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應重回固定匯率制
作者：向松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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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全球金融危機審視中國金融戰略之二

人民幣應重回固定匯率制

記者陳建利實習生田甜

匯率只是一個價格？

南方都市報：對於當前中國的經濟困境，房市和股市低迷，你溯源到中國2005年貨幣政策出了問題，即沒能頂著外部的壓力和受一些錯誤的貨幣政策理 念影響，宣佈人民幣升值和浮動，從而引發中國的資產價格泡沫，這一論斷頗為“另類”，但很有啟發性。上次我們也具體剖析了為何美元本位體制與浮動匯率制一 起，釀造了全球近40年來頻繁爆發的金融危機（見南方都市報1月4日BⅡ18）。但對於匯率及貨幣政策本身，你的理解似乎與大多數國內經濟學者有根本差 異。經濟學教科書說，匯率只是一個價格，應讓供求決定匯率水平，浮動匯率天經地義。

向松祚：（笑）此觀點是浮動匯率支持者最常掛在嘴邊的說辭。說匯率是個價格，籠而統之，沒有錯。幾乎所有古典經濟學大師都說，貨幣之間的匯率特 殊，不像一般服務商品價格那麼簡單，不是蘿蔔白菜的價格。但後來的經濟學出了問題，教科書都寫匯率是個價格。中國不是搞市場機制，要讓價格機制起作用嗎？ 這樣的一個推論看似正常，其實完全錯誤。

南方都市報：匯率是資產價格。

向松祚：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我要強調的是：匯率不是由商品服務市場之價格水平決定，而是由資產市場決定，其變動受資產市場各種因素左右，諸如預期、風險、過度投機、不確定性、不同貨幣之間的替代、不同資產之間的替代等。

這涉及對貨幣的本質認識。貨幣與其他商品最本質、最重要的特徵是：它是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手段，其最基本的目的是降低人類經濟活動的交易費用，即 盡可能減少風險和不確定性對經濟活動的衝擊。沒有貨幣，就回到以物易物的時代；沒有公認的國際貨幣，國際貿易不可能進行。作為交易媒介、價值尺度和儲藏手 段的貨幣，必須穩定，這是經濟學最重要的命題之一。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之價值論和貨幣論，本質上就是要尋求價值之絕對尺度，以此來衡量其他一切商品服務 之價值。

既然大家都認為浮動匯率好，為何不是每個省，每個城市，每個居委會、每個小區，乃至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貨幣，然後相互浮動，世界會怎樣？按照嚴格的經濟學邏輯推理，浮動匯率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貨幣。固定匯率的邏輯貫徹到底就是整個人類用一個貨幣，那個好？

對於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實行浮動匯率後帶來的經濟和金融動盪，上次我已說得很清楚了。匯率是一個價格，但卻是自找麻煩的“是非之價”，歐元的 誕生，消除了歐洲各國貨幣之間的“是非之價”。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多次說，全球經濟需要一個全球貨幣。若全人類有一天真用同一貨幣，能省去多少麻 煩！我深信人類終究會拋棄浮動匯率，並最終走向全球單一貨幣。單一貨幣誕生之前，次優的選擇當然是固定匯率。說匯率應由供求力量決定，乃是對貨幣本質缺乏 深刻理解的浮泛之辭。

人類歷史上經濟快速增長，完全改變世界格局的時期有三個：一是美國內戰結束到一戰（1865-1914），英國繁榮，美國崛起，法、俄、德、日等 那個時期成為世界主要經濟大國；二是二戰到70年代（1945-1971），美國成為大國，英國相對衰落，日德再次崛起，亞洲四小龍飛速發展；第三個就是 過去三十年中國的崛起。這三個時期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快速增長的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實行固定匯率制，我不知道那些膚淺的主張浮動匯率的學者如何解釋上述重大 歷史現象。

南方都市報：既然匯率是個“是非之價”，我們也不能不重視它。

向松祚：既然匯率無法避免，是不是實行浮動匯率就是上佳之選？不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匯率浮動或固定，而是經濟整體之穩定和貨幣環境的穩定。我們必 選轉換思維。匯率、利率、貨幣供應量、一般物價水平皆是左右或度量貨幣穩定的重要變量。這四大變量中，選擇那個變量固定，那個變量自由變動，能最有利於實 現貨幣穩定和經濟穩定。



人民幣升值中國才有獨立的貨幣政策？

南方都市報：這正是2005年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實行浮動匯率制的最重要理由：只有人民幣匯率浮動，中國才能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盯住美元恰好讓中國喪失了獨立的貨幣政策，難以保證中國的貨幣穩定和經濟穩定。

向松祚：此謬論是經濟學歷久不衰的老生常談。芝加哥大學的貨幣理論大師約翰遜1972年發表的文章，題目與弗里德曼在1950年發表的文章一 樣：“支持浮動匯率”。他宣稱：“支持浮動匯率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賦予國家獨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與此同時，浮動匯率自動保持外部均衡、 確保公民向右國際交易的充分自由。”

克魯格曼和奧布斯菲爾德在他們著名的教科書《國際經濟學》中寫道“如果中央銀行不再因為固定匯率干預外匯市場，那麼政府就能夠用貨幣政策實現內部 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浮動匯率還可以有效避免外國通脹和通縮波及國內。”美國財政部2006年5月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寫道：“當信用擴張觸發 新一輪的投資熱潮時，中國的固定匯率制卻限制了貨幣當局調節利率和貨幣信用總量的能力。”與一些國內學者和央行官員主張浮動匯率的論調同出一轍。

南方都市報：這些無疑都深受貨幣大師弗里德曼的深刻影響。

向松祚：弗里德曼的邏輯大致是這樣的：一是本國的央行調節利率，改變貨幣供應量，因為匯率是浮動的，這樣就會改變匯率水平，就是一國央行的貨幣政策行動可以決定匯率水平。

二是匯率自身不會主動、自發的出現巨大波動，外匯市場的投機行為可以自動的讓貨幣穩定，這是弗里德曼著名的結論，就是投機行為可以導致外匯市場的 自動均衡。外匯市場有投機行為，買賣、投機、期貨，這些都沒關係，外匯市場的投機行為越多，相反的力量會相互抵消，所以利率會穩定，或者會在一個影響非常 小，很窄的區間浮動。這兩個邏輯都成立，就等於說央行擁有了自主權。

南方都市報：就是在匯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一般物價水平中，只要匯率浮動，利率就可以成為一個主動變量。

向松祚：你理解的很對。如果這兩個邏輯成立，就會推導出第三個結論，國家不需要任何外匯儲備，國家也不需要干預外匯市場，這也是弗里德曼的經典論 斷。弗里德曼雖然錯了，但他在邏輯上是很嚴密的，這是他厲害之處。企業家害怕匯率市場的動盪和波動，弗里德曼會說，不要擔心，外匯市場的各種力量會相互抵 消，匯率會自動均衡。

南方都市報：這是一個理論意義上的推導。

向松祚：這個推導邏輯上看很漂亮。 1968年蒙代爾和弗里德曼都到美國國會去作證。當時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推翻布雷頓森林體系，搞浮動匯率，請了很多經濟學者去。弗里德曼聲稱只要搞浮動匯率，全世界外匯儲備是零，不需要。匯率也會自動邁向均衡，不需要干預。

針對弗里德曼的邏輯，蒙代爾指出恰好相反。第一，歷史上沒有經驗證明，匯率浮動時，央行來調控利率，就能左右匯率。更多的事實是匯率往往反過來決 定貨幣供應量，導致央行被動行動。作為資產價格的匯率，其波動往往先於商品服務市場之價格水平波動。匯率之預期、過度波動和不確定性，會極大的改變人們的 貨幣需求、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以及不同貨幣和資產之選擇，從而左右一般物價水平。因果關係一旦顛倒，貨幣當局之政策將完全失效，本想依靠操控匯率來實現內 部均衡，以匯率波動來維持外部均衡的願望會完全落空。

2005年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和浮動後，引發的股市和房市驚天泡沫，人民銀行有控制能力嗎？持續採用加息等各種貨幣手段收縮流動性，奏效嗎？直至泡沫破滅，中國深陷困境，這個教訓還不深刻嗎？

南方都市報：也就是說匯率浮動的情況下，匯率和利率的影響不是單向的，而是相互的。

向松祚：對，至少是雙向的關係。而且往往匯率是主動的變量，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實例。第二，沒有任何歷史證據表明外匯市場可以自動邁向均衡，外匯 市場永遠是過度波動的，一會過度貶值，一會過度升值。這個歷史經驗太多了。 1944-1977年全球實行的固定匯率，但作為經濟學家，他們都熟悉二三十年代的情況。那個年代的經驗表明外匯市場本身是過渡波動的。當時的外匯市場， 政府多多少少還能控制，但投機已經非常嚴重了。

蒙代爾又反問，那個國家可以永遠不管匯率的波動？如果匯率像二三十年代的話，整個國家的經濟行動會收到極大傷害，企業的經營甚至無法正常運轉。當時匯率動盪，各國為了避免傷害，提高關稅，最後導致全球蕭條，二戰爆發。

蒙代爾當時明確預測：一旦搞浮動匯率，全球美元儲備將天文數字般增長。大師只見，的確不凡！數十年的歷史證明弗里德曼錯的離譜。



中美貿易差額與人民幣匯率沒有關係

南方都市報：實際上，中國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也是始自2005年人民幣浮動後，200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不到8千億，但近三年增長了約1.2 萬億。而中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又反過來成為美國向中國施壓人民幣的理由，認為美國赤字和國際貿易不平衡與中國對人民幣的“操控”有關，很多國內經濟學家也持 同樣觀點。

向松祚：中國逐年劇增的貿易順差，是美國指責中國製造“全球不平衡”的主要依據，也是美國強力壓迫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美國還指責中國經濟增長 “過度依賴出口”，國內經濟失衡，要求中國“實現更平衡的增長方式，即更多的依賴國內消費來實現增長。解決“全球失衡”和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防止陷 入“貧困型增長”），成為人民幣升值的主要理由。遺憾的是，國內很多論者都持這樣一個觀點，與華盛頓遙相呼應，在事實和理論上的無知，荒謬絕倫。

南方都市報：請說的具體一些。

向松祚：不知從何時起，“全球失衡”竟然成了時髦術語，我詳細拜讀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以及美國高管和經濟學者的議論，卻無法 找到全球失衡的準確定義。美國財政部所說的“全球失衡”似乎就是美國的貿易赤字和經常帳戶赤字。 “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什麼，美國財政部認為是“主要大國之經濟增長率差距很大，對投資吸引力不同，儲蓄—投資之模式各異”。

奇哉怪也。要按照這種理論，全球經濟從來也沒有平衡過，且永遠不可能平衡，除非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野蠻經濟時代，與今天高唱的全球化何止十萬八 千里。為什麼會有貿易順差逆差，會有國際收支逆差順差？順差就是多賣少買。 “以物易物”會出現順差逆差嗎？當然不會，貿易永遠是平衡的。只有以貨幣為媒介的市場經濟，才會有多賣少買。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就是中國賣給美國的產品， 多於從美國購買的產品。

南方都市報：中國為什麼會多賣少買？

向松祚：這是問題的關鍵。中國貿易出現順差並逐年擴大，是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與人民幣匯率政策沒有直接關係。中國政府雖然鼓勵出口（主要是 出口退稅），但這不是關鍵力量。關鍵力量是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是比較優勢造成的，中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若將中國貿易順差歸結為人民幣匯率政 策，是根本無視國際貿易理論的基本常識和人類經濟史的基本事實。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低端製造業開始迅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當時還有所謂的“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一說，一些不明事理的學 者還隆重其事地大做文章，認為是發達國家國際競爭力衰弱的症候。資本和產業勞動力、土地、原材料便宜產地進行生產，平常事。後又加上發達國家環境保護浪潮 洶湧，產業轉移自然一日千里。發達國家反而得以騰出手來，大力發展以信息科技革命為主導的高新科技，遂有後來的IT革命，生物即使、航天技術等的長足發 展。中國的出口主市場在美國，但原材料進口和所需產品主要在亞洲和其他地方，這是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結果。

中國“兩頭在外”的模式，利用的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犧牲的是中國的環境，賺錢的是外資企業（中國的貿易總額中，外商投資企業比例超過 50%），享受的是國外消費者，受指責和製裁的是中國企業。中國目前有近200種產品產銷量全球第一，是喜是憂，答案是短期喜憂參半，長期看憂多於喜。統 計分析表明，幾乎所有工業製成品的市場價格中，勞動力、廠房設備和原材料等成本所佔比例大部分不超過20%，許多甚至低於5%，其餘都是品牌價值。中國加 工貿易最大的收益者是誰，是擁有品牌、專利或市場控制權的外資企業。中國不想佔據全球產業鏈的高端？ “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南方都市報：這就是中國的“不得已”？

向松祚：中國要最終佔據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必須經歷為全球加工製造的“痛苦過程”。而且，處於全球產業鏈低端的國家不止中國，還有印度、印尼、墨 西哥、巴西等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家，這些都是中國的競爭對手。設若中國停止向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出口，或中國大幅提升出口產品價格，美歐日會重新生產那些他們 原來依靠進口的產品嗎？當然不會，只不過會將進口地點轉移到其他國家而已。中國會怎樣：大量生產設備閒置、大量勞動力失業、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美國的貿易 赤字會消除嗎？當然不會。

中國有那麼多競爭對手，實行一些鼓勵出口的政策，原本也無可厚非。各國經濟起步之初，都採取了多項優惠政策鼓勵出口，非常明智，此乃各國共同之經 驗，非中國獨創。經過國際市場的鍛煉，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相應的出口鼓勵措施必將減少，這是世貿規則的要求，也是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但說中國的 人民幣被低估，實際是以財政收入變相補貼出口企業，美日這麼說，中國人也跟著起哄。不否認中國過去、現在還有很多鼓勵出口的措施，但與人民幣高估、低估完 全扯不上關係。前面我們已經分析了，維持匯率穩定的目的，就是要讓企業有一個穩定的貨幣環境，從而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和技術條件，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 為誰生產（即內銷還是出口）。中國自1994年實行固定匯率（這裡似乎與前面“改變世界格局的時期，都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其中就有中國的近三十年改革開放 ”相矛盾，請向老師稍微解釋一下），就算當年人民幣低估有利於出口，經過那麼多年，企業之出口或內銷之決策，早已與匯率沒有關係，完全不存在人民幣低估鼓 勵出口的問題。想當年亞洲金融危機之時，周邊各國貨幣大幅貶值，中國繼續維持固定匯率，美國人和日本人為何沒有大呼人民幣已經嚴重高估，鼓勵人民幣貶值， 反而為中國的繼續維持匯率穩定決策叫好。現在反而施壓人民幣浮動而最終得逞。這個世界有如此奇怪的邏輯？中國的經濟學家不該深思？

自2005年以來，人民幣已經升值了近25%，中美貿易的順差、美國的赤字減少了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馬克和日元相對美元均大幅升值，但兩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和經常帳戶順差也是有增無減，這些都是鐵的事實。

南方都市報：中國的外匯儲備現在已達兩萬億美元，即使成立了主權財富基金，如何花出去現在也成了一個難題。其實，這就是你說的中國“少買”的問題。

向松祚：中國辛苦賺的的外匯，要花出去，就只有以下幾條路好走：一是到其他地區購買或投資，但中國最希望購買的產品，不僅美國不讓賣，歐洲，日本 也不賣。中國需要的，美國不賣，我們怎麼辦？如果美國真想解決她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辦法有的是：第一，徹底開放對中國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允許中國購買所需 的高科技產品和技術。第二，允許中國購買美國公司股權，包括金融、保險、證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權，對於中國去世界其他地方買石油礦產，不要橫加干涉，鼓勵 歐盟取消對中國的軍售控制。第三，對中國公民開放旅遊，起碼首先對商務學術人士和留學生充分開放。第四、美國不要為了對外擴張，搞那麼多國債，搞那麼多財 政赤字。

南方都市報：2006年中海油高溢價收購優尼科，費勁周折，甚至為了讓美國國會放心，還在《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整版廣告，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向松祚：大國競爭，波譎雲詭，但中國很少有人意識到金融的重要性。美國指責中國的貿易順差，不過是它的一個政治外交武器。美國比誰都清楚，美元本位製本身就要求它是逆差國，而且是美國主導並獲得巨大利益的逆差。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還賣乖”。

美國政府高管幾乎個個都是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頂級高手，它們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策略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貿易逆差已持續近40年， 他們知道中國不可能完全接受，就轉過頭了要求中國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讓步，尤其是要求中國迅速開放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這才是美國真正的目的。 2006、2007年，保爾森每次參加中美戰略對話，都是“怒氣沖衝，態度生硬”，而一旦得到中國開放資本市場和金融體系的具體承諾後，就“異常興奮”。 這位“華爾街的頂級生意人”還一再安撫要人民幣快速升值的美國議員，與中國打交道要“多點耐心”。而當年好多國內媒體還為戰略對話的“巨大成果”歡呼，嗚 呼！

中國不能購買自己最需要的產品、技術和資產，只好將這些外匯儲備暫時存起來。這就是中國外匯儲備的累積和運用。到目前為止，中國外彙的投資渠道主 要還是購買美國國債、公司債和其他金融資產，這等於中國反過來借錢給美國政府和公司。這種現狀反映到兩國國際收支會計表上，美國是逆差，中國是順差；反映 到國內經濟結構上，美國是負儲蓄，中國是正儲蓄；反映到金融資產上，美國“欠”了大量債務，中國累積了大量外匯資產。其他國家與美國的國際收支關係也與此 大同小異。

這裡有兩個現象值得深入思考。一是中國與其他國家會不會也出現上述關係，中國相對日本大量順差，中國為何不購買日本國債，為日本政府融資？二，世 界上還能不能找到第二個國家像美國那樣，長期維持貿易赤字和國際收支赤字，而其他國家還甘願為美國融資？戴高樂將軍曾尖銳指出，這是“不流眼淚的赤字”， 是美元全球霸權的具體體現！將軍高見！啟人深思！

南方都市報：中國外匯儲備達2萬億，“兩萬億”這個數字本身有很大的迷惑性。

向松祚：中國的實際貿易順差被嚴重誇大，是不是就是“兩萬億”，要打一個大問號。這裡面有人民幣升值後，許多投機者為了規避資本帳戶管制，採取貿 易帳戶將資金轉入國內，這也是近三年來中國貿易順差激增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國出口退稅政策鼓勵出口商虛假出口，或虛假高報出口；第三，即使不考慮騙取出 口免退稅的虛假出口，一般而言，進口商也會報低進口額，因為關稅主要都是依價按比例徵收，進口商有虛假低報的強烈動機。

以2005年和2006年為例，中國海關統計的貿易順差分別是1050億和1770億，美國財政部報告說2005年中國經常帳戶順差為1610 億，2006年中國全年貿易順差是1740億美元，兩個統計數字大體相對。然而，其他機構和研究者的估計數據與兩國政府統計數字出入很大。中國貿易總額 裡，外商投資企業比例超過50%，2005年中國出口額58%是外資企業完成的，51%的貿易順差是外資企業創造的。若扣除外資企業，2005年中國企業 創造的貿易順差只有500億美元左右，與斯坦福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賓塞的估計恰好相符。 2007年初，斯賓塞就在《華爾街日報》撰文，尖銳的批評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政策，“部分源於政治力量之推動，部分源於理論邏輯之‘內在矛盾’”。

更重要的一點是如何看待這“兩個億”，中國是不是錢多的不得了了？中國龐大的外匯基本上結匯到外管局，而不是分散到民間，由個人和企業自理。外管 局就那麼幾個人，能管理好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嗎？這些外匯儲備接回到外管局，變成本幣的基礎貨幣，再通過銀行體系貨幣創造乘數的放大，自然會增大國內銀行 體系的流動性。

中國的經濟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假若國內銀行體系增加的儲備和信貸量，能夠方便地流入到真是經濟投資領域，能夠方便地轉化為實質投資，轉變為科技、 產業、教育、醫療、城市基礎設施等長期投資，能夠幫助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解決大量下崗職工和大學生的就業，中國怎麼會在2005—2007年有流動性 氾濫。

中國仍然是一個資金匱乏的國家，每一個領域、行業、地區都需要大量資金，從廣袤的農村到中小城市、大城市，有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完善。農村剩餘勞 動力的轉移，下崗工人的再就業，數以千萬計的畢業生就業，要解決中國需要創辦多少企業，創造多少崗位，需要多少資金，教育、醫療、科研等每一個領域都需要 幾乎無限的資金，完善中國的社會保障體制需要多少錢，也幾乎無限。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將一直是資金極其匱乏的國家。

中國那麼一點有限的，用血汗、資源和環境換來的資金，流不到急需資金的地方和領域，流不到真正有利用中國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領域。一部分投到國外 資本市場上，一部分湧向國內的房地產和股市。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部都參與投機去了。賬面上可能好看，真實財富增加沒有？這提醒我們必須全面審視中國的經濟 金融制度安排。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制度，核心是要能夠將有限的資金引導到長期投資領域和行業，要最大限度的鼓勵競爭，鼓勵每個人最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華， 鼓勵每個企業自由進入各個領域，這才是國家富裕強大的唯一法門。從斯密到鄧小平，真正具有大智慧者，都明白這個基本道理。

中國經濟金融制度具有兩個根本性的缺陷：一是金融體係依然比較落後，還不完善，無法將有限的資金善加利用；二是效率底下的國企壟斷和政府權力尋租 的行業管制，極大的限制了中國產業的提升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長遠看，這是阻礙中國真正強大的一個重要障礙。應該允許國內民營資本參與各個行業的公平競 爭。



人民幣升值能防止中國陷入“貧困性增長”？

南方都市報：說到產業升級，在很多學者看來，允許人民幣升值和浮動恰好可以促進產業升級，改變中國“外需依賴型”的增長模式，防止中國陷入“貧困性增長”。

向松祚：經濟學家巴格瓦惕在貿易條件學說的基礎上，在1958年發表了著名論文《貧困性增長：幾何證明》，貧困性增長怪論不脛而走。其原意是說： 貧窮國家的增長是自我毀滅的，因為出口導向的增長不僅沒有帶來好處，反而惡化該國福利，不增長比增長好。巴氏的大文，遂成為好些國家搞所謂的“進口替代戰 略”的依據。

歷史早就無情的駁斥了某些經濟學家的荒誕不經的論斷。從戰後日本、德國的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國的快速發展，無不證明出口 導向的經濟增長，不僅大大有利用本國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這是最基本的比較優勢原理。而高舉進口替代戰略的國 家，經濟增長卻乏善可陳，這種學說早該從教科書出局。現在大多數經濟學者均認為，所謂貧困性增長不過是一種純理論假說，與真實世界無關。而中國的一些經濟 學家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竟然用“貧困性增長”之說為人民幣升值張目，怎不令人悲從中來。

更讓人震驚的是，有學者竟然由此出發，得出人民幣應該升值以改善中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價格是商人根據賺錢需要所做的自主決策，是國際市場競爭 的結果，怎能強迫？若按照此邏輯，將人民幣匯率上升到1：1甚至更高，豈不是更有利於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學問之陋，於斯為甚。若能用匯率政策影響進出口 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匯率能夠改變貿易條件，占到便宜，其他國家都是傻瓜，不會也來操縱貨幣嗎？

中國“兩頭在外”的模式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中國要成為強國，必須要經歷為全球加工製造的痛苦過程。 “人民幣升值有助於促進中國產業迅速升級”的言論，是拔苗助長之哲學，用意雖善，卻行不通。中國有七八億農村勞動力要轉移，要就業，現在都搞資本密集型企 業，行得通嗎？讓農村勞動力轉化為高素質、有一定技能的勞動力，靠什麼？第一，出口要穩定，不能說把出口企業都殺死，不然怎麼多人如何就業；第二產業升級 要逐步地從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和知識政策方面下功夫。國家有選擇性地鼓勵哪些產業，不鼓勵哪些產業，要通過產業政策來實現。中國可以對農民大規模地培訓， 建立技術學校，技術培訓中心等，通過這些方式逐步完成產業的升級換代。

而匯率政策，它有沒有作用？從長遠看沒有任何作用。相反，人民幣升值搞亂的是中國的貨幣環境。中國的核心問題是三農問題。認為人民幣升值能促進產業升級。第一是誤解了匯率本身的功能，第二是高估了匯率的作用，匯率不可能有這麼大的作用。

日本著名企業家盛田昭夫就深刻認識到這個問題。他說：“一個企業家辛苦一年消減20%管理成本，可能因為匯率的波動，而得不到任何回報”。浮動匯 率之害，本質上就是增加了整個經濟體系的交易費用，包括決策成本、風險、不確定性、預期、簽約履約成本、外匯掉期、套期保值等。浮動匯率時代的來臨，是整 個人類犯的一個大錯。允許人民幣升值，是中國貨幣政策犯下的重大戰略錯誤。

南方都市報：人民幣升值和浮動，在你眼裡，好像百害而無一利。

向松祚：（笑）是的。匯率的固定和浮動都是不完美的，但貨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維持穩定的貨幣環境，以此來促使經濟持續增長。為達此目標，我們不要 奢談什麼模糊不清的“獨立性”，而是在各種不同那個的貨幣準則裡，選擇最透明、最容易操作、最能避免利益集團干預或政治力量左右，成本最低的貨幣穩定準 則。正是在貨幣環境穩定這個最根本的意義上，固定匯率優於浮動匯率。



人民幣要走出去必須匯率先浮動？

南方都市報：現在有一種觀點是：人民幣要走出去，中國要成為金融強國，人民幣必須允許自由兌換，人民幣匯率也要浮動，才有可能。

向松祚：這又是兩個錯誤的理論。一是人民幣要國際化就必須要浮動匯率，把匯率浮動做為貨幣國際化的前提條件；第二個是固定匯率和資本項目開放或人民幣可自由兌換是矛盾的，人民幣想要自由兌換，就要浮動，搞固定匯率行不通。

先從歷史經驗來看，一個貨幣成長為國際貨幣，有一個條件就是幣值一定要穩定。 18世紀英鎊成為國際貨幣，它的幣值是怎麼穩定的？它是金本位制。第二，貨幣體系的演變有個“借力打力”的關係。比如以前英鎊是全球主導貨幣，美國希望挑 戰英鎊地位，美元在走向國際貨幣的過程中，是先選擇金本位制，是先選擇和英鎊掛鉤，在和英鎊、黃金掛鉤的條件下，美國的貨幣政策很穩定，美元貨幣的貿易 量、金融的結算量才不斷的擴大。

南方都市報：浮動匯率制恰恰相反，會造成人民幣的不穩定，別人不敢多儲藏人民幣或以人民幣做交易工具。

向松祚：當人民幣匯率不穩時，沒有國家願意和人民幣掛鉤。只有人民幣和美元有非常穩定的匯率，人民幣在外流通，其他國家才認為人民幣等同於美元。 一些對中國貿依賴程度很大的國家，才會願意儲存人民幣。反過來有什麼理由儲存人民幣？沒有任何理由。這跟當年英鎊區的例子一模一樣的。英鎊區涵蓋了27個 國家，主要是英聯邦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印度等。我們知道從1913年起，英鎊的地位在急速下降。為什麼這些國家還願意本幣和英鎊掛鉤？當然英聯 邦有政治上的關係是一個重要因素，第二個是當時英鎊還在努力和金本位掛鉤。 1931年到1936年英鎊區曾經崩潰過，因為1931年英鎊脫離金本位，匯率動來動去，加拿大、澳大利亞就選擇直接和美元掛鉤了。

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幣值要穩定。貨幣環境要穩定，貨幣政策要有一個確定的“錨”，這個“錨”是什麼？現在看起來最好的“錨”是跟美元固 定。在短期內跟美元掛鉤，好像中國吃了虧，幫了美國的忙。但現在的一個客觀現實是美元是全球主要儲備貨幣，“類黃金”。以前英鎊和美元掛鉤是幫了誰的忙？ 是幫了黃金生產國的忙嗎？黃金最大的生產國是南非、俄羅斯，以前美國和澳大利亞也生產不少，那是幫了南非和俄羅斯的忙嗎？不對的。

要權衡各種“錨”，各種穩定人民幣的辦法後，再決定哪個辦法更好。現在搞浮動匯率，中國自己調控匯率是最好的貨幣的“錨”嗎，歷史證明這將犯大 錯，連日本人都沒成功，中國能成功嗎？一旦搞浮動匯率，中國對美元的依賴要更大，我們上次已經談過，匯率浮動本身是美元儲備內在增加的機制。中國搞浮動匯 率，所用的干預貨幣不可能是人民幣，還是美元，這客觀上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

相反，要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一心要讓全世界搞浮動匯率？如果全球都跟美元掛鉤是幫美元的話，美國一定要求全世界都搞固定匯率。為什麼反過來，正是因為搞浮動匯率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客觀上擴大了美元區的勢力，所以美國人拼命推銷固定匯率。

歷史經驗證明全世界都搞浮動匯率對美國最有利，這我們已經論證過了。中國搞固定匯率，恰可以“借力打力”，先跟美元掛鉤，慢慢讓自己的貨幣長大，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美元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過程。

南方都市報：固定匯率和貨幣可自由兌換也沒有矛盾。

向松祚：對。歷史上的金本位時期，布雷頓森林體係時期，貨幣都是自由兌換的，但都是固定匯率。固定匯率對貨幣自由兌換一點都不矛盾，而且匯率在固 定條件下可以確保國際資本有序流動，能夠更好保證一國貨幣的可自由兌換。為什麼？因為在固定匯率的情況下排除了投機性資金的流動，外彙的投機買賣沒了。而 一國一旦遭受投機性的波動，往往不得不採取外匯管制措施，反過來會傷害自由兌換的政策。為什麼在浮動匯率時代，許多國家在匯率遭到投機資金沖擊的情況下都 是倉皇之中重新實施外匯管制，不搞自由兌換，搞不成。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還不夠深刻嗎？



美國為何力促人民幣升值?

南方都市報：以上我們聊的其實都是對人民幣浮動或固定的種種認識誤區。你剛才說到，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國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中國迅速開放金融和資本體係嗎？

向松祚：美國就人民幣升值向中國施壓，不是一個經濟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匯率不過是美國找到一個藉口，以此來遏制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引起中國的金融動盪，削弱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而美國國會的議員為了贏得選票，也拿這個說事，動不動就是中國勞動者搶了美國人的飯碗。

南方都市報：這聽起來像典型的“陰謀論”。

向松祚：這哪裡是“陰謀論”，這是公開的秘密和陽謀，是美國的國家戰略。上追基辛格，下到小布什，美國國務院、頂級高管、主流媒體多次宣稱：今日 遏制中國崛起之主要戰場只有兩個，一個是全球能源戰場，一個是金融戰場。白紙黑字，清楚異樣。美國不是不允許其他國家發展和增長，而是不允許出現一個強勁 的對手，不允許其他國家凌駕與美國之上。其他國家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體制，要受美國掌控。

南方都市報：美國對其他國家也同樣如此，能舉出一些實例嗎？

向松祚：很多國家，但我經常舉的例子是日本。從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台之後，日本實行浮動匯率。但在1985年之前，日本總體來講對匯率控 制的還好，頻繁干預。但從六十年代開始，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摩擦在不斷增加，日本家電、汽車對美出口增長很快。美國國內保護主義的壓力很大，所以美國政府從 70年代開始就要求日本做兩件事，第一是日元要升值，這和當年要求中國一模一樣；第二是對汽車和家電要實行配額，即所謂的“超級301”提款，如果日本不 遵守，就要接受懲罰性的關稅，甚至經濟制裁等。

迫於美國的壓力，日元選擇升值，但日本不想讓日元過度升值，所以日本央行頻繁入市干預日元對美元匯率。到80、90年代到這個現象更加突出。 1985年重大事件是廣場協議，即美國要求日元和馬克相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廣場協議的簽署日期是1985年9月21號，9月23號美聯儲直接入市買日元拋 美元，主動使日元升值，很快日元就升值到23%，日元的出口企業就非常難受，包括盛田昭夫，很多日本企業家都出來抱怨，希望日元不要升值，所以從1986 年到1990年，日本一直在市場上買美元拋日元，同時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沒有辦法，因為美國一直在強迫日元升值，市場也有強烈的升值預期，於是就形成了 日本泡沫。

1986年到1990年這段時間內，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外匯資產增長極為迅猛。這個增長大部分不是來源於外匯順差，而是來源於乾預外匯市場。當時日本的貨幣政策是受制於外匯市場，日元匯率根本不是日本央行決定的，是美國的政策來定的。

匯率是受預期左右的變量，根本不是像大白菜異樣，由供求決定。廣場協議後全世界都形成了日元升值的預期，全世界的投資者都知道，不升值美國就會制 裁。於是匯率變成了一個主動變量，它根本不是受制於本國政策，而是受制於政治家的意圖，受制於國際政治的較量，受制於投資者的預期。 199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美國不管是否破滅，繼續要求日元升值，美國認為泡沫就該破。日本泡沫破滅後經濟一直以極低的速度增長，甚至多少年都是負增 長，最高也不會超過2%，偶爾有一個季度增速超過2%，很可憐。

日本的GDP在90年代已達到美國的70％，那時1美元等於170多日元。按照中國經濟學家的幼稚邏輯，如果日元升值1倍，那麼日本的GDP豈不是美國的1.40倍？但今天日本的GDP已不到美國40%了，從70%降到40%，而日元同時在升值，這意味著什麼？



日元為何沒能成為全球第二點貨幣？

南方都市報：這一幕在2005年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和浮動後重演了。

向松祚：數字擺在這，2005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不到8千億，今天已達2萬億。這1.2萬億中，保守的估計只有一半來真正貿易的增長，至少有一半來 自湧進的熱錢。中國現在也是兩難，要維持人民幣的穩定，但又形成了升值的預期，和日本當時的情況異曲同工。我稱之為“人民幣升值預期綜合症”，因為當時日 本的情況叫做“日元升值預期綜合症”，日本被“日元升值預期綜合症”害慘了。

南方都市報：不僅事與願違，而且啞巴吃黃連。

向松祚：對，有苦說不出。追溯日美的貿易關係，從60年代開始日美間貿易摩擦非常嚴重，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是基本國策。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含義，日 元希望國際化，成為一個世界主導貨幣。按照最基本經濟學邏輯來推論，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貨幣理所應當。日本70年代已經成為世界 第二大貨幣體了，為什麼日元沒有成為世界第二大貨幣？日本採用了很多辦法，但都沒有成功。這是一個值得中國經濟學家深思的問題

一個貨幣想成為國際主導貨幣，要具備幾個基本條件，我曾把它概括成一個“帝國定律”。簡單的說就是：第一，必須是一個大國，且該國的貨幣有強大的 中央政府支持；第二是國家的科技經濟實力要足夠強大，有足夠能力創造足夠財富，這是貨幣的背後支持；第三就是金融貨幣市場的深度和廣度要足夠大，全球的股 票、債券、外匯都可以在此買賣；第四是銀行體系、結算系統要足夠完善；第五是該國的貨幣政策能夠確保該國貨幣環境的穩定，確保幣值穩定。

前兩條日本毫無疑問都具備，日本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銀行體系和清算系統也都還可以，日本的問題就在最後一條。日本人願意保持日元穩定，但美國不允許。一個國家的貨幣浮動，幣值怎麼能穩定？

1971年美國決定搞浮動匯率體系，很多經濟學教科書解讀為是一個偶然事件，好像是尼克松個人的胡來。完全錯了。美國人為了摧毀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的經 濟學家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蒙代爾講的很清楚，1970年在馬德里，歐盟開會研究他起草的第一份構建歐元的具體方案。當時歐洲人問他，“你認為歐元多長時 間能夠實現？”蒙代爾說“兩個禮拜”。結果過了差不多30年才實現，原因就在於美國把布雷頓森林體系摧毀後，歐洲內部一片混亂，馬克、法郎、里拉、比塞 塔、荷蘭盾……這些貨幣的匯率陷入一片混亂，沒法整合，日元也一樣。

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初期，有非常好的條件把日元變成世界至少是亞洲最大的貨幣。因為亞洲周邊國家都買日本的東西，家電、汽車都從日本進口，日 本也提供貸款給它們，但美國除了讓日元升值，還暗中做了很多工作，要求亞洲國家比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這些國家，跟日本做生意不要用日元結算，要用美 元結算。歐元起來後，日元占貿易結算的比重更低了。我剛才提到的是一個最基礎的解釋，日本有很多人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但他們的資料不給外人看的，他們自己 吃了虧，但並不想把教訓告訴其他國家。

南方都市報：日本都做了那些努力？

向松祚：其實日本人做了很多努力想提升日元的地位，一直到今天，日本都在努力。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日本人覺得機會來 了。當時亞洲國家外匯儲備嚴重不足，政府要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錢。但基金組織借錢條件非常苛刻的，要求削減財政赤字，減縮經濟，就是“華盛頓共識”那一 套，很多國家不願意。 1997年9月份，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年會上，日本提出成立一個亞洲貨幣基金，日本人出錢，其他國家也可以出錢參與，以後亞洲國家出事就可以 用這個基金的錢，不用去找國際貨幣基金了。日本人不是沒有錢，它通過基金援助進而提升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日本這個想法剛一提出，就被美國斷然否決，說一 切對外經濟援助必須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導，不能離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上世紀60年代初，日本人在亞洲也搞了一個亞洲開發銀行。日本人具有深遠的戰略眼光，這一點比中國人強多了。日本搞亞洲開發銀行，也是為了提升日 本在亞洲地區的金融、經濟、政治影響力。這是仿照美國一貫的做法，錢到了哪裡，政治經濟影響力就到了哪裡。這就是美國所謂的“美元外交”。日本人也想做這 個事情，它籌劃亞洲開發銀行，知道美國會反對，但他們很聰明，就把美國人也請進來參加。但一旦邀請美國進來，就是引狼入室。

南方都市報：亞洲開發銀行到現在對亞洲地區的影響力還是非常有限。

向松祚：亞洲開發銀行成立後，日本是第一大股東，美國是第二大股東，兩國所佔比例差不多，日本爭取到永遠是行長，美國永遠是副行長。但日本搞的開發銀行，總部應該放在東京啊，美國人不同意，最後妥協的結果是放在菲律賓。

當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談完以後，歐洲和美國爭的也非常厲害，到底機構應該放哪？美國人是很蠻橫的，三大機構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必 須放在美國，當時甚至說聯合國總部也放在華盛頓，那美國就成為徹頭徹尾的世界統治者了。歐洲人當然不同意了，最後討論來討論去，聯合國總部放在紐約，世界 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放在華盛頓，但是行長必須是美國人，歐洲國家一起爭，結果就是基金組織的主席永遠是歐洲人，儘管沒有寫在明文上，但已成為了慣例。 這就是大國力量的較量。

儘管如此，亞洲開發銀行在全球，在亞洲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因為美國一直強調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導。這與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形成鮮明 對比，中國不太重視金融貨幣戰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某種意義上就是美國推行經濟戰略的工具，儘管貌似看起來客觀中立。世界銀行也選中國人去做 首席經濟學家了，基金組織也有很多外國的僱員，但實際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有政策都是美國決定的，因為美國有否決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最早 佔23%的股權，所以美國要求所有的事情必須超過77%的股權才能通過，後來有一些其他國家加入，美國現在的股權是19.7%，它又把條款修改了，所有事 情必須有超過股權83%的股東通過，反正搞來搞去它都有否決權。世界銀行也一樣，世界銀行的行長都是美國總統任命的，能不聽話嗎？

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白了只是美國的一個財政部門，他們忠實的實行美國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僅用錢救助受困國家，同時還把自己的政策 理念貸到非洲、亞洲等國，這些理念就是美國的政策理念。它們貌似一個中立的，公正的機構，所以它們的學術報告、統計數據、預測推理，全世界都認為是權威， 但很多經濟學家都知道，那些理論、報告很多都是胡說八道的。

南方都市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推廣“華盛頓共識”的過程中，曾擔任過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都明確表示反對。

向松祚：但是反對沒有用，斯蒂格利茨為什麼後來辭職了？因為他認為華盛頓共識從邏輯上是有問題的。我認為他是一個有良心的經濟學家，他忠實於學問 和道理。 1971年之前，世界基金組織每年寫年報必然有一段話，就是固定匯率有多麼好，因為當時美國支持固定匯率。但1971年後突然就變了，因為美國要搞浮動匯 率。 1976年通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第八條款第二修正案的核心就是搞浮動匯率，所以從那年開始，國家貨幣基金組織每年都開始積極鼓吹浮動匯率。蒙代爾就 說：“這很奇怪，這也絕對不是有什麼經濟的新理論問世了，而是美國國際戰略的需要。”



中國該選擇何種金融戰略？

南方都市報：這讓人想起對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診斷上，中國很多支持“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學家也將危機的原因歸結為亞洲國家政府的獨裁、專制、腐敗、天然的裙帶關係以及亞洲國家金融監管的無能和金融創新的不足等。

向松祚：把亞洲的金融危機歸結為亞洲的裙帶主義，獨裁體製或腐敗，這是極大的誤解和誤導。亞洲國家的確存在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是產生金融危 機的根源。要尊重歷史，在“華盛頓共識”沒有推行之前，在全世界浮動匯率沒有推廣之前，這些國家有金融危機嗎？沒有。第二，那些政治上很民主，很乾淨的國 家，西歐、北歐、美國，在過去三十年出現過多少次金融危機？為什麼別的國家出現金融危機就歸罪為腐敗、獨裁？

你可以說美國才是典型的裙帶資本主義。保爾森以前是高盛的CEO，現在是美國財長，美國副總統切尼曾是一個很大公司的CEO，幹的是承包中東工程 賣軍火。美國人自己還拍了電影《華氏九一一》，講的很清楚，凱萊集團賣軍火到中東，伊拉克戰爭一打響，一天就賺三億多美金。凱萊董事會的成員是那些人？老 布什、英國首相梅傑、前美國財長、國務卿等，這些人都是他董事會成員，這不是裙帶資本主義？美國是一個霸權國家，它認為它講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全世界都 要承認他講的對。但這掩蓋了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也掩蓋了美國作為一個全球大國應該承擔的責任，美國消耗了全球那麼多資源，就應該承擔責任，不能轉移焦 點，混淆視聽。

南方都市報：我們回頭看2002最先提出要人民幣升值的，反而是日本的高官和媒體，日本為什麼也強迫人民幣升值？

向松祚：日本是美國的受害者，它們做了很多研究，探討日本宏觀經濟病症的原因，也清楚癥結所在。按照儒家的說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什麼日本要人民幣升值？

日本的理由與美國不同，它們認為人民幣價值低估，是中國在向全球輸出“通貨緊縮”。這是非常慌忙的，中國的出口在世界範圍內計算，份額很低。中國 向日本輸出“通縮”，更沒有道理，因為日本搞浮動匯率，原則上，通縮和通脹都控制在自己手裡，他們的動機就是要中國重蹈日本覆轍。根本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 不斷上升的國際競爭力。就像麥金農教授所說：“日本尤其對中國驚人的出口競爭力感到極度不安。”

南方都市報：日本的慘痛經驗能為中國提供何種借鑒?

向松祚：一是必須確保匯率穩定；二是匯率的國際化要作為國家最高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度重視，而且要採取非常巧妙之手段，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 應最大限度地利用國際貨幣和資本市場，同時盡力避免美元本位制、浮動匯率體系和國際熱錢衝擊所伴隨的巨大風險，這是中國金融開放戰略的基本出發點。

在具體的金融戰略上，一是要迅速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二是要徹底對內放開金融體系，一定對中國內資優先；三是消除國有壟斷、允許國內資本平等參與所有產業之競爭發展；四是謹慎對外開放金融行業和資本市場；五是嚴格監管國際熱錢。

南方都市報：這裡有一個疑問，像當年的日本，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國家，都沒能承受住升值的壓力，而實行浮動匯率制，中國能頂住嗎？

向松祚：日本人很幸運，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已經完成了現代化進程，中國的現實與日本不能同日而語。中國若讓人民幣有持續升值預期，其後果要比日本嚴重的多，因為當時日本海外資產已經相當大，外匯市場，資本市場規模也比較大，能承受的匯率風險也比中國強。

但日本想讓日元匯率穩定而沒得，是美國對日本的經濟金融政策決定。中國一旦認清了固定匯率對中國現實是一個最佳的選擇，就要定在壓力堅持，中國現 在的匯率還是人民銀行直接調控的，權力還在我們手上。第二，中國的外匯本身和資本賬戶並沒有完全開放，完全可以管制。這裡還有第三個誤區，好像說資本賬戶 開放後，資本進出全部都是不管的，這是不對的。你帶十萬塊現金去，美國還要查，何況龐大的資金往來。

“華盛頓共識”講的這些東西都是推到最極端的，什麼都不要管，資金流動也不要管，美國是這麼做的嗎？不是。美國的經濟政策從來就不是按照教科書上寫的干的。



弗里德曼錯在何處？

南方都市報：其實弗里德曼晚年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傾向於國家貨幣體系應有一個“錨”。

向松祚：弗里德曼在貨幣理論上有很多新的見解，但在貨幣最基本的層面上他犯了錯誤，他相信人類自身可以管理好貨幣。所有的大師都是主張貨幣要有約 束和控制，只是說到底採用什麼辦法來更好的約束和控制，在這方面差別就大了。蒙代爾長期以來認為金本位是好的，儘管有很多缺陷，任何一個制度都可以說有很 多毛病。那麼多製度到底哪個更好，最好用經濟的實體指標來判斷，浮動匯率在人的歷史上來講是一個新經驗，以前沒有過，就這幾十年的經驗，但這個經驗現在來 講是很痛苦的。

人類歷史上有三個貨幣制度，一是商品貨幣本位，貨幣的控製完全依靠自然力量，黃金的產量；第二個就是人類相互約束的固定匯率制；第三個就是固定匯 率制。不管是搞固定匯率還是金本位制，各國的貨幣、財政政策必須自我約束。任何好的貨幣制度，如果政策不相互配合、約束、制約、協調，那是不可能維持下去 的。

人類的任何一個制度如果大家真正按照規則來，人與人之間能夠相互約束，都會是一個好的製度。君主專制有什麼不好呢？世界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政治 學家都認為開明君主專制實際上是最好的製度，決策快，民主很麻煩、很繁瑣。但一個昏庸的專制就很壞，即使是民主制度，如果缺乏約束和克制，也會像陳水扁那 樣瞎搞。世界上搞民主搞的亂七八糟的國家多的去了。中國的經濟學家經常掛一漏萬、顧此失彼，他們認為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都有很多毛病，所 以要拋棄，浮動匯率的毛病不是更大嗎？

無論是從經濟增長的指標，還是從金融危機的頻率這兩大類指標來看，前面兩類貨幣制度都要好於後面一種。人類沒有一個完美的製度，即使搞固定匯率，如果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亂來，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相比較而言，浮動匯率給整個人類帶來的更大的不確定性。

弗里德曼一開始也不主張小的國家和地區搞浮動匯率，比如他認為香港這樣的地區，對外依存度特別大就應該搞固定匯率，應該和美元固定。

南方都市報：他為什麼支持大國可以浮動匯率，小國就不行？

向松祚：他的核心點在於大國對外依存度小，可以將之理解為一個封閉經濟，小國對外依存度高，是開放經濟。為什麼弗里德曼和蒙代爾在貨幣理論上有那 麼大的差異？蒙代爾一開始就把地球作為研究對象，他研究開放經濟，蒙代爾的名言就是“唯一的封閉經濟是整個地球”，而弗里德曼研究的是大國經濟，是美國。 美國可以看作一個封閉經濟，對外依存度不大。他認為對一個對外依存度很小的經濟體來講，貨幣政策要獨立，這就是我前面說的他的邏輯。而事實證明即使對於大 國，他的邏輯也不成立。而且他認為通過調控利率來調控貨幣供應量，他也反對。弗里德曼是說最好讓貨幣供應量每年以一個固定的速度增長，每年4%，這是他最 著名的貨幣供應量的法則。他骨子裡是怕中央銀行亂來，所以他就提出鐵的規則，每年就增長4%，哪個中央銀行能聽他的啊？沒人聽他的。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肯 定不干。歷史上短期內也按照他的辦法幹過，事實證明不行，因為貨幣供應量本身是什麼東西搞不清楚，所以後來美國是調整利率，英國也是調整利率的。利率好像 可以找一些指標算一下，但在金融體系及其複雜的情況下，應該調整多少貨幣供應量根本不知道。

南方都市報：弗里德曼把一個國家內部的平衡看得很重要，想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物價的穩定，他認為這個最重要的，而蒙代爾看到的是全球間相互的利率波動可能會衝擊內部平衡。

向松祚：可以這麼理解。弗里德曼很多經濟學上的研究並不是來源於他對真實世界的詳細觀察，他很多是來源於信念，也不是我這麼說，蒙代爾也這麼說。 蒙代爾私下對弗里德曼的學問評價是很低的。他認為弗里德曼的很多東西來源於一種信念，並不是來源於真實世界。為什麼他主張大國之間浮動匯率？除了我們前面 將的那兩個邏輯之外，弗里德曼還反對資本管制，反對管制資金流動，這個完全出於他極端的自由主義理念，也就是說他認為政府管什麼都不好，他和哈耶克這些人 是最極端的，他認為政府什麼都不要管最好。弗里德曼一個著名的理論就是認為政府不要管毒品，只要告訴人們吸毒有多麼不好，剩下的想吸就吸去。

南方都市報：對，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經典論斷，他們認為吸毒的成本那麼高，就是因為管制抬高了成本，而最終也沒控制住吸毒，政府甚至可以自己種植毒品來降低成本。

向松祚：對，他們認為人們的行為會自動邁向均衡，這和匯率會自動邁向均衡同一個哲理。只要吸毒成本夠低，而吸毒會傷害身體，慢慢人們就不會吸毒 了，這樣毒品市場最終會消失。這種極端的理念是基於一種人性的假設，他們認為吸毒、槍支都不用管，人們知道持槍遲早有一天會把自己打死，就會不再持槍。但 這些人沒有明確說明，那麼為什麼要管移民呢？他們鼓勵資本、貨幣自由貿易，為什麼人口不能自由貿易呢？如果把邏輯推到極致，美國那些鼓吹自由貿易的學者首 先應該鼓吹自由移民。因為經濟學的原理早就證明了，讓人口自由移動可以代替貿易和資本的自由移動，而且成本低得多，但美國很多鼓吹自由貿易的經濟學家並不 鼓吹自由移民，這是他們在邏輯上的重大缺陷，弗里德曼也存在這個問題，以我對弗里德曼的研究，我從來沒有看過他明確主張自由移民，可惜我出生的晚，沒來得 及和問他，和他辯論。

弗里德曼研究的是封閉經濟體系，他把封閉經濟體系內部的穩定，充分就業看的最高。這點深受凱恩斯的影響。一個封閉經濟體，如果沒有匯率的干擾，貨 幣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沒錯，央行可以調節。弗里德曼甚至不相信政府，但他認為既然已經有中央銀行了，就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他還沒有走到哈耶克這個極端，哈 耶克認為中央銀行是不需要的，人人都可以發行貨幣。經濟學的邏輯看起來挺荒謬，也挺好玩的，哈耶克真是這麼主張的，他認為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是造成通脹 的根本原因。

南方都市報：那弗里德曼晚年貨幣思想的轉變更耐人尋味。

向松祚：因為事實教育了他。 2002年是弗里德曼90大壽，總統布什也去了，全世界很多經濟學家都去慶祝他的生日，蒙代爾也去了。兩位大師那個時候還在辯論，辯論中弗里德曼大體上同 意目前這個狀況是不行的。但當時他已經年紀很大了，他不可能再做嚴密的邏輯推倒，沒能就當前全球貨幣環境動盪做一些分析。全球貨幣動盪，都是地球的一部 分，哪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安定？那個國家能成為洪水里面的“諾亞方舟”？你能成為沙漠上的綠洲？沒有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如果他還年輕，不知會不會修改他的理 論。

弗里德曼很多貨幣理論推下來都是錯誤的，都是頭腦裡的推理，但今天的教科書都是按照他的文章寫的，因為弗里德曼的影響力太大了。他主張浮動匯率的 觀點其實直接是繼承凱恩斯的。凱恩斯在1923年寫過一本書叫《貨幣改革論》，該書的背景是因為當年一戰結束後英國的通脹很嚴重，英國脫離了金本位制，英 國內部兩派爭論，一派就主張回到金本位制。凱恩斯不主張金本位制，說搞固定匯率英國的價格水平就要取決於美聯儲，因為當時黃金都到美國去了，那麼美聯儲就 能控制貨幣供應量，如果美聯儲亂搞，價格的不穩定就傳到英國來，所以他反對固定匯率，而搞浮動匯率的話，英格蘭銀行可以自己調空利率，這是他提出來的，內 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矛盾，內部優先。

但凱恩斯的理論比弗里德曼高明，為什麼？因為凱恩斯做過投資，他炒過股票，炒過匯市，弗里德曼從來沒有做過生意。所以做過生意的和沒有做過生意的 是不同的，弗里德曼對市場沒有感受。凱恩斯深深知道匯率動蕩起來是受不了的。所以儘管1923年凱恩斯寫了《貨幣改革論》，主張浮動匯率，但是經過二三十 年代的痛苦經驗後，凱恩斯在設置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候是主張固定匯率的，加上外匯管制。這是從實際現實出發的，實事求是。凱恩斯從來沒說外匯市場會自動邁 向均衡，即使在《貨幣改革論》中他也說外匯市場經常是動盪不已、亂七八糟，一有風吹草動匯率就及其波動。

弗里德曼一直在書齋裡，沒做過投資，但他特別善辯，做研究非常紮實，他和施瓦茨女士合著的《美國貨幣史》，是貨幣理論實證研究最有名的經典著作。 不管你同不同意他們的解釋和觀點，你都要五體投地，這就是大師的厲害之處。你要真的反駁他，就要能夠拿出他們那樣嚴謹、深入、系統的偉大著作，這是我追求 的目標。

南方都市報：弗里德曼有很深的統計學背景。

向松祚：他具有多方面的傑出天才，可以說是一個經濟學全天候的天才。弗里德曼究天人之際的研究成果，把很多人都嚇住了，他太強大了，所以別人就信 了，但蒙代爾不信。我認真拜讀過這幾位頂級大師的著作，但現在我覺得就貨幣理論來講，凱恩斯、蒙代爾都比弗里德曼高。實際上，蒙代爾本人對凱恩斯的評價也 比對弗里德曼的評價高。我個人最喜歡他對價格理論一些基本問題的深刻闡釋，具有一種撼人心魄的力量，非常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