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的中國經濟

左大培：2009年和2010年的中國經濟

作者：左大培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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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和2010年的中國經濟：

過度依賴貨幣政策下的兩難（講演提綱）

左大培（2010年1月17日在烏有之鄉的講演提綱）

2009年的中國經濟運行於一種兩難處境下。如果不對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作根本修改，2010年的中國經濟甚至以後一個長期中的中國經濟都仍然將處於這種兩難境地。這種兩難境地在於：由於政府在宏觀經濟調節上過分依賴貨幣政策，導致在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放鬆信貸時，出現嚴重的金融泡沫，很難阻止經濟滑向過熱；而一旦實行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收緊信貸，就會使金融泡沫破滅而導致金融危機，從而使整個經濟滑向衰退和蕭條。

2009年中國處於西方金融危機的國際環境下。目前西方已經停止了經濟的下滑，以後會如何還難以預測。

這次的西方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兩點成為毫無爭議：

1.美國式的金融投機資本主義使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成為不可避免；

2.必須依靠政府大力擴張總需求、拯救金融體系的行動才能使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免於長期的大蕭條。

兩個“不能幻想”：

1.不能幻想現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會永遠處於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蕭條之中；

2.不能幻想沒有政府的大力干預和救助現代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會處於長期的大蕭條之中。

這兩個“不能幻想”統一於：由於政府必定在危機發生時對經濟進行大力的干預和救助，才使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至於陷入長期的大蕭條。

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影響中國的進出口和對外貿易順差：

2007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1738億美元，外貿順差為2622億美元；200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為25616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7.8%，其中進口11331億美元，出口14285億美元，順差2954億美元；2009年預計中國進出口總額約為2.2萬億美元，比2008年下降約16％，其中出口下降約為16－17％，據此推算出口約為1.2萬億美元，貿易順差約2千億美元。減少1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直接降低中國經濟增長率2個百分點左右。

2005年到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每年增加約6百億到1千億美元，這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約2到3個百分點。西方金融危機爆發後貿易順差在2008年增加不大，2009年大幅下降，使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從提高增長率3個百分點變為降低增長率2個百分點。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發生了顯著的波動：中國經濟增長率2006年為11.1%，2007年為11.9%，2008年第4季度降低到與上年同期相比6.8%，全年的經濟增長率下跌到為9.6%，以當年價格計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14045億元。有估計2009年的經濟增長率降到 8.3%。

但是，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降低首先不是西方金融危機的結果，而是開始於中國自主實施反通貨膨脹的宏觀經濟緊縮。

中國經濟的“潛在生產能力”（潛在產量）每年增長大約為9％多，而到2007年為止中國已經連續5年保持了每年經濟增長大約為10％甚至明顯高於10％。到2007年，中國實際產出已經超過其當年的潛在產量大約2％。實際產出高於潛在產量是由於總需求過旺，總需求過旺同時就造成了通貨膨脹：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與上年同期相比，2006年增長1.5%，2007年增長4.8%，2008年甚至為5.9%。而中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PPI）與上一年同期相比，2008年6月上漲了8.8%，7月上漲了10%，達到了1996年以後的10年最高增幅。

只是到2009年，由於中國陷入了可能不到8％的低增長，整個經濟的實際產出已經不比潛在產量大多少，通貨膨脹的局面才消失，而出現了通貨緊縮的局面：CPI與上年同期相比，1月增長1％，2月增長就為-1.6%，由此開始了連續9個月的負增長，到10月還為－0.5％，只是到11月才回升到0.6%，全年平均的增長率可能為負。 PPI與上年同期相比，2009年1月下降3.3%，5月下降7.2%。

這中間的轉折實際上從2007年底開始。 2007年底中國政府採取了堅決消除金融泡沫和反通貨膨脹的政策，開始收緊銀行信貸。緊接著這一資金緊縮的是股市暴跌，城市住宅售價的上漲也基本停止，到2008年10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只上漲1.6%。

這一緊縮政策對實際宏觀經濟增長的影響開頭並不明顯，CPI和PPI的漲幅在2008年上半期甚至還很高，這典型表明了貨幣政策在當代對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有明顯的滯後。 2007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7239億元，比上年增長24.8%；2008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72291億元，比上年增長25.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速度似乎還有增加。

但是實際上，由於2008年中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增長極快，以實物計算的固定資產實際投資增長率在2008年應當已經低於2007年。而且這種投資增長率的下降在下半年應當特別明顯。這在房地產投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2008年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35215億元，比上年增長23％，房地產（開發和銷售）投資完成總額30580億元，比上年增長20.9%，但是這個投資完成額2008年上半年卻比上一年同期增長了33.5%。雖然沒有更進一步的數據來作準確推斷，但是可以相信房地產（開發和銷售）投資完成總額2008年下半年比上一年同期增長不到17％。到10月份，PPI比上年上升的幅度就降到了6.6%。

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宏觀經濟緊縮政策開始起作用、2007年過熱的經濟已經降溫的情況下遭遇了西方金融危機的衝擊。 2008年第三季度，美國的金融危機震驚了世界，西方金融危機導致中國出口下降的作用也清楚地表現了出來。中國政府也緊隨西方國家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救市”，其實質是推行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擴張政策。

但是，中國政府的“救市”政策中，實質性的擴張措施並不多。真正有重大作用的宏觀經濟擴張政策，除了所謂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之外，就是狂熱地增發貨幣和信貸。 2008年9月中國的M2同比只增長15.29%，2009年11月末中國的M2卻同比增長了29.74%，增長率比上年同期幾乎高出一倍。中國2009年11月末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貸款餘額42.16萬億元，同比增長34.74%；1－11月本外幣各項貸款增加10.12萬億元，同比多增5.86萬億元。 11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餘額39.59萬億元，同比增長33.79%。 1－11月份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9.21萬億元，同比多增5.06萬億元。光2009年前4個月中國金融機構各項貸款餘額就增加近5萬億元。可以說，在這一輪貨幣擴張中，中國一年增發了正常年景下兩年增發的信貸。

對這一宏觀經濟擴張政策效果的評價：

其唯一的積極作用是，防止了中國經濟下降到其“潛在產出”之下，防止了短期內失業的大量增加；

消極方面：

首先是效果極為有限。幾乎達到30％的信貸增長是超常的，而整個經濟的增長率僅為8％，明顯低於過去通常為9％以上的經濟增長率；2009年1－11月，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31271億元，同比增長17.8%，明顯低於2008年增長20.9%的增長率。

這種結果的有限性造成了一大怪異：中國以當年價計算的GDP在2009年只不過增加了3萬億元左右，再加上彌補出口順差下降所需的1千多億美元購買力，如果增加的貸款都變為購買實物的購買力，增加4萬億元的信貸餘額應當足夠。但是中國在2009年增加的銀行貸款餘額有10萬億元！

這多餘的至少6萬億元貸款肯定是用於購買那些不構成人民收入的實際物品的所謂“中間流通物”，這就引出了信貸擴張的另一個壞作用：購買的這些“中間流通物”通常都是所謂的“金融產品”；信貸擴張使這些“金融產品”價格上漲，造成了金融泡沫。

這就成為主要依靠信貸擴張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更為惡劣的後果：急劇增多的貨幣資金更多地流入金融市場，造成各種“金融產品”價格上漲的金融泡沫。

在10萬億元新增資金支撐下，中國的股票市場結束了一年的股價暴跌，上證指數由1600點上升了一倍左右；城市中的商品住宅售價重新暴漲。

2008年1－10月，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額同比下降18.2%，2008年10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只上漲了1.6%；而2009 年1－11月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額卻急劇增長了91.5%，2009年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達5.7%。而國家發改委的報告則表明，2009年12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7.8%，超過2007年全年7.6%的漲幅；普通商品住房銷售價格同比上漲11.0%。 2009年12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環比上漲1.5%。

這11個月裡中國商品住宅的銷售額應當接近但不到3萬億元。而這11個月中光是用來購買商品住宅的個人按揭貸款就達到7009億元，接近商品住宅銷售額的將近四分之一。此外，許多人藉口“經營私營企業需要”，利用銀行擴大對企業的貸款以刺激經濟的時機，借入巨額銀行貸款以購買商品住宅牟利。有理由相信，這樣用於購買商品住宅的貸款資金不會小於個人按揭貸款。這後一種人可能沒有直接用銀行貸款買房，但是他們可以將很容易借入的銀行貸款用於企業的周轉，而將原來用於企業經營的資金替換下來買房。這樣，2009年的商品住宅銷售估計至少有一半靠的是銀行貸款支持，貸款資金造成的需求同時就引起房價上漲。

這就是主要依靠貨幣政策調節宏觀經濟在2009年給我們造成的兩難處境：不大幅度增加貨幣供給和貸款，總需求就會明顯小於“潛在產量”；大幅度增加貨幣供給和貸款，就造成了更為嚴重的房地產金融泡沫。

中國2009年的宏觀經濟形勢，幾乎與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代一樣：總需求不足，增加貨幣供給的擴張政策沒有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卻造成了驚人的金融泡沫。

展望2010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首先必須記住：2009年中國的實際總產出並沒有嚴重地低於“潛在產量”，而是基本上相當於中國的“潛在產量”。在這樣的基礎上，大力擴張總需求的宏觀經濟政策絕不是不可能引發通貨膨脹。任何宏觀經濟政策如果使中國2010年的經濟增長率明顯高於9％，中國就可能開始落入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但是，如果貨幣和信貸增長率不高，就可能重新引發2008年中國已經出現過的形勢：先是股市和城市住宅售價暴跌，緊接著房地產投資下降引發新的經濟衰退。

短期內似乎可以通過將貨幣和信貸的增幅控制在適當的幅度來同時避免上述的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兩方面的災難。但是，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這樣的“適度的貨幣政策”必定是一個引發金融泡沫的政策：目前中國實體部門的總需求不足，來源於企業盈利空間小，因而投資意願低；在這種情況下擴張總需求的貨幣政策必定壓低利率，這種低利率並不足以解決投資意願低的問題，卻引發了房地產這一類金融資產的價格上升；再加上中國最近20年都沒有面臨過房地產售價長期下跌的形勢，在金融投機者們中間已經造成了極強的“房地產售價只會漲不會跌”的預期，增多的貸款多半會被債務人拿去進行倒賣房地產的金融投機活動。這樣，增多的貨幣和信貸在足以造成實體部門足夠的總需求之前，早已在金融市場上造成了嚴重的金融泡沫。這正是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代的情況。

高房價的金融泡沫逼迫買房者減少其它方面的消費，最終抑制了總需求的有效擴張，而靠高房價刺激的房地產投資雖然也能擴大總需求，但這是典型地畸形擴張的總需求。總需求這樣畸形擴張的弊端在於產業結構的畸形。而且這樣擴張的總需求一般都會造成最終破滅的金融泡沫，這實際上不利於總需求的擴張。更危險的是，一旦高房價刺激的房地產投資真的像在2007年的中國那樣造成了實體部門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貨幣當局就必定會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以遏止通貨膨脹。那時的貨幣信貸緊縮將打破房地產售價暴漲的金融泡沫，不僅通過金融資產價格暴跌造成大批人的破產，而且很可能造成金融機構的巨額不良資產，甚至造成金融危機。

總之，如果政府繼續像最近幾年那樣在宏觀經濟調節上過分依賴貨幣政策，中國不僅在2010年，就是在其後的許多年中都不可能擺脫目前這樣的兩難處境：緊縮信貸會造成嚴重的蕭條，放鬆信貸就會增大金融泡沫，為將來的金融危機和更嚴重的衰退準備條件。

這個問題和兩難處境，某種程度上世界各國都有，美國特別是如此。

中國之所以陷入這樣的兩難處境，是由於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撥改貸”、“利改稅”之後，政府基本上就不再利用財政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節，更放棄了直接向國有企業投入資本金的做法，從而也放棄了利用對國有企業的投資進行宏觀經濟調節的手段。這樣作的惡果，不但是在企業層次上扭曲了中國企業的投資選擇，使中國的企業偏好資金回收快的短期效益好的項目，偏好於回報率均值不高但回報偏差大的項目，而且是在宏觀層次上使中國政府只能靠控制貨幣供給和銀行信貸來進行宏觀經濟調節。其結果是：宏觀總需求不足時就大力增加貨幣供給和信貸投放，而在實體經濟總需求不足造成預期利潤率低的環境下，增加的貨幣和貸款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很大一部分變成從事金融投機的游資。這樣低效的擴張總需求政策持續實行了20年，結果是不僅造成中國的貨幣相對於實體部門過多，而且造成了過多的用於金融投機的游資，使中國的各種金融資產價格越來越暴漲暴跌，金融市場日益動盪。

要徹底擺脫這樣的兩難處境，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經濟政策的指導方針，放棄主要依靠貨幣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節的方針，更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國有資本的投資政策來進行宏觀經濟調節。

具體做法：

在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宏觀經濟調節中建立一個堅實可靠的“計劃核、國有經濟核”，以此為核心來有效地調節投資和總需求。

這個“計劃核、國有經濟核”的主要作用，在於以政府和國有部門的有計劃的巨額支出填補總需求缺口，這種支出中包括大規模的國有資本金實物投資。

除了政府規定專門用於乾預金融市場的資金之外，政府和國有部門的有計劃的巨額支出都必須用於購買實物的支出，這樣支出的任何國有資本金都必須用於實物的投資，不准用於金融資產的買賣；而這種支出的資金來源有三方面：政府的稅收、國有資金的盈利和國有部門發行的債務。這就有效地使用了社會上全部的和新增的貨幣信貸資金，一方面有效地調節了總需求使之接近“潛在產量”，另一方面防止形成過多的游資造成金融動盪。

這個“計劃核、國有經濟核”所使用的資金，主要通過政府財政部門和企業國有資本金的監管機構（國資委）來籌集、管理和使用，其中通過財政部門籌集、管理和使用的資金，則要嚴格地分為兩個不同的渠道，一個是常規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渠道，另一個則是財政部門掌管的用於企業的國有資本金。

政府財政部門常規的財政收入和支出也包括了“準財政”的收入和支出，即居民享受的系統的福利開支和收入。政府財政部門的這些常規的財政收入和支出，應當首先用於增加國家的國防、科技實力和發展潛力，其次用於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和享受的社會福利。目前仍然需要大力增加這方面的支出。

除了增加這方面的常規財政支出以外，根據中國目前存在的總需求不足的缺口，最近幾年中國每年至少應當再增加一萬至一萬五千億元的國有資金投資支出。

如果政府稅收和國有資本金的盈利不足以為這些支出籌措資金，就應當堅決地由財政和國有財產監管機構（國資委）兩級機構發行債券籌資。其中用於企業國有資本金的支出用將來國有資本金的盈利來還本付息。

為了避免浪費國有資源，這些支出一要有計劃地投入，二要有嚴格的回收管理，要通過收繳國有資本金在企業利潤中的分紅來償還用於形成企業國有資本金的債務。

為此要堅決地實行“公進私退”，不要理睬反對“國進民退”的叫囂。

“計劃核、國有經濟核”支出的方向：

首先設法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和享受的社會福利，解決醫療、教育、住房等民生問題。政府對城市住房的干預，應重在以略低於市場價格的房租供應公共住宅以穩定城市的房租，同時以堅決的財政金融手段製止投機買房造成的房價上漲。這方面的支出應當主要來源於政府財政部門常規的財政支出。

在其它方面，“計劃核、國有經濟核”的支出應當服務於下列幾大原則：

產業方面的最主要目標：盡快使中國的科學技術、軍工產業、裝備製造、環保行業和新能源產業全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每個行業、每種產品的生產中，都爭取中國企業的生產高端化，掌握最先進的核心技術；

在保證了上述資金支出的前提下，如果還有資金剩餘，支出的原則就是：

哪個行業、哪種產品的生產出了缺口，特別是缺乏實物投入，政府就應當以資金大力投入。同時實行全面的進口替代。

這方面的“其它產業”的例子：應當保證主要的農畜產品全面自給，補貼中國種植大豆的農民和民族大豆產業，對民族種業的自主研發、國產種子的開發推廣進行補貼。

如果這些支出還不足以使國內總需求達到“潛在產量”，那就在現在有大量外資企業的國內生產行業中進行國有資金投資，其原則是：哪怕是重複建設，也要把外資企業從中國擠出去。

這裡沒有提及“鐵公基”（鐵路、公路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政府投資，因為中國政府已經下決心在這幾方面大規模投資，不需要我們再提。

除了政府規定專門用於乾預金融市場的資金之外，政府投入的任何國有資本金都必須用於實物的投資，不准用於金融資產的買賣。

除了政府規定的專門從事規定金融業務的國有機構和企業之外，禁止任何企業以國有資本金買賣股票、房地產等所謂的“金融產品”，特別是禁止買賣金融衍生產品。宣稱的金融衍生產品的主要功能是為企業分散風險，而政府的財政部、國有財產監管部門和國有財產經營機構這三級機構負責投入國有資金、徵收企業利潤以平衡企業資金餘缺，這已經有效地分散了使用國有資金的企業的風險，不需要使用複雜的金融衍生產品分散風險。讓企業買賣金融衍生產品只會使企業真實的盈虧情況變模糊，反而不利於對企業經營者績效的考核。

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應當爭取盡可能大的利潤，但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企業和機構、個人在債務比率過高時都會從事風險過大而回報的均值不一定高的項目。

嚴格控制國有企業的債務，不准國有財產經營機構（國有控股公司、國有基金）借債。由財政部和國有財產監管機構（國資委）兩級機構發行債券，將籌得資金注入國有財產經營機構（國有控股公司、國有基金）作國有資本金，國有財產經營機構則負責從企業獲取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將其上繳給國有財產監管機構，以供債務的還本付息。

財政部開立“企業國有資本經營帳戶”，統一管理為籌措國有資本而進行的借債、還本付息等業務。

財政部和國有財產監管機構（國資委）都是政府的非盈利機構，其職責僅限於根據全國人民通過公共決策程序給予的授權，管理公有資本的籌措和償還公共債務。財政部專管“企業國有資本經營帳戶”的機構與國有財產監管機構（國資委）根據公共決策程序給予的授權，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將其投入國有財產經營機構（國有控股公司、國有基金）作國有資本金，並根據規定的程序和比例徵收國有資本金盈利的適當部分，用於對發行的債務還本付息。財政部和國有財產監管機構（國資委）為籌措企業的國有資本金而發行的債務總額必須經過政府的公共決策程序批准，相應的公共決策程序還必須規定償還“資本金國債”的時期和程序，嚴格要求必須以徵收的國有資本金盈利對債務還本付息。在對這兩級機構規定的債務總額限額內，還清了的債務所造成的限額內未使用部分，還可以用新發行債務填補。這樣，在根據已批准的債務限額將為籌措國有資本金而發行的債務擴張到規定的範圍之後，這兩級國有資本管理機構可以一方面以徵收的國有資本金盈利償還現有債務，同時就發行新的債務以彌補還債後債務限額中留下的缺口。

為提高國有資本的使用效率，人民群眾都有權通過政府的公共決策程序監督國有資本的監管和經營機構，政府也應當通過其公共決策程序直接監督和管理國有資本的監管和經營機構，要求它們保證國有資本的保值和增值，保證財政部和國有財產監管機構發行債務的還本付息，並且杜絕國有資本運營上的“借新債還老債” 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