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就業作為首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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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遠不是目前中國考慮的問題，龐大外匯儲備的“止損”和調整經濟發展方向，重構經濟發展理論，走中國自己的路是當務之急。

正如《經濟觀察報》社論指出的，一種貨幣的國際化是市場選擇，而不是政府力量推動的結果。面對這樣一個遠期目標，首先應該做好自己的事，不冒進，不急於求成。而在市場條件具備的時候，也應該抓住機遇，順勢而為。

這樣清晰的認識，是在當前美元霸權的國際經濟形勢和美國超級強權的國際政治環境下的理性認識。歐洲慫恿“人民幣國際化”的背後，其實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是歐盟慫恿美國打壓中國的輿論造勢。

四、金融富國

中國糧食產量穩定，中國工業體系完整，中國勞動力富裕，中國教育建制健全，中國科技創新潛力巨大，中國軍事實力不容小覷，中國國民財富規模龐大，這是今日中國的大國經濟基礎和發展潛力。

財富管理和經濟的增長，離不開金融事業的發展。我們不可能達到美國的金融強國的地位，尤其是在美元霸權的殖民經濟背景下，我們甚者連亞太金融中心 都不是，金融大國和金融強國不是我們短期的目標。但是認清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元戰略的殖民本質，避免財富流失和被掠奪，利用全球化為國民經濟服務，富國強 兵，卻是中國金融事業的本命。

金融是一門科學，浩瀚繁雜，非筆者能力所能及，也非本書所能及，謹在此提出幾點想法，權當拋磚引玉。

金融人才培養是中國當前急迫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人才也是目前中國最缺乏的人才。

有人說，《貨幣戰爭》一書是中國人的金融掃盲讀物；有人說，中國跟西方玩金融是一個孩子和一個成年人比賽拳擊；本書也指出，中國大清王朝還沒建 立時，歐洲已經在炒股票和泡沫投機了，中國囤貨居奇時人家已經在控制通貨膨脹了，雖然中國的“銀票”和西方的支票的性質並沒有多大的差別。這些都是客觀歷 史事實，沒有辦法改變。

有學者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對西方金融遊戲的規則，太不熟悉了，缺少一大批這方面的人才。首先應該學習規則，下一步是參與製定規則。制度創新、制定規則，本身就是掙錢。此言不虛。

聽說美國這此金融危機後，隨著幾大投行和金融機構的倒閉，大量金融人才失業，中國準備網絡一批專業人才，不知道有結果沒有――我們不是利用這些人 再來“玩垮”中國，但是取人之長肯定是沒錯的。也聽說格林斯潘退休後中國有聘其做顧問的動議，當然格老後來成了德國銀行的顧問。

還聽說2009年初的澳大利亞的澳元崩盤是中國的主權基金動用外匯儲備操縱的結果，也聽說自從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峰會前拋出“特別提款權”（SDR）後中國乘勢抄底美國短期國債大賺了一筆？如果真是這樣，那說明中國金融天才已經出現了？

真相不得而知。倒是格林斯潘在其自傳中說，“中國極度缺乏金融專業人才”。他怎麼知道的？而且是“極度缺乏”，是不是中國與美國的金融戰爭中吃大虧了？是不是美國的金融戰略的成功實施讓他看出中國的一步步金融戰敗？ ！讀者可以細細體會。

在此有必要摘出格老的原話：中國極度缺乏金融專業人才。這並不奇怪，因為在中央計劃經濟下，這些專業人才無用武之地，企業營銷人員、會計人員、風 險管理員，及其它市場經濟裡日常運作所不可缺的專業人才也都一樣。最近幾年中中國已經把這些技能納入課程，但經濟，特別是銀行部門要有適當的人才則還要一 段時間。

他接著說，2003年12月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前來拜訪美聯儲，他承認中國的銀行缺乏判斷貸款是否可以回收的專業人才。劉明康指出，外商銀行的 日益增加，對他們（中國）有幫助。我則建議，中國真正需要的那些具有西方市場經濟經驗，並且在競爭的放貸審核上，具有敏銳眼光的放貸主管。

格老似乎說的是微觀的銀行管理人才，但是格林斯潘的話應該怎麼聽，大家一定有耳聞。這裡還有一個背景，就是，美國針對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非民主” 的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精英進行的政治洗腦和經濟洗腦的戰略。所謂“美國智庫”的全國維護民主捐贈基金會、金融炒家喬治索羅斯領導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索羅 斯基金會、自由之家和愛因斯坦研究所等等都是這類東西。

針對近期的對中國央行獨立性的挑戰，就出現了配合歐美輿論的鼓吹央行私有化的論調。這是對中國主權和主權信貸的嚴重挑釁。中國人民銀行過去是，將來也必須是人民的銀行，不是既得利益集團和“社會精英”的銀行。

因此我們需要金融人才，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鸚鵡學舌的主流經濟學家，不是代表美國利益的買辦經濟學家，更不是賣國的漢奸經濟學家，而是要有民族脊 樑的，真正了解中國國情和西方經濟學精髓的金融人才。本書提到的張宏良、左大培等先生就是他們的代表。中國還有一大批獨立思考的不乏真知爍見的“民間經濟 學家”。

針對這次美國金融危機，香港中文大學的王紹光教授說：“美國金融市場全部關門了也不妨礙經濟發展。本來就是投機，本來就是投機冒險而已，本來就無 所謂財富的創造。讓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號關門倒閉來得更多更快。金融資本的本質就是剝削和欺騙。……。”話雖說得激烈了一點，但大方向是對的。

正如本書舉過的例子，實體經濟和金融資本的關係，就好比是人體和血液的關係，實體經濟是金融資本的衍生基礎。逐利的生息資本必然走向投機取巧和崩 潰的極端。這並不是亞當·斯密寫完《國富論》再補一本《道德情操論》就能解決的矛盾：前者是用人本自私的“看不見的手”去管理資本，後者還是用這只看不見 的手去創造資本泡沫。

王小東先生在其博客中說，金融市場存在的原本意義並不是賭博，而是幫助實體經濟配置資源的。然而，從據說是最為“發達”和最為“規範”，長期以來 一直是我們前進的榜樣的美國的實際情況看，金融市場並沒有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機的出現十分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它所起的實際上是劣化資源配置 的作用，把錢投到了不該投的地方去，成了一個騙子橫行的大賭場。

說白一點，我們需要的金融管家，是中國財富的守護者，是避免金融戰爭中被財富洗劫的戰略家，是把錢迅速有效地投資到教育、醫療、住宅等社會保障體係以及其它國計民生的管理者，是為了中華民族復興和炎黃子孫的未來，用心去做栽樹的良知者。

重構中國經濟發展理論體係是當務之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開始接觸和學習西方門派各異、內容浩繁的經濟學說，從而汲取對我國經濟發展有用的營養。正是在這種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市 場、股份制、股票、期貨等現代經濟理念或工具開始融入到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之中，成為推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重要理論基礎。其中，關於新自由主義就 是備受爭議的一種經濟理論。

最近，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發表了題為《新自由主義是全球金融危機禍首》的文章，認為新自由主義及其所伴生的自由市場至上主義，不過是披著經濟哲學 外衣的個人貪欲。一貫主張最小干預金融市場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認，自由市場主義某些方面是不正確的。類似這種一針見血的反思與批評，應當引 發起我們對中國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氾濫的思考。

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調控化。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我國的興起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之後雖有所波折，但在國際 國內大的背景下總體上仍然表現出強勁的勢頭，並在流派紛呈的理論體系中逐漸脫穎而出，掌握了最多的話語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用也日益突顯。

曾經一度，市場這張“看不見的手”成為中國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強大推手。可實際上，英文裡有一個詞，叫“Market Maker”，不確切的翻譯就是“造市者”。格林斯潘就把以炒匯盈利的華爾街巨頭“高盛集團”稱作“造市者”，因為它總能旱澇保收。其實，自人類市場出現 以來，就一直有控制與反控制的力量。控製成功，那叫“壟斷”或者“寡頭”，控制失敗，那叫“競爭”。看看美國操縱的全球資源和外匯價格，筆者看到的都是美 元這只“黑手”在興風作浪。

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力圖將這一理論演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聖經”，描繪了遵循這一理論的美好前景。事實上，只要把他們此前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預言和判斷與今天的現實情況進行簡單的比較，就不難看出這一理論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

比如，有的學者宣稱中國至少還可以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30年，有的極力主張對國有企業採取一賣了之的策略，有的強調國企改革“一股就靈”，還有的認為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都應當市場化和產業化等等。

前面講到的IMF為前蘇聯開出的“休克療法”藥方，由西方學者在南美的阿根廷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試驗田”，最終也都以慘敗而告終。俄羅斯雖然得 益於石油漲價曾被譽為金磚之國，但至今還在經濟困境中爬升。阿根廷2001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導致2/3的國民財富化為烏有，1500億美元的外債停止償 付，30%的人口陷入貧困，失業率高達20%，一年之內換了五任總統。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與新自由主義遙相呼應的另外一個主流經濟理論就是“比較優勢”學說。

其基本思想是強調，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一國應當以自身的要素禀賦參與國際分工。對於中國來說，稀缺的是資本和技術，豐裕的是勞動力，這就決定了中國應當以廉價的、近似無窮供給的勞動力融入到全球經濟大循環之中。

這些都是美國殖民戰略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按美國理論，中國及其它新興經濟體只管生產商品，美國祇管生產美元？這是強盜邏輯！

從地球整個物質體係來講，人類只是自然界的一有機分子，任何經濟活動，都會對地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本來應該在美國生產的服裝，由於“比較優 勢”卻被轉移到中國生產，但是本地生產和異地生產所反映的對地球氣候變化、能源消耗和人力損失（某種程度講，人也是地球生長的一種有機能源，因為人是不能 永遠工作的，人口也不是永遠無限增長的，這種資源也有枯竭的那一天）等隱性成本在所謂的“比較價格”上反映出來沒有？答案是否定的！

中國生產的衣服首先是中國消耗了人力、原料、資本和能源，再就是運輸過程中消耗的能源，最後運到美國達到與美國價格趨於平衡－單從貿易講，似乎對 中美都有益，但是對地球的影響卻是在中國生產的影響比在本地生產大得多。 －幾百年前的李嘉圖等經濟學家肯定看不到這一點，因為當時人類文明程度不夠。

時至今日，現代的人類是不是應該從地球的角度來綜合看得這種“比較優勢理論”？ ！

其實世界財富總量和人類的生產力的能量都是有極限的，在一個短暫的時間區間和空間裡，財富的創造其實就是一個重新分配和轉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 中，後起國家必然處於比較優勢中的劣勢。與斯密實際上維護經濟活動中的強者利益一樣，李嘉圖維護的也是國際經濟中的強者利益。與之相反的是，經濟學理論中 還有“後發優勢”一說。

大家都知道中國的手機等無線通訊行業似乎比美國繁榮，個中原因，筆者認為，自從電話發明以來，美國傳統電話壟斷公司比如貝爾公司在北美大陸鋪設了 大量的底下通訊線路，以至幾乎每個角落都有便宜的電話設施，現在正是利潤回收期，無線手機的過度發展必然影響到其利潤收益，因此客觀和人為地阻礙了其發展 和推廣。而中國剛好趕上了這一技術革命，不用走過去鋪設底下電纜的老路，取得了長足進步，這就是“後發優勢”。

實際上，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都有其前提假設。對於比較優勢理論來說，最基本的前提條件是：對於貿易雙方來說，必須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然而，在兩百多 年來的工業史上，這種情形從來就沒有真正出現過。即使到了今天，有了WTO，有了貿易關稅的不斷降低，但各種各樣的貿易壁壘仍然層出不窮，如針對中國的反 傾銷、技術貿易壁壘等等。最典型的莫過於始於2001年的多哈回合談判，至今已經談了整整八年，前後經歷了五個輪次的激烈博弈，至今仍然毫無進展，實質上 就在於各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不願意不計代價地敞開國門。

實際上，任何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和利益取向。對於中國來說，關注西方經濟理論形成的過程，可能要比掌握和運用理論本身更為重要。

竊以為，偏激一點講，當今世界經濟理論只有兩種，一是美元經濟學，二是非美元經濟學。美國是在“特里芬之謎”的兩難選擇中玩弄平衡術，這是“美元 經濟學”的內容；而非美元經濟體呢，包括中國，在美元霸權和米德衝突⑤下，其實就是在“三元悖論”的三角怪圈中做出本國利益最大化的非美元經濟學。

一味地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或是簡單地向中國移植西方理論。這種“背書式”的學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貽害無窮。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邁 向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如何從自身的實際國情和需求出發，並且借鑒人類已有的理論成果，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理論體系，是中國當代思想界、理論界 必須承擔起的一項重要使命。

要就業不要GDP是目前中國民間的強烈呼聲。 GDP當然不能不要，但是似乎應該用“科學發展觀”來看待GDP。

大家知道，國內生產總值(GDP)計算的是一個國家在其自然和政治國界內的生產的產量、收入或者支出總值，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產生的商品和勞務價值，這是個領土概念。就是說在中國境內的任何經濟單位產生的財富都算在中國的GDP中。

國民生產總值（GN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所有經濟單位在一定時期內在國內和國外所生產的最終成果和提供的勞務價值。它等於國內生產總值 （GDP）加上來自國外的淨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國外淨要素收入是指從國外得到的生產要素收入減去支付給國外的要素收入。

在經濟封閉的國家或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在經濟開放的國家或地區，國民生產總值等於國內生產總值加上國外淨要素收入。

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都以在投資國的子公司的市場銷售取代以前的國際貿易，在中國尤其如此。比如以前美國的汽車要進入中國市場，那隻能通過 出口，而如今通過在中國投資建廠，直接就銷售到了中國市場。在華投資企業的產品銷售和出口，包括其利潤，都算做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之中，而不管其利 潤和投資是不是永久留在中國。據統計，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貢獻”了中國1/5的GDP。

在中國大量投資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老總就說過，把GDP留在中國，把利潤一分不少的拿走。

《金融戰爭》作者廖子光先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20世紀90年代後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增長的統計方法悄悄取代了國民生產總值GNP，掩蓋了不公 平的貿易競爭和不公平的貨幣制度。在當地精英的幫助下，核心區的富國正在搜刮邊緣區的資源，卑鄙地從當地奴隸式低工資中盈利，而富國卻稱之為從統計數據上 看出的邊緣區收入（要素收入）。”

而且，GDP計算的是“毛收入”，因為它不考慮有形資產的貶值和環境惡化，更不用說人力資源的濫用和貶值了。

格林斯潘也指出，“由於中國濫投資的情況非常嚴重，GDP的數字中，有一部分是垃圾，沒有價值。中國的壞賬水平，也讓人對中國所發表的GDP數字究竟有何意義，引發疑問。”

年年增長的GDP可以作為國家統計和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依據，但是不要在媒體天天渲染誤導老百姓。失業率是老百姓關心的話題，物價是老百姓關心的話題。

目前似乎GDP的多少成為了各省經濟成績的指標，也成了中國大躍進思維“趕英超美”的衡量數據。如前所述，GDP計算的只是“紙上財富”，尤其是以美元計價的虛假財富單純的GDP增長對中國沒有什麼實際意義。

當年日元匯率在升值到1美元兌87日元的最高位的瞬間，日本的GDP是超過美國的－超過之後，美國還是美國，日本還是日本；美元還是刀，日元還是刀下魚肉。

是該和政績GDP說不的時候了。

中國的貨幣政策，應該把就業作為首要目標。

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要素，離開了勞動，人與動物無異。但是這個就業，應該是“滿足日益增長的人民群眾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就業，不是只為了賺取外彙的勞動和就業――關於就業的討論和美國及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勞動力剝削，前面已經涉及很多了，不再贅述。

藏富於民是本書的觀點之一。這場金融危機中，西方媒體上經常議論中國能不能當拯救世界的白騎士。中國真是這麼有錢了嗎？

和西方國家的政府比，中國政府似乎是最有錢的。 2007年國家債務佔GDP的比重，中國僅為18%，美國為61%，德國63%，法國64%，英國43%，日本196%。進入金融危機後，美國為了一次又一次的救市，實際國債節節上升，08年已超過10萬億美元。

金融危機中的美國還在討論是否拿錢去救三大汽車公司，還要創造250萬個就業機會，債務只會越背越重。而中國財政2008年上半年盈餘一萬億元人 民幣，全年的財政收入超過6萬億人民幣（還沒算預算外的政府收入、國有資產增值等收入），有人戲稱“中央財政浩浩蕩盪” 。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到兩萬億美元，幾乎為第二位的日本的兩倍。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超過日本，世界第一。

但必須看到，中國政府現有的經濟實力，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財富分配向政府傾斜的結果。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為9.6%，而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為14.8%，是GDP增長速度的1.5倍。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而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次之，農民的收入增長最慢，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速。從1995到2008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1.2倍。

飛速增長的財政收入，是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先投資、後生活，是全體13億中國人民的集體犧牲和共同貢獻。中國政府的龐大收入，是燙手的，是對13億國民的債務，對應著對13億人口的責任。

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才是擴大內需的前提。美歐、日本的老百姓不在乎個人在銀行里有沒有存款，不僅是文化傳統問題，更是由於他們有比較好的社會保障體系。

中國至今在社會保險、基本教育、醫療保健等方面的發展，和世界水平比，還有很大的缺口。中國老百姓的存款總額高達20萬億元人民幣，一方面中國人 是有存錢以豐補歉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正是說明了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還沒有讓人民具有安全感。和發達國家比，中國人的人均消費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不是人民 不想花錢，不想消費，而是人民擔心一旦真需要錢應急時，還只有靠自己。 　

一個國家是不是有錢，不能僅僅從政府的財政看，更重要的是要看企業和老百姓的手中是不是有錢。

2008年12月5日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了與一些國家的個人財富有關的統計數據： 2007年，個人手中財富超過100萬美元的人數，美國為300萬人，日本150萬人，德國83萬人，英國49萬人，中國41萬人。這是有錢人的人數的差 距。如再加上發達國家有錢人的人均財富，要比中國的有錢人的人均財富高得多的因素，美國的個人財富總和可能是中國個人財富的總和的幾十倍。

藏匯於民，一直也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強制結匯制度目前不能操之過急地取消，外匯管制是目前的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下，尤其是美元霸權下的全球經濟殖民運動中必須堅持的金融國策，也是本書的基本結論。



發展主權信貸，是對抗美元霸權的唯一之路。本書前面多有涉及，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金融富國是目的，富國必須強兵，這是中華民族從18世紀以來的血的教訓積累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