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與變革

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與變革


2009年03月18日來源：中國金融

編者按：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在澳大利亞《月刊》（Monthly）雜誌2009年2月號上發表了題為"全球金融危機"的長篇論文，系統分 析了本次金融危機的經濟理論根源，認為過去主宰西方世界30餘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至此宣告破產。西方國家應藉此契機強化政府職能，增加市場干預，強化金 融監管。

在人類歷史上，總有一些真正的震撼性重大事件，它們標誌著兩個時代之間的轉折點，即一種正統理念被推翻，另一種取而代之。此類事件的重要 性在當時往往並不明顯，只是在後人站在歷史高度加以回顧時才會清晰顯現。然而，等人們意識到其重要性之際，通常已難以採取行動改變事件的發展軌跡及其對芸 芸眾生的影響了。

新自由主義必須懸崖勒馬

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的階段：進入新世紀不足10年、冷戰結束剛剛20年、新自由主義學說登峰造極不過30年。新自由主義學說主要指自由市場學派、極端資本主義和過度貪婪等主宰當代的正統經濟學思想。

轉折的觸媒正是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僅僅18個月，這場危機已演變為過去四分之三世紀以來對全球經濟穩定的最慘烈屠殺。正如有人所言：" 它反映出現代史上最嚴重的監管失敗。"它不僅僅是世界上最大型私人金融機構的危機--儘管這些機構所面臨的危機確實部分源於系統性影響；它也不僅僅是信貸 市場、債券市場、衍生品市場、不動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危機--儘管上述各種危機通常影響深遠。

這是一場全面擴散的危機：它已由金融危機轉為全面經濟危機，再轉為就業危機，隨後在許多國家造成社會危機，最終導致了政治危機。事實上，已經有跡象表明華爾街崩盤具有長期的地緣政治影響，它對於西方整體的未來戰略地位，特別是對美國地位將影響深遠。

全球金融危機已然顯示出它並不局限於特定人群、特定產業和特定國家。它同時是個人性、全國性和全球性的危機；它既是發達國家也是發展中國 家的危機，並且旋即成為機構性、思想性和理論性危機。它對過去30年風靡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正統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正是各國及全球監管框架的理論基礎，但 它們在防止當前這場災難方面已告完敗--提出了質疑。

在歷史上，這並非社會民主派人士首次面臨將資本主義從其自身危機中拯救出來的國際性挑戰：在承認自由競爭市場強大活力的同時，堅拒極端資 本主義和過度貪婪，後者曾一再令全球金融體系誤入歧途。羅斯福總統曾在大蕭條後受命重建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美國民主黨人在凱恩斯的大力影響下曾受命重振 二戰後的國內需求，制定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並構建布雷頓森林體係以恢復國際經濟秩序。現在，輪到奧巴馬總統及其支持者來支撐全球金融體系，他們力圖在私 人利益和公共責任之間建立適當的平衡，以應對當前危機帶來的挑戰。以上三段歷史的共同之處在於都需依仗政府組織的力量，重塑適度監管下的市場秩序和重建國 內外的需求。

社會民主派人士面臨的第二個挑戰，就是不能"將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隨著全球金融危機逐漸展開以及世界各地的公眾開始承受失業痛苦， 要求退至某種全能型政府模式並完全放棄對內對外開放和競爭性市場的壓力不斷加大。保護主義已開始出現，它無疑會成為令衰退轉為大蕭條的導火索，從而加速全 球需求崩潰。社會民主派人士面臨的思想挑戰，是在批判給我們帶來這場災難的新自由主義極端思潮的同時，說服人們相信社會民主型政府能夠更好地確保適度監管 下競爭性市場的生產能力，同時確保政府是監管者，是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且會抵消市場不可避免所產生的不公平，為所有人提供公平承諾。社會民主黨派的執政 基礎一向在於它具有在私人與公眾、利潤和工資、市場和政府之間掌握平衡的能力。如今這種執政理念又一次在危難之際得以伸張和公認。

各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不僅需要製定應對危機、重構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同時還應為未來的金融市場設計出一套新的監管機制。為此，我們必須 坦率剖析新自由主義學派在引發當前經濟危機中的核心作用，同時還要認真探討社會民主派對於適度監管市場和政府適當地位等的妥善處理方式，以便為未來奠定一 種遠離極左或極右的全新模式。此外，我們還應當關注與各國政府實現自身使命休戚相關的全球合作問題。

危機所導致的惡果令人瞠目結舌

如今，世界各地的民眾都對危機的速度、嚴重性和涉及範圍瞠目結舌。雖然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錯綜複雜，一些簡單的描述仍能說明本次危機的程度及其對金融市場、實體經濟和政府財政所造成的損害。

金融市場遭遇了我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衝擊。全球股市較其峰值損失約達32萬億美元，相當於七國集團所有國家2008年GDP的總和；信貸 市場基本枯竭，信貸增長率降至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在危機的中心，很多國家的房價直線下降，美國房價下跌創有史以來的最快速度。

實體經濟正面臨有史以來的最艱難時期。 IMF預計，發達國家經濟將出現60年來的首次整體收縮，經合組織失業人數將升至800萬人。國際勞工組織預測，金融和經濟危機將導致發展中國家1億以上人口陷入貧困。

此外，危機也給各國政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支出與債務，以致今後幾十年間都會為之所累。美國2009年的赤字預計將達到GDP的 12.5%，銀行救贖和擔保產生的負債總額（實際和或有負債）將達13萬億美元，超過美國歷史上所有大型戰爭成本的總和。這對未來美國國際借款的影響同樣 也是前所未有。

然而，當經濟危機通過失業上升、工資增長放慢和資產價格崩盤等渠道損及百姓生活時，民眾的瞠目結舌會迅速演變為怒火中燒。特別是當金融部 門的高管薪酬繼續登峰造極並顯然與其近期業績脫鉤時，公憤必然難以平抑。 2007年，標準普爾公司（S&P 500）首席執行官們的平均年薪為1050萬澳元（約為美國一般工人工資的344倍），全球最大50家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基金經理平均年薪更是高達 5.88億澳元（約為一般工人工資的1.9萬倍）。 2007年，華爾街五家最大公司共支付了390億澳元獎金，這都是近期剛由美國納稅人出錢救贖的投資銀行的高管所獲得的巨額報酬。

這是驚人的數字，源自驚人的貪婪。驚詫不已且日益憤怒的公眾提出了以下疑問：怎能允許這種情況出現？究竟何種理論、何種政策、何種失職導致上述情況成為可能？是否曾有預警？如果有，為何竟被忽視？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核心

喬治·索羅斯稱"本次突發性金融危機並非外部衝擊所致……它發源於金融體係自身。"索羅斯說得沒錯，本次危機正是過去30年來自由市場理 論主宰經濟政策的最終惡果。這種理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原教旨主義、撒切爾新政或華盛頓共識，其理論核心是應限制政府活動，最終 由市場力量全面取而代之。

過去一年間，我們已然看到無約束的市場力量如何將資本主義引上懸崖。西方世界的銀行體系已經接近崩潰；一夜之間，決策者和經濟學家將新自由主義指南撕得粉碎；政府開始進行前所未有的干預以阻止恐慌和拯救全球金融體系免於覆滅。

即便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忠實執行者、長期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最近也在國會聽證會上承認：自己的理論觀點有誤，現代風險管理的"整個理 論系統"已經崩潰。美國國會監督與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亨利·沃克斯曼（Henry Waxman）當時追問格林斯潘："換言之，你現在發現你對世界所持的觀點、你的理論並不正確，它是行不通的，對嗎？"格林斯潘答道："不錯，正是這 樣。"這位曾被稱為"模棱兩可大師"的這句"我錯了"很快傳遍了世界。

要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失敗需研究其核心觀點。在大蕭條後名聲掃地的無約束自由市場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死灰復燃，當時人們深信席捲全球的 高通脹及低增長完全是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惡果。在80年代，裡根和撒切爾政府成為反稅收、反監管和反政府保守主義這一新自由主義運動之政治代言人。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源於"無監管的市場更優越"這一理論信仰，其主張最終體現在"有效市場假設"上，其中最極端的觀點認定金融市場價格 同股票市場價格一樣，已經涵蓋了所有現存信息，因此，它代表著最佳的資產價格估值。由此推論，如果市場完全有效且價格信息完備，那麼就沒有理由認為會出現 資產價格泡沫；如果確實出現資產泡沫，市場將自行調整；因此，沒有理由需要政府乾預加以阻止。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偏離市場效率只能歸咎於外部原 因。泡沫和其他衝擊都是來自政府和其他"非完美因素"，而非來自市場本身。這種理論認定應放任個人利益，由市場進行的收入分配應被視為自然合理且天生公 正。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市場是公民社會本能的、自律的產物，而政府是外在的、強制的入侵者。

新自由主義的宣揚者們一直在盡可能地削減社會民主派政府的各類職能，"集中供應社會產品"這一有利於社會團結的主張被斥為無稽之談。面對 公眾對削減公共服務的激烈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方案採取了"斷乳"式策略，通過減稅來扼殺政府進行教育、保健和經濟基礎設施等投資的能力，最終為私人市 場經濟提供最大限度的發展空間。

新自由主義逐步成為經濟正統理論，體現在一輪接一輪的減稅浪潮中。政府不斷炫耀自己在減輕債務負擔方面的成就，但卻拒絕承認教育、技能和 培訓投資（這些將提高生產率）不足的長期經濟成本，並否認公債在基建融資等方面促進長期經濟增長所應有的正當地位。新自由主義者還極力鼓吹徹底放鬆對勞工 市場的管制。在他們眼裡，勞工向來與其他經濟產品毫無二致。在理想的新自由主義體系中，勞工市場保護應局限於人身安全而非適當薪酬或最低談判標準。同樣， 合同法--而非更廣義的社會契約--才是他們認為應當奉行的鐵律。政府裡的新自由主義者還甘犯眾怒，拒絕承認和處理市場失敗的案例。氣候變化即是一個有力 例證，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olas Stern）將之形容為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一項市場失敗，但新自由主義者卻以不得粗暴干預市場的名義置之不理。



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幻滅

新自由主義的放鬆管制符咒在金融市場管理領域更為明顯。在美國，持續性的放鬆金融管制運動以廢除大蕭條後製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 案》（Glass-Steagall Act）達到高潮。在20世紀20年代的泡沫期內，原以存貸款為業的美國商業銀行陷入瘋狂的牛市，轉而自營、承銷新股和參與高風險投機。當股市泡沫於 1929年破碎之後，商業銀行隨之破產，於是引發了災難性的連鎖反應，整個經濟深受其害長達十年。 1933年，羅斯福總統決定實施《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防美國商業銀行未來再為華爾街風波所累。正如凱恩斯--其本人也是成功的投機者--所言：" 當一國的資本運作淪為賭博活動的副產品時，其職能很難得到正常履行。"

經過金融服務業花費總額高達3億美元的反复遊說之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終在1999年被成功推翻，從而解除了對商業銀行持股投資 銀行的禁令，這為建立巨型金融服務集團打開了大門。第一批利用新規的機構之一是花旗集團，它由花旗銀行和旅行者集團（Travelers Group）共同組成，後者此前剛剛併購了投資銀行所羅門美邦公司（Salomon Smith Barney，SSB）。問題在於，這種合併產生的大型機構已大到不可倒閉的程度，而且其投資銀行部門可以從事任何大規模的投機活動--規模大到足以摧毀 不得不救贖它們的任何政府的財力。花旗集團後來獲得了總計2490億澳元的納稅人救贖資金。鑑於新自由主義的反政府宗旨，這一案例的反諷且自相矛盾之處在 於：從銀行倒閉時政府可能進行的干預規模看，私人金融巨頭的高風險經營最終將導致政府因之承受高風險。然而，在泡沫經濟時期，這一點無人顧及，於是巨額利 潤源源流入私人腰包，而未來的損失則通過隱性銀行擔保方式由社會埋單。

國際上，銀行風險由巴塞爾資本協議管束。但2004年6月公佈的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如今看來顯然並不適用，因為其中將風險評估交予弊端叢生 的評級機構和銀行自己的"自律型"內部評估模型。即使在此之前，巴塞爾資本協議其實也很容易被機構通過創新式金融結構加以迴避：結構型投資工具被用於將風 險轉出銀行資產負債表。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指出："許多美國大銀行都在轉出'貸款'業務，轉入'轉移'業務。"他所稱的"轉移"業務，是指銀行發放貸款、將之重新包裝並再行發 售，而這一過程甚少顧及風險測算與信譽評估等傳統職責。

於是，關鍵的風險評估職責在很大程度上被轉給了評級機構。由於評級機構的收入來源依賴於銀行，它們不可救藥地受到以輕鬆評級換取高額利潤 的巨大誘惑。穆迪公司前信貸評級總經理杰羅姆·馮斯（Jerome Fons）在2008年10月坦承："穆迪的業務重心由保護投資者轉向以市場為中心……管理層的工作重心越來越多地轉向收益最大化。"最終，一味追逐利潤 導致大量私人評級機構不願正視其客戶投資中蘊含的風險。

金融自由化還引發了新型無監管機構如對沖基金、私人股權基金、房貸中介等的氾濫，它們現在被統稱為銀行中介市場。薄弱不良的會計標準鼓勵上市公司"以市值"計算資產價格，從而促使上市公司利用繁榮期按市值重估資產，導致投資銀行的槓桿比率居然得以超過30∶1。

過去10年內爆發的一系列重大全國性和國際性金融危機開始引發人們的反思、干預和行動。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了大規模經濟和社會衝擊，引發了"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的緊急呼籲。但發達經濟體通常對於上述呼籲不屑一顧，以為這只會有利 於亞洲和深受危機之害的其他發展中國家。較之反思當時仍然統治全球金融市場的新自由主義正統理論的合理性（包括無管制的對沖基金肆意衝擊各國貨幣）而言， 還是指責"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更容易些。更多的警示信號陸續出現，包括1998年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獲得救贖和21世紀初的科技股泡沫破滅。

每當危機爆發時，美聯儲都會施以援手，大幅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以此避免經濟進一步下滑。在1987年股災、1991年海 灣戰爭、1994年墨西哥危機、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事件和21世紀初網絡經濟泡沫破滅等一系危機之後，其對策 無不如此。

投資者越來越堅信：一旦出現問題，他們肯定會得到貨幣政策的保護。這種救市政策逐漸演變成眾所周知的"格林斯潘對策" （Greenspan Put）--低利率、高流動性和資產價格保護。寬鬆的貨幣政策被視為治療所有市場動蕩的靈丹妙藥。其實，這種提供廉價貨幣的援救方式無異於火上澆油。

低利率引來了美國的一批新借款人，他們在房貸中介鼓勵下開始買房自住。由此，巨額資金湧入次級房貸市場，流向信譽不良的借款人。與此同 時，金融市場的反監管動機催生了新的銀行業務模式，即所謂的"發行-分銷"模式：房貸中介發放貸款，隨後將其轉售給其他機構如對沖基金和結構型投資工具機 構。這種方式嚴重損害了信譽評估與貸款最終持有者之間的紐帶關係。兩個世界在此交匯：新自由主義金融秩序下格林斯潘的廉價信貸世界；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無監 管金融機構以新銀行業務模式肆無忌憚地承接風險。這種交匯後患無窮：它不僅產生出空前的資產泡沫，而且最致命的是，它還會通過銀行中介市場將這些泡沫向全 世界擴散。一旦泡沫破裂，在隱性的政策擔保下，就意味著與主流商業銀行體係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政府（而非市場）將被迫承擔一切。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留 給納稅人的主要遺產。

美國次級債和其他證券化房貸的年發行量由2001年的1600億澳元升至2006年的6000億澳元。低利率和房產高需求導致房價猛漲。 在2000年以前的30年間，美國住宅年均升值幅度為1.4%；但在2000～2006年，隨著次級債市場的快速增長，住宅年均升值幅度高達7.6%。每 個有心人都已看出金融不穩定跡像日益明顯。商界領袖巴菲特在2003年曾公開指出金融創新、廉價貨幣和薄弱監管正在帶來風險，稱許多新金融工具類似於"重 大殺傷性金融武器，其危險目前尚未顯露，但未來將是致命的。"

國際清算銀行（BIS）一向較其他機構更為敏銳，這次也是第一家發出警報的官方機構。在其2007年年報中，BIS警告稱："多年的放鬆 貨幣政策已經吹起了一個巨大的全球性信貸泡沫，令我們面臨著發生類似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跌的風險。"但是，人們仍未採取系統性行動。

儘管過去10年爆發了3次危機，儘管這些危機無一例外地發出了清晰的警報，新自由主義者仍堅信其理論思想正確無誤，且盲目堅信市場天生具 備自我調節的功能，他們甚至拒絕承認已出現問題的嚴重性。問題既然不符合模型，於是證據被簡單地放棄。頑固不化的新自由主義者對此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對於 自己的正確性深信不疑。

本次危機宣告過去30年來轟轟烈烈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已經失敗。新自由主義及其所衍生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然顯露出它們只不過是披著經濟學外衣的個人貪欲。



政府的重要作用再一次獲得承認

新自由主義的難堪之處，在於它們無法依賴非政府部門或非政府機制來控制風險、重塑信心、再造資產負債表和重啟全球資本流動。這一切只能通 過國家機構完成。政府在本次危機的三大主要領域內均扮演了主角：援救私人金融體系使其免於崩潰；向實體經濟提供直接刺激以應對私人需求驟降；設計全國性和 全球性的監管機制，使政府承擔制定並實施體系規則的最終責任。

為了確保銀行體系的安全，在全球金融崩潰的最初階段，國家的向心力再次獲得了社會各界的首肯。但新自由主義仍強調"道德危機"--類似於 房子起火時還爭論誰應支付救火費。此時如果政府不干預，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系統性崩潰，這一點全球銀行界其實已心知肚明。 2008年年底，為維持信心和保護流動性所採取的首要步驟，就是向主流金融機構提供明確的存款擔保。公眾通過其政府傳遞出接受或有負債的意願，這凸顯出一 種共識，即銀行體系穩定性本身也是一種公共商品。正如凱恩斯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言："當危難來臨時，我們發現全球納稅人仍是銀行的堅強後盾，而國家清償機制至關重要。"

此後，政府也展示出對私人信貸市場進行史無前例的干預的意願。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直接參與了銀行的注資，其方式包括直接購買銀行和公 司債券、建立共同目的工具（joint-purpose vehicles）以分擔私人金融機構風險和由國家出面擔保銀行同業貸款等。在美國，對花旗集團和美國銀行的救援實際上相當於國有化；此前還發生了對房利 美和房地美的託管以及對全球最大保險集團--美國保險集團（AIG）--實際上的國有化。

這些政策不是要恢復國家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當金融體係日趨穩定、全球衰退走向緩和之際，我們會看到政府將逐步解除其對銀行部門所有權與經 營權的直接參與。當前的干預目的在於確保私人信貸市場得以為私人商業和消費者服務。由此可見，無監管和無約束的金融創新時代業已結束，而且不應允許其重 現，因為它對經濟的影響委實太過嚴重。

穩定金融體係是避免系統性崩潰的第一步。但投機性泡沫破裂及此後的信貸緊縮，已然導致了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增加和全球經濟長期衰退。澳大 利亞公共事務學院的新自由主義者艾倫·莫蘭（Alan Moran）認為，衰退的成本應通過工資下調和支出緊縮等方式由就業者承擔，其立場與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龍（Andrew Mellon）在大蕭條爆發之初的論調如出一轍。與之相對，社會民主派則強調增長放慢時期政府在維持包括消費與投資在內的總需求方面的中心作用，也就是 說，政府必須直接實施需求刺激，以抵消私人需求的大規模緊縮。 IMF已連續四次下調其2009年增長預期，將全球GDP預期增長率下調了3個百分點。這一"增長缺口"預示著各國政府為彌補需求缺口和避免大批失業而應 當承擔的財政刺激規模。這就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純粹而簡單。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詮釋，凱恩斯認為"在（經濟）嚴重下滑之際，貨幣政策可能是無效的；財政政策則是必須的"。因為在經濟增長顯著下降時 期，貨幣當局自己也會陷入流動性陷阱，無法促進信貸增長以提升經濟活動水平。或者，如其他人所描述的：在經濟急劇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過是"杯水車 薪"。事實上，正如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言："本次危機中貨幣政策的失敗顯示凱恩斯本來就是正確的。"事實是，財政政策必須配合貨幣政策來刺激總需求，任何單一政策均難奏效。

鑑於不及時提供財政刺激的成本將超出對財政預算的負面影響，英國首相布萊爾已呼籲各國領導人"竭其所能……將血液再次注入金融體系"。新 凱恩斯主義者面臨的挑戰還包括確保這一刺激方案有的放矢，而且是及時的和暫時的。當私人消費與企業投資恢復時，財政刺激應相應減少，以免在經濟復甦時期推 高通貨膨脹。

為採取積極措施刺激需求，目前應強調凱恩斯主義經濟管理的核心原則：在整個經濟周期內平衡財政預算的需要。不遵循上述原則以及過度容忍通 脹，都有可能導致類似於上世紀70年代凱恩斯經濟管理理論的土崩瓦解。增加公共投資和對家庭的直接轉移將刺激經濟，但這一切必須在未來經濟恢復強勁增長時 予以償還。

金融監管必須容許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擔任家庭儲蓄和商業投資之間的中介，同時確保機構本身不會成為系統性不穩定的來源。這要求審慎監管不 限於簡單地要求各個金融機構遵循正常經濟環境下保持清償力的標準，而是進一步防范金融部門的整體行為（如衍生產品市場的過度擴張等）引發系統性風險。從當 前危機看，同樣重要的是，監管體系須考慮企業內部激勵機制對個人冒險行為的影響。系統性穩定和安全本身就屬於公共商品，而公共商品則應當永遠優先於利潤最 大化的個人機會。



解決當前的危機需要加強全球合作

本次危機所面臨的另一項挑戰,在於危機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影響。這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金融市場的相互融和與相互依賴導致危機迅速擴散；二是一國的需求崩潰損及其他國家的出口，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

全球化的金融體係不僅未能向全世界分散風險，相反卻加劇了風險。新自由主義理論認定,全球金融市場最終會自我校正--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 必將實現自身的均衡。但正如斯蒂格利茨一針見血所指出的："無形之手通常之所以無形，是因為它根本不存在。"金融市場並未自我校正。全球金融創新加劇了資 產泡沫，而不是減緩泡沫的湧現。新自由主義的反監管政策,迅速將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轉化為一場全方位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已經威脅到全球市場 開放的未來--這正是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又一明證，只是這次構成了令人恐慌的全球化規模。

由此可以得出三個結論：首先，全國性市場需要有效的全國性監管；其次，全球金融市場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監管，至少因為全球性金融交易的龐大 規模如今足以壓倒大多數國家的自身經濟規模；第三，在處理當前此類規模龐大且錯綜複雜的全球系統性不穩定方面，目前還沒有任何可供借鑒的私人金融市場解決 方案。

這就是全世界已轉向通過20國集團來尋求政府間協調合作的目的：為了向全球金融體系及時提供流動性；為了協作出台充足的財政刺激，以彌補 全球衰退引發的增長缺口；為了重新設計未來的全球監管規則，包括一份新的第三套巴塞爾資本協議（Basil III）；為了改革現行全球公共機構，特別是IMF，為其提供適應21世紀所需要的權力與資源。悲劇在於，新自由主義得勢幾十年之後，作為當初凱恩斯積極 倡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組成機構，IMF一度成為新自由主義教條的全球傳播渠道，這有悖於基金組織的長期宗旨，並嚴重損害了它在本次危機之際與那些它以往 未曾善待的各國政府密切合作以發揮作用的能力。

各國政府必須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監管法規，以防止"逐底行為"（race to the bottom）--即資本競相投奔監管最薄弱的全球經濟領域。我們必須對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建立更為嚴格的全球披露標準，我們也必須建立更有力的監 管框架以鼓勵更負責任的公司行為，其中也包括高管薪酬。

此外，應當擴大IMF的審慎分析權限，並加強其針對機構脆弱性的早期預警體系。其治理安排也應加以改革。當前的全球金融體系治理結構，仍 然基於1944年的勢力劃分顯然是荒謬的，唯一的可行方案是：如果想讓中國這類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對諸如IMF之類的多邊機構作出更大貢獻，它們也應在 這類機構中獲得更多的決策發言權。

各國政府面臨的長期挑戰則在於解決過去十年來令全球經濟動盪不安的長期性失衡。從短期看，這種失衡有可能隨著美國預算赤字迅速膨脹而加 劇；中期而言，解決上述失衡並致力於建立更穩定的全球宏觀經濟體係將需要更深入的全球經濟合作與協調。管理上述全球失衡過程中的任何突發性變動都會震撼外 匯市場，從而對美元和全球經濟復甦前景產生重大影響。同樣，這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戰；我們顯然不能指望市場上的各個參與者會自行採取恰到好處的對策。

迄今為止，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和政治穩定之影響，尚未得到國際輿論的充分重視。世界銀行的干預、雙邊的官方開發援助和千年發展目標的 持續貫徹，將是控制危機影響的關鍵因素，否則，很多發展中國家將復歸貧困。但隨著發達國家財政預算面臨危機引發的前所未有之沉重國內需求壓力，這項使命也 將變得越發沉重。

新自由主義者天生懷疑所有形式的多邊治理能力。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對本國政府乾涉本國市場的敵意，與其對國際政府類機構干預國際市場的敵 意如出一轍。同樣，這與社會民主派長期以來的國際主義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鑑於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市場治理、合作和協作之複雜性，國際主義本身恰是不 可或缺的要素。事實上，由於全球經濟勢力日漸分散，目前尚未出現令人信服的單邊解決方案。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中國人民銀行駐南太平洋代表處週朔摘譯，張林譯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