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

作者：張宏良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0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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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開始全面紮緊“中美國”的籬笆

——簡評美國關稅等變化及奧巴馬訪華

張宏良

是和平崛起還是和平亡國？ “中美國”的出現，把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歷史命運，同時擺在了中華民族面前。和平崛起，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和平亡國，蘇聯的前車之鑑並不遙遠。況且，只需稍微注意一下經濟數據就會發現，對於老百姓而言，中國在經濟上實際已經瀕臨亡國邊緣，或者乾脆說，中國在經濟方面事實上已經亡國。中國老百姓的勞動所得佔GDP比重已經接近十分之一，而中國外貿佔GDP比重則已經達到四分之三，這意味著中國絕大部分經濟發展，對中國老百姓已經沒有了任何積極意義，老百姓除了提供勞動和承受環境惡化之外，與中國經濟發展已不再有任何其他關係。對中國經濟發展感到歡欣鼓舞的，除了國內的官員、富豪和知識精英之外，就只有享受中國四分之三GDP的那些西方洋人了。 “中美國”概念的發明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就把“中美國”解釋成為男人掙錢、女人花錢的一個家庭，其中“掙錢的男人”就是中國，“花錢的女人”就是美國。美國人能夠花中國人的錢，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強大國家；中國人掙了錢被美國人花，是因為中國變成了一個肥大國家。

強大國家將走向和平崛起，肥大國家將陷入和平亡國。

中國就是在“中美國”裡走向了肥大國家，“中美國”就是由世界最強大國家和最肥大國家組成的新型經濟體。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聲稱美國不尋求遏制中國的發展，不懼怕中國強大，這的確是奧巴馬十分真誠的心裡話，如同養豬場不會尋求遏制豬的發展，不會懼怕豬的肥大一樣，不僅不會懼怕豬的肥大，甚至還會想方設法把豬養得更加肥大。但是，儘管養豬場不會遏制豬的發展，不會懼怕豬的肥大，但是卻要不斷紮緊和鞏固豬圈的籬笆，最近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懲罰性高額關稅，以及普查海外資產和徵收海外資產稅，就是在札緊“中美國”的籬笆。奧巴馬的自信，就是建立在“中美國”牢固的籬笆基礎之上的。

奧巴馬來中國之前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對中國出口美國的一系列商品實行懲罰性高額關稅，二是以10月15日為最後期限，在重罪威脅下，完成了對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海外資產的普查，對海外資產徵收重稅，對瞞報者治以重罪。前一件事情以所謂中美貿易戰的形式鬧得沸沸揚揚，後一件事情則很少有人注意。並且單從表面來看，這兩件事情對中美關係似乎影響不大或者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如果放到“中美國”的框架中來分析，這兩件事情則對中美兩國台前幕後的關係具有重要影響。此次美國對中國商品實行高額關稅的實質，是要建立中美兩國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在實現了“中美國”的產業融合、金融融合、資源融合之後，進一步實現“中美國”的財政融合，把包括中國財政收入在內的絕大部分財富，統統變成中國所有、美國使用的財富，財富所有權在中國，財富使用權歸美國。更為重要的是，把中國對美貿易直接納入美國經濟調節體系，通過直接掌控中國對外貿易來進一步掌控中國龐大的經濟體系，在用市場化、私有化手段摧毀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以後，反過來再把中國重新納入美國掌控的計劃經濟體制當中。而以普查和徵收海外資產稅為內容的美國查稅風暴，如果只從表面上理解，美國司法部從包括瑞士銀行在內的世界各國銀行索取的名單中，應該只包括已經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綠卡的中國人，但是，如果美國藉此機會對某些現任中國官員和高層部門研究人員的海外資產也表示出濃厚興趣，以此來進一步鞏固“中美國”的政治籬笆，那將意味著美國不僅要把更多的中國財富變成美國的收入，還要把更多的中國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同時也變成美國的海外公務員和海外傳教士，推動“中美國”由目前還十分鬆散的單一經濟共同體，向著更加緊密的政治共同體方向發展，把中國崛起的輝煌明天變成“中美國”崛起的輝煌明天，在“中美國”寄生體上再現21世紀美國的“光榮與夢想”。而留給中國的唯一結局就是：和平亡國。

這就是美國精心打造“中美國”的世紀性戰略構想，這就是“中美國”給中國安排的歷史歸宿。所以，當“中美國”這個建立在殖民經濟循環圈基礎上的新型怪獸一出現，以中國左翼為核心的愛國力量就與這頭新型怪獸展開了你死我活似的殊死搏殺；以廖子光、宋鴻兵、郎鹹平等炎黃子孫為代表的華人群體，就在對這頭怪獸進行頑強阻擊；以赫德森、恩道爾等美國學者為代表的富有人類良知的進步知識分子，就在勇敢地揭露美國的奴役戰略並強烈呼籲中國人民要警惕和抵抗這頭怪獸。可惜這是一場力量極其懸殊的歷史角鬥，在國際壟斷資本和國內買辦勢力的聯合夾擊下，特別是中國主流媒體已經漢奸化的情況下，抗拒“中美國”的鬥爭，完全變成了現代社會的堂·吉訶德大戰風車，根本無法阻擋中國絕大部分財富如滔滔江水般流向美國。中國愛國力量和國際正義力量，不僅沒有阻擋住中國迅速滑入“中美國” 的歷史陷阱，面對中國人民的覺醒，美國反而加快了“中美國”的建設步伐，幾乎搶占了中國所有新興產業的龍頭位置和關鍵位置，並且開始由操控外部經濟循環轉向直接操控內部經濟運行。導致“中美國”加快建設步伐的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歷史要求結束精英統治的經濟標誌——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使美國這個有史以來最輝煌的世界帝國，越來越感受到了羅馬末日的歷史恐慌，也越來越陷入了羅馬末日的最後瘋狂，這種由金融危機引發的恐慌和瘋狂，使美國把維持經濟繁榮和透支消費的希望，越來越寄託在了“中美國”身上，試圖通過“中美國”這個歷史寄生體，繼續維持美國上百年的“光榮與夢想”。

在圓滿完成了對中國的軍事包圍之後，在全面滲入和部分掌控了中國諸多產業和金融業之後，在成功控制了主導中國媒體輿論的文化精英之後，美國開始尋求切入中國經濟運行最核心的部分——財政。通過高額關稅實現中美兩國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便成為一個嘗試性突破口。雖然目前由此而轉移的財政金額並不是很大，但是它對中國製度演變的衝擊和在“中美國”中的悲慘定位，卻有著極其重大的深遠影響。所以，奧巴馬才會公然違背還不到一年的“不搞保護主義”的承諾，在訪問中國之前對中國出口貿易大打出手。雖然表面看上去，奧巴馬鬧得沸沸揚揚，彷彿是在與中國打貿易戰，但其實不是，美國所要的並不是貿易戰，而是要建立“中美國” 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是要把中國經貿發展納入美國掌控之中。所謂財政轉移支付，就是中國政府向出口企業發放財政補貼，出口企業轉身再以高額關稅的形式，把這些財政補貼交給美國政府，通過出口企業這一轉手，就把中國的財政收入轉變成為美國的財政收入。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出口企業是外資企業，實際上就是中國政府在給外資企業和美國政府直接發放財政補貼，而這些財政補貼原本是應該用於中國老百姓住房、醫療、教育和養老的。可見，所謂中美之間貿易戰不過是故意掩人耳目的煙幕彈，並且是美國與中國買辦及“美國鸚鵡”聯手矇騙中國老百姓的雙簧表演。

首先，就美國方面來看，如果真是貿易戰，其目的應該是迫使中國減少對美出口和擴大進口美國產品，這是有史以來所有貿易戰的共同目的。可是，眼下美國對中國征收懲罰性關稅的目的，並未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國的出口，不僅沒有要求中國減少對美國出口，甚至還聯合歐盟、日本等十多個國家在WTO控訴中國，要求WTO強迫中國繼續擴大對美國等國家的出口。並且，在要求WTO強迫中國繼續擴大對美國出口的同時，繼續對中國實行禁運禁售，強制美國企業不准出口中國所需要的各種商品。顯然，這絕非是什麼貿易戰，古往今來也從來沒有過如此的貿易戰——既向對方產品徵收高額關稅，又要強迫對方擴大產品出口。所以，建立貿易平衡只是幌子，建立“中美國”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才是目的。並且，在把中國已經變成“世界加工廠”的情況下，要建立中美之間的貿易平衡，無疑於癡人說夢。美國釋放貿易戰煙幕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把中國對美出口納入美國經濟調節體系，在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的同時，強迫中國繼續擴大對美出口稀有金屬，就是明證。美國強迫中國擴大出口的做法，完全把中國推上了極其可怕的資源枯竭道路，目前中國稀有金屬開採週期平均只剩10年，10年後，中國稀有金屬資源將徹底枯竭，中國20世紀50年代被認為沒有資源的恐怖結論，將變成殘酷現實。為防止此事引發中國人民的覺醒和抗議，便通過所謂貿易戰來轉移國人視線。

其次，再從中國方面來看，更能反映出所謂中美貿易戰，完全是雙方精英聯手糊弄中國老百姓的騙人把戲。中國回應貿易戰的措施，是對美國汽車進行反傾銷調查，這完全是把中國老百姓當猴耍。所謂傾銷是指以低於本國的價格向對方銷售產品，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工人的小時工資平均是78美元，相當於530元人民幣，而中國奇瑞汽車公司工人的小時工資只有10元人民幣，不足美國工人工資的50分之一，如此懸殊的成本差別，決定了美國汽車對中國傾銷沒有任何意義。並且，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發達國家出口到中國的汽車價格，都遠遠高於本國銷售價格，以此來榨取中國老百姓更多的錢財，這也是中國老百姓特別不幸的地方，是其他國家很少見到的現像。在中國進口美國汽車的銷售價格遠遠高於美國本土價格的情況下，對美國汽車進行反傾銷調查，就如同對太監進行強奸案調查一樣，恐怕連美國人都會對這種裝裝樣子的調查感到可笑。況且，進口2.0以上排量的美國汽車，原本就不是企業行為，而是中國政府與美國貿易協定的一部分，所謂反傾銷調查，純屬兒戲。

如果再看一下中國出口商品給美國帶來的巨大利益，就更加能夠反映出美國純粹是在製造貿易戰的煙幕，而並非真的要限制中國商品出口美國。因為“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就是建立在中美貿易基礎上的，美國借“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從中美貿易上就扒掉了中國三張皮。

美國扒掉中國的第一張皮，是通過廉價商品攫取了中國數十萬億的財富。按照美國摩根斯坦利公司的統計，中國出口商品1美元在美國零售價是4美元，其中，美國得到3美元，中國得到1美元，扣除折舊和進口原料後只有0.5美元，再扣除外貿中超過60 %的外資企業，中國所得不到0.2美元，不足美國獲利的15分之一。也就是說，中國耗費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生產出來的商品，中國所得商品價值僅有區區6%，美國所得接近94%，並且美國在所得商品價值94%以後，商品本身還要歸美國人使用和消費。 2007年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總額3千億美元，按照四倍零售價計算，美國所得9千億美元，美國企業從中獲利超過1千億美元純利潤，按照美國股市20倍市盈率計算，為美國增加市值超過2萬億美元。 2萬億美元市值加上9千億美元商品增加值，一年便從中國出口美國商品中獲得約3萬億美元，而中國從出口美國3千億商品中所得商品增加值不到6百億美元。據不完全統計，2002年至2008年，中國出口美國商品總額超過1.2萬億美元，為美國提供商品增加值超過3.6萬億美元，為美國社會提供了4.8萬億美元的商品，而中國從自己生產的商品中所得增加值只有0.24萬億美元。並且再次重複強調一遍，所消耗的全部是中國資源。這種貿易與其說是貿易，不如說是戰爭賠款或者說是幾乎白乾，用老百姓的話說，差不多就是賠本賺吆喝。

美國扒掉中國的第二張皮，就是通過美元貶值迫使中國購買美國股票債券，把中國耗費資源、犧牲環境和人民收入換取的美元，再加倍送還美國。如果說，中國從自己生產商品價值中所獲得的6%的外匯收入，是用來改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即便吃虧也就罷了。可是，最讓中國老百姓欲哭無淚的是，美國在用印刷廠印製的美元換取了中國商品後，便強迫中國手裡的美元貶值，迫使中國為避免貶值損失而購買美國國債、股票和企業債券，用這種方式把美元又送還給了美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殖民經濟循環圈：美國用自己印製的美元購買中國商品，中國再用美元購買美國債券股票；結果就是美元在中國旅遊一圈後又回到了美國，美國是既得錢又得物，錢物雙雙佔有；而中國則是又無錢又無物，最終兩手空空。或許有人會說，中國手裡不是還擁有股票債券嗎？可是，股票債券這類虛擬資產與實際資產相比較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最終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的分離。簡單說，就是名義上擁有財富的人和實際上享有財富的人分離了，擁有財富最終所有權的人，實際上並不享有財富；而實際上享有財富的人又不擁有財富的最終所有權。這就是虛擬資產所有權最根本的特點。虛擬資產所有權這個特點，決定了購買股票債券等虛擬資產，實際上購買的是當事人的承諾和信用，虛擬資產完全是建立在這種承諾和信用基礎上的一種價值符號和價值預期，沒有任何內在價值。國內這種承諾和信用是靠國家來保證的，而國家之間這種承諾和信用則沒有任何保證；在沒有變現之前，擁有這些虛擬資產與沒有資產之間沒有任何區別。而“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決定了中國根本不可能變現美國股票債券。從國務院領導到主流媒體都認為，中國不僅不可能變現目前所擁有的美國股票債券，甚至還要繼續購買。理由很簡單，就是中國老百姓沒錢，買不了所生產的商品，只能賣給美國換取美元，而美元放在手裡又貶值，就只能購買美國股票債券。可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把中國帶上了一條惡性循環的不歸路，直到把中國資源徹底耗光毀淨為止。

面對中國人民越來越強烈的質疑，中國政界和學界終於也開始承認對美經貿關係具有惡性循環的一面。只是他們不約而同地把商品和美元雙雙送往美國的殖民經濟現像，解釋成為如同刮風下雨般天然形成的歷史固有現像，一致認為中國生產的商品只能出口美國，中國出口商品換取的美元也只能送還美國，否則就是停滯和倒退，就是一條歷史死路。為了證明中國把商品和貨幣雙雙送往美國是中國沒有任何選擇的唯一發展道路，中國學界用各種方法把這個本來十分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了，變成了表面無解的歷史死扣。其實，中國陷入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的原因十分簡單，就是改變社會生產目的的結果，把社會生產目的由原來的滿足人民生活需要，變成了現在的保證經濟增長。一方面，為了實現GDP增長，採用劫貧濟富的優惠政策引入2萬億美元外資，相當於全國30萬億總產值的一半，如此龐大的資本規模把中國未來至少三至四代子孫的資源全部變成了商品，外貿佔GDP比重達到了四分之三，財富火山般向世界噴湧。另一方面，在財富驚人噴發的同時，為降低國民經濟運行成本，促進經濟更快地增長，便拼命壓低國內人民收入，勞動所得佔GDP比重降低到了人類歷史上最低水平，達到了10%左右的驚人極限，這個指標甚至還不及非洲一些最野蠻最貧困地區一半的水平。即使如此之低的微薄收入，老百姓也不敢用於商品消費，而是轉手又通過銀行把錢送還給了企業和國家。因為住房、醫療、教育三座大山迫使中國老百姓只能拼命存錢，“要不斷深化改革”的口號又不斷惡化著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更是只能拼命存錢，盡可能把掙來的每一分錢都送還銀行，以應對明天自己有可能會成為改革對像，連現有的微薄收入也喪失掉。由於工人被鎖在了下崗的貧困位置上，農民被鎖在了小生產單幹的貧困位置上，一般白領又被鎖在了三座大山上，結果就是鎖住了中國社會絕大部分需求，使中國生產的龐大商品在國內沒有銷路，只能出口美歐等發達國家，用於改善美歐等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否則，中國火山般噴湧的財富就會過剩，中國龐大的生產體係就會崩潰。中國要想避免商品過剩，就只能把商品送給美國；中國要想避免商品換來的美元貶值，就只能把錢也送給美國；由此便形成了現代殖民經濟循環圈——“中美國”。

美國扒掉中國的第三張皮，就是通過高額關稅和強制中國出口政策，建立中美兩國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並把中國財政和外貿納入美國統一調節規劃，把“中美國”由現在的鬆散的經貿一體化，向著更加緊密的財政一體化和發展一體化轉變，使之成為比中世紀莊園經濟更加牢固的新型經濟體。顯然，美國在“中美國”這個新型殖民經濟體中錢物俱得的莊園主地位，激起了美國的製度理性，因而便想把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進一步納入美國統一的經濟運行製度，用高額關稅來調節美國能夠生產的中國出口商品、以及中國占據優勢的勞動力密集產品，用WTO來強制中國出口美國自己不願意生產的資源性產品和環境污染性產品，在此基礎上形成“中美國”統一的財政和計劃調節制度。歷史就是這麼奇妙，美國在忽悠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卻在悄悄地把中國納入美國的“計劃經濟”當中，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莫大諷刺和幽默。如果說美國無償佔有中國的商品和外匯是扒皮割肉的話，那麼正在建立的“中美國”財政和經貿調節制度，則是對中國更進一步的敲骨吸髓，它標誌著美國對中國財富的攫取，已從生產領域和金融領域，延伸到了國家核心的財政領域。

在此，最讓中國老百姓悲憤莫名的還不僅僅是美國扒掉中國幾張皮，而是美國扒掉中國第三張皮的理由。美國對中國商品徵收懲罰性高額關稅的唯一理由，就是中國工人工資太低，與美國工人工資差距太大，所以中國商品成本遠遠低於美國，與美國企業形成了不平等競爭，為了維護中美兩國企業之間的平等競爭，美國政府便以高額關稅的形式把中美兩國工人之間的工資差額拿走，由此給中國出口企業造成的損失再由中國政府以財政補貼方式加以補償。這實際上是中國企業和政府寧可給美國繳納高額關稅，也不提高中國工人工資，或者說是中美兩國政府和企業聯手，把中國工人應得的大部分工資，作為關稅繳納給了美國財政。不僅美國高額關稅是建立在中國工人超低工資基礎上，包括“中美國”整個經濟循環圈都是建立在中國工人超低工資基礎上。只要提高中國工人工資，把中國工人工資提高到與中國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水平，“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循環圈就會立刻土崩瓦解。中國工人的超低工資，已成為“中美國”形成和存在的最根本基礎。儘管“中美國”概念的發明者弗格森教授，指出了在“中美國”裡面是中國人掙錢，美國人花錢，但是弗格森教授卻並不清楚這些錢是從何而來。其中，一部分來自於中國工人實際工資和應得工資之間的巨大差額，無論是按照勞動所得佔GDP的比重，還是按照外貿佔GDP的比重來測算，中國工人應得工資至少是現在工資的三倍以上；另一部分來自於中國老百姓被剝奪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福利保障，摧毀住房、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保障體系和公共資源體系，是迫使中國老百姓拼命儲蓄，讓美國人能夠透支消費的重要條件；第三部分則來自於中國子孫後代的生存資源，中國廉價商品的背後是廉價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的中國商品在美國零售價高於出口價四倍的數據，其實是有選擇的商品數據，熟悉外貿價格的人都知道，中國電子、紡織以及資源類等商品的出口價格甚至不及美國零售價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國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才會充斥幾乎所有美國家庭，充斥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

可見，“中美國”不僅創造了一個外部殖民經濟循環圈，同時還創造了一個內部奴隸經濟循環圈，就是把中國老百姓循環得一無所有，牢牢釘死在貧困位置上。企業出口商品價格被壓得太低，便只能通過拼命壓低工人工資、剝奪工人福利保障來降低成本；被剝奪了福利保障、背負三座大山的老百姓，便只能拼命存錢，盡可能把掙到的每一分錢送交銀行；銀行把老百姓的存款再貸給開發商，讓開發商囤積更多土地，壟斷更多房屋，更大幅度拉高房價，迫使老百姓投入全部積蓄都不夠，還要反過來再向銀行貸款。結果就是把勞動者由最初單純的工資收入者，變成了強制的存款者，然後再把這些強制的存款者，變成最終的欠款者。中國老百姓的這個悲慘結果，是連當初馬克思都沒有預料到的，馬克思只是看到勞動者創造了整個世界。而沒有預料到在當今中國，勞動者不僅創造了整個世界，同時還為自身創造了一身債務。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那個時代，勞動者的悲劇充其量只是白乾，充其量只是一無所有；而在當今中國，勞動者的悲劇則不僅僅是白乾，白乾之後還要再欠下一筆債務。一無所有，是馬克思那個時代工人革命造反所要改變的悲慘狀況；而在當今中國，一無所有卻變成了底層勞動者的希望和夢想。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所有家庭都盡情享受著中國財富噴湧的同時，在中國僅僅用作棲身之地的一個住房，就能夠耗盡中國老百姓三代人的財產——老一代的終身積蓄、壯年一代的全部收入，以及用來養育下一代的未來幾十年收入。所以在奴隸制被摧毀兩千年後的中國，一種新式奴隸再次出現——房奴。房奴，可以說是對中國經濟雙循環的最生動寫照。

可以說，由“中美國”殖民經濟循環圈造成的這種財富高速增長下的貧困狀況，已經超出了歷史上任何一個宗主國對殖民地的財富掠奪，“中美國”如此國富民窮（美國國富，中國民窮）的巨大反差，單純依靠經濟力量很難持續下去，不僅中國人民會反抗，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會反抗，甚至除了極少數買辦之外的大多數官員也難以接受這種狀況。於是，美國便從中國攫取的無邊財富中撥出巨款，以包括民主基金會在內的各種基金會的名義，撒向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關鍵部門，打造出一大批“美國鸚鵡”式的學術明星，形成了適合“中美國”發展的思想氛圍和輿論導向，形成了與殖民經濟相適應的殖民文化、殖民理論和殖民學術。與此同時，更是利用中國腐敗官員的貪婪秉性，敞開大門配合中國腐敗官員，向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轉移親屬和贓款，甚至把國家和企業的對外投資，直接記在個人名下。最近更是以類似期貨期權的隱蔽方式，中外勾結合謀國家財產，即以各種名義讓外資無償佔有中國一筆巨額資產，約定在將來（幾年以後或者退休以後）某個時點按照一定比例返還中國官員。由於當時沒有往來支出，所以能夠保證絕對安全。可以說，用利潤來控制中國買辦，用名利來控制中國學者（特別是政策研究部門），用腐敗來控制中國官員，是維護“中美國”發展的三個基本支點，美國能夠不戰而勝地控制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所依靠的就是這三個基本支點。

現在，美國開始對“中美國”這盤大棋在政治上收官了，其中最大的官子，就是中國的腐敗官員。收官的信號，就是普查具有美國公民身份和持有綠卡人士的海外資產。美國已經出台的法令規定，已經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和持有美國綠卡的人，必須在10月15日之前申報自己的海外資產，依法繳納海外資產稅，凡是隱瞞不報者，一律作為重罪逮捕審判。美國國稅局、美國司法部、美國聯邦調查局等部門已經行動起來，專門啟動了美國銀行信息的國際查詢系統，對世界各地所有聯網銀行進行搜索，發出請求提供相關資料的指令，重點要求瑞士銀行提供相關存款信息，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已從瑞士銀行等銀行獲得了部分存款人名單。目前雖然最後申報期限已過，但是美國司法部門在全球範圍內對海外資產的追查仍然在繼續。目前除了美國司法部、聯邦調查局等部門之外，沒有人能夠知道美國司法掌握的名單上究竟涉及到多少中國官員及親屬，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美國能夠拿到美國綠卡持有者的海外資產名單，就同樣能夠拿到中國官員的海外資產名單。為了讓人們相信這一點，持續三年一直不能判決結案，不久前才剛剛判決結案的陳水扁，恰恰在此時又被發現在一個只有2萬人口的小國帕勞曾經洗錢14個億，這已經是第N次發現陳水扁的犯罪新證據了，期間究竟有多少次，恐怕連此案法官也記不清楚了。因為有人需要陳水扁不要結案消失，需要陳水扁繼續活躍在媒體上，繼續用他來起到敲山震虎、殺雞嚇猴的作用。

雖然我們無法知道美國司法部的名單上有多少中國精英，同樣無法知道奧巴馬的口袋裡有沒有裝著這份名單，但是有一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此次奧巴馬總統訪問中國期間異乎尋常的隨意表現。奧巴馬對中國那種上級般的讚美和鼓勵，那種賓至如歸的自信和隨意，那種滿不在乎的批評和指責，那種干預中國事物的堅定語氣，特別是在台灣和西藏問題上限定中國處理方式的那種不容置疑的堅定態度，還有那種強調美國信念和原則具有“普世價值”的強硬立場，都是自1972年美國總統首次訪華以來歷次美國總統訪問時所不曾有過的異常表現。無論是對中國的鼓勵讚揚還是指責批評，無論是對中國的希望還是要求，其口吻、語氣和態度，與我們國家領導人視察地方省市時完全相同。再看公開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美之間的上下級關係更是明顯，內容如何暫且不論，僅從格式來看，完全是那種師生協議或父子協議才有的格式，其中在談到中美雙方要求時，美方明確表示，希望中國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方居然也表示，自己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雙方卻都沒有要求美國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方對美國提出的唯一要求，還是要求美國理解自己在台灣等問題上的立場，也就是說，要求美國理解自己怎麼做，而不是要求美國怎麼做。如此父子協議般的不對等格式，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特別講究面子的東方倫理大國來講，應該說是難以接受的奇恥大辱，中國是一個寧可丟掉裡子也不能丟掉面子的民族，當初大清王朝戰敗後割地賠款的所有協議，都十分講究措辭上的對稱和格式上的對等，寧可接受不平等的條約內容，也絕不接受不對等的言辭格式。相比之下，中美聯合聲明的格式顯得更加異乎尋常。

並且，奧巴馬來中國訪問之前幾個月，美國政府就逐個電話邀請中國的右翼反毛人士參加奧巴馬演講會，以往這種邀請都要事先經過中國政府同意，此次美國政府提前幾個月的邀請，顯然沒有徵求過中國政府的意見。在總統訪問一個國家之前，以政府名義邀請被訪問國家的反對派聚會，顯然這不是平等國家之間的正常舉動。甚至連宗主國到殖民地國家的訪問活動，一般都要事先徵詢當地政府的意見。美國政府之所以這樣做，反映了在美國政府看來，總統不是到另外一個國家中國訪問，而是到自己管轄的“中美國”訪問，所以才會如此隨意。在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府既是當今世界最了不起的政府，又是在中國問題上最愚蠢的政府。美國政府了不起的地方，是她敢於向當今世界其他所有政府挑戰。美國政府提前邀請中國反毛人士參加奧巴馬演講會，實際上是在向所有反對派發出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美國支持你們，美國堅定地和你們站在一起，美國是你們強大的後盾。今天我們能夠邀請你參加奧巴馬演講會，明天當你遇到危險時，我們就能夠邀請你去美國，放手大膽地干吧，朋友們，你們身後站著強大的美國。你們已經不再僅僅是中國的國民，同時也是“中美國”的國民；奧巴馬也不再僅僅是美國的總統，而同時也是“中美國”的總統。這是美國政府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說美國政府是在中國問題上最愚蠢的政府，是她總是站在中國人民的背面，站在歷史的背面。當初連國民黨內部官員和將軍都認為天下必然屬於共產黨的時候，美國卻堅持認為國民黨依然能夠統治中國，結果站在了歷史背面；現在連右派大佬茅於軾都承認毛派群眾佔中國絕大多數的時候，美國卻偏偏又選擇了反毛立場，再次站到了歷史背面。這一次，山姆大叔將犯下一個美國建國以來最為致命的錯誤，這個錯誤將足以結束美國貫穿一個世紀的輝煌。

對照美國政府逐個邀請中國反毛人士參加奧巴馬的訪問活動，此前來中國訪問的赫德森、恩道爾等著名美國學者則顯得更加冷清。赫德森、恩道爾等不遠萬裡來為中國出謀劃策、幫助中國擺脫危機的著名美國學者，卻被包括政府在內的中國主流社會關在了大門外面，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中國官員會見這些著名學者，中國主流社會對待這些著名美國學者的態度，簡直如同國內對待上訪戶的態度，完全不加理會。這種完全不加理會的態度，除了具有共同的階級利益和賣國立場之外，其中相當大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政府不願意或者不敢得罪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對美國的懼怕程度，甚至超過了地方領導對中央政府的懼怕程度。因為美國政府和美國主流社會不喜歡他們，所以中國政府就不敢接待他們。只要大家看一下赫德森教授勸告中國的格言，就知道中國政府為什麼不敢接待赫德森教授了，赫德森教授反復對我們說：“不要按照美國說的去做，而要按照美國做的去做。”這句話恰恰觸到了美國對華政策最致命的軟肋，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讓中國成為美國所希望的那種國家，而絕不能成為美國那樣的國家。恩道爾教授更是直接說道：“我熱愛我的國家，但是我痛恨精英，因為他們正在毀掉我熱愛的國家。”說這話時，恩道爾眼裡放射出耀眼精芒。

從美國政府遍邀中國反對派，而中國卻冷拒美國反對派這種截然相反的表現中，反映出中美兩國的資產者已經聯合起來了，甚至全世界的資產者都已經或者正在聯合起來。 161年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那句著名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今天具有了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只是資產者提前跨越一步，率先實現了全世界資產者聯合起來。中國是在與世界接軌的旗幟下，加入到全世界資產者大聯合之中的。全世界資產者已經聯合起來的基本事實，在客觀上要求全世界無產者也必須聯合起來，甚至要更加緊密地聯合起來，以此來對抗已經聯合起來的世界資產階級。至少對於眼下的“中美國”來講，單憑中國人民自身的力量，已經很難擺脫“中美國”的強大桎梏。外部的軍事包圍，內部的政治分裂，精神的一盤散沙，買辦漢奸的坐大，已經把中國推到了民族解體的歷史邊緣，任何形式的動盪，都有可能形成國家的分崩離析。所以，必須同美國人民聯合起來，才有希望改變“中美國”的殖民性質，實現社會歷史的根本變革。並且，“中美國”並非是暴力侵略的結果，而是意識形態演變的結果，由意識形態形成的東西，也必然要用意識形態來改變。歷史以什麼方式開始，必然以什麼方式結束。當初西方國家對舊中國的統治，是由暴力侵略開始的，也必然以暴力革命來結束。現在的“中美國”是從文化侵略和思想禁錮開始的——把人的思想牢牢禁錮在金錢上，也只能通過文化革命和思想解放來結束。而“中美國”本身也有可能會成為中美兩國人民聯手掀起人類歷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歷史平台。 “中美國”在成為美國掠奪中國人民工具的同時，在客觀上搭建起了一個能夠讓中美兩國人民聯合起來的歷史平台。中美兩國人民將通過這個歷史平台聯合起來，把“中美國”由現在這樣一個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莊園共同體，變成一個人民幸福、民族平等的自由共同體，變成一個東西方文化融合的進步共同體。由於中國是最具有東方文化代表性的東方大國，美國是最具有西方文化代表性的西方大國，只有中美兩國的結合，才能形成世界東西方文化的全面整合，在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礎上，創造出與世界一體化發展相適應的，符合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利益要求的，合理統一的行為規則和價值觀念。這將是“中美國”對未來世界一體化發展所具有的極其重要的積極意義。

當然，所有這一切，將取決於“中美國”能否創造出不同於精英時代、而與人類社會正在進入的大眾時代相適應的大眾政治文化，而“中美國”能否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希望則取決於中國。所以，由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文化轉型的要求，才把目光轉向了中國，轉向了被壓在“中美國”底層之下的中國。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轉型的希望往往不是存在於表面看上去最強大的地方，而是表面看上去最軟弱的地方。

“中美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劫難，但是也有可能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歷史平台——和平崛起的歷史平台。中華民族獨自實現和平崛起的希望近乎於零，看一下包圍中國的十大美軍基地就知道了，但是，在“中美國”這個歷史平台上實現和平崛起，則是完全有可能的。並且，環顧當今世界，只有美國接受了——雖然是在客觀上而非主觀上——大眾政治文化的理念，美國的共同訴訟制度表明，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半隻腳已經踏入大眾政治時代的國家，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在的美國人民，與“中美國”形成之前的中國人民一樣，是世界歷史上最富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人民，一旦中國人民的理想主義精神重新燃燒起來，中美兩國人民的理想主義大火就會燃燒在一起，利用“中美國”這個熔鑄了東西方文化精髓、能夠輕鬆改變整個世界的最強大歷史平台，徹底結束目前這種把人變成金錢奴隸，變成經濟工具，變成只知吃喝乾活的簡單生物體的精英統治時代。

總之，現實是殘酷的，甚至無比殘酷；未來是輝煌的，甚至無比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