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

自由市場：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威脅？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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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湧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23期

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鼓吹，市場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糧食問題當然也不例外。然而，2006～2008年席捲世界的糧食危機給全球迷信經濟自由主義的大眾上了深刻而痛苦的一課：國際市場均由壟斷資本把持，自由競爭子虛烏有，所謂依靠市場調節就是聽任壟斷資本操縱，使諸多國家糧食安全在國際自由市場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中國糧食安全面臨耕地不足、水資源缺乏等諸多因素威脅，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經濟自由主義學者鼓吹的“自由市場”。

自由市場之殃

多年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反對窮國對農業有太多的投入，認為全球之所以有數十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就是因為被生存農業束縛了手腳，應讓他們依照比較優勢重新擇業，如此，不僅可以賺錢買糧，而且可以發家致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坐而論道，而西方國家與他們操縱的國際組織則積極踐行。它們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以經濟援助為槓桿，向發展中窮國推銷結構調整計劃：積極敦促受援的發展中國家讓本國農民改種經濟作物出口以獲取更多收益，同時降低關稅，從國外進口便宜的糧食；“建議”一些國家減少甚至取消穀物儲備，實施依靠私營公司的糧食零庫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的糧食供應機構，取消來自歐洲和美國穀物的關稅，取消對肥料及其他農業投入的補貼。

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國際組織經濟政策的實踐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導致瞭如此結果：國家扶持的取消凸顯了私人投資的外部風險，如此“嚇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資，由此導致農業停滯不前。一些非洲國家在世界銀行的“鼓勵”下進行經濟調整，集中生產用於出口的經濟作物，結果導致相關經濟作物生產過剩，國際市場價格暴跌。例如，加納推廣可可豆種植導致1986年至1989年國際市場可可豆價格下跌48％，這使得可可豆生產國的經濟“在市場的變幻莫測面前變得更加脆弱”。 IMF和世界銀行的結構調整計劃摧毀了受援國政府在農村的投資，使當地農業生產變得極不穩定。緊隨結構調整計劃的是WTO的“自由市場”糧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補貼的歐盟便宜牛肉進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場，得到補貼的美國便宜穀物進入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導致當地農業生產者紛紛破產。結構調整計劃與“自由市場”的糧食政策推行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為自己的農產品打開了市場，消滅了從非洲、拉美到亞洲國家的諸多農業家庭，破壞了他們為本國民眾提供糧食及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農業是食品質量的重要前提與基礎。

在擺脫殖民主義後的20世紀60～70年代，非洲不僅糧食自給自足，而且是一個糧食淨出口地區，1966～1970年間平均每年出口130萬噸。如今，經過結構調整計劃與“自由市場”糧食政策的洗禮，非洲25％的糧食需要進口，幾乎所有非洲國家都是糧食淨進口國。飢餓成為家常便飯，僅最近三年來，非洲之角國家以及南非、中非等就爆發了糧食危機。糧食從自給自足到依賴進口的國家不僅出現在非洲，而且出現在拉美、亞洲。在198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國的糧食都可自給。自從WTO要求放開農業部門、跨國糧商進入本土市場以來，墨印等國都已變成糧食短缺的國家。 2006～2008年，由於糧食價格高漲，約有40個國家爆發了民眾騷動乃至暴亂。在一些本來就不穩定的國家，如孟加拉國、海地、肯尼亞、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糧價高漲導致眾多人員死亡，加劇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場之殃觸目皆是。

發達國家與國際組織的經濟及糧食政策遭遇國際社會的持續批評與抨擊，連美國彭博新聞社也在2008年12月發表長篇報導，指責世界銀行“錯誤地建議”窮國進行所謂的“結構調整”，導致窮國從糧食出口國變成進口國。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傑弗裡·薩克斯直言：“世界銀行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認為市場可以解決一切。而歷史證明，人們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場才能發揮作用。”2006年世界銀行承認，對向發展中國家農業開出的政策藥方所產生的副作用關注不夠。 2008 年世界銀行報告明確指出，投資農業是消除貧困和飢荒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糧食市場子虛烏有

在通過國際市場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背後，有著極大極長的利益鏈條。在壟斷資本的支持下，瑪格麗特·撒切爾於1979年出任英國首相，羅納德·裡根在1980 年當選美國總統，由此揭開了英美大資本謀求壟斷國際市場的自由經濟運動。自由經濟強調由國際市場對各類資源與商品進行調節，然而包括糧食市場在內的國際市場根本就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高度壟斷的市場。資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徑是壟斷。簡稱為“ABCD”的四大跨國糧商——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ADM，美資）、邦吉（Bunge，美資）、嘉吉（Cargill，美資）和路易達孚（ Louis Dreyfus，法資），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場及全球運輸和倉儲系統，極大地影響著國際糧食期貨交易，是國際大宗商品的定價者，是國際糧食市場潮起潮落的“幕後推手”。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脆弱且充滿投機的市場。國際糧食市場本來就面臨諸如人口的增加、飲食的高端化、異常氣候的頻發、水資源的枯竭、轉基因作物的普及、農藥和化肥等投入成本的上升、生物燃料的急劇增長、經濟民族主義的高漲等一系列不穩定因素，這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有可能被壟斷資本炒作投機運用，使糧食市場出現劇烈波動，直至引發世界性糧食危機。最新一輪糧食危機就是國際糧商藉口糧食減產、需求增加、庫存降低來進行市場炒作的。

國際糧食市場是一個嚴重扭曲的市場。糧食安全依賴市場調節的理論基礎就是有效市場假說。該假說認為，所有相關信息都體現在價格之中，價格變化引導糧食供給與需求實現均衡。但是，在糧食壟斷資本的遊說與施壓下，作為世界重要糧食生產與輸出地的美國和歐盟，通過持續而巨額的糧食補貼，嚴重扭曲了國際糧食市場的價格體系。目前補貼佔農業產值的比重歐盟為40％，美國為25%。歐盟每年的農業補貼高達320億歐元，而且通過各類技術壁壘嚴格限制牛肉和家禽進口。為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生產乙醇，美國政府給予每加侖乙醇51美分補貼，並對進口乙醇徵收每加侖54美分的關稅。在遊說壓力下，美國即便是對外糧食援助，也規定必須從美國農場主手中購買，並用美國船隻運輸。

在糧食商品化的另一面，是糧食政治化。糧食政治化除了糧食生產補貼外，一個重要的新體現就是在利益集團的積極推動下，美國政府鼓勵轉基因糧食的發展。美國政府1992年裁定，所有的轉基因植物和食品與同品種的傳統植物“實質上相同”。美國農業部積極參與由糧食寡頭推動的基因革命，研發了一項種子絕育技術，即在種子成熟前產生一種毒素，使種子的植物胚胎自動毀壞。該技術可應用於所有植物種子，並於2007年獲得了名為“植物基因表達控制技術”的專利。農民一旦使用了美國的轉基因種子，就必須不斷向孟山都等美國種子供應商購買新種子，從而被迫淪為美國種子公司的新農奴。

美國政府與糧食寡頭利用阿根廷的經濟困難以及阿政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於上世紀80年代初將這種帶有絕育技術的轉基因種子全盤兜售給了阿根廷，如此這個農業資源極其豐富、被譽為“世界糧倉”的國家就被美國糧食寡頭緊緊控制了。到2004年，阿根廷48%的土地被用來種植轉基因大豆，由於種子和農藥都要從美國公司購買，糧食流通、儲運由美國糧食寡頭壟斷，僅10年時間，阿根廷就喪失了糧食自給能力，整個國家的農業經濟徹底受控於美國糧食寡頭；美國糧食寡頭又藉助阿根廷的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影響世界。

1970 年3月，美國國會成立了“人口增長與美國未來研究委員會”。 1974年該委員會擬定了一份名為《國家安全研究第200號備忘錄：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的報告，報告視糧食為一種“國家權力工具”，可被用來實現美國的戰略利益。裡根政府的農業部長約翰·布洛克曾說：“糧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國系在我們身上，他們就不會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很明顯，在美國政治家眼中，糧食不僅是一種商品，還是一種戰略物資，一種政治手段。

美國利用本土以及海外的強大糧食生產能力、價格控制能力、種子壟斷培育能力，積極“調控”世界的糧食供給與價格。例如，美國農業部通過不斷調整播種面積防止因生產過剩而導致糧價下跌。通過對生物乙醇技術的突破，打通糧食與石油的關聯，實行糧油聯動，將自己的糧食優勢轉化為能源優勢，直接影響缺糧的石油輸出國。基辛格博士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世界。當今美國既想控製石油，又想控制糧食，還想控制貨幣，藉以控制整個世界。這就是美國的戰略。

跨國糧商自由圖謀中國糧倉

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糧食生產是弱勢中的弱勢。糧食問題決不能用簡單的市場調節來解決和所謂的經濟效率來衡量。但是，長久以來，在中國一直存在著通過市場來解決糧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還上升為政策，從而對中國糧食安全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大豆之殤即是典型。

為盡快加入WTO，中國在農業領域作出巨大讓步，中國承諾，實現大豆油貿易自由化，取消關稅配額制和準國家專營製；大幅降低大豆進口關稅，取消進口配額制。由於美國種植的是轉基因大豆，生產成本低，單位出油高，而且還得到政府的巨額補貼，美國農民每生產1噸大豆得到的政府補貼，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5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美元。因此，相對於中國小農生產的有機大豆，美國轉基因大豆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1994年中國進口大豆只有5萬噸， 2005年則為2600萬噸，佔世界大豆貿易的1/3。中國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使本土有機大豆生產迅速萎縮，成千上萬的豆農不得不轉種其他作物，或乾脆撂荒土地外出打工。

更為嚴重的是，跨國糧商利用中國對國際大豆市場的依賴，通過一組精心佈局，一舉擊潰了中國大豆壓榨與流通企業。 2003年下半年，美國藉口貿易赤字而不斷提升對華貿易戰，為緩解緊張狀態，中國2003年12 月宣布將派代表團採購美國大豆。在該聲明發布前（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豆月均價是每蒲式耳7.7美元；當中國企業大批採購時（2004 年3～4月），價格衝到9.8美元；中國採購後（2004年8月），價格快速跌至5.9美元。大豆價格潮漲潮落使中國採購300萬噸多花了15億美元，期貨交易令諸多中國油脂企業陷入困境乃至絕境，最後有半數企業破產，跨國糧商趁機控制了近60%的國內油脂企業、 80%大豆壓榨能力，在中國市場掌握了從大豆採購到倉儲運輸、油脂加工等各個環節的主動權。新加坡豐益國際就佔據了中國小包裝食用油近85%的市場份額。跨國糧商控制了中國國內豆油後，國內植物油價格的漲落就越來越游離中國政府的價格調控。

中國大豆淪陷而不得不大量從國際市場進口，這又給國際社會指責“中國威脅”的話柄。 2008年4月28日，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一篇題為《為滿足中國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稱，中國人吸乾了從拉普拉塔河到亞馬遜河的大豆市場，大豆種植加劇了森林亂砍濫伐並促使大批小農戶紛紛破產，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經變成了綠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殺蟲劑種植的單一作物外，別無他物，巴西的大豆生產已經成為一種“死亡文化”。

然而，大豆之殤並未令中國人警醒，迄今仍然不時聽到一些自由經濟精英在喧囂，“只要有市場，一切都可以解決”。越來越多的調研、報導表明，跨國壟斷資本通過遊說、賄賂、課題資助等多種途徑，讓中國相信，中國糧食問題可以依靠自由市場、國際貿易來解決。某機構在福特基金的資助下，炮製了一份名為《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的研究報告，抨擊中國政府維護糧食安全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8億畝耕地底線，大肆鼓吹“只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多年來，福特基金一直是東歐、中亞等地“顏色革命”的重要“幕後推手”，同時也一貫不知疲倦地為中國學者與官員到美國“自由聖地”學習“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國國內傳播“自由思想”提供慷慨資助。該基金一名高層人士曾不無得意地炫耀，基金在中國播下的自由種子，經過發芽生長，已經到了收穫季節。

如此，跨國糧商挾其強大的資金優勢、系列品牌優勢以及在全中國建立起營銷與信息網絡優勢，積極佈局中國糧食市場，而國內沒有一家企業能真正與之抗衡。目前，中儲糧作為全國最大的糧源控制企業，具有較強的實力，但沒有糧食加工業務；中糧集團有加工業務，卻不能掌控糧源，銷售網絡也不夠；民營糧食企業更是難以望其項背。 2007年“十一”前，中儲糧拋售20萬噸食用油儲備，在食用油市場竟然沒有濺起一點水花。後來有調查發現，其中有70%讓益海嘉裡（ADM與豐益國際的合資公司）通過“內部渠道”買走而擱置起來。

從2008年開始，WTO關於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已經結束，跨國大糧商開始進入中國糧食流通與加工領域。國際頂級金融機構高盛公司竟然在中國大規模投資養豬，一口氣收購了數十家專業養豬廠，匪夷所思。而據嘉吉公司的調查估測，中國肉類產品需求和加工企業的快速增加，使得未來中國對玉米等飼料原料的缺口不斷加大，國內玉米庫存不斷下降，由此不得不大量增加玉米進口。日本專家分析，美國在華大肆圈地養豬的用意是擴大對中國出口用作飼料的玉米。玉米可能是繼大豆之後，中國糧食淪陷的第二個領域。益海嘉裡集團已經在山東、河南、河北、黑龍江、湖南等糧食主產區建立或併購糧食加工企業，並在江蘇等省準備建立糧食收儲企業。豐益國際斥巨資進駐東北，企圖壟斷國內非轉基因大豆市場。在中國正忙活進一步擴大開放、更多與國際接軌的時候，跨國糧商已開始了他們在中國的糧食戰略佈局，旨在把中國糧食供求納入由他們控制的國際自由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