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盛典下的尖銳對立

國慶盛典下的尖銳對立，黨群一體化的歷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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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良
2010-02-07

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大慶，在極端緊張的政治對立中平安過去了，極端緊張和尖銳對立的標誌，就是整個國慶期間北京禁賣菜刀。造成如此緊張和對立的原因，是極端右翼勢力不給中國人民以絲毫喘息的機會，不給中國人民以共同歡度國慶的絲毫空間，而是堅持30年來一如既往的罪惡行徑：把每一個重大節慶都當作是侮辱和踐踏人民、向人民顯示淫威和發洩仇恨的機會。在人民還沒有重新聚集到毛澤東旗幟下之前，面對反動派的淫威和發洩，人民只能默默容忍，只能默默哭泣，甚至實在忍受不了要去自殺，都只能採取默默的方式，否則就是極左分子就是文革餘孽。中國人民終於在淚水、血水和死亡中深切體會到了沒有領袖意味著什麼，所以在毛澤東再次回歸祖國大地的今天，人民不想再繼續容忍下去了，發出了一系列反抗和怒吼，政治鬥爭進入了30年來空前的白熱化狀態。國慶期間的三件事就反映了當前政治鬥爭的白熱化狀態。一是臨近國慶閱兵式前幾天，突然增加“毛澤東思想方陣”；二是富人的《復興之路》（其實定名為《復辟之路》更符合劇情）取代窮人的《東方紅》，對窮人大肆發洩和瘋狂詛咒；三是國慶期間北京禁賣菜刀，把共產黨逼到了歷史死角。這三件事情不僅反映了當前中國政治鬥爭已達到白熱化狀態，同時還反映了當前中國政治鬥爭進入了極其複雜的特殊歷史時期，民權、集權、官權、洋權等相互之間的鬥爭，縱橫交錯地彼此纏繞在一起，除了官權和洋權已形成聯盟之外，其中任何一方都與其他方面處於難以調和的對立狀態，其複雜程度超越了1840年以來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這種極其複雜的矛盾交錯狀態，證明了此前我們一直倡導的關於中央集權和百姓民權相結合，關於實行黨群一體化的基本主張，是完全符合當今中國實際狀況的。

一，臨時增加“毛澤東思想方陣”的標誌性意義

國慶前三天的9月28日，當媒體傳來國慶閱兵式臨時增加“毛澤東思想方陣”的消息時，原本已陷入麻木絕望的底層人民立時一片歡呼，無數人禁不住流下了激動的淚水，許多網民甚至振臂喊出了“胡主席萬歲”的口號。因為在臨近國慶閱兵式不到10天的時間裡，能夠打破演練已經超過一年的原有方陣格局，突然增加一個“毛澤東思想方陣”的人，只有胡錦濤主席。人民激動的淚水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方陣”，建國60年大慶則又會變成一個單方面控訴人民、討伐人民，向人民顯示淫威的階級盛宴。人們已經看到了原來閱兵式的安排：四代領導人中的後三代領導人都是各有一個形像方陣和一個文字方陣，唯獨開國領袖毛澤東沒有文字方陣。如此歹毒荒謬的公然踐踏歷史，公開用1979年代替1949年作為新舊中國的歷史分界線，完全是對人民的肆意欺辱。

中國買辦集團以及西方資本在中國的總代理，今年伊始，就率領中國政治上的腐敗勢力、經濟上的買辦勢力和文化上的漢奸勢力，在國內外各個場合以各種方式，公開用1979年代替1949年作為新舊中國的歷史分界線，大肆歌頌“後30年的新中國”和瘋狂控訴“前30年的舊中國”，特別是在臨近國慶的日子裡，更是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控訴“30年前舊中國”的政治浪潮。中國買辦集團總代理之所以要用1979年取代1949年作為新舊中國的分界線，就在於1949年是“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歷史起點，而1979年則是中國人民再次被踩在腳下的歷史起點，甚至連人口只有30萬的汶萊都敢於公開瓜分中國領土，因為再小的國家也都知道，當今中國完全依照西方臉色在行事，只要西方人不表態，中國的東西就可以隨便搶。而西方人之所以能夠充當中國實際上的“宗主國”，就在於中國個別領導人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買辦集團，自己都把1949年“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妖魔化為是閉關鎖國的歷史時代，而把“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的1979年看作是新中國的歷史起點。借國慶之機，以方陣排列的方式把毛澤東排除在60週年大慶之外，就是要造成新中國是30年而不是60年的“歷史事實”，就是要造成開國領袖是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的“歷史事實”，其實質是為推舉中國葉利欽創造輿論條件。

所以，國慶閱兵式究竟是安排以鄧小平為首的三個方陣，還是安排以毛澤東為首的四個方陣，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一般的政治問題，而是一個關乎黨和國家命運安排的重大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乎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政治問題，是一個關乎人民革命和人民利益的根本政治問題，是人民的新中國與權貴富豪的新中國之間不共戴天的根本對立問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當人民得知胡錦濤主席力挽狂瀾，突然改變原有計劃，堅持把1949年作為新中國的歷史起點，堅持把毛澤東作為新中國開國領袖時，才會流下激動的淚水，才會忍不住歡呼：胡主席萬歲！畢竟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胡錦濤主席和人民站在了一起。

特別是人民注意到，胡錦濤主席的國慶講話，是30年來首次沒有侮辱人民革命，沒有侮辱人民艱苦奮鬥的國家領導人講話，與整個慶典主題形成了十分明顯的背離。雖然在人民呼聲和人民運動的強大壓力下，在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干預下，這次慶典勉強把毛澤東和鄧小平放到了同等地位上（其實這是對毛澤東最大的侮辱），但是整個慶典主題仍然是以慶祝30年為主，以控訴毛澤東、控訴人民革命、控訴社會主義建設為主：國慶前夕播放的《復興之路》，在聲嘶力竭地控訴文革；國慶閱兵式軍樂隊的演奏，仍然有控訴文革的樂曲；國慶當晚的焰火晚會中，又在重複播放控訴文革的樂曲；整個慶典從頭至尾都貫穿著對文革、對毛澤東、對人民的控訴。當今中國所有人都知道，控訴文革已經成為控訴毛澤東、控訴人民革命、控訴社會主義奮鬥的代名詞。注意一下國慶閱兵式解說詞就會發現，閱兵式解說詞（不是群眾遊行解說詞）完全以30週年取代60週年。解說詞不是從1949年毛澤東閱兵開始，而是從1984年把黨和國家置於軍隊絕對領導之下的鄧小平閱兵開始。當時沒有任何黨政職務的鄧小平把國家主席和黨中央總書記扔在一邊，完全以軍閥身份進行閱兵，以槍指揮黨的原則代替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屑一顧地踩在了腳下。鄧小平選擇這個反常舉動具有極深的歷史含義，他實際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結束了，那個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和國家已經再次被踩在了腳下。從那時起，中國權貴富豪面對老百姓時便多了一句口頭禪：“你們算個屁呀”，中國現代詞典中也多了一個新名詞：屁民。這就是中國權貴富豪、文化精英極端仇恨60年大慶、瘋狂歡呼“30年”大慶的根本原因，這也是人民群眾歡呼60年大慶、憤恨“30年”大慶的根本原因。

究竟是60年大慶還是“30年”大慶，究竟是1949年翻身解放還是1979年翻身解放，已成為官僚買辦階級與人民大眾之間不可調和矛盾在國慶大典上的反映。所以，當看到增加了“毛澤東思想方陣”時，當看到閱兵式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開始，在《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聲中結束時，中國老百姓才會如此激動，才會喊出胡主席萬歲的口號。或許有人又會說什麼是中國老百姓愚昧，其實，說中國老百姓愚昧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愚昧。擁有東方倫理大德的中國老百姓就是這麼善良這麼好，只要為老百姓哪怕是做一點點兒好事，老百姓就會給予千萬倍的回報，西方基督教設置“感恩節”，就是要向東方倫理學習、彌補西方文化的這一倫理缺陷。畢竟30 年來中國老百姓被欺辱的太不成樣子了，以控訴文革為藉口，奪老百姓的性命，扒老百姓的房子，劫老百姓的財產，淫老百姓的妻女，稍有不滿和反抗，就被指責為極左分子和“文革餘孽”。而在中國精英集團的民主法治詞典中，極左分子和“文革餘孽”是不享有絲毫人權的，無論怎麼處置都可以，如同奴隸社會怎麼處置奴隸都可以一樣。後來，隨著毛澤東熱的興起，右派的民主法治詞典中又把整個毛派也列入了不享有人權的範圍，也就是說，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懷念毛澤東的人民群眾，被排除在中國改革教號稱的民主社會之外，被排除在基本人權之外。而這一次，胡錦濤主席第一次放棄了以往慶典中對毛澤東時代的控訴，對人民革命和人民造反的控訴，這對於被指控被詛咒被辱罵了30年的中國老百姓來講，就如同被壓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孫悟空突然被解放出來一樣，自然會有些欣喜若狂！想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連“玉帝老兒”都不放在眼裡，卻心甘情願、忍辱受屈地做唐僧徒弟，就是因為把他從五行山下解救出來的人是唐僧。慶典期間中國老百姓對胡錦濤主席的情感，就有些類似於孫悟空對唐僧的情感，像孫悟空眼含熱淚喊出師傅一樣，同樣含著眼淚喊出了胡主席萬歲。畢竟這是30年來第一次，人民的信仰得到了尊重和承認，畢竟是30年來第一次，讓“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巨幅標語穿越天安門廣場。或許眼下還很少有人能夠理解到天安門廣場從東到西這500米穿越的歷史意義，她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可能穿越官權階級設置的政治防火牆，以黨群一體化取代黨政一體化，開始譜寫正反合第三階段的嶄新篇章，實現中華民族由目前的肥大國家向強大國家的歷史性轉變。

在國慶大典上同時出現截然對立的兩個政治主題，不僅是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極其罕見的特殊現像。增加“毛澤東思想方陣”和胡錦濤主席講話，反映了人民的意願和呼聲，而除此之外的整個慶典活動，甚至包括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的現場報導，都無不充斥著對毛澤東、對人民革命、對社會主義事業直接或間接的貶低和控訴，胡錦濤的講話根本就無人理睬。在此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皇權玩偶化現像，中國再次進入了類似於歷史上“宦官專權”“貴戚干政”的精英民主時代，只是現在“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不再是“宦官”、“貴戚”那種極其狹小的利益集團，而是由政治上的腐敗勢力、經濟上的買辦勢力和文化上的漢奸勢力所組成的極其龐大的官權階級。由於這個官權階級是由共產黨內部滋生出來並且是藉助於共產黨的力量發展起來的，所以雖然仇恨共產黨卻還必須打著共產黨的招牌，雖然仇恨人民卻還必須打著人民的招牌，這就決定了中國官權階級把共產黨玩偶化、把人民招牌化的歷史特徵。這個特徵決定了現階段中國左翼進步力量的根本任務，就是恢復共產黨的階級性質和人民的歷史地位。而要完成這個根本任務，打倒官權階級統治，徹底剷除腐敗基礎，單純依靠共產黨自身力量肯定是不行的，單純依靠人民群眾的自發力量肯定也是不行的，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的政治結合，此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能夠走得通的道路。

毛澤東思想方陣的意義就在這裡，就在於為危難中的國家展示了一條新的歷史道路。看來，中華民族崛起的整個歷史都將屬於一個名字：毛澤東。記得我曾經在共和國元勳後代紀念毛澤東誕辰115週年的大會發言中說過：中國崛起的整個歷史都屬於毛澤東；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強大起來了；1979年到2009年的三十年，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國人民成熟起來了；下一個三十年，中國將會繼續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實現民族崛起。所以，過去、現在和未來，中華民族崛起的所有30年，都屬於偉大的毛澤東，屬於偉大的中國人民。

二，從全民皆兵到禁賣菜刀——中國進入了“王婆時代”

歷史無論是到達盡頭處還是在拐角處，必將載入史冊的不一定是那些重大事件，但一定會是那些標誌性事件。國慶期間禁賣菜刀就是這樣的標誌性事件，這個標誌性事件注定了共和國60年大慶必將載入人類史冊。傳說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兩次管制菜刀的時期，即秦朝和元朝，這是第三次。估計秦朝管制菜刀的傳說多半是中國文人偽造歷史的產物，今天關於共和國前後30年的歷史記載，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文人在偽造歷史方面完全無所顧忌，用謠言來妖魔化自己不喜歡的朝代和人物，是中國文人獨有的歷史品行。不僅秦朝管制菜刀的傳說多半是文人謠傳，估計元朝管制菜刀的傳說同樣是文人的謠傳，因為個性張揚的元朝特別看不慣那些裝腔作勢的酸臭文人，所以才被那些酸臭文人妖魔化為管制菜刀。如果秦朝和元朝真的到了經不起一把菜刀的衰弱地步，又如何能夠統一天下、入駐中原！然而，無論中國歷史上兩次管制菜刀的傳說是真是假，但是這次60年大慶期間，北京市內卻是實實在在的禁賣菜刀，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先後兩次管制菜刀的傳說，在今天變成了真真切切的現實。無論這次禁賣菜刀是歷史上第一次還是第三次，都將作為20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的唯一標誌性事件而載入史冊，成為流傳千年的歷史奇談。至少在未來千年以內的中學歷史課本上將會記載：“在人類開始進入大眾政治時代的21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為維護社會穩定而禁賣菜刀的歷史現像，反映當時中國社會已經脆弱到了極點”。無論現在這一代領導人是否已經知道這個標誌性事件，也無論他們對這一事件的態度如何，他們都將會因這一標誌性事件而在歷史上千年流傳。冷兵器時代管制菜刀情有可原，尚且成為流傳千年的歷史奇談，而如今一個擁有強大核武器的國家居然經不起一把菜刀，則更會成為歷史奇談中的奇談。

曾幾何時，中國還是全民皆兵、戶戶有槍（指單位而不是家庭），中國基層單位槍支的普及率超過百分九十，那時年輕人操作步槍、衝鋒槍等輕武器的熟練程度，如同現在年輕人玩手機、電腦的熟練程度一樣，地方政府和基層官員只關心老百姓射擊成績如何，對槍支的維護保養如何，既不會像美國政府那樣天天頭疼持槍殺人的血案，更不會像現今政府這樣擔心會有人持槍造反，人們唯一比較擔心的就是有可能會走火傷人。大家偶爾也會談起歷史上或其他國家的兵器管制現像，認為那不過是統治階級衰弱恐懼造成的海外奇談，絕不會有人相信類似事情會發生在自己國家。人們寧可相信外星人送來一把菜刀，也絕不會相信政府會禁賣菜刀。那時的中國對外威嚴強硬，堅決用武力保衛領土完整和國家利益，包括對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也寸土不讓；對內則寬容自信，實行全民皆兵、全民皆武。不像現在這樣：對外韜光養晦、決不出頭，致使周邊國家無一不敢強佔中國領土，無一不敢公開迫害華人，世界各國無一不敢隨便攫取中國利益，對所有這些中國無一不是僅限於口頭抗議；對內則是嚴加防範，甚至禁賣菜刀。最近，關於前後兩個30年的爭論越來越激烈，其實，最能反映前後兩個30年本質的，就是全民皆兵和禁賣菜刀。從全民皆兵到禁賣菜刀，不僅是國家性質的一個根本標誌，更是國家強弱的一個根本標誌。並且這兩個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果關係，一個敢於讓人民擁有槍支的國家，必然是無比強大的國家；相反，一個連菜刀都經受不起的國家，必然是無比軟弱的國家，即使把全世界最先進的武器都集中到這個國家，也決不會引起任何國家的畏懼。

如果說，從擁有穩定工作和福利保障到重新被壓在三座大山之下，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悲劇，那麼，從全民皆兵的極其強大淪落到禁賣菜刀的極度虛弱，則是中國政府的悲劇，這是古往今來任何一個政府都絕對不願意接受的悲劇性現實，更是中國共產黨不願意接受的悲劇性現實。特別是對於這一屆黨中央來講，從一開始就強調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至今仍然在努力推行民生政策，把30年的污水潑在這一代身上顯然是不客觀不公平的，中國老百姓更是看得十分清楚，所以迄今為止中國老百姓所有的反抗都沒有對準共產黨和現在的黨中央，甕安事件火燒的是公安局黑社會而不是縣委，通鋼事件中被打死的是資本家代理人而不是黨委書記，烏魯木齊遊行要求下台的是地方官員而不是共產黨。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黨中央在推行民生政策，老百姓也知道黨中央在推行民生政策，並沒有把矛頭對準黨中央，那麼，政府為什麼會恐懼，甚至恐懼到了要禁賣菜刀的地步？禁賣菜刀已不是對人民一般的恐懼，而是達到了極端敏感的恐懼程度。可見，在目前黨群關係高度緊張的背後，存在著能夠製造和駕馭黨群之間矛盾的第三種力量，這第三種力量的存在，把中國送入了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王婆時代”。這裡所說的“王婆時代”並非是指由王婆主導的時代，而是指王婆的命運決定著官民之間矛盾性質的時代。

中國由當初全民皆兵到今天禁賣菜刀，就如同潘金蓮由最初寧可下嫁武大郎也決不給財主做妾的卓越女子，最後墮落到為做財主二奶而毒殺丈夫的罪犯一樣，完全是由王婆一手造成的。雖然王婆沒有直接犯下任何罪行，但是所有罪行無一不是王婆造成，不把王婆處以極刑，難以對世人起到震懾作用，並且對死者——無論是受害者還是害人者——都是極大不公。東方司法理念中“殺人可恕，情理難容”的偉大意義就在於此，當今美國司法制度的歷史性變革也是要體現“情理”的作用。所以，如何處治王婆便成為決定當時官民矛盾性質的關鍵因素。王婆成為考驗當時社會天理是否尚存的根本標誌：如果把王婆處以極刑，說明天理尚存，老百姓則往往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相反，如果放過王婆，則說明天理已絕，老百姓則貪官皇帝一起反。武松為兄報仇怒殺潘金蓮、鬥殺西門慶，唯獨沒有殺製造了所有罪惡的王婆，為什麼？就是因為武松堅信天理尚存，王婆會遭受到更加嚴酷的法律極刑。結果也完全印證了武鬆的信念，官府把連殺兩條人命的武松判處流放，而把沒有直接殺人的王婆凌遲處死。所謂凌遲處死，是指用刀片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來，到死為止，比死於一刀的西門慶、潘金蓮要痛苦千倍萬倍。正是因為還抱有天理尚存的基本信念，梁山起義軍才能夠接受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路線，否則，梁山起義軍早就像李自成那樣殺奔京城了。雖然把梁山好漢逼上造反道路的是高太尉、西門慶、張都監等，但是決定造反性質是反貪官還是反皇帝的，卻是官府對王婆的處治。因為高太尉、西門慶、張都監等反映的是製度問題，而王婆反映的則是天理問題。制度缺陷可以調整和修正，悖逆天理則只能推翻重建。中國歷史上的歷次人民起義，之所以有時候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有時候則既反貪官又反皇帝，道理就在於此。大宋王朝在當時人民起義的遍地烽火中之所以能夠苟延殘喘下來沒有滅亡，不是因為它本身統治有術，而是因為它還具有處死王婆這最後一點兒天理，人民才沒有下決心推翻它，不僅沒有下決心推翻它，甚至還主動維護它。這就是為什麼人民仍然把投降朝廷的梁山好漢歌頌為英雄，把殘酷鎮壓農民起義的岳飛歌頌為英雄的道德根源。這就是中華民族獨有的偉大包容精神，無論一個人、一個政府、一個朝代邪惡到什麼程度，只要他還講一點點兒天理，還有一點點兒天良，還守一點點兒天道，人民就仍然會繼續接受他，承認他，甚至保護他，鼓勵和推動他重新回歸正途。這就是中華民族將要貢獻給世界一體化的偉大包容精神，沒有這種偉大包容精神的世界一體化，將肯定會成為黑暗中世紀的世界性翻版。

當今中國人民再次表現出了這種偉大的包容精神，儘管自己仍然被壓在三座大山之下，但是仍然對於黨和政府的每一個進步，哪怕僅僅是口頭上的進步，都報之於巨大的歡欣鼓舞。人民對“毛澤東思想方陣”的熱烈反響就說明了這一點，由於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個思想方陣，增加一個毛澤東思想的方陣，也僅僅是維持平衡而已，但即便如此，人民仍然歡欣鼓舞、激動萬分，一時間到處都是“毛主席萬歲”、“胡主席萬歲”的口號。胡錦濤主席只是增加了一個“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人民就喊出了胡主席萬歲，把萬歲同樣奉送給了胡錦濤主席，這就是中國人民如父如母的偉大包容精神。本來，從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建設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中國人民就對胡錦濤主席寄予了再次翻身解放的歷史厚望，胡錦濤主席也有條件比羅斯福和普京做得更好，打造出一個民富國強的和諧盛世。因為當今中國的政治經濟基礎，比30年代的美國和現在的俄羅斯要好得多。所謂和諧社會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能夠安居樂業的社會，要讓絕大多數人安居樂業，就必須鋤強扶弱、除暴安良，劫富濟貧、懲惡揚善，這是古今中外建設和諧社會的唯一道路。中國以往的和諧社會就是通過這條道路建立起來的，當今世界所有國家的和諧社會也都是通過這條道路建立起來的。既有現成的歷史經驗，又有一黨領導的政治優勢，還有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經濟基礎，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有條件鋤強扶弱、劫富濟貧，建成和諧社會。然而，建設和諧社會顯然違背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殖民化目標，違背了國內官僚買辦的莊園化目標——以往人們誤以為官僚買辦的目標是私有化，其實是莊園化，莊園化的特點就是可以隨便奪人性命、劫人財產、淫人妻女，而現代社會中任何一個私有化國家都不可能實現這一點——於是，西方國家豢養的美國鸚鵡、鄧氏謠言公司培訓的現代王婆等一起出動，打著反對極左的幌子，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毛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浪潮，借控訴文革之名，瘋狂控訴毛澤東、控訴人民革命、控訴社會主義、控訴公平正義，並且以所謂鄧小平政治遺言為依據，在那個“三架馬車”之一的老流氓帶領下，中國買辦集團一大批當初投機革命、現在已投靠美國的省部級幹部聯合起來，要求摘掉天安門城樓上的主席像，扒掉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全面否定毛澤東。

在聲勢滔天的反革命浪潮壓力下，胡錦濤主席被迫選擇了一條不折騰的中間道路，這就是：不鋤強而扶弱，不除暴而安良，不劫富而濟貧，不懲惡而揚善。楊佳案和鄧玉嬌案就是不折騰的典型，把楊佳和鄧玉嬌逼上殺人道路的那幾個官員，無論是放在毛澤東時代（雖然那時根本不可能發生這類案件），還是放在大宋王朝，抑或是放在今天的美國，都將無一例外地會遭受嚴懲，唯獨放在當今中國則安然無恙。其實這些官員的罪行遠遠超過水滸中的王婆，如果王婆放在今天則更會安然無恙。無論選擇這條中間道路的初衷是善良願望還是情非得已，這都是一條根本行不通的道路，道理很簡單，弱勢群體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權貴富豪恃強凌弱的結果；良民不得安寧同樣是殘暴勢力欺壓的結果；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30年的情況下，絕大多數人的貧困則更是少數人掠奪的結果。所以，不鋤強便不能扶弱，不除暴便不能安良，不劫富便不能濟貧，不懲惡便不能揚善。在階級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想要不折騰是根本不可能的，你不折騰西門慶和王婆，他們就會折騰武大郎和武松，你不折騰腐敗官僚、買辦漢奸，他們就會折騰中國人民。並且對中國人民的折騰越來越瘋狂，國內權貴富豪通過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醫療市場放手搶劫；國際資本把中國資源的絕大部分，變成了西方發達國家人人享有的廉價商品； 60年積攢的外匯財富被美國盡數佔有；越來越多的周邊國家在大肆盜搶中國領土和資源；美歐國家通過貿易立法公開劃撥中國財政資金，國內通過“西門慶立法”和“王婆立法”，公開掠奪老百姓財產；男人不走上楊佳道路就只能任人欺辱，女人不走上鄧玉嬌道路就只能任人玩弄，此外老百姓再也沒有其他可選擇的活路。最終把老百姓折騰到了群情激憤的絕望地步，不得不依靠禁賣菜刀來維護社會穩定。

從全民皆兵到禁賣菜刀，形成了共產黨從依靠人民到防範人民的歷史性轉變。人民的菜刀還沒有對準共產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創建的，共產黨內還有包括胡錦濤主席在內的一大批毛澤東的信仰者，共產黨還沒有完全放棄毛澤東思想的天理天道，更主要的是中華民族還需要一個實現民族統一和領導民族崛起的政黨力量。這就是從甕安事件到通鋼事件，雖是潮起潮落烽煙不斷，人民卻始終沒有把矛頭對準共產黨的歷史根源，不是人民沒有力量，而是人民對共產黨還寄予希望。但是，這個希望是建立在共產黨還有能力懲惡揚善的基礎之上，如果當人民看到共產黨連誅殺王婆這最後一點兒天理和力量都沒有了時，人民就會徹底絕望，就會轉而另外尋找新的政治力量。可以說，能否誅殺王婆，已成為中國人民給共產黨出的最後一道歷史試題，這最後一道歷史試題，將決定共產黨的命運，甚至決定中華民族的命運。回顧一下江澤民主席和胡錦濤主席兩屆領導人的反腐歷程就會發現，從最初殺成克傑、胡長清，到後來抓捕陳良宇、剷除廣東幫，再到眼下如火如荼的重慶打黑，中國捕殺的貪官不計其數，可是腐敗現像不僅沒有絲毫減少，反倒如同燎原大火般席捲整個中國。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期間殺的都是高太尉、張都監、西門慶，卻沒有殺過一個王婆。由於王婆是罪惡的製造者，不殺王婆悖逆天理人倫，這就使中國反腐敗鬥爭一開始就走上了悖逆天理人倫的錯誤道路，相對於王婆來講，遭受制裁的高太尉、張都監、西門慶等人無一不是感覺冤枉不公，所以無論殺多少貪官都難以真正起到懲戒這樣，最終反而走到了幾乎無官不貪的相反地步。在此，現代王婆最常用的辯解就是，西門慶是製度造成的，並非是王婆造成的，因而與王婆無關。其實，王婆與西門慶都是製度的產物，既然制度因素不能饒恕西門慶，也就更加不能饒恕王婆，不要把罪惡的根源和對罪惡的製裁混為一談。

數年前的俄羅斯和今天中國差不多，經濟上遭受到西方國家殖民化的威脅，政治上遭受到西方國家顛覆的威脅，分裂勢力鬧得國家無一日安寧，國民財富被西方國家反復洗劫，莫斯科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鸚鵡，意識形態和決策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全是王婆。而普京只抓了一個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就基本上解決了問題，迫使西方國家放棄了對俄羅斯的經濟殖民化打算和政治顛覆活動。可是反觀中國，同樣抓了首富黃光裕，卻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問題出在哪裡？就出在王婆身上，普京借抓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機會，從整體上剷除了俄羅斯的王婆，把俄羅斯的王婆交給了10萬青年組成的“納什”群眾組織去處理，而“納什”青年組織就一句口號：“用拳頭保衛俄羅斯”。可是中國卻沒有剷除一個王婆。不剷除王婆，就不是在剷除罪惡，而只是在打擊個人，如此一來，反腐鬥爭就變成了官僚之間瀉私憤的黨同伐異。這就是為什麼同樣抓了一個社會首富，社會效果卻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俄羅斯抓了一個社會首富，俄羅斯立刻變成了愛國主義大熔爐，全國男女老少都團結在政府周圍討伐西方國家的殖民化陰謀；中國同樣抓了一個社會首富，結果卻是把政府自己逼到了禁賣菜刀的地步。如果再不下決心剷除王婆，中國共產黨將會徹底毀於王婆之手。回顧這些年的歷史就會發現，經濟發展、反腐鬥爭、民生政策等所有事情，之所以最終結果和初衷完全相反，無一不是毀於王婆。如果說制度如同硬件，那麼王婆就是軟件，只要軟件含有病毒，無論硬件怎樣更新都是枉然。

被逼到禁賣菜刀的歷史地步，表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再不剷除王婆就沒有機會了，歷史留給共產黨的時間不多了。要麼是剷除王婆恢復天理，重新實現黨群一體化，恢復黨的強大力量；要麼是讓共產黨為王婆殉葬。此外絕沒有其他道路。只是讓擁有七千萬黨員的大黨為幾個王婆殉葬，真是太不值、太冤枉了。但是歷史往往就是這麼無情這麼堅決，如果共產黨不能剷除王婆昭彰天理，那麼歷史就會拋棄共產黨。

王婆的意義就在於此。

三，窮人的《東方紅》和富人的《復興之路》

歷史的迴光返照往往特別刺目，羅馬末日的最後狂歡最為艷麗糜爛。今年國慶期間上演的《復興之路》，就是中國改革教退出歷史舞台之前的最後輓歌，只是與羅馬之夜和後庭花等中外歷史輓歌相比，《復興之路》充滿了對人民的刻骨仇恨和極端的歷史恐懼，這是其他歷史輓歌中很少見到的現像，這也再次印證了此前我們藉伊索寓言強調的觀點：在中國，害人者比受害者懷有更加強烈的仇恨和恐懼。主流媒體都在把《復興之路》和《東方紅》相提並論，如果單純從善惡歸屬的階級屬性來講，能夠與《東方紅》的美輪美奐形成對立極端的，只有《復興之路》。 《東方紅》是人民登上歷史舞台的由衷歡呼，《復興之路》則是對人民曾經登上歷史舞台的瘋狂控訴；《東方紅》是喜兒的東方紅，是窮人的東方紅，是人民的東方紅，《復興之路》則是黃世仁的複興之路，是權貴富豪的複興之路，是社會精英的複興之路。

首先，復興之路這個題目本身就點明了其階級復辟的歷史性質。在此一定要分清楚復興和復闢之間的本質區別。所謂復興，是指要把歷史淹沒了的事物中優秀的因素發掘出來加以發揚光大，目的是要藉助歷史的力量來砸碎現有的社會枷鎖，促進新生事物的成長，而不是要恢復舊有事物。之所以要打起復興旗幟，是因為不借助以往歷史的力量，新生事物就沒有歷史合法性，就無法戰勝舊事物。當初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日本的王政復古運動，都是要把歷史淹沒了的優秀文化恢復起來，為新生事物的歷史合法性建立基礎。我們講東方文化復興，也是因為東方文化已經被西方文化所淹沒，大學所有專業和講台已經全部被西方文化所侵占，所以才講要復興東方文化，恢復東方文化中和諧互助、天人共存的優秀傳統，擺脫西方文化中弱肉強食、相互殺戮的叢林法則。這就是我們不講民族復興，只講民族崛起，只講文化復興的原因。東方文化被淹沒、並在許多領域被消滅了，所以才需要復興；而中華民族沒有被淹沒、被消滅，一直都存在和發展著，根本不存在復興的問題。那麼，為什麼中國權貴富豪總是願意談復興，他們究竟要復興什麼呢？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們所謂的複興其實是複闢，只是覺得複闢這個名詞不好聽，便用複興來代替；用民族復興來掩蓋階級復辟，用階級復辟來代替民族復興。所以，必須要搞清楚復興和復闢之間截然不同的本質區別：復興是要藉助於舊事物之前的歷史力量打倒舊事物，促進新生事物的發展；而復闢則是以舊事物完全取代新生事物，徹底扼殺新生事物，如恢復權貴統治，恢復私有製，恢復黃賭毒黑等，就屬於典型的複闢。當今中國祇有階級復辟，沒有民族復興；如果要講復興，則只有東方文化復興。

其次，對比《東方紅》和《復興之路》之間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政治觀念，更能反映出《復興之路》的本質是“復辟之路”，是曾經被打倒的官僚地主階級控訴和清算人民革命的複闢之路。 《東方紅》的思想靈魂和根本主題，就是那震撼千古、充滿歷史自信，讓每一個老百姓都激情振奮、歡欣鼓舞，如同雲雀般明亮流暢的穿雲歌聲：

霹靂一聲震乾坤

打倒土豪和劣紳

往日窮人矮三寸

如今是頂天立地的人

粗黑的手來掌大印

自己當家作主人——

僅開始這幾句唱詞，就唱出了《東方紅》的人民屬性，唱出了老百姓翻身當家作主人的歷史性質，唱出了窮人也包括在“人人平等”裡的偉大人文精神。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的“人人平等”，是不包括老百姓在內的，如同古希臘民主制的平等、自由不包括奴隸一樣，現在精英民主中的平等、自由，也同樣不包括老百姓。他們把共產黨說了算稱為是封建專制，把人民大眾說了算稱為是法西斯大民主，只有他們一小撮精英說了算才是現代民主，並起了個十分好聽的名字——法治民主。

《復興之路》的所表達的就是對“粗黑的手來掌大印”這一大民主的全盤否定，並且它不像《東方紅》否定剝削社會那樣，在自信歡快的嘹亮歌聲中一掃而去，而是在極端瘋狂的變態環境中用極端瘋狂的變態聲音，歇斯底裡地發洩出對人民極端瘋狂的變態仇恨。本來，整個《復興之路》從頭至尾幾乎都籠罩在浮華奢靡的溫軟環境中，只是到了控訴人民革命這個地方，突然出現了異乎尋常的緊張和興奮，翻滾的黑雲、怪異的尖嘯、變態的瘋狂、極端的仇恨，造成了比地獄還要可怕百倍的恐怖氛圍，本已經年老色衰的一對老男老女，一下子像打了雞血一樣地狂躁起來，渾身上足了仇恨的發條，眼睛裡放射著仇恨的綠光，對人民革命發出了聲嘶力竭的噴血控訴：

大地說：那十年，她很累很累，因為在她上空有一個沉重的雲團；

天空說：那十年，她很苦很苦，因為在她眼底有一場不停的劫難。

小草驚奇的問：參天大樹為啥還會折斷？

田埂不解的說：雜草怎麼比麥苗還光鮮？

還是30年來不變的邏輯：老百姓是雜草，精英是麥苗；民眾是任意踐踏的遍地小草，官僚是不可觸動的參天大樹。文革打倒了官僚，折斷了參天大樹，所以是黑暗的雲團，是歷史的劫難。人們應該都還記得，在官僚暴露出腐敗嘴臉之前，文革最大的罪名就是“迫害老幹部”這棵參天大樹。在此我們看到了右派荒謬絕倫的善惡標準和邏輯判斷：迫害幹部並沒有錯，有錯的是迫害老幹部；如果是迫害新幹部，把文革上來的新幹部投入監獄，則不僅沒有錯，還屬於民主法治的偉大改革；折斷老百姓這些小草沒關係，老百姓本來就是可隨意踐踏的草民；但是絕對不能折斷權貴富豪這些參天大樹，否則就是滔天大罪，就是千古劫難。

《復興之路》把改革列為繼國民黨領導的辛亥革命、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的第三場革命，但是，它所有的仇恨幾乎全部集中到了這第三場革命對像的頭上，因為其它兩場革命的對像都是精英，只有這第三場革命的對像是人民大眾，是窮苦百姓。中國精英之所以無比仇恨中國人民，就在於中國發生了一場建立大眾政治的革命。而其他所有國家的所有革命，則無一不是建立精英政治的革命，革命的基本內容始終是這一幫精英代替那一幫精英，人民大眾不過是精英統治相交替的工具，從來沒有威脅到精英統治本身，所以各國精英對人民大眾並沒有特別的仇恨。而毛澤東領導的建立大眾政治的革命，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精英統治本身的革命，這就必然引起了中國精英集團對中國人民特別的仇恨。這種仇恨在瘋狂發洩30年後，至今仍然沒有絲毫衰減的跡像。胡錦濤新政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就是要化解這種歷史仇恨，可是30 年來中國精英集團對人民大眾肆無忌憚的清算和掠奪，已經使他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特別是當中國精英集團中的買辦漢奸勢力勾結上西方帝國主義以後，在國外安排好子女和財產以後，對中國人民的清算和掠奪便禍及到了下一代乃至下幾代身上，不再僅僅是革這一代中國人的命，甚至包括中國子孫後代的性命都成為了這第三次革命的對像，以按揭和期貨的方式透支給了閻王爺。 《復興之路》中污衊人民革命的那句“大地感覺很累很累，天空感覺很苦很苦”正在現實中應驗，資源和環境等生態災難已經到了隨時爆發的崩潰邊緣，有條件人們的國籍在紛紛外遷。包括《復興之路》演職人員中有多少人持有海外護照，或者親屬財產已轉移國外，恐怕都是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看著《復興之路》中關於大地和天空編造的謊言，不由讓人想起了宗教學說中的冥冥報應，多年來總是以天伐民，以地伐民，結果走到了天、地、人共憤的極限。如果不顧天怒人怨地繼續把改革當作第三次革命，繼續無所顧忌地革老百姓的命，那麼迎來的必將是真正的大革命。通鋼工人階級提出的“改革已死，革命萬歲”，就是對《復興之路》控訴革命的歷史回答。

最後，就藝術形式來說，把《復興之路》和《東方紅》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顯然是對《東方紅》的嚴重褻瀆。藝術是心靈的外在形式，是靈魂的外在表現，有什麼樣的靈魂，就有什麼樣的藝術作品。 《東方紅》的總導演是周恩來，那是一群經過千錘百煉的純淨靈魂，必然產生訴諸人們心靈和精神的高尚藝術作品，所以才有了《東方紅》那恢宏高遠、大氣磅礡、乾淨明亮、蓬勃向上，如雪山般純淨，如野火般熱烈，如行雲般流暢的完美藝術形式，使人的心靈得到沐浴，精神得到昇華，如同看到了那光華四射的輝煌天堂；而《復興之路》則是一群骯髒的靈魂（否則不會對人民產生如此強烈的仇恨），如同在狎妓的浪聲嗲語中釀成的糜爛穢物，完全是在訴諸於人們的感官，刺激人們的慾望，從背景到人物，從音樂到語言，從聲響到色調，全都籠罩著浮華奢靡、光怪陸離、灰暗凌亂、怪異鬼魅、猥瑣醜陋、沉悶壓抑的詭秘氛圍，不由自主地把人帶向了地獄之路。可以說，把人引上精神昇華的天堂還是引入肉感氾濫的地獄，是以《東方紅》為代表的毛澤東時代的大眾文藝作品，和以《復興之路》為代表的精英時代的金錢文藝作品之間最根本的區別。這就是近30年來中國沒有產生一部文藝作品、沒有產生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原因。 30年沒有產生一部文藝作品和一個文學藝術家，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很少有的罕見現像。

我們之所以要指出《東方紅》和《復興之路》在藝術上的根本不同，是因為他們同屬於各自時代的代表性作品，作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這樣的時代標誌性作品，往往能夠十分深刻地反映一個時代的歷史本質，以及十分清晰地展現一個時代發展的歷史趨勢。走進《東方紅》，無論是官員學者、文人名流，還是工人、農民等普通勞動者，大家感覺到的永遠是向上，向上，還是向上，情感在向上，精神在向上，靈魂在向上，個人在向上，社會在向上，一切都在向上，顯示著整個中華民族都在向上；然而《復興之路》帶給人們的卻是截然相反的萎靡感覺，舞台上數千人的滾來滾去不僅沒有形成磅礡氣勢，反倒如同一大群盲目擁擠的待宰羔羊，如同奧運會主題曲的淫軟呻吟已成了中國淪為“西方二奶”的藝術寫照一樣，《復興之路》那一盤散沙的凌亂狂歡，再次顯示了一種極其不詳的歷史預感。當然，這只是屬於官權階級的不詳預感，而絕然不是我們民族的不詳預感。

據說《復興之路》正在拍成電影準備在全國播放，全國各地也將會再次出現對人民革命、對毛澤東的瘋狂咒罵。只是現在對人民革命和毛澤東的咒罵，與多年前已大不相同，多年前對人民革命和毛澤東的咒罵，會迷惑許多人，而現在對人民革命和毛澤東的咒罵，只會喚醒更多人，並且他們咒罵得越瘋狂，人民覺醒得就越徹底。

一個基本事實正在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人民面前，這就是：

毛澤東回來了！再次回到了人民中間，再次回到了祖國大地！

這就是我們認為正反合大勢已成，中國必將進入民族崛起的第三階段的基本依據和堅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