985年到1988年,在短短的3年間暴漲了近2倍,其中中央區地價上漲了3倍。 1990年,僅東京都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土地價格,製造了世界上空前的房地產泡沫。 1985年,日經平均股指只有14000點左右,但到1989年12月,已經達到38900點,上漲了近2倍。在地產和股市雙重泡沫的壓力下,日本銀行開 始不斷降低利率。
1989年2月格林斯潘大幅提高美元利率50個基點,由6.5%到7%。同時,1988年後美國聯合英國強制推行銀行“自有資本8%”的標準,不執行此標 準的銀行不予交易。為執行該標準,國際銀團貸款規模由1988年的1260億美元降至1990年的1080億美元。
隨後,一個重要的“日美結構協議”開始在1989年談判,後在1990年簽訂。協議主要涉及兩國儲蓄投資模式問題,其中,日本的問題在於改革流通市場、企業組織形態,促使開放市場。包括將銀行公司持股標準由5%降到2%,反對壟斷等等。
在這些組合拳的打擊下,聞風而動的日本銀行資金於是開始抽離股市,很快波及實體經濟。
1990年開始,日本股價與地價紛紛墜落。 1990—1996年,銀行業損失慘重, 1995年7月,日本大藏省銀行廳公佈日本銀行業不良資產高達50萬億日元。日本破產企業年均高達14000家左右。有統計顯示,日本因股市和房地產暴跌 而造成的損失達6萬億美元。而大批日本企業難以應對資金困局,不得不把以往購買的美國資產廉價出售。
“廣場協議”之後的10年裡,日本經濟陷入停滯,就是有些經濟學家口中的“失去的十年”。關於這方面各種版本的講解就比較多了,在此不再贅述。
美國人滿足了嗎?沒有。接著看下去,從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當時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貝茨明確表示,為了糾正日美貿易的不均 衡,還需要有20%左右的日元升值,當時的日元匯率大致在1美元兌120日元左右,所以,根據美國政府的誘導目標,日元行情很快上升到1美元兌100日 元。以後,由於克林頓政府對以汽車摩擦為核心的日美經濟關係採取比較嚴厲的態度,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匯率急升至1美元兌79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 錄。
日元升值的後果是什麼?洛克菲勒廣場重新回到了美國人手中,通用汽車在這個廣場的一賣一買中淨賺4億美元。日資在艱難度日中大規模虧本退出美國。美國成功地擊退了日本的經濟進攻。 1995年之後,日本和美國的GDP之比重新拉開了距離,而且越來越大。
有人算了一筆賬,假設我是美國財團,我當然知道1985會發生什麼。假設在1983年,我用100億美元兌換成24萬億日元,進入日本 市場,購買日本股票和房地產,日本經濟的蓬勃導致股市和房地產發瘋一樣的上漲,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日元開始升值,到1988年年初,股市和房地 產假設我已經賺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設了),那就是48萬億日元。這時,日元兌美元升值到120∶1,我把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在一年中拋售 完,然後兌換回美元,那麼,就是400億美元。在5年時間中,我淨賺300億美元。 (還是最低假設)。那麼日本呢?突然離開的巨額外資就導致了日本金融體系的崩潰——經濟學用詞叫“泡沫經濟破滅”。
獲利的資本400億美元回到美國,促進了美國的經濟發展。所以,日本“失去的十年”,卻正是美國“興旺的十年”。此言不虛,雖然美國經歷的是所謂的“非理性繁榮”。
事實正是如此。美國賺夠了,日元兌美元現在又重新回到了1∶140的位置上,美元依然和30年前一樣堅挺。美元暫時性的貶值,並沒有損害到美元的國際地位。這場美日的經濟戰爭,以美國完胜而告終。
故事還沒有結束。
因為過度的升值之後,導致全球很多持有日元資產的這些投資者發現,日元這樣大幅度地升值,那未來一定是要貶值的,所以就紛紛開始拋售日元資產,導致日元大幅度地貶值。
尤其起始於1997年的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日本從亞洲市場抽回資金,大幅降低利率,日元大幅貶值。雖然擋住了國際游資和熱錢的進 攻,但是當日元貶值到144日元兌換1美元時,盛傳美國克林頓政府出手了,它動用了國家基金抄底日元。 1999年,僅一年時間,日元大幅升值,103日元兌換1美元,美國獲利30%。
如果在這幾年日元的升值貶值通道裡,美元一進一出2個來回,利潤率能達到200%。而日本損失了多少國民財富?
日本學者吉川元忠在《金融戰敗》一書中悲哀地寫道:
太平盛世中,誰能意識到戰爭已打響?若是真槍實彈的戰爭,誰也不會將自己的利益親手送給敵對一方,而在人們看不到摸不著的無形戰爭中,往往敗就敗在心甘情願地將自己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給對手還渾然不知,這樣的戰敗更慘更痛。
四、日本“金融戰敗”對中國的啟示
有媒體曾專門報導說,30年前的日本經濟和今天的中國經濟有幾分相像:
當時,日本製造的產品源源不斷地輸往境外,日本的GDP年均增速高達9%,日資的金融機構紛紛跨入全球十強之列。當時也有很多人樂觀預測,日本會在不久的將來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
然而,30年過去了,曾經躊躇滿志的日本卻深陷經濟低迷的困境難以自拔,漫長的衰退期使它的GDP總量至今只有美國的40%,日經指數在2007年重上高峰時也只有1989年最高水平的46%。與此同時,日本金融機構也紛紛退出世界十大銀行之列。
一位有心的經濟學家,還專門比較了今天的中國和當年的日本的相似之處:
1投資過熱:岸信介內閣在1960年下台,換上了池田勇人內閣。當時的池田內閣提出了“所得倍增計劃”,日本經濟在這一時期迎來了被稱為“岩戶景氣”的繁榮時期,從1959年一直持續到1961年,特點是設備投資急劇增長,帶動經濟繁榮。
2銀行信貸量增加:為了滿足旺盛的設備投資的需要,當時的金融機構增加信貸,形成了慢性信貸過剩局面。
3金融緊縮:日本銀行在1961年8月和1962年1月兩次下調官定利率,配合“所得倍增計劃”,但這一做法卻加速了經濟的過熱。 1962年進口急劇增加,國際收支出現逆差,為此,日本銀行在7月和9月兩次上調官定利率,“岩戶景氣”從此宣告結束。
4經濟惡化和放寬金融:在金融緊縮政策下,日本的物價逐漸回落,設備投資趨於減少,庫存不斷增加,生產出現了下降的局面。為此,日本銀行轉而放寬金融政策,結果,日本的工礦業生產開始恢復,設備投資逐漸增加。然而,設備投資增長水平並不及“岩戶景氣”時期,日本政府公佈的1962年度經濟白皮書認為,日本經濟已經擺脫了單純依靠設備投資促進增長的模式。此後,日本各銀行又展開新一輪貸款競賽。
5東京奧運會:1964年10月10日,東京奧運會在日本舉行,政府為籌備奧運會而投入巨款。
6 1965年不景氣:在恢復經濟的同時,從1963年下半年開始,日本的經常項目收支再度出現逆差。 12月,日本銀行又一次緊縮銀根,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在實行金融緊縮政策後,經濟開始急劇衰退。
7證券危機:在1961年“岩戶景氣”結束前,日本證券市場一直呈現繁榮的狀態。 1958年年初,日本的平均股價指數為471點,到1961年7月上漲到1829點。然而,日本從1961年下半年開始實施金融緊縮政策,導致債券價格急劇下跌,股價在1961年年末也跌至原來的2/3。
8發行公債:由於經濟衰退導致稅收不足,日本政府在製定1965年度補充預算時決定發行特別公債。由於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日本經濟從1965年秋季開始走出谷底,再次步入高速增長的軌道。
9美元危機: 1971年8月,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了旨在保護美元的政策,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日本政府在外匯市場投入39億美元進行干預,但到11月,日元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換360日元一下子升到1美元兌換308日元,升幅達1414%。由於擔心經濟衰退,日本政府實施了大幅度擴張財政和放寬金融的措施,結果貨幣供應量在1971年下半年以後增加了20%,從而大大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日本股價和房價從1971年年末開始上漲。特別是日本土地價格在1972年上漲了251%。
10石油衝擊:1973年10月,歐佩克7國將原油價格提高了21%。結果,日本到處刮起了漲價風,1974年第一季度的物價平均上漲了146%,物價上漲近乎瘋狂。
將1965年前後10年的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現狀作一比較,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與日本存在著以下的相似之處:
1中國政府也以“所得倍增”作為口號;
2中國從2003年開始投資水平就居高不下;
3中國從2007年開始出現消費拉動增長的勢頭,政府強調說,以往投資主導型的增長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4銀行貸款的積極性很高,信貸大幅增加;
5工資和物價都處於上升趨勢;
6 2005年以後中國出現了股票熱;
7 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
8 2007年中國股市暴跌70%;
9中國也舉辦了奧運會,相關投資增加;
10美元也在2002年之後發生了嚴重貶值的信用危機。
當然,另一方面,目前的中國經濟與日本當年存在很多不同,主要表現在:
1當時日本經濟出現過熱之際,國際收支會出現逆差,但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在擴大;
2當時日本金融機構陷入了慢性信貸過剩,但現在中國銀行信貸低於存款;
3當時日本實行固定匯率,而中國現在實行管制下浮動匯率,人民幣處於升值趨勢;
4當時日本初級產品價格基本穩定,而中國的物價處於上漲趨勢;
5當時日本還沒有出現土地泡沫,而今天中國房地產價格急劇上漲;
6當時日本市場還不夠開放,而今天的中國對外開放已經取得很大進展。
從這些不同點來看,現在的中國經濟似乎更像當年日本在遭受美元危機和石油衝擊時的情景。換言之,現在中國的內部環境方面與1965年經濟不景氣前的日本非常相似,而外部環境則與1971年至1973年時日本的處境相類似。
日本之所以能擺脫60年代的不景氣局勢,重新走上了高速增長的道路,應該歸功於很多因素。
當時的技術革新給日本帶來了新機遇,同時,日本也加強了出口競爭力;掀起了耐用家電產品的消費熱;將設備投資投入更具增長潛力的部門;發展了新的流通企業;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的生產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失去的十年”期間,日本政府和企業對科技的投資始終有增無減,並且提出由過去的“技術立國”轉為“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知識產權立國”。 2001年,日本在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還提出50年內培養30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諾貝爾獎計劃”,至今已有7名科學家獲此殊榮,反映了日本原始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
有人認為20世紀90年代是日本“失落的十年”,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日本正是利用這個時期實現了經濟結構新的轉型,並且積累起了更加豐厚的知識資產和人力資本。
從日元升值的最後結果看,人民幣的升值雖然能相對解決中美貿易的順差問題,但是升值後減少的順差會很快被其他東南亞國家或地區所代替。簡單地說就是,中國不順差,台灣地區、泰國或者說越南就會順差。
因此,美國總的對外貿易順差並不會因為人民幣的升值而減少,相反,人民幣升值將會帶來出口產品價格上升的衝擊,將會助長美國的通貨膨脹。這種跡像從2003年開始就已經很明顯了。
美國不會看不明白這種國家分工下的貿易轉移帶來的國際收支失衡的現象。減少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而逼人民幣升值只是美國的藉口和幌子,背後的美元戰略圖謀是我們應該警惕的。
有評論認為,日本的經濟大起大落、日元的命運跌宕起伏,固然與本國宏觀貨幣政策連續失誤有關,與美國施加的外部壓力有關,但更與日本自身的決心和目標有關。
在幾次日美貿易摩擦中,日本總在關鍵時刻選擇了退讓妥協,以息事寧人,雖暫時緩解了爭端,卻為日後長期衰退埋下了伏筆。
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元跟風貶值,以為能擋住熱錢狙擊,保護資產安全,卻失去了東南亞國家的信任。
日元與美元之爭,讓我們看到了圍繞世界貨幣背後,是國與國的全方位較量。除了擁有財富和夢想,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實現國際化,更重要的還得看這個國家是否敢於面對壓力,是否敢於承受風險,是否敢於承擔起巨大的責任……
國家意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美元打敗英鎊,固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有關,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霸權的建立,固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但是美元的去黃金化,美元貶值等過程,美國經濟政策的單邊主義和雙重標準,卻是清晰的美國意志體現。相反,面臨美元對其他貨幣主權的挑戰和財富剝削,歐洲、西德和日本從來都是退縮忍讓,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今天。
秦國滅亡後,杜牧的《阿房宮賦》結尾雲: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意思是說,秦人沒有閒暇哀嘆自己的過錯,後人如果只為秦人的種種過錯哀嘆卻沒有從中藉鑑吸取教訓,也會讓後人的後人再次哀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元獵殺日元,給了我們教訓和啟示,美元刀的破壞力,也值得我們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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