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與新中國

核武器與新中國60年發展歷程
作者：張靜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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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歷史系 張靜


2009年12月25日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中國共產黨新聞


［摘要］從抗日戰爭時期的“原子彈是紙老虎”到20世紀50年代對“蘑菇雲”的追逐，中國領導人對核武器態度的變化只發生在戰術方面，而戰略上的積極防禦以及在國家安全訴求之外對民族復興、外交獨立、國際認可和尊重、追趕先進、實現現代化等多方面的訴求，才是這一過程中不變的主旋律，同時也是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根本動因。從追逐“蘑菇雲”的“革命國家”到積極參與防止核擴散的負責任大國，核武器對新中國60年發展歷程的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從中國應對核威脅、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對蘇聯對華核技術援助、中國發展核武器過程等問題的論述頗豐，毋庸贅述。本文依據公開出版物及中國外交部新近解密檔案，從中國領導人的哲學觀念、民族訴求分析其核武器戰略思想中的“變”與“不變”，探討“積極防禦”戰略背後對核武器政治意義的思考，反思核武器對中國60年代後半期外交與改革開放的不同影響和中國由追逐“蘑菇雲”的“革命國家”發展為積極參與防止核擴散的負責任大國的歷史過程，並探討新中國60年來核武器發展的意義。

一、從藐視“紙老虎”到追逐“蘑菇雲”

1945年8月6日、9日，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分別投下原子彈。 13日，針對黨內可能產生的對原子彈的畏懼以及對戰後美國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悲觀情緒，毛澤東指出原子彈不能解決戰爭，“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是空的”。 ［1］早在抗戰初期，毛澤東就否定了“唯武器論”。他強調:“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2］所以，戰爭的勝負不僅僅取決於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等條件，還在於“自覺的能動性”［2］（p. 305），對人主觀能動性的強調，成了毛澤東“人民戰爭”的理論基礎。批判“唯武器論”、強調人民戰爭和重視人的力量，是理解毛澤東提出“原子彈是紙老虎”這一著名論斷的基礎。毛澤東指出:“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1］（pp.386～387）除了哲學思想上的淵源，這種對原子彈的藐視姿態也是1945年內戰前夕中國領導人的現實需要。抗戰結束後，“蔣介石想把我們吞掉”的內戰陰雲一直籠罩在中共領導人心頭。儘管中共有一百萬左右的軍隊、許多根據地和占全國1/5的人口，但都很分散，也沒有外部援助;而蔣介石有四百多萬軍隊和美國的外援。 ［3］面對如此局面，部分乾部還有恐美心理，怕原子彈，怕第三次世界大戰，怕國民黨失敗後美國直接出兵［4］也對毛澤東所講的“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論斷產生懷疑，認為如果美國出兵，我們非敗不可。 ［5］

針對軍隊內部漫布的悲觀和恐懼情緒，“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宣傳路線成為鼓舞士氣、激揚鬥志的戰略手段。陳毅號召要增強勝利的信心，因為“美國的原子彈只能嚇唬神經衰弱的人，沒有一種武器沒有禦防方法”。 ［6］周恩來指出:“我們要看世界大勢，要分析，不要一提到美國就給嚇住了。美國不可能用原子彈來對付農民戰爭。”［7］對原子彈的戰略“藐視”幫助中國領導人在解放戰爭期間振奮了軍心、鼓舞了士氣。

毛澤東對“唯武器論”的批評、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強調，以及對人民戰爭的依靠，長遠地影響了中國領導人，成為他們對於核武器觀念的思想基礎。 1962年周恩來接見以武元甲為首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軍事代表團，談及武器問題時說:“從整個世界來看，帝國主義的武器佔優勢;但使用武器的是人，人是主要因素……指導人與武器的是戰略思想……正確的觀點是以人為主，以武器為輔，人是戰爭的最後決定因素。如果以武器為主，這是錯誤的。” ［8］

既然原子彈是“紙老虎”，那麼中國為何還要去造呢?



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毛澤東在重申“紙老虎”論的同時也提出，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9］正如毛澤東回憶1950年初訪問莫斯科期間觀看蘇聯原子彈試驗紀錄片的感受時說:“這次到蘇聯，開眼界哩!看來原子彈能嚇唬不少人。美國有了，蘇聯也有了，我們也可以搞一點嘛!”［10］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結束，中國領導人逐漸加強了對核武器的重視。

朝鮮戰爭中，在狹長的地帶上，美軍動用了除原子彈外幾乎全部近代化的武裝，包括最新式的飛機、大砲、坦克乃至細菌武器。 ［8］（p.297）此外，艾森豪威爾政府採取了以核武器為依託的“大規模報復”政策和核威脅。 ［11］儘管這並沒有嚇倒中國領導人，然而來自朝鮮戰場的情報卻使中國軍隊領導人不得不准備應對美國可能會進行的戰術性質原子武器的試驗。 ［12］　朝鮮戰爭的經歷使新中國領導人對發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深感中國迫切需要實現國防科技現代化和建設一支現代化的革命軍隊。 ［11］（p.9）正如聶榮臻元帥在回憶錄中寫道:“'居安思危，有備無患'這是一句古訓。朝鮮戰爭停戰以後，經常引起我們不安的是，在軍事技術方面遠遠落後於我們當時的敵人。如何逐步改變這種狀況，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問題。” ［13］

新中國落後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始終牽動著毛澤東的心緒。 1954年10月18日，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說:“我們現在工業、農業、文化、軍事都不行。帝國主義估量你只有那麼一點東西，就來欺負我們。他們說'你有幾顆原子彈?'”　 ［9］（p.359）針對朝鮮戰場上國防設備的落後，毛澤東號召一定要建設強大的陸軍、海軍、空軍，製造自己的飛機、坦克、大砲、拖拉機。　［9］（pp.359～360）

1954年嚴峻的周邊環境為中國發展核武器提供了契機。第一次台灣海峽危機期間，蘇聯決定通過向中國派遣軍事專家、提供火砲、槍支及其他武器以加強蘇聯自身的安全。 ［11］（p.26）1954年10月，赫魯曉夫率團參加中國國慶五週年慶典，在中蘇兩國政府進行高級會談時，中方提出原子能事業援助的問題。同月，毛澤東還得知在廣西省富鐘縣發現了鈾礦。 ［14］蘇聯的援助和鈾礦的發現給了毛澤東發展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極大信心和鼓勵。 1955年1月15日，正當人民解放軍對大陳島、一江山島及附近海域國民黨軍隊進行轟擊之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錢三強等科學家關於原子能的匯報，做出了創建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 ［15］1月17日，蘇聯部長會議發表聲明，宣布蘇聯政府已經決定在促進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給予中國等國以科學、技術和工業幫助。 ［16］從此，中國踏上了追趕“蘑菇雲”之旅。

加強人民群眾對核武器的重視以及調整國家建設計劃以統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資源，是中國發展原子彈進程中的重要問題。 1955年1月3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四次會議上，正式宣布蘇聯幫助中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聲明。周恩來首先指出在原子時代，原子能不論用於和平或者用於戰爭，都必須懂得才行。他指出:“原子武器的力量到底怎麼樣?有許多人不清楚。因此，在世界上就產生了兩種態度:一種是漠視，一種是恐怖。我們中國人民，覺得原子彈沒有什麼了不起，是藐視的。漠視不對”。他提出要對人民進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們要掌握原子能。 ［8］（pp.357～359）



核武器和原子能的教育首先在軍隊中展開。葉劍英在各種會議上講述核武器的威力、戰備等問題，反復強調軍隊應該在原子時代的條件下訓練，要求全軍提高警惕、加強戰備、加強訓練。 ［17］對人民的核武器和核能教育涉及各個領域。 1956年3月，在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期間，劉少奇對作協負責人談及作家的修養問題時提出，原子能時代中國的作家如果要成為一個好的專業作家，應當懂得包括原子彈在內的自然科學等知識。 ［18］

製造原子彈的最大困難在於資金和技術的短缺。面對有限的資源，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　通過精簡機構、減少軍政費用，要把軍政費用降到一個適當的比例，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優先發展原子彈、導彈、遙控裝置、遠程飛機等尖端國防技術。 ［19］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確定了把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社會主義工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要求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建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能夠製造包括像原子彈、導彈、遠程飛機在內新式的保衛自己的武器的工業體系。 ［20］　由此，發展原子彈、導彈成為國策。

　　二、中國核戰略再探討

1963年中國原子彈試驗進入最後攻堅階段，國際社會議論紛紛。聶榮臻對軍工領導幹部們說:“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天天在猜我們'兩彈'什麼時候出來。他們最害怕中國人民擁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國人民有了這些武器，他們向世界人民的訛詐就徹底地全部破產了……（他們）認為中國有原子武器，對他們的實力政策、威懾力量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12］（p.498）　核試驗成功後，葉劍英強調:“我們手裡有了核武器，首先作為一種政治武器，　用來打破敵人的核壟斷、核訛詐，用來長人民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作為一種軍事武器來說，我國政府已向全世界宣布，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管有多少原子彈，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我們不靠原子彈來解決戰爭問題，也不靠原子彈解決戰役、戰鬥問題。” ［17］（ p.614）　理解中國領導人對核武器政治意義而非軍事意義的重視，要從革命時期形成的“積極防禦”戰略方針、中國領導人從社會制度上對自我認知兩個方面來看。

“積極防禦”從戰略上而言是防禦，但從戰役、戰術上來講卻是積極組織進攻，所謂“防禦是最好的進攻，進攻是最好的防禦”。 ［21］然而，防禦並不等於沒有強大的武裝。正如葉劍英所說，有沒有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可攜帶原子彈的飛機、人造衛星等這些武器，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世界和平能維持到什麼程度。這些武器的存在特別是人造衛星的出現，“帝國主義就是另外一個態度，對戰爭又有另一種看法”，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必鬚髮展自己的軍事科學、必須加強武裝。然而，“無論我們的武裝力量如何強大，我們的軍事科學如何發展，可是我們在戰略上還是要堅持防禦”。 ［17］（pp.351～352）



以加強自我武裝力量實現防禦的戰略方針從實踐上來源於革命經驗，從觀念層次上則源於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性質、國家資源等的認知以及同帝國主義的對比。當時，中國是擁有6.4億人口的大國，但在世界上仍然落後;中國要變得強大還需要時間，即使將來變強大了，仍然是一個愛好和平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擁有各種資源的天府之國，不需要擴張或侵略奪取人家的資源，這是我們的國家製度所決定的。但是，帝國主義還存在，它要侵略中國，因此必須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堅持“積極防禦”戰略以保障社會主義建設。 ［22］

1965年1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斯諾談及美國駐南越大使、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泰勒的書《不定音的號角》時說:泰勒的意思是不大贊成核武器的。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沒用過，在中國解放戰爭沒用過，他懷疑以後的戰爭能否用這種東西製勝。當斯諾問他是否仍然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時，毛澤東輕鬆地說: “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但是最後它是要被消滅的，那時就變成紙老虎了，它沒有了嘛!”即便在中國擁有原子彈以後，毛澤東仍認為原子戰爭並不是件好事。他說:“根本不要打原子戰爭，要打就用常規武器打。” ［23］在毛澤東看來，原子彈的戰略價值遠遠大於戰術價值:“我們也不希望自己有那麼多原子彈，要那麼多幹什麼?稍微有一點也好，做些科學試驗。” ［23］擺脫落後是推動中國追趕擁有原子彈的先進國家的動力。追趕先進國家，首先要縮小中國同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差距，而“兩彈一星”是趕上先進水平的排頭兵。 ［24］

其實，隨著國際、國內局勢的日益緊張，中國追趕先進的道路並不平坦。 1960年1月19　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簽署了《日本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條約》。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指出這是“日本反動派和美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準備新的侵略和戰爭，威脅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一個極其嚴重的步驟”。 ［25］就在中國周邊環境日益緊張之時，同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我國政府，單方面決定撤走全部在華蘇聯專家，　撕毀幾百個協定和合同，帶走重要圖紙資料，中止了對中國原子能研究所需設備和材料的供應。 ［24］（p.1573）

面對困難局面，科研幹部對國防尖端項目究竟是“上馬”還是“下馬”形成了尖銳的爭論。以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聶榮臻為代表的一些領導人堅定認為，發展以導彈、原子彈為標誌的尖端武器，不只是為了“擺脫我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經常受帝國主義欺凌壓迫的局面……在我國遭受帝國主義核武器襲擊時，有起碼的還擊手段”，還因為“'兩彈'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結晶，堅持搞'兩彈'，還可以帶動我國許多現代科學技術向前發展。”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同意上述“攻堅”意見，這給在原子彈研究一線工作的領導們以極大鼓舞。 ［13］（pp.809～811）

隨後，核試驗的成功增強了中國領導人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信心。 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明確將“四個現代化”作為今後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在鼓勵人民打破常規、實行技術革命時，他反問道:“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亞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麼?為什麼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做到呢?” ［20］（p.441）

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發展核武器可以帶動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促進現代化的建設，不再被人看不起。 1964年10月，毛澤東在接見古巴黨政代表團時說:“我們還是不發達的國家。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欺侮你們，也欺侮我們。”［26］近一年之後，他又對印尼代表團說:“（新中國）比較舊中國有一點進步。但是，比較世界上經濟先進的國家，那就很落後。美國是看不起我們的，英國是看不起我們的。法國、聯邦德國、日本、蘇聯這些國家它們都看不起我們。這個看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它們的東西多，技術先進。譬如原子彈嘛，美國、蘇聯就多得很。如果要甩，那就不曉得要死多少人。因此，他們欺負我們，也欺負你們。”［27］此外，迫使中國日益認識到核武器必要性的深層動機，還有來自作為新興民族國家在維護安全以外的另一個基本訴求:外交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尊重和平等地位。



早在1960年12月肯尼迪當選美國總統後，聯邦德國議員施萬就寫信給中國駐波蘭大使王炳南，希望中國政府能夠考慮利用“西方領袖國家中還看不出美國將要採取什麼政治路線”時，通過放棄爆炸原子武器來申明在國際事務中的共同決定權。 ［28］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發展原子彈、導彈等先進軍事技術有助於重振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因此上述建議自然被中國婉拒。通過擁有核武器以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領導人的共同期許。在1958年6月21日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因為雖然它們是“這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 。 ［9］（p.374）1965年4月，陳毅在視察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子彈、導彈發射基地時說:“你們趕快把'兩彈'搞出來，我這個當外交部長的腰桿子就硬了。” ［29］不僅不能放棄爆炸原子彈，而且還要同那些想要遏制中國發展核武器的國際行為作鬥爭。 1963年7月25日，蘇、美、英三國在莫斯科簽署《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周恩來指出:“三國條約的基礎是錯誤的……是把既成事實擺在人家面前，強迫人家簽字。在國際關係上是不平等的，這是強權政治，不是國際平等。”這個條約的目的， “就是要束縛社會主義國家的手足，束縛民族獨立國家的手足，而允許美國試驗和擴散”。 ［8］（p.496）

如果說追趕最先進、“腰桿子硬起來”、不再“被人欺負”等話語，反映了一個新生民族國家在國際社會生存和發展所必需追求的擺脫貧窮落後面貌、贏得國際尊重並維護國家安全等基本目標的話，那就不難理解在中外事務對比及中國領導人對這種對比的認知同國家建設的互動:“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記憶、中國維護和平與發展的形像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形像對比都摻雜在新中國發展核武器的目標設定、計劃實施和民眾動員之中;核武器的發展同時也增強了中國對待外交事務的信心。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發展核武器不僅僅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還有革命領袖的革命理想和情懷，有中國作為新生民主國家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獲得平等地位的外交需求和追趕先進國家、實現現代化的願望。

三、核武器與60年代後半期的中國外交事務

中國核試驗的成功對國際社會造成不小的震撼。他們一度認為中國核爆炸將打破國際均勢、過去依靠蘇聯的許多非洲國家將會更多向中國靠攏，［30］ 中國會利用這一有利形勢在亞非“推進革命”，［31］中國將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要求取得對第三世界的領導權［32］。此外，中國原子彈的爆炸引起了印度的緊張，向美、英、蘇三國尋求核保護，增加了巴基斯坦對地區局勢的憂慮。　 ［33］

與此同時，美國積極籌建旨在遏制中國的地區性聯盟，並且分別同英國、蘇聯兩國醞釀包括地下試驗在內的全面禁試條約和限制核試驗談判以阻止中國進一步發展核打擊力量。 ［34］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更加強調核武器作為後備的積極防禦戰略。中國原子彈成功爆炸後的第二天，鄧小平在接見古巴黨政代表團時說:“我們要準備美國人可能發動戰爭……所以需要加強國防。我們一方面搞國防現代化，包括搞一點原子彈，這是為了起制約作用，使帝國主義不敢輕舉妄動，長各國革命人民的志氣。”［35］1964年11月底，葉劍英同全軍高級將領談國際局勢問題:“核武器不可能解決我們同帝國主義的矛盾，也不可能改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侵略本性。帝國主義並不會因為我們有了原子武器就從台灣撤走，從南朝鮮撤走，從南越撤走，從日本撤走。相反，他們絲毫沒有放鬆侵略活動……我們原子彈爆炸並不意味著我國周圍的形勢緩和了，太平無事了。”［17］（p.613）從現有材料來看，核爆炸並沒有使中國外交政策立時發生改變。陳毅向中外記者表示，“中國並不根據有沒有原子彈來決定外交政策。中國的核武器只用於防禦。” ［29］（p.1124）

針對1963年七八月間蘇、美、英三國簽訂《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中國政府曾提出全世界所有有核和無核國家都徹底、全面、堅決地禁止和銷毀核武器，倡議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 ［36］核試驗成功後，周恩來在致世界各國首腦的電報中再次提出這一建議，他指出，既然核武器威脅著世界人民的安全，應該讓所有的國家參加，而且應該不分大國、小國都有權發表意見。同時要使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受到限制，保證不使用核武器，然後才能達到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目的。 ［8］（pp.494～495）中國堅持主張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會議並不僅僅針對裁軍和核禁試問題，也與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緊密相連。周恩來曾對英國貿易大臣賈埃說:“有人會說，　為什麼世界各國政府首腦不可以在聯合國討論，而要另外召開會議?閣下懂得，不僅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被剝奪了，而且即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恢復了，也還有一些國家一時不能被聯合國接納。” ［8］（p.495）



隨著中國核試驗的成功和常規軍事力量的壯大，美蘇等大國再也不能無視中國的存在。亞非國家和英、法的輿論都普遍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亞洲的原子大國，不能再被忽視，聯合國沒有中國參加、禁止核武器的努力沒有中國的合作不可能起作用。聯合國再不接納中國是沒有道理的。 ［37］

中國核試驗成功後，國際上要求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呼聲越來越高。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向斯諾表達了中國對加入聯合國問題的立場。他說:“美國不讓中國進入聯合國。要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中國沒有進入聯合國，不是也很好嗎?”他問斯諾:“如果聯合國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中國進入聯合國怎麼辦，找個什麼理由不進去?”斯諾說:“能不能說中國不想進入聯合國?”毛澤東回答:“不能。聯合國三分之二要我們進去，我們不進去，不是要說我們是民族主義者了嗎?要聯合國撤銷中國是侵略者的誣衊，同時要通過美國是侵略者，　你看這個理由行嗎?中國作為一個侵略國家怎麼能進聯合國?說美國是侵略者，它不會同意的。現在，我們不想進去，美國不願意我們進去。” ［23］（pp.19～20）

9月29日，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毅對中國加入聯合國問題明確表示:“如果本屆聯大出現恢復中國合法權利的情況，問題也沒有解決，聯合國必須進行徹底的改組和改造。聯合國還必須取消譴責中朝是侵略者的決議，並通過決議譴責美國是侵略者;由全世界大小國家重新審定聯合國憲章;所有獨立國家都應包括在聯合國，帝國主義傀儡都要驅逐出去。” ［ 29］（p.1124）　 中國原子彈的爆炸，增強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堅持自己原則和意見的實力。

　　四、核武器與中國的改革開放

1965年8月3日，毛澤東同法國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會談。馬爾羅問道:“現在我提一個問題:中國再一次要把自己變成為偉大的中國。幾世紀前，中國從技術上來說是強國，如有絲、綢，後來歐洲變成技術上先進的國家，有武器、軍火，現在中國也有了武器、軍火，又要成為強國了。當然中國不需要成為歐洲式的強國。中國要成為中國式的中國，不知需要什麼東西?”毛澤東回答:“需要時間。至少需要幾十年。我們還需要朋友。” ［3］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並做出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性轉變;　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的簽署。

回顧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歷程，核武器對中國發展的戰略意義是什麼?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因為安全問題始終困擾著新生的共和國政權，使國防現代化始終佔據首要位置。 1985年，鑑於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鄧小平對此做出了調整。他說:“四化總得有先有後。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只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要忍耐幾年。我看，到本世紀末我們肯定會超過翻兩番的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經濟力量強了，就可以拿出比較多的錢來更新裝備……先把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好辦。”［38］反思新中國60年所取得的成就，對比1956年面對國家經濟發展與國防建設的矛盾所做出的安排，不能不說中國在70年代末改革開放政策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於核實力給中國帶來的安全保證和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自信心。




正是在自身國防軍事力量不斷壯大和國際地位逐漸上升的同時，中國發展為一個積極參與國際多邊合作的負責任大國。尤其在防止核擴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問題上，中國於1984年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1992年3月9日遞交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書》、承諾履行防止核武器擴散的義務並且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形式擴散核武器，1994年1月正式向其他四個核武器國家提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草案）》，1999年完成對《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政府審議程序並將條約提交給全國人大審查。截至2005年，中國是唯一對聯大“建立一個無核武器世界:需要一項新議程”、“核裁軍”、 “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約”和“國際法院對使用核武器的諮詢意見”、“無核安保決議”等重要核裁軍決議投贊成票的核武器國家。 ［39］

中國經濟實力的日益強大提升了中國領導人對於自身國防安全的信心。面對國內經濟建設的需要，1985年，中共中央果斷做出裁軍一百萬的決定，表明“擁有十億人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並且用自己實際行動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鄧小平指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因此，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外交上強調“我們中國不打別人的牌，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　 ［38］（pp.126～128）

1988年10月，鄧小平談中國在60年代發展原子彈、氫彈和衛星的政治意義、歷史意義時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38］（p.279）鄧小平將核武器作為體現民族能力和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體現了中國從蔑視“紙老虎”到追逐“蘑菇雲”，再到倡導核不擴散、核禁試和核裁軍的負責任大國這一轉變中的“變”與“不變”。變化的是國際形勢和對國際形勢的認知與戰術。 60年來，中國領導人對核武器的觀點發生了很大變化，不過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對武器與人辯證關係的理解、對人民戰爭的信賴以及對“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方針的遵循，　都使得這種變化只發生在戰術層面。不變的是除了中國對國家安全的訴求之外，還有對民族復興、外交獨立、國際認可和尊重、追趕先進、實現現代化的多種訴求。由此可以理解，中國領導人為何強調原子彈的政治意義而非軍事意義，為何在成為核大國後又積極參與到防止核擴散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國際合作中來。

　　［參引文獻］

［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頁。

［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

［3］《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接見法國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談中法關係及中國國內形勢等問題》，外交部檔案110-02029-08。

［4］《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頁。

［5］《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頁。

［6］《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頁。

［7］《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0頁。

［8］《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39頁。

［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頁。

［10］《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頁。

［11］ John Wilson Lewis and Xue Litai，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6～19.

［12］《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頁。

［13］《聶榮臻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786頁。

［14］中國核工業總公司黨組:《周恩來與中國核工業》，《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

［15］《當代中國的核工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

［16］《人民日報》1955年1月18日，第1版。

［17］《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344～345、491～493頁。

［18］《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1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第365～366頁;《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頁。

［20］《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2頁。

［21］《周恩來總理同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外交部檔案109-03909-06。

［22］《葉劍英軍事文選》，第350～351頁;《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497頁。當代中國史研究

　　2009年第5期

［23］《毛澤東主席會見美國作家斯諾談話記錄》，外交部檔案106-01265-06。

［24］《周恩來傳（1898～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9頁。

［25］《我國外交部關於日本美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的聲明及蒙古、捷克、阿爾巴尼亞駐華使館收到我聲明的複照》，外交部檔案105-00435-01（1）。

［26］《毛澤東主席接見古巴訪華軍事人員談話記錄》，外交部檔案111-00632-03。

［27］《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接見印尼代表團談話記錄（談原子彈問題、反對帝國主義問題、新興力量會議問題）》，外交部檔案105-01917-02。

［28］《西德議員施萬來信談我將試驗原子彈事》，外交部檔案110-01406-01。

［29］《陳毅年譜》下，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5頁。

［30］《巴基斯坦對中國爆炸原子彈的反應》，外交部檔案105-01254-04;《法國對我爆炸原子彈的反應（我駐法國、捷克、加納、坦桑尼亞、印尼、羅馬尼亞使館報回有關電） 》，外交部檔案110-01756-01。

［31］《英國對我爆炸原子彈的反映（我駐英國代辦處報回有關電）》，外交部檔案110-01697-05。

［32］《法國對我爆炸原子彈的反應（我駐法國、捷克、加納、坦桑尼亞、印尼、羅馬尼亞使館報回有關電）》，外交部檔案110-01756-01。

［33］《周恩來總理致函印度總理夏斯特裡闡明我對核武器問題的立場和建議》，外交部檔案105-01262-01; 《巴基斯坦對中國爆炸原子彈的反應》，外交部檔案105-01254 -04;《英國對我爆炸原子彈的反映（我駐英國代辦處報回有關電）》，外交部檔案110-01697-05。

［34］《美國部分媒體對我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的反應》，外交部檔案113-00398-01。

［35］《古巴黨政代表團訪華毛澤東主席及鄧小平總書記接見談話摘要告駐古巴使館》，外交部檔案111-　00531-03。

［36］《人民日報》1963年7月31日，第1版。

［37］《巴基斯坦對中國爆炸原子彈的反應》，外交部檔案105-01254-04;《法國對我爆炸原子彈的反應（我駐法國、捷克、加納、坦桑尼亞、印尼、羅馬尼亞使館報回有關電） 》，外交部檔案110-01756-01;　《英國對我爆炸原子彈的反映（我駐英國代辦處報回有關電）》，外交部檔案110-01697-05。

［3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129頁。

［39］《中國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情況的國家報告》，http://www.china-un.org/chn/zgylhg/cjyjk/npt/t1962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