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周刊系列文章
《瞭望》文章:中國人主糧的轉基因懸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h5ix.html
□(文/王軍)
201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在科學評估、依法管理基礎上，推進轉基因新品種產業化。”
此時，轉基因稻米的商業化之爭，正掀動著一場波瀾。2009年8月，農業部批准了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同年 10月，“華恢1號”和“Bt汕優63”出現在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中，引來專業人士及民間組織的激烈爭辯。
多年來，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及其商業化問題在國內國際爭議不斷。中國是水稻的發源地，是世界最大的產稻國，占世界稻米總產量的1/3，具有豐富的野生稻種資源。稻米是中國人一日三餐的主食，有數億農民以種植水稻為生。
2004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規定:“行政許可直接涉及申請人與他人之間重大利益關系的，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決定前，應當告知申請人、利害關系人享有要求聽證的權利。”
同年，國務院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推進政府信息公開。除涉及國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護的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事項外，行政機關應當公開政府信息。對公開的政府信息，公眾有權查閱。行政機關應當為公眾查閱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條件。”
2008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應當主動公開。
以上，給我們觀察中國轉基因稻米可能發生的商業化過程提供了多維視角，也讓我們對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科學評估、依法管理”有了更加豐富的理解。
《瞭望》文章:轉基因稻米之爭
在轉基因稻米能否商業化生產的問題上，沒有一個中國人能置身事外
文/《瞭望》新聞周刊 記者：雲 杉 陳澤偉 實習生：王楠楠
2009年10月，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准清單》中，序號分別為第41和42的批准項目是名為“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轉基因抗蟲水稻。
農業部日前在致《瞭望》新聞周刊的答復材料中證實，經安委會綜合評價，並履行完所有相關法律規定程序後，農業部於2009年8月發放了“華恢1號”和“Bt汕優63”在湖北省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
這意味著轉基因水稻，朝著水稻原產國和水稻消費大國——中國的商業化生產大門邁出了實質性一步。
農業部的答復材料稱，“此次獲得安全證書的轉基因水稻品種是由華中農業大學張啟發院士等科研人員培育而成，是高抗鱗翅目害蟲轉基因水稻品系”，“根據《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及《主要農作物品種審定辦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獲得安全證書後，還需通過品種審定，並獲得種子生產許可證和種子經營許可證後，方可進入商業化生產”。
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消息在網站上沉寂了兩個月之久，經專業人士和環保組織的質疑，進入公眾視野。
水稻是13億中國人的主糧。有評論稱，在這一事件上，沒有一個中國人能“置身事外”。
一些專業人士通過媒體和個人博客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發表不同意見，主要關注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是轉基因糧食的安全性。轉基因食品問世後，其安全性一直爭議不斷，而稻米作為中國人的主糧，長期和大量食用會不會對中國人及其後代造成影響？
其次是國家的經濟安全和農民的利益。轉基因稻米中含有多項外國公司的技術專利，而且轉基因稻米不能“留種”，這樣跨國公司就可能從根本上控制中國的糧食生產，中國農民的生產利潤流入外國跨國集團，國家的命脈受制於人。
有關學者也質疑轉基因稻米優勢的不確定性。他們認為，使用轉基因稻種，目的在於高產和抗病蟲害，但是國內外的許多報告表明，這種預期並不確定，並且會帶來更大的副作用。
他們指出，更大的憂慮在於轉基因稻米商業化生產後的不可逆性，也就是大規模生產勢必帶來稻種污染，一旦人們發現轉基因稻米的缺陷，希望改用中國原有稻種的時候，原有稻種可能已經由於污染而不復存在。
農業部：轉基因稻米具有多種優勢
近日，本刊記者就前述問題致電轉基因稻米的主管部門農業部和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希望得到解答。
農業部的答復材料是統一新聞稿件的格式，其中引用研究人員的觀點，肯定了轉基因水稻，包括轉基因棉花的幾方面優勢：一是減輕病蟲害危害，改善農業生態環境。二是降低生產成本，增加農民收入。三是拓展產業形態，提高產品附加值。
答復材料還介紹道，安全評價分為實驗研究、中間試驗、環境釋放、生產性試驗和申請領取安全證書五個階段。經安委會安全評價和農業部批准，申請單位就轉基因水稻分別於1999～2000年開展了中間試驗，2001～2002年開展了環境釋放，2003～2004年開展了生產性試驗。2004年申請轉基因水稻生產應用安全證書。除申請單位提供的技術資料外，根據安委會的評價意見，2004～2008年，農業部轉基因生物安全檢測機構對轉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環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標進行了復核檢測。2009年8月發放了“華恢1號”和“Bt汕優63”在湖北省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
改良實驗室的回復
作為轉基因稻米的培育單位，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下稱改良實驗室)完全肯定轉基因稻米的安全性。
改良實驗室在給本刊記者的回復中介紹道，“我校轉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是專一高效殺蟲Bt蛋白。有人擔心長期食用轉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小鼠灌胃實驗”的結論可供參考討論:該實驗按照大鼠體重，每千克用5克抗蟲BT蛋白每天兩次灌食。8天後，各組動物體重和髒器重量無生物學意義上的差異。“華恢1號”稻米中抗蟲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達到5克/千克(抗蟲蛋白與體重的比率)的接受試驗的劑量，體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噸稻米。
關於這樣的安全論證方式，回復表示:“這個推理可供大家討論。”並向本刊記者介紹：“近年來，我們的科研人員長時間試吃了兩個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狀況良好。我們也願意重申，一旦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生產後，我們科研人員的米缸裡全是轉基因水稻，到時候歡迎媒體監督！”
“外國專利陷阱”是否存在
方立鋒是長期關注和考察國內外轉基因生產的學者、農學碩士，現任綠色和平組織食品與農業項目組主任。他對本刊記者說，即使有關的專利沒有在中國獲得授權，專利的持有人同樣可以通過其他的手段實現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並沒有為其轉基因大豆申請專利，不過自上世紀90年代阿根廷開始種植轉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經完全控制該國的大豆生產，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轉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徑是與阿根廷的種子公司簽訂專利使用權轉讓協議，並要求支付使用費。這種對轉基因種子收取額外的技術費，造成了現在轉基因種子一般比常規種子貴2~4倍的局面，更為嚴重的是現在阿根廷幾乎無法獲取非轉基因的種子。
方立鋒說，中國的專利保護範圍目前雖然不包括植物、種子及後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轉基因植物的方法、技術、基因序列和細胞。而世界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專利調查報告指出的正是Bt轉基因水稻所應用的方法、技術和目的基因，它們都在中國專利保護的範圍之內，因此，專利持有人完全可以行使其權利。
另外，正如阿根廷的案例，即使阿根廷並不許可任何大豆專利，專利持有人比如孟山都公司仍然可以從不同的途徑獲取利益，包括與種子商簽署協議，收取費用。
方立鋒認為，我國一旦商業化種植涉及國外專利的轉基因水稻，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外專利持有人的制約。轉基因種子價格的上漲將使得農民的生產成本大增，我國主糧的控制權也會落入他人之手，糧食主權和安全將面臨巨大的威脅。
他指出，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還將導致中國豐富的水稻基因資源的流失。由於大型生物技術公司壟斷了基因技術並具有專利，在知識產權體制下，會加快中國資源流失的速度。以阿根廷為例，由於99%以上種植的大豆為孟山都公司的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種子不能繼續留種，當地農民再也找不到原產地的非轉基因種子。轉基因大豆品種的單一化，使得基因資源嚴重減少，隨著生物多樣性的喪失，伴隨而來的就是病蟲害襲擊的增多。轉基因生物會導致基因資源的流失，同時由於基因漂移，更會引發基因污染。一般來說，導入轉基因作物內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種的非轉基因作物內，會污染當地非轉基因品種。另外，基因污染還可能影響野生資源。野生品種往往在抗病蟲害、抗逆、優質和高產上具有重要的農藝性狀，所以轉基因引發的基因污染可能會導致寶貴野生遺傳資源的丟失。在全球氣候變化和人口日益增長的情況下，這對於滿足全人類對糧食的需求，應對糧食危機，將是巨大的損失。
方立鋒說:“2005年湖北省出現非法種植轉基因水稻之後，海外市場對中國米制品采取了控制措施，並多次發現中國的米制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實行了產品撤架、召回等措施。由於歐盟和日本等國對中國米制品行業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國從事米制品生產和貿易的企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經濟損失，增加了額外的監控成本和長遠的經濟影響。”
轉基因種子優勢之疑
方立鋒並不認同農業部在給本刊記者回復中闡述的轉基因種子優勢。他說，即使以轉基因棉花為例，它也使棉農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國內外的研究表明，轉基因棉花會出現幾方面的問題:
一是次生害蟲頻發，農藥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鈴蟲的抗性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江蘇沿海地區農研所的調研發現，次生害蟲日益嚴重，並成為棉花的主要蟲害。次生害蟲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帶來持續大量的農藥投入，並且使用的農藥將越來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發，無法應對氣候變化。2009年江蘇省種植轉基因棉花的實際案例表明，轉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黃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減產嚴重。揚州大學的科研小組研究得出，轉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應對高溫條件。
據2006年8月4日中國科學院官方網站所發布消息:中美兩國科學家進行的一項歷時7年的聯合研究表明，盡管Bt轉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鈴蟲，但長期種植會導致其他害蟲肆虐，這使得中國種植的Bt轉基因棉花長期經濟性不如預想。
由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國康奈爾大學合作的這一項目，是世界第一個對轉基因棉花種植狀況進行長期跟蹤和評估的課題。科學家調查的Bt轉基因棉花是第一種投入商業種植的轉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組中插入蘇雲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殺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蟲棉鈴蟲。早先的一些小規模研究表明，轉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單產、降低殺蟲劑用量，有較好的經濟和環保效益，因此已陸續在美國、中國和印度等多個產棉國推廣。
中美兩國科學家對中國481戶棉農的長期研究揭示了問題的另一面。研究人員經過歷時7年的跟蹤調查後發現，這些農戶在種植轉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經濟效益最大，他們的平均殺蟲劑用量比種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況從第四年開始發生逆轉。轉基因棉花盡管抑制了棉鈴蟲，但它無法殺死盲蝽等其他害蟲，導致盲蝽侵害棉田。當年轉基因棉花種植戶殺蟲劑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種植戶高了3倍，而他們的收入卻低了8%。到第七年，轉基因棉花種植戶所使用的殺蟲劑，已明顯高於普通棉花種植戶，加上轉基因棉花種子成本也較高，使棉花種植戶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爾大學教授、這一研究的美方負責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遜說，早先科學家曾認為Bt轉基因棉花可能面對的最大挑戰是棉鈴蟲產生抗藥性，但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轉基因棉花無法對付的“次生害蟲”會造成更大的危害。他認為，只有盡快開發出抑制其他害蟲的方法，才能讓Bt轉基因棉花產生明顯的效益。
三方面的不確定性
對於轉基因糧食的安全性，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在全球科學界對轉基因食品的安全問題存在激烈分歧、各國政府對其嚴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轉基因水稻真的像農業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專家所聲稱的那樣，“不存在任何風險，可放心食用”，“轉基因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唯一可選途徑”嗎？這是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也是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兩個“硬傷”。
蔣高明說，轉基因水稻的安全性問題並沒有解決。大米是中國人的主食，每年我國要消費1.7億噸大米，對其安全性問題絕對不能輕描淡寫。就連積極推廣轉基因的美國也沒有將主食批准轉基因安全證書，中國科學家憑什麼能拍著胸脯說“轉基因不存在任何風險”呢？其實，轉基因的安全性問題是該技術難以逾越的障礙，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礙。這是因為，從理論上講，轉基因進入食物鏈的出發點就是錯誤的，是違背自然規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大都發生在相同的種或同屬的物種之間。植物和微生物之間進行基因交流，在理論上講是零概率事件，否則，生物進化史上早就有了這種基因交流的事件發生。人類通過生物技術可以實現不同物種，甚至不同生物界(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的基因交流，但對於這樣的基因轉移，人類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價。以轉基因水稻為例，科學家希望通過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餓死害蟲，但生存是物種最基本的權利，它不吃水稻的葉子，就得吃別的植物葉子，或者莊稼或者雜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轉了基因，雜草也通過基因逃逸帶了Bt基因，那麼害蟲只有加速進化而與人類抗衡。其結果是，人類需加大農藥用量而抗蟲，這與轉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昆蟲都無法下口的轉基因抗蟲水稻，對人體就沒有害處嗎？”蔣高明說，關於抗蟲轉基因作物對人體的影響，即使老鼠吃了沒事，也不能說明人吃了也沒事。即使對實驗動物，也不是沒有問題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國科學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電視節目上宣稱，用轉基因馬鈴薯喂養大鼠，導致大鼠體重及器官重量嚴重減輕，免疫系統被損壞。這個實驗結果公布後，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擠離開了英國羅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後，很多科學家出面為其辯護，極力維護其科學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上重新發表。英國皇家學會最後組織專家調研，也沒有完全推翻他的實驗結論。
2007年，法國科學家證實:孟山都公司出產的一種轉基因玉米對人體肝髒和腎髒具有毒性。2008年，美國科學家也證實了長時間喂食轉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統會受到損害，該研究成果發表在同年《農業與食品化學》雜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國生物技術委員會最終宣布，轉基因玉米“弊大於利”，這意味著轉基因作物種植在法國被永久廢除。
蔣高明認為，轉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確定性:一是轉基因對生命結構改變後的連鎖反應不確定；二是轉基因導致食物鏈“潛在風險”不確定；三是轉基因污染、增殖、擴散及其清除途徑不確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帶頭將Bt基因轉入13億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轉基因生物一旦出了問題，根本無法控制，所轉移的基因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可以忽略不計”的增產幅度
“轉基因作物能不能增產，看美國的例子就知道了。”蔣高明說，美國是掌握轉基因技術最早、最多的國家，其技術遠比中國先進，但該國糧食總產量僅3.63億噸，遠低於中國的5.01億噸；中國糧食單產為278公斤/畝，美國只有125公斤/畝。美國擁有全球最先進的農業技術包括轉基因技術，耕地還比中國多11億畝，為什麼其糧食無論單產還是總產，反而不如中國呢？答案就在於“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蔣高明說，國內轉基因的專家聲稱，他們的轉基因水稻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產量8%，我們不知道他們與什麼品種比較，是袁隆平的超級稻嗎？如果是普通水稻，這個增產幅度相對於其巨大的生態風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為從土壤改良上，增產的潛力很大。據報道，雲南省農科院進行的一項新肥料試驗取得了非常明顯的增產效果：9畝水稻增產幅度達21.55%。每畝增加的水稻產量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構成中，氮磷鉀含量不足10%，但有機質含量豐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效果，而通過土壤改良提高糧食產量並不帶來環境危害。
他具體指出，根據農作物種植的科學法則，影響糧食產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種、密、保、管、工”八個方面，轉基因僅在“種”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則以生態和人為因素為主。可見，轉基因僅占糧食構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術”。過去30年來，我國耕地退化程度已遠超過去幾百年，恢復地力需要大量有機肥還田，精耕細作。而轉基因是在大農藥、大化肥、專用除草劑的基礎上做“種”的文章，會讓人越來越懶，地越種越瘦，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農作物種植惡性循環。
“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從過去的300多公斤/畝，提高到700多公斤/畝，現在逼近900公斤/畝，那才是真增產。轉基因水稻只是對蟲害有所控制而已，與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相比並不增產，且連續種植幾代後畝產量就會越來越低。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已覆蓋了中國水稻種植面積的57%，即6000萬公頃；雜交水稻平均產量為7.2噸/公頃，比常規水稻單產高出1.4噸/公頃。我們放棄推廣非常成熟的雜交水稻的優勢，而轉向風險重重的轉基因水稻，實非明智之舉。”
蔣高明指出，剛剛獲得安全證書的兩種轉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幾項國外專利。而我國正在研發的另外5個轉基因水稻品系中，每個品系涉及的國外專利至少有10項。這些國外專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國農用化學品公司。此外，一些轉基因水稻由於其原始材料來自國外機構，因此還受到其他國外所有權、法律合同的制約。這些涉嫌國外專利的轉基因技術用於科研沒問題，一旦商業化，就會被索要高昂專利費，這就給我國的糧食主權埋下了“定時炸彈”。
他認為，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農民種地積極性下降，二是地力下降，三是播種面積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這是轉基因技術所不能解決的。對待轉基因這項高科技技術，一定要高度警惕其負面影響，科學決策，增加透明度。
西方未生產作為國民主糧的轉基因小麥
環境保護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首席專家薛達元對本刊記者說，轉基因生物對環境和對生物多樣性的負面影響已有多次報道。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轉基因油菜多年種植後，因發生基因漂移，產生了能夠耐受多種除草劑的超級雜草；墨西哥農民種植的美國轉基因玉米，其花粉對當地野生玉米發生了基因污染，產生基因重組，破壞了當地野生玉米的遺傳結構；此外，轉基因玉米花粉能夠讓北美的珍稀瀕危物種——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爭的事實。
有專家認為，目前轉基因水稻和轉基因玉米普遍使用的目的基因是Bt殺蟲基因，由於使用多年，這個基因已證明是比較安全的。對此，薛達元認為，目前安全並不等於若干年後仍然安全，這種基因產生的毒素在人體和動物體內能否累積，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證明將來也是安全的，但是並不能表明轉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進行風險評估，並在研究、田間試驗和商業化生產的各個階段逐步進行風險評估。“事實上，在軍事、醫學等多個領域都在進行轉基因研究，這些領域的許多轉基因研究實際上風險很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開他們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開他們使用的基因，否則公眾一定會恐慌。”
薛達元強調，至今國外對主糧的轉基因品種一直不敢商業化生產，美國雖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轉基因商業化生產，這些主要用於飼料和榨油，而用於主糧的轉基因小麥研究雖然早已成功，但是從來沒有批准為商業化生產，因為小麥是西方的主糧，相當於中國的水稻。因此，對轉基因水稻的商業化生產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則，潛在風險太大，出了問題誰也擔不了責任。□
《瞭望》文章：美國農業科學家:生物技術公司正阻撓對轉基因進行深入研究
一群科學家在發給美國環境保護署的一份聲明中說：“在(有關轉基因的)很多關鍵問題上我們都無法進行真正獨立的研究。”環境署正在為下周召開的有關轉基因農作物的科研會議征求公開意見。
這份聲明很可能會聲援轉基因作物的反對者，包括一些環保組織，他們一直在指責缺乏對轉基因作物的深入研究，而這些作物可能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有始料不及的負面影響。
上書環境署的26位農作物專家選擇了匿名的方式，因為害怕被公司切斷研究經費。但還是有少數幾位同意公開接受本報采訪。
科學家們指出，農民和其他轉基因種子的買家必須簽署協議來擔保自己會尊重公司的專利權和相關環境條例。但是，問題在於，協議也禁止為了研究目的來種植轉基因作物。所以，為了科研，科學家們可以自由購買殺蟲劑或者一般的種子，卻沒有途徑買到轉基因種子，除非有公司的許可。但科學家們說，或者有時候根本得不到許可，或者有時候公司堅持要先審查科研結果，再來決定能否公諸於世。
這樣的運作已經是個老問題，但科學家們現在決定公開申訴，因為他們已經忍無可忍。
明尼蘇達大學的昆蟲學家肯•奧斯特裡說:“如果一個公司可以控制原本屬於公共領域的研究成果，他們就能夠減少任何研究可能得出的對己不利的負面結果。”奧斯特裡是聯合上書環境署的科學家之一。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聯合抗議的科學家們聲明他們並不反對轉基因技術本身，他們大都來自一些大專院校實力雄厚的農業院系。他們真正反對的是轉基因產業對研究的扼殺，使得他們無法給農民提供如何最佳種植轉基因作物的信息。而且，科學家們也指證，他們提供給政府監管部門的相關信息受到了“不當和嚴重的限制”。康奈爾大學的昆蟲學教授埃爾森•希爾茲教授說，轉基因公司“有可能會粉飾數據，而這些數據是要提交給環境署的”。
威廉•尼布是杜邦公司旗下轉基因種子生產巨頭——先鋒良種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作物研究的副總裁。他為其公司的政策進行了辯護。他說，因為轉基因作物受政府監管，所以公司必須仔細監督作物的種植情況。尼布說:“為了維護和政府的關系，我們不得不對轉基因技術實行非常嚴格的控制措施。”他同時也希望能有機會和科學家們坐在一起來討論他們的擔憂。
另外兩家生物技術公司孟山都和先正達，在周四聲明說他們支持科學研究。但和先鋒公司一樣，兩家公司聲稱之所以要和轉基因種子的買家簽約，是為了保護知識產權和向政府兌現監管的義務。
但是環境署發言人戴爾•卡麥裡在周四回應說，政府只要求公司監管轉基因作物的抗蟲性研發，除此之外相關合同的任何限制都是公司自行添加的。
先正達公司在和買家的協議中不僅禁止相關的研究，而且特別強調買家不能把先正達的轉基因產品和其他任何競爭作物進行比較鑒別。
明尼蘇達大學的奧斯特裡博士說，他在2007年得到三家公司的許可來比較各自生產的轉基因抗蟲玉米對明尼蘇達州的根線蟲有多少效果。但在2008年，三家公司之一的先正達收回了許可，這項研究不得不中止。
奧斯特裡博士解釋說:“先正達之所以這樣決定，是因為如果再讓研究繼續下去，就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北達科他州州立大學昆蟲學副教授馬克•波特爾回憶說，去年當轉基因甜菜種子第一次賣給農民之前，他想測試這種新作物對某種殺蟲劑有何反應，但是北達科他州州立大學無法和種子的生產商孟山都和先正達就發布研究成果和知識產權達成協議。
康奈爾大學的希爾茲博士認為，對農業科研的經費支持已經逐漸由政府公共部門向公司財團轉移，這就使得很多科學家不得不依賴大公司來提供經費或者技術合作。“大家都怕上黑名單，”他說，“如果你唯一的研究對像是玉米的害蟲，你就需要最新的(轉基因抗蟲)玉米(來做實驗)，而如果公司拒絕提供樣本，你就只能一事無成。”□(文/安德魯•波蘭克，林谷摘譯自2009年2月19日《紐約時報》)
《瞭望》文章：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答問
“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需不需要轉基因作物來養活地球，而是如果我們繼續接受轉基因作物和背後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們還能不能養活地球？”
文/《瞭望》新聞周刊特約撰稿人林谷
擁有美國和新西蘭兩國國籍的傑克•海勒曼博士(Jack Heinemann)，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遺傳和分子生物學教授、挪威圖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態學高級兼職教授、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研究員。
他1993年獲得美國微生物學協會青年調查獎，2002年獲得新西蘭科學家協會研究獎章，2005年被列入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名冊，受邀為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國際農業發展科學與技術評估機構撰寫報告，並為一些國家的政府機構提供咨詢服務。
“我的實驗室幾乎每天都在制造轉基因生物。”他在致《瞭望》新聞周刊的電子郵件中稱，“在我20年的職業科學家生涯中，我連一次都沒想過要把這些轉基因生物商業化。”
在最近的幾封郵件裡，他就轉基因作物的研究、安全性及其社會經濟制度問題，回答了《瞭望》新聞周刊的提問。
“轉基因作物在社會層面的價值很小”
《瞭望》：迄今為止，對於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國際社會究竟有沒有達成共識？有一種看法是轉基因食品1994年才問世，要對其安全性蓋棺定論為時尚早。
海勒曼：我認為，針對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目前並無定論。但是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國科學家吉利-艾瑞克•索拉裡尼帶領的科研團隊在轉基因作物的動物實驗中發現了相當確鑿的對動物有害的證據，他們的發現在國際生物學期刊上發表之前就得到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評價。
對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分為好幾種。第一種是人體健康研究，包括用實驗來獲知某種作物的短期和長期的效用和後果。而這樣的研究包括對動物一生的測試這樣的長效實驗。要完成這樣的實驗，需要有充足的經費，一支獨立於產業利益而又技術精良的研究團隊，以及政府的相關法規來確保獲得轉基因種子和植株作為研究對像。但現實中往往無法滿足這樣的條件，大公司以專利權保護為由拒絕提供轉基因作物的種子來供獨立科學家進行安全性研究，這就嚴重阻礙了開放與獨立的科學研究。我相信，如果真正做到這些條件，對於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早該得出科學的結論了。
而同樣的問題也妨礙到第二種環境安全性研究——經費不足，社會大環境並沒有扶植獨立和嚴謹的科研力量，作為實驗對像的轉基因種子和植株很難獲得。有一種傲慢的偏見認為環境測試只能在室外進行，所以不少轉基因作物被匆忙投放田間試驗。誠然，有些最終問題的確需要甚至更大規模的田間實驗，但是，很多令人困擾的問題完全可以更早和更好地在實驗室裡解決。例如，根據我2004年的研究，在田間試驗的規模下將轉基因逃逸作為安全性問題來研究完全沒有必要。在實驗室裡研究轉基因在自然界何時以及如何逃逸效果會好很多，而且還可以為田間實驗提供寶貴的參考和依據。
最後一類是在社會層面的安全性研究，這主要是指對農業和農業技術的遠瞻性戰略思考，事關食品安全和環境可持續性的大局。由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共同支持的國際農業發展科學與技術評估機構已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並發現轉基因作物在社會層面的價值很小。原因或者是由於作物本身的特性，或者在於背後掌控轉基因專利權的西方跨國集團。巨大的利潤落入了私人公司的腰包，而要全社會來為其風險買單。同時，轉基因作物背後由供應商主導的運作已經控制了相當多的資源，這些資源原本可以投入到更為重要的農業技術研發，例如農業生態學、農業資源就地保護，以及扶植有競爭力的農作物種植者的群體。
“商業資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組科研團隊”
《瞭望》：如果轉基因作物真像其反對者指責的那樣威脅食品安全和發展中國家的糧食主權，並對人體健康有潛在風險，為什麼世界上還有不少科學家在進行轉基因作物的研發？利益驅動會是主要的推手嗎？
海勒曼：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科學家真正熱衷於將遺傳工程用於制造轉基因作物呢？很多人將下面兩類人混為一談：一類是為數甚多的分子遺傳學家，一類是為數較少的在開發轉基因產品的科學家，他們受到相關產業資助，有雄厚的資金作後盾。
我自己就是一個分子遺傳學家，我的實驗室幾乎每天都在制造轉基因生物。在我20年的職業科學家生涯中，我連一次都沒想過要把這些轉基因生物商業化。它們對於解答生命的奧秘至關重要，而這些發現某一天也可能被投入實際運用。許多植物學家將遺傳工程用於協助育種或者改良作物，但並沒有直接將遺傳工程本身商品化。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科學家們從不把制造轉基因商品作為我們存在的理由。只要不被專利保護所操控和濫用，也無須推廣轉基因商品，現代生物技術才真正能為人類造福。
但不可否認的是，商業資金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組科研團隊。根據國際農業發展科學與技術評估機構的調查結果，一小部分跨國生物技術公司在農業技術研發上的投資已經超過了發展中國家相應投資的總和，而且比主要發達國家對公共事務的投資還要略高一籌。所以，科學家被順理成章看作是轉基因商品的支持者。而事實上絕大多數遺傳學家並不會對轉基因作物有太多想法。即便是那些有想法的，也常常不想在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上糾纏太多，因為聰明的做法是:要麼迅速支持轉基因，要麼徹底不聞不問。否則，如果想在轉基因問題上保持批判性的職業眼光，就意味著你會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毀前程。
所以我認為單純追逐利潤只會成為很小一部分科學家參與開發轉基因商品的動力，而更大的動力來自事業上的發展機遇和就業的保證。不少政府越來越將研究經費和產業目標掛鉤，而一些原本公立的研究機構也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定義成功。面對科研團體和商界之間強有力的結盟，科學家們正在學會保持沉默，或者淪為搖旗吶喊者。
《瞭望》：如何養活地球上這麼多人口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而氣候變化讓這個問題更為棘手。轉基因技術一度被譽為解決上述問題新的“靈丹妙藥”，一些跨國公司已經在全球紛紛搶注了針對氣候變化的基因專利，也預示著會在已成天文數字的轉基因研發投資上再下賭注。轉基因真是“靈丹妙藥”嗎？我們還有沒有別的更好或者更安全的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
海勒曼：當然有了。科學家早已研究開發了其他多種農業技術，它們絕非出於政治目的而被推出，而是被業界廣泛認可，成為遠遠優於轉基因作物的選擇。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需不需要轉基因作物來養活地球，而是如果我們繼續接受轉基因作物和背後的社會經濟制度，我們還能不能養活地球？假如說沒有轉基因作物，人們就會挨餓的話，那麼今天人類早就該滅絕了。如果想讓生物工程技術真正造福於民，我們就必須改變目前利用遺傳工程的方式和原因，特別是現有的商業模式。
為什麼美國成了轉基因大國
《瞭望》：美國政府在很多問題上毫不掩飾優先保護自身利益的價值取向，美國民眾也向來珍視自身的健康和生計。如果轉基因作物真能被跨國公司用來壟斷市場，嚴重傷害農民和消費者的經濟利益，並導致潛在的健康和環境風險，為什麼美國反倒成了轉基因大國？
海勒曼：我首先不同意這樣的假設：美國是個民主國家，所以接受轉基因作物也必然經歷了一個民主的決策過程。我擁有美國和新西蘭雙重國籍，在美國生活了近32年。但作為一個職業遺傳學家，我對美國的轉基因產業也知之甚少。絕大多數美國人同樣對此問題沒有任何參與討論和決策的機會，就像歷史上絕大多數美國人針對吸煙或飲酒是否有害的議題也未能參與討論一樣。
但這並不是說美國人愚笨或者懶惰，而僅僅說明了美國的社會輿論常常推崇商業文化，不少人也想當然地認為企業家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為社會帶來福祉與進步。不過，對轉基因質疑的美國人越來越多，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響。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在拒絕產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而傾向於選擇當地原產的和有機的食物。
《瞭望》：我們的印像是，不少歐洲國家對轉基因作物比美國采取了嚴厲得多的限制措施，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規，也包括讓公眾發揮非常積極的監督作用。你是否能就此介紹一下？
海勒曼：我認為在轉基因問題上比較“歐洲人”和“美國人”會誤導大家。如果你在街上問一般的美國民眾，他們會提出和歐洲人同樣的訴求：要求嚴格標識轉基因食品。在對轉基因的管理層面，歐洲與美國和加拿大並無二致。
如果有差別的話，最關鍵的是，歐洲人在更有效和強硬地呼吁針對轉基因標識立法和嚴格執法，在新聞輿論上推動對轉基因的討論，也在贊助對轉基因的安全性研究。而美國還沒有法律法規來強制標識轉基因食品，盡管在民意測驗中他們是支持為轉基因標識立法的。
美國在指責歐洲人利用非關稅貿易壁壘來限制進口美國轉基因產品。但是，我預測只要美國看到相關的戰略和經濟利益，就會毫不猶豫用安全性檢測來限制進口產地包括中國在內的來自他國的轉基因商品。
“跨國公司已經准備好將利潤凌駕於食品安全之上”
《瞭望》：反對者指出轉基因的關鍵技術專利已經被少數跨國公司所壟斷，所以如果某一個國家決定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跨國公司就會長驅直入，用專利保護權等手段壟斷該國市場，使其喪失對該作物的國家控制權和食品安全。這樣的指控是否站得住腳？是否已經有類似情況發生？
海勒曼：我認為這樣的指責是成立的。從某些角度而言，轉基因作物的開發還處在早期，因為絕大多數商業化的轉基因作物只在一小部分國家生產和出口，包括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整個國家已經嚴重依賴生產美國孟山都公司的專利轉基因大豆用於出口，國民經濟和食品安全因而岌岌可危。但阿根廷並不認可種子專利，孟山都公司在已經從銷售轉基因大豆種子中獲利豐厚之後，還在通過法律手段要求阿根廷大豆的歐洲進口商支付專利賠償金。轉基因專利協議禁止農民保留當年種子，只能在每個播種季節重新購買。而一些大型生物技術公司已經明確拒絕向未能履行轉基因種子專利條款的發展中國家出售種子。這就意味著跨國公司已經准備好將利潤凌駕於食品安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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