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社會分配出現了嚴重問題

打開中國經濟的死結
201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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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麒元

俸祿，是古代皇朝政府按規定給予各級官吏的報酬。主要形式有土地、實物、錢幣等。工資是指用人單位依據國家有關規定和勞動關係雙方的約定，以貨幣形式支付給員工的勞動報酬。現代中國，一切都在現代化，唯獨官吏之報酬沒有現代化。中國官吏報酬沒有實行真正意義的現代工資制度。中國官吏複雜的收入形式更接近皇朝的俸祿。

這是一個歷史的遺憾，中國現代政治制度屬於代主制度（非君主亦非民主）。當代主處於弱勢的時候，國家處於近乎無主的狀態。這是一種無主而有政府的狀態。各級政府官員的權力迅速地膨脹。代主制度下，官吏名義上是員工，“員工”實際上是老闆，官吏事實上是自己僱傭自己，根本無法建立真實的僱傭關係，更無法在勞資雙方博弈的基礎上產生官吏的現代工資制度。於是，官吏們便以“工資”的名義實行皇朝的俸祿制度。

與中國古代歷代王朝的問題一樣，對於“俸祿”的管理總是會隨著集權的不斷弱化而混亂不堪。各級悍吏並不受限於“政府按規定給予各級官吏的報酬”，他們會將“俸祿”的內容和形式無限擴大。他們會迅速發展成為豪門望族。他們有的時候甚至還可以富可敵國。他們不僅僅是在與民爭利，他們更是在與國爭利。與民爭利，則民間消費疲不能興；與國爭利，則國家實力日漸衰微。中外歷代王朝，敗亡於“俸祿”者不計其數。

中國官場文化歷來虛偽。 “公僕”一詞極富欺騙性。明明是老爺，非要發放僕役的“名義工資”。 “名義工資”不足以維持老爺的實際生活水平，“老爺們”就去搞花樣翻新的“創收”。 “創收”就是使用公權力與國、民爭利，形成事實上的“地下稅收”。為了廣開財源，官吏們可以將萬法皆稅。

“地下稅收”的後果極其嚴重。

第一， 無規則可言。無規則，則會破壞一切道德和法律規範。

第二， 無底線可言。無底線，則會破壞一切社會和經濟秩序。

於是乎，就出現了中國式的經濟悖論：一方面，特殊群體消費驚羨世界；另一方面，普通國民消費嚴重萎縮。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拉動消費”之說是何等的荒謬！消費難道是可以“拉動”的嗎？

或有“智者”倡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是一種“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典型做法。財政越積極，民眾負擔就越重；貨幣越寬鬆，百姓的錢袋子就越緊繃。明明是社會分配出現了嚴重問題，不下決心調整社會分配結構，卻天天叫嚷產業結構升級。時下所謂的“產業結構升級”，就是放棄傳統產業，進軍房地產業。這是飲鳩止渴，這是最後的晚餐。中國終於實現了“一業興旺”的奇特景觀。中國官吏的“創收”規模和“創收”速度迭創新高。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卻更加嚴重了。

“俸祿”帶來的問題當然不僅僅是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

地下稅收就本質而言屬於製度成本。當這個無形的製度成本失去控制，將耗盡代主的一切信用。並且，地下稅收一定會侵蝕地上稅收，最終導致政府入不敷出。弱勢政府應對支付危機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貨膨脹。中國外匯結算制度就是一種經典的濫發通貨的製度安排。通貨膨脹必然引發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必然形成政治危機。這從來都是一條衰敗淪亡的不歸路。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關係：俸祿不明～資產不清～稅負不公～分配倒置～消費萎縮～經濟失衡。早就應該治理源頭了，不要繼續在細枝末節中做文章了。

“俸祿”問題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的死結。

如何打開這個死結呢？

經濟問題從來無法依靠經濟方法得到徹底解決。我們已經不能迴避行政體制改革了。

讓“老爺們”拿老爺該拿的實際工資，並且讓“老爺們”僅僅拿老爺該拿的法定工資。從此以後，不要再搞誰也說不清楚的“俸祿”了。以此為契機，在公民財產透明的基礎上徵收個人資產稅和個人所得稅，實現社會財富的水平轉移支付，從而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和諧社會。

道理就是如此簡單。然而，三十年了，人人裝傻充愣。有幾個人敢建議重新核定總理的實際工資呢？有那個高級領導有勇氣率先公開自己的私有財產呢？

當年，明朝首輔張居正膽氣過人。 “萬曆新政”就是一次對於貴族官吏俸祿和資產的正本清源。 “萬曆新政”執行短短數年，國家欣欣向榮。可惜的是，明朝的“公僕”們太“高尚”了，他們很快就以“道德”的名義結束了“萬曆新政”。張居正人亡而政息。明朝因為“萬曆新政”失敗而終至滅亡。需要思考的是，明朝的悲劇能夠歷史性的終結嗎？滿口仁義道德的士大夫們謝幕了嗎？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曾經數度討論官員工資制度改革，也是因為“道德”的壓力始終無法破題。 “公僕”們嘴巴上仍然不願意拿“老爺”的工資。 “公僕”們或許很滿意當下的“地下稅收”模式。 “公僕”們活在當下，修好了貞節牌坊，同時愜意地做著婊子。一個又一個的腐敗案讓我們隱約感覺到了歷史的輪迴。不是嗎？扭曲的俸祿導致扭曲的稅收；扭曲的稅收導致扭曲的分配；扭曲的分配導致扭曲的經濟結構。最終，將國家導入經濟危機的陷阱。

中國曾經經歷過漢唐盛世。那時世界上還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也談不上有專業的經濟學家。但是，那時的中國政治家有自信，他們還沒有失去悲憫的情懷，他們起碼相信自己的常識。今天的中國，學者專家滿街走，思想理論不斷翻新。然而，連最起碼的邏輯關係也梳理不清了。有時候，聽到官員們的經濟政策言說，令人驚詫莫名。比如：積極拉動消費，努力調整產業結構。這是什麼邏輯？積極拉動消費，竟然不是調整社會分配結構？努力調整產業結構能夠拉動消費嗎？胡鬧得有點兒過分了吧！

中國的經濟問題一點兒也不復雜。解決中國經濟問題一點兒也不難。該說的道理，早就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

打開中國經濟的死結，根本不是一個技術問題。這是一個經典的道德問題。

我們這個民族生病了。一個男人具有女人的氣質，這不算是問題。但是，當男人女性化成為全民族的集體審美，這就是很大的問題了。小瀋陽變成了國粹，讓英雄們如何安身立命？沒有了英雄，這個民族靠什麼崛起呢？輕浮的喜樂背後，往往蘊含著深沉的悲哀。

我喜歡劉伯承元帥的話。請你們摸一摸自己的下面，看看是否還有那個東西，如果有的話，趕緊爬起來，衝鋒吧。

這或許是對代主們最後的考驗了。

就別再扯淡經濟政策了，拿出一點點的道德勇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