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作者：劉倉
文章發於：中國共產黨新聞
更新時間：2010-2-17
http://www.wyzxsx.com

2010年02月17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981016.html

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無產階級政權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衛者，將永遠載入史冊，受到人民的敬仰。

鄧小平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1]
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者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無產階級政權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衛者，將永遠載入史冊，受到人民的敬仰。

　　一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歷史任務。前一個任務為後一個任務創造前提、開闢道路。

為了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中國人民進行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可歌可泣的鬥爭。由於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沒有先進的理論為指南，無論是君主立憲方案，還是民主共和方案都告失敗。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遵義會議，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的經驗表明：照搬照抄別國的模式、不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國情，中國革命還是不能成功。毛澤東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就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具體綱領、政策，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2]

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了過渡時期國家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指明了走向社會主義的軌道。 《憲法》規定的國體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政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機構的組織原則一律實行民主集中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產資料所有製包括國家所有製、合作社所有製、個體勞動者所有製和資本家所有製。國營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力量和國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這為新中國朝什麼方向發展、達到什麼目標做好了基本的製度安排。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中華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是歷史的結論，人民的共識。唯物史觀承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並不否認傑出人物在歷史上的偉大作用。正像列寧所說：“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3]

　　二

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表明中國人民的前一個歷史任務基本完成。而要完成後一個歷史任務，即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必須解決通過什麼樣的生產關係發展什麼樣的生產力，即中國應該選擇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的問題。

對中國來說，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首先必須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把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農業國變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國。從世界歷史上看，無非有兩條路：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當時，中國已經喪失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歷史機遇，獨立後的中國如果選擇資本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就不可能擺脫外國壟斷資本的控制，不但經濟上依附於外國，就連獨立和主權也有可能再度喪失。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是人民民主政權所不允許的，共產黨和勞動人民所不答應的。毛澤東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 4]

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如何搞社會主義，這是全新的課題。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5]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總結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經驗，指出：“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6]建國初期，政府實行全國財政經濟的統一，國營經濟日益強大，資本主義經濟相對弱小且發展困難，蘇聯對中國政府大規模援助，說明具備了選擇社會主義的條件。根據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黨和毛澤東提出並實施“一化三改”的總路線，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指明了實現工業化的社會主義道路。胡喬木曾說，中國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最重要事件就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就五十年代中國經濟和中國歷史的全局而論，重要的是，無論早幾年或遲幾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經濟管理上和計劃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應有的靈活多樣性，總之，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7]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什麼是社會主義、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誰也沒有成熟的認識和方案。黨和毛澤東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並在理論上做出創造性的貢獻。
第一，闡明了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原則。鑑於蘇共“二十大”暴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在1956年4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後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要求“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8]

第二，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原則。

在社會主義建設目標問題上，《共同綱領》提出要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 1954年在全國人大開幕式上，毛澤東提出，要把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9]這樣形成了關於“四個現代化”的比較完整、準確的表述。 1963年，經毛澤東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又把其中的“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據此，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10]

在社會主義發展步驟和時間安排問題上，毛澤東贊同“兩步走”的戰略設想：即“在三年過渡階段之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11]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上正式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12]1960年，毛澤東就提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50年不行，會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又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後，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13]
在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區分為“建立”和“建成” 兩個階段。他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後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後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14]
在社會主義發展動力問題上，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運動推動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對立的雙方既相互適應又相互矛盾，但這種矛盾不是對抗性質的，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得到解決，這就需要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和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他提出，政府各部門所製定的各種規章制度，有相當一部分已經成為發展生產力的障礙，必須加以修改，或者廢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製度的某些環節的缺點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加以解決。他強調，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黨來領導。共產黨員要成為“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15]
在社會主義主要任務問題上，他強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應該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係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16]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現在處在轉變時期：由階級鬥爭到向自然界鬥爭，由革命到建設，由過去的革命到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17]
第三，制定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提出，我們是進入了這樣的時期：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近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的時代了。 [18]他提出走“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這個命題，要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堅持“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他提出，要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中央與地方、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統籌兼顧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的利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他提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裡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等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強調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19]他還對經濟體制改革做出初步的探索，主張“兩參（工人參加管理，幹部參加勞動）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作為企業管理和開展技術革新的方針；他贊同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設想等。

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方面，他提出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目標。他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製，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就還有復闢的可能。他提出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他強調要保障“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20]他強調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而不能破壞勞動紀律，作群眾的老爺。

在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他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他提出要把“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的奮鬥目標。他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21]他提出“古為今用”、 “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他提出，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反對教條主義和保守主義。他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22]他提出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23]他強調要加強艱苦奮鬥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24]他強調要培養一支宏大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等等。

毛澤東提出的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開創了先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基礎和思想來源。鄧小平指出：“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誌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25]

　　三

毛澤東不僅是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者，而且在長達四分之一的世紀裡，也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舊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經濟技術基礎非常薄弱，部門行業殘缺不全，到1949年，使用機器的工業只佔17％左右；主要工業產品最高年產量，鋼只有92萬噸，煤炭6188萬噸，電60億度。正像毛澤東所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26]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短短20多年，取得了舊中國所望塵莫及的成就。

第一，逐步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1978年，我國已經形成農業、工業、交通運輸、建築、金融、貿易旅遊和綜合技術服務等七大行業。從1952年到1980年，紗由65.6萬噸增加到292.6萬噸，布由38.3億米增加到134.7億米，原煤由0.66億噸增加到6.2億噸，發電量由73億度增加到3006億度，原油由44萬噸增加到1.0595億噸，鋼由135萬噸增加到3712萬噸。糧食產量由16390萬噸增加到32055萬噸，棉花產量由130.4萬噸增加到270.7萬噸。 [27]從1952年到1978年，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8萬千瓦增加到11750萬千瓦，灌溉面積由19959千公頃增加到44965千公頃，化肥施用量（折純量）從7.8萬噸增加到884萬噸。 [28]美國學者梅斯納指出，曾經被輕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小於比利時工業的規模開始，在毛澤東領導時期結束，卻以世界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毛澤東的那個領導時期遠非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 [29]

第二，經濟的增長速度也是相當客觀的。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810億元，1978年為5634億元，1952年至1980年年均增長為8.2％，其中農業年均增長為3.4％，工業年均增長11.1％。 [30]1957年和1978年，中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 [31]這是全世界所有國家中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不僅高於美國、英國、印度等國家，甚至與日本、德國、蘇聯等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

第三，教育和科技事業取得巨大成就。從1949到1976 年，普通高校學生從11.7萬人增加到56.5萬人，中等學校學生從126.8萬人增加到5905.5萬人，小學學生從2439.1萬人增加到15005.5萬人，全面所有製單位科技人員， 1952年為42.5萬人，1978年為434.5萬人。 [32]“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教育資本積累最快的時代，是為今天一切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基礎的時代。沒有毛澤東時代這個結構性的轉變，結構性的飛躍，中國就會永遠在現代化之外徘徊，是毛澤東時代積累的教育資本使中國進入了現代化，開啟了中國現代化的大門。”[33]

第四，國防工業從無到有逐步建立起來。人民軍隊改變了依靠繳獲敵人的武器來裝備自己的狀況，逐步建立起門類比較齊全、具有一定規模的國防工業。不僅能夠成批生產飛機、坦克、導彈、艦艇等常規武器，而且還掌握了國防尖端技術。 1964 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導彈核武器首次發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發生成功。這對國防實力的增強和國家地位的提升具有戰略意義。鄧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34]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不僅改變了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而且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奠定了基礎。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指出：“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發展奠定了紮實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使改革後的政策更加成為可能。中國的改革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的政策。”[35]這是具有歷史眼光的真知卓見。

　　四

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社會主義航船的領航員，毛澤東總是要從戰略上、全局上思考如何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

作為一位世界性的偉人，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極大改變了國際格局。世界愛好和平與發展的陣營大大增強，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和侵略政策受到打擊。 1954年9月，毛澤東在一屆全國人大開幕式上宣布：“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36]毛澤東主張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鬥爭，積極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友好合作，主張建立國際反對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且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政治和文化交流。鄧小平指出：“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後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37]即使對美國，毛澤東一面反對其霸權主義和侵略政策，另一方面還主張發展兩國合作關係。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中國的時期，中國同當時世界上130個國家中的110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開始突破西方國家的封鎖、禁運政策，開創了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的新階段，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鄧小平指出： “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38]

中國革命的勝利瓦解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他們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繼續推行敵視中國的政策。 1950年美國入侵朝鮮，並派第七艦隊侵占台灣海峽，嚴重侵犯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毛澤東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抗美援朝的勝利為國家大規模的建設贏得鞏固的和平環境。 “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砲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因而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1969年3月，為了保衛黑龍江上只有0.74平方公裡的珍寶島，毛澤東頂住蘇聯的核訛詐和戰爭威脅，毫不妥協地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絕不能丟失一寸土地。毛澤東是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的捍衛者，這是近代以來舊中國任何領導人都無法比擬的。

當帝國主義的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和外交孤立等政策難以達到扼殺中國革命和消滅社會主義時，他們逐步提出和實施“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早在1949年7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提出受西方教育的“民主個人主義終將再起，中國終將推翻外來的羈絆”。毛澤東撰寫《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等評論文章予以堅決回擊。 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被披露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認為“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可能實現和平演變。”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確表示，要用“和平方法”改變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

1959年11月，毛澤東指出，杜勒斯所謂的“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的轉變。”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美國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 [39]1959年12 月，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的戰略目的是保存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消滅社會主義制度，也要消滅民族獨立運動。一套辦法是用戰爭手段，另一套辦法是用和平手段。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拉攏的對像，帝國主義盡力擴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影響，從內部通過和平演變來搞垮社會主義。 [40]1964年6月他指出：帝國主義說，對於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麼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講得靈不靈？我不希望它不靈，但也可能靈。 [41]

毛澤東強調，“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是複闢與反復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因此，他堅決反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的圖謀，反對“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線，反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問題上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言行，並與之進行了有利有理有節的論戰。他認為在國內最重要的是防止修正主義。

　　如何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闢呢？在1964年7月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中，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研究了國際的主要是蘇聯的正反兩面的經驗，初步提出比較系統的理論和政策。儘管有些觀點和意見帶有“左”的痕跡，但這些基本原理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外因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防止“和平演變”的關鍵是加強黨的建設，永遠保持黨的先進性。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誡全黨保持理想信念，奪取全國的勝利，只是萬裡長征走完的第一步，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決不當李自成”。他強調要保持黨同群眾的密切關係。 “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42]“如果不幫助人民，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 ……沒有人民就會垮台。”[43]他強調要反對官僚主義，防止黨的干部內部形成特權階層，反對黨員幹部的腐敗現像，嚴格要求幹部子女，“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幹部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回去。”[44]他提出，為了保證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是保證沿著馬克思主義道路繼續前進、防止和平演變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而接班人必須具備5條標準：一是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一是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三是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團結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四是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五是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 [45]他強調，只要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在大風大浪中成長，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圖謀就會破產。毛澤東為捍衛黨的先進性和人民根本利益可謂鞠躬盡瘁。

毛澤東關於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至今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重新走資本主義道路，反證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中國之所以頂住80年代末政治風波的影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遵守毛澤東的教導，對“和平演變”政策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1988年11月23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 [46]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在吉爾吉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搞顏色革命，建立親西方政權，就是新形勢下“和平演變”政策的繼續。因此，許多有識之士警告“顏色革命”在中國悄悄進行，並不是杞人憂天。在我國，滲透與反滲透、顛覆與反顛覆、“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的鬥爭將長期存在，切莫掩耳盜鈴，熟視無睹。

正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人物一樣，毛澤東也犯過錯誤，甚至犯過全局性的錯誤，但他所犯的錯誤怎麼能和他的偉大功績相比擬呢。 “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作為我們國家的像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 ”[47]作為20世紀的世界偉人，中華民族的英雄，中國共產黨的傑出代表和中國人民的忠實兒子，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始終鼓舞著我們繼續奮鬥。
-------------------------------------------------- ------------------------------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3]《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頁。
[6]《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頁。
[7]《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60頁。
[8]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頁。
[1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頁。
[13]《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1頁。
[1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頁。
[17]《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頁。
[1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頁。
[19]《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2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頁。
[2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23]《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
[24]《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2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頁。
[2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27]《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166頁。
[28]國家統計局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29] [美]M·梅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頁。
[30]《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頁。
[31]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333、335頁。
[32]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436、440頁。
[33]《永遠的毛澤東——網上<毛澤東紀念館>留言選萃》，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頁。
[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頁。
[35]轉引自沙健孫：《毛澤東與20世紀的中國》，《黨史文匯》2003年第12期。
[3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
[3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3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頁。
[39]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優秀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40]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頁。
[41]逄先知：《回顧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論述》，轉引自《中共黨史研究優秀論文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42]《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頁。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1頁。
[4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頁。
[4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頁。
[4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
[4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頁。
　　來源：《中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