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參考

歷史資料參考《走進懷仁堂》

作者：董保存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黃克誠《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1980年11月下旬黃克誠在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題目為《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同志們：

本來我是不准備講話的。中央讓我擔任中央紀委的常務書記，我身體不好，沒有下去檢查工作，只能聯繫很少的干部與群眾。因此，我講的意見就不一定準確。但我是心裡有話就要講的。所以今天還是向同志們講講。我這個講話，請同志們不要記錄，也不要傳達，等整理好送中央審閱，如認為可以向各級紀律檢查部門傳達，再發給你們。我的講話，有些同志聽了可能不痛快，請你們原諒。

關於對毛主席評價的態度問題，這個問題看起來與我們這次召集座談會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但我認為，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經表示過原則的意見。小平同志講，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還說過“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在談到毛主席晚年的錯誤時，小平同志說：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今後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評論和處理黨內的某些歷史問題時，小平同誌曾講過“宜粗不宜細”。就是說，對那些不很重要的問題，不要過分糾纏。小平同志的這些原則意見是代表中央講的，我完全贊成。所有的共產黨員應該本著這些精神去考慮對毛主席的評價問題。

前一段時間，聽到一些對毛主席和對毛澤東思想評價的議論，感到有些議論違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講的原則。有個別人甚至放肆地詆毀毛澤東思想，謾罵、醜化毛澤東同志。這種傾向使我很憂慮。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對這個問題我想講的話很多，也有責任講講我的看法。為了有助於理解小平同志講述的那些原則，我想先講點歷史。

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期，湖南農民起來革命。當時幾乎整個黨中央的領導人和整個社會輿論都反對湖南農民運動，像去湖南解決農民問題的譚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講農民運動過火了。陳獨秀也這樣講。只有毛主席經過實地調查寫了一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把這個問題提到原則的高度，駁斥了各種非議．熱情地讚揚了湖南農民運動。這就使革命的共產黨員在思想上武裝起來了。這篇文章在當時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敗以後，黨中央提出搞武裝暴動，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瀏陽、平江一帶，發動秋收暴動。 （譚）啟龍同志，你還記得吧？暴動時來了原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個警衛團，是我們黨的一個很好的同志盧德銘當團長。他帶著隊伍由武昌出發，本來是要參加南昌暴動的。由於途中聽到南昌暴動已經發生了，部隊已經撤離了南昌，他就在黃石港上了岸，然後輾轉經陽新、靖安、奉新來到修水一帶，與毛主席取得了聯繫。羅榮桓同誌等在崇陽、通城等地領導農民暴動，也組織了小小的武裝。此外、還有平江、瀏陽約農民義勇軍，萍鄉、安源的工人自衛隊，和醴陵的起義農民等。毛主席將這些隊伍收集起來，組織了平江、瀏陽、醴陵的秋收起義。在進攻長沙的計劃失敗後，毛主席看到平瀏地區離長沙大近，隊伍在這裡站不住腳、便決定放棄佔領中心城市的方針，向井岡山進軍。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又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了井岡山以後，毛主席就提出了綱領，著手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政權，將紅旗在井岡山打起來。秋收暴動不單是平江、瀏陽、醴陵三縣，還有湖北黃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動，但這些暴動由於經驗不足，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開打著紅旗幹的就剩下毛主席領導的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領導的一小部分式裝。

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對我們中國革命關係非常大。大家看到還有一支武裝力量，能夠站住腳，這就便許多共產黨員在大革命失敗後的極端險惡的情況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強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來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來再乾。那時，南昌暴動有三萬多人，在三河壩打了一個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老總和陳毅同志收集了殘兵八九百人，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與滇系軍閥範石生的關係，將隊伍改編為範的十六軍的一個團。朱老總後來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兵力要比毛主席領導的武裝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面紅旗在井岡山，朱老總那支隊伍就沒有歸宿，就難以生存並發展起來。如果沒有毛主席這套方針、政策，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

彭德懷同志很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後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志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瀏鬥爭，他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搞根據地、建黨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後，又回到平瀏一帶，擴大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張太雷、葉劍英等同志領導的廣州暴動的部隊，主要是武漢軍校分校的學生改編的教導隊。汪精衛政變後，這支隊伍由張發奎帶到廣州，改為教導團，葉劍英同志為團長。廣州暴動失敗後，由袁國平、葉鏡、陸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隊帶到海陸豐去了。這是一支很硬的部隊，保存了黨的組織，有很多共產黨員，大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學生，軍事技術、政治素質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總的那兩支武裝基礎都好。

領導海陸豐鬥爭的彭湃同志，是一個極優秀的同志。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群眾基礎非常之好。但是，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政治路線，加上受到黨內一些悲觀情緒的影響，把外地人員從蘇維埃根據地遣散回家，結果這樣硬的部隊，這樣好的政權都垮了。鄂豫皖的紅軍後來有很大的發展，但他們也是在井岡山紅旗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緊要關頭，紅軍、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能不能發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論上、實踐上正確解決了這個關鍵問題。毛主席領導的武裝比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力量都小，雖然經歷了曲折，受了損失，但卻首先在井岡山獨立生存下來。

毛主席當時在政治上、軍事上創造了一套路線、方針和政策，現在看來似乎很簡單，但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一套簡單的東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時的黨中央就沒能提出來。毛主席當時比我們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這裡再舉個小例子。我到井岡山後，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於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麼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

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後來，事實上這個辦法行通了，只要幹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岡山開創時期，隊伍比較小，打土豪打得比較多，每個人一個月還可以發三塊錢。一兩個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錢來得少了，就每個人每月發一塊錢，以後發五毛，後來連五毛也發不起了，每個人一天就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結果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總之，大革命失敗以後，毛主席在創建紅軍時期，為我們黨建立了不朽的功勳。很明顯，沒有他，沒有井岡山這面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麼樣子。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功勞呢？現在有人講這段歷史，想用其他人來代替毛主席，好像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我說這完全是對歷史開玩笑！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間，在上海的中央，曾經指示朱德、毛澤東同志離開部隊到上海去，要部隊以班、以排為單位全部分散，減少目標。這時正處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們離開不得。離開了部隊就會散掉；如果非要我們離開不可，那就請派劉伯承、惲代英同志來代理我們的工作。後來，很快軍閥戰爭就爆發了。毛主席那首詞：“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就是這時寫的。在這關鍵時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離開了部隊，那麼部隊會落到什麼結局就很難說了。

一九二九年在閩西的鬥爭，我沒有參加，但羅榮桓同志、陳毅同誌曾經同我詳細談過。那時紅軍到了閩西，在路線上爭論很激烈。大概有三種意見：一種是擁護朱德同志的；一種是擁護毛澤東同志的；一種是中間的，這主要是陳毅同志。爭論的結果，多數人不贊成毛主席的路線。毛主席的前委書記當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養病。結果部隊到了廣東梅縣，打了一個大敗仗。只好派人請毛主席出來。毛主席說，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開黨的代表大會，他來作報告。後來按照他的意見召開了紅四軍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形成了古田會議的決議，也就是《毛選》中的《關於糾正黨內錯誤思想》那篇文章。這個決議解決了黨內思想上、路線上的許多關鍵問題，對我軍後來的建設起了很偉大的作用。在閩西時期、毛主席的這些見解都是起關鍵作用的見解，都是在我們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作出的決策。有的人現在把古田會議說成是別人領導的，不是毛主席領導的。我聽了以後真是啼笑皆非。我們黨內現在有些人不顧歷史事實，一說毛主席有錯誤，就好像什麼正確的事情都不是他幹的，錯誤的事情就都歸他。這怎麼行呢？

　　再講講一九三O年的事情。三O年立三路線來了，集中了紅軍的主力想奪取武漢。那時，紅軍形勢很好，在江西佔領了十幾個縣，贛西整個地區都被紅軍控制了。當時，大家主張先打開南昌，再打武漢。在這一要作重大決策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卻敏銳地看出了形勢變化的苗頭，他看出軍閥戰爭很快就要停了，蔣介石會集中兵力來對付紅軍，這個問題當時只有他看出來了。他就派週以栗同志到紅三軍團去說服彭德懷同志，不要冒進打南昌，部隊要迅速東過贛江回到老根據地，當敵人進攻時再消滅它。經過一個多月，才把彭德懷同志他們說服，將部隊撤回老根據地。那時，我們的偵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過看報紙，分析出國民黨要向我們大舉進攻。這又是一個關鍵性的決策。紅軍能夠粉碎敵人的一、二、三次“圍剿”，就是這個決策的結果。如果當時不回到蘇區，而在敵占區同敵人作戰，那麼情況怎麼樣，就很難說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塗。

一九三一年，根據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方針，將第一次“圍剿”粉碎以後，黨中央派項英、王稼祥等幾位同志到了蘇區，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軍事委員會。項英同志當了中央局的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毛主席當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兼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朱老總也當軍委副主席。這是在上海的中央決定的。緊接著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就來了，蔣介石採取“步步為營”的方法，築堡前進。項英沒有什麼作戰經驗，他主張跑，要離開蘇區，把紅軍帶走。開始，就毛主席一個人反對項英的逃跑主義，反對離開蘇區，主張就地打仗。爭論了大約有一個多月、後來得到較多的人支持，認為這樣可以打垮敵人“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但也沒有做出什麼結論。

可是敵人已經進到了江西的富田和東固一帶，東固的山上堡壘都修起來了，情況非常緊急，毛主席便果斷地下令出擊。毛主席寫了一首《漁家傲》的詞裡面講“七百裡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就是寫當時的情況。一下子把敵人的幾個師消滅掉了。敵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師是我們三軍團打的，把公秉蕃給活捉了。毛主席當時以政治部主任的名義下命令指揮了部隊。別人沒有辦法嘛！如果實行項英的辦法，那就糟糕了，紅軍就要離開中央蘇區，根據地就會丟掉。在這個關鍵時刻，毛主席的決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這是明擺著的鐵的歷史事實。這段歷史毛主席不好講，別的人也沒有講。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圍剿”時沒有爭論了，完全聽毛主席的。因為經過前兩次反“圍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圍剿”時，“九一八”事變發生了。中央的大多數同志從上海到了中央蘇區，周恩來同志擔任了中央局書記。這時形勢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圍剿被粉碎後，毛主席把紅軍的主要力量用來進行鞏固根據地的鬥爭，在兩三個月時間裡打了幾十個土圍子，把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全部清除，中央蘇區形勢非常好。另一方面，因為上海戰爭爆發，蔣介石既要對付日本人，又要對付內部的不同力量，處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共產國際也給我們提出了組織國防政府的口號。那時我們沒有經驗，沒有註意這件事。當時，黨內又發生了一些爭論、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方針是：紅軍除留一部分在蘇區外，主力應同贛東北打通聯繫，發展閩、浙、贛地區，口號是支持十九路軍抗戰。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針，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要“奪取中心城市”。

這兩種意見爭論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趕下台。後來毛主席寫了一篇《論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裡面講的許多問題就是這個時期的爭論。恩來同志當中央局書記，兼總政治委員，指揮作戰，曾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後來共產國際又派李德來幫助中央指揮軍隊。三三年博古也來了，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佔了統治地位，排斥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和軍事指揮權。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結果是把整個中央蘇區都丟掉了。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出發時有八萬人，過草地時就剩了兩萬人，到陝北時只剩下了六千人。留在中央蘇區的幾萬武裝，最後只剩下陳毅、項英等同志帶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們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創建了那樣大的蘇區，毛主席一離開領導，革命就受到這樣大的損失。毛主席在三二年下台以後，幾年當中只能搞點調查研究，填填詞，寫寫字，看點書，名義上當個蘇維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毫無發言權”。 《大柏地》、《會昌》這些詞都是這時候填的。

長征開始了，在廣西戰鬥遭受損失後，大概是在貴州的黎平縣，毛主席才開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慮我們的領導問題。後來在道義會議上，他的決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道義會議的情況是毛主席到三軍團親自傳達的，我聽到傳達後很不滿足。因為道義會議上毛主席只批判了軍事路線的錯誤，沒有批判政治路線的錯誤。中央領導改組時，毛主席只當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是洛甫同志，我覺得這樣做還不夠。經過了半年多實踐。我才放棄原來的看法。才懂得不談政治路線，只談軍事上的指揮錯誤，傷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於團結。當時就是博古、李德這兩個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領導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內。特別到了同張國素作鬥爭的時候，我才更加認識到毛主席這個決策的無比正確。假如，在道義會議上提出政治路線問題，那傷害的同志就多了。因為，當時政治局的委員原來都是擁護錯誤路線的，那就會搞得好多同志情緒不高，會對革命事業不利。而軍事鬥爭是當時決定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鍵問題，紅軍的處境又非常危險。毛主席這樣決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慮軍事上的問題，又維護了黨的團結。這樣後來同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逃跑主義、分裂主義鬥爭時、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團結一致。

同張國燾的鬥爭又是一個關係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一、四方面軍懋功匯合進，四方面軍有八萬多人。張國燾自以為人多槍多，想強迫中央按他的路線乾，甚至要謀害毛主席和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反對張國傑的逃跑主義，果斷地帶著一、三軍團等部隊北上，到達陝北；而是按張國燾那條路線走，那麼紅軍就可能全軍覆沒。在張國燾的那條路線下，四方面軍八萬人加上一方面軍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區苦戰一年多，人員減少到三萬。在朱德、任強時、賀龍、徐向前以及四方面軍許多同志的共同鬥爭下，張國燾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張國燾又主張西征，結果又損失了兩萬人，最後，四方面軍僅剩萬把人到了陝北。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採取和平解決的方針，形成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又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英明決策。

抗戰時期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和我們的觀點是不一樣的，讓我們“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講共產國際的問題，既保持了同共產國際的團結，又堅持了我們獨立自主的統一戰線政策。這個時期中，毛主席對如何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如何深入敵後，開闢抗日根據地等問題，都有一系列決策。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線領導下，我們黨和軍隊大大發展起來。項英等同志不肯執行毛主席讓他們過長江挺進敵後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變的慘痛失敗。陳毅同志執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將部隊帶到長江以北，隊伍就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解放戰爭時期，斯大林擔心我們打不贏，曾讓我們和國民黨搞聯合政府，讓我們交出武裝，改編為國防軍，以換取在聯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頂住了，提出“寸土不讓”、“一條槍也不交”的方針，並親自指揮了許多重大決戰，僅用了不到四年的時間就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決所有製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等，毛主席的決策都是正確的，些情況同志們都清楚，我就不詳細講了。

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遠遠不止我講的這些。我講這些歷史，只是想具體說明：小平同志講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絕不是頌揚、溢美之詞，而是對歷史公正的科學的論斷。這樣講，並不是把毛主席捧為救世主，也不是抹殺其他革命考的功勞。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內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擬的。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點．有錯誤，甚至有某些嚴重錯誤。現在我們黨糾正這些錯誤，總結我們奪取政權以來的經驗教訓當然必要是的。但我們應當有一個正確的態度。我記得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赫魯曉夫那個秘密報告送到我們中央，中央討論《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毛主席給我們念了一首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王、楊、盧、駱是指唐初文壇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當時盛行駢體文，王勃《滕王閣序》、駱賓王的《討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駢體文。到唐朝中葉杜甫那個時代，反對駢體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寫文章罵王、楊、盧、駱。杜甫是有點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他這首詩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們那個時代的體裁，現在一些人輕薄地批判恥笑他們，將來你們這些人身死名滅之後，王、揚、盧、駱的文章，卻會像萬古不廢的江河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念這首詩，是針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問題。我想，這首詩今天仍值得我們藉鑑，使人們注意不要以輕薄的態度來評論毛主席。

　　我認為．毛主席後期的錯誤主要有兩條。一條是在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權、完成三大改造之後，沒有及時地、明確地把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並且在具體的經濟建設工作中犯了貪多圖快的急性病錯誤。另一條是他把許多人民內部的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提出了一套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理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並且用對敵鬥爭的方式來處理黨內鬥爭，結果被壞人鑽了空子，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當然，如果細算起來，可能還有許多別的錯誤。但那些錯誤基本上是從這兩條錯誤派生出來的。
有的同志把建國以來我們黨犯的所有錯誤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讓他一個人承擔責任。這樣做不符合歷史事實，也違背了小平同志講話的精神。小平同志講了包括他自己在內，我們這些老同志都是有責任的。有一個同誌曾問我：“不讓毛主席一個人承擔錯誤的責任，你承擔不承擔？”我說：“我也要承擔一些責任。但對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擔責任，因為那時我已不參加中央的工作，沒有發言權了。”我認為：凡是我有發言權的時候，我沒有發表意見反對錯誤的決定，那麼事後我就不能推卸對錯誤的責任。

比如反右派擴大化，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人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國為什麼錯劃了那樣多右派？我看各級黨委都要負一定的責任。大躍進中，許多做具體工作的人盲目地浮誇，將事實歪曲到驚人的程度。使錯誤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也是有責任的。同志們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躍進、五九年廬山會議、提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決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錯誤地開除劉少奇同志的黨籍等等，哪一次不是開中央全會舉手通過決議的？如果中央委員多數都不贊成，各級領導幹部都不贊成，毛主席一個人怎麼能犯那樣大的錯誤呢？當然，毛主席是要負領導的責任。過去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都盡了一份責任，功勞大家有份。現在把錯誤卻都算到毛主席一個人身上，好像我們沒有份，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們大家來分擔責任，那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毛主席的擔子也就輕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業還要我們這些活著的人來幹。我們多從自己方面總結經驗教訓，只會有利於我們更好地為人民工作。

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實在是一件艱鉅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摸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問題我不多講。我只想簡單地談一下毛主席犯錯誤的個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謹慎了，接觸實際、接觸群眾少了，民主作風差了等等，這些都是他犯錯誤的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齡大了，又沒有及時引退。同志們可能會說，他犯某些錯誤對只有六十多歲，文化革命開始時也只有七十多歲呀！

同志們要知道，毛主席為人民的事業是緊張操心了一輩子的，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就苦心焦慮、經常晝夜不眠地考慮問題。五八年我同他接觸時就感到他雖然只有六十多歲，但腦子已經緊張過度了。腦子緊張過度了，就要出亂子。我現在就有這個體會，腦子一緊張，說話就沒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壯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結果就出了一些想入非非的亂子。儘管這些亂子給黨和人民帶來了不幸和創傷，但從他的本意來講，還是想把人民的事情辦好，把革命事業推向前進。他為了這個理想操勞了一輩子。因此，在我們糾正他所犯的錯誤，總結經驗時，還是應該抱著愛護、尊敬的心情來諒解老人家。

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憤慨的話，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說的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樣做對我們的黨和國家是非常不利的。我並不是說，講憤慨的話就是出於惡意，憤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坐過牢的同志對毛主席有憤慨情緒更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於這樣關係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更不能從我們個人的利害得失、個人的憤慨不平出發。我們只能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害、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害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於我們的子孫後代、有利於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像徵。醜化、歪曲毛主席，就是醜化我們的黨和國家。那樣做，會危害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現在國內外的敵對力量都希望我們把毛主席搞臭，把人們的思想搞亂，把我們國家引向資本主義。人民內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那些人唱同樣的調子，這是很值得警惕的。

毛主席逝世了，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極因素。他的消極因素是暫時起作用的東西，經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澤東思想卻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現在有些人要丟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或是要批判毛澤東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認為這樣做是危險的、是要吃虧的、是會碰得頭破血流的。我聽說，現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主席的這篇講話無非是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與我們現在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在實質上是一個意思。怎麼能把這兩個提法對立起來呢？離開了工農兵還談得上什麼人民？搞社會主義搞四化難道不是無產階級政治嗎？

文藝界這幾年出現了一大批好作品，對革命事業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確有人打著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的文藝思想。他們不願為占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服務，不願為廣大的工人服務、也不為勤勉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服務、不為四化服務，而對香港、日本、美國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級的貨色傾心嚮往。我國正處於非常艱難地開創新路、建設四化的階段，國家對外開放，向人民介紹外國，學人家的長處，應多介紹這些國家創業時期艱苦奮鬥的事蹟和精神；多介紹世界上科學家獻身事業、造福人類的事蹟和精神。要注意現在許多青年人有一種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質享受，甚至迷戀其腐朽東西的傾向。文藝創作和文藝介紹拿什麼樣的精神食糧給中國人民？拿什麼來影響教育青年一代？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

我們要設想一下，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拿什麼東西來代替呢？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佔統治地位長達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這個思想經過民主革命後將近六十年時間，在我們國家已經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種思想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孫中山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對中國民主革命起過積極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內，在青年時代就信仰過三民主義，但是，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相比，則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近代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從建黨起就是用馬列主義的旗幟來號召、團結、組織中國人民起來鬥爭。後來毛主席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領導並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踐，寫了一系列的著作，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成為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武器。我們都感到她對於我們更親切、更行之有效。她是我們千百萬共產黨員用血汗凝成的寶貴財富。我們這樣大的一個黨，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總要有個思想武器作指導。有些人要丟掉我們自己的寶貴財富，難道要請孔夫子、三民主義回來？那是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過了時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請孔夫子，又不請三民主義，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搞來呢？

　　我看是絕對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個閉關主義者，我們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東西，比如科學技術、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等等。但是，在社會科學這個方面，我們絕不能搞他們那一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私有製服務的，不可能為我們社會主義公有製服務。現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生活水平是比我們高，但資本主義已經搞了幾百年了，而我們只搞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當然，如果我們少犯些錯誤，情況會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講得那麼漂亮，那裡黑暗的東西多得很。 《參考消息》上有一段講美國黑手黨的“生產”，一九七九年收入為一千五百億美元，純利潤就有五百億，僅次於石油企業的產值。那是些什麼玩藝呢？就是搞海洛因、鴉片煙那些毒品，搞賭博、妓女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如果我們的國家也搞成這個樣子，怎麼得了呢？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造成黨和人民的思想混亂，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就可能變質，子孫後代就會受罪。要看到這個危險。

有的同志說，只提馬列主義就行了。持這種意見的同志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發展了的馬列主義。他在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科學體系。我們中國共產競人曾經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為人民做出過偉大的貢獻，鍛煉出我們黨自己的風格。今天，我們要團結人民、戰勝敵人、聚精會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還要靠毛澤東思想。比如，要糾正黨內不正之風，就要靠毛主席長期倡導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自我批評以及艱苦奮鬥等一系列傳統作風。不能因為我們今天執政，當了“官”，就丟掉這一套原則，貪圖享受，吃喝玩樂，看一些烏七八糟的電影。不要以為這是生活小事，這樣的風氣不能製止，我們就會脫離群眾，就會腐敗下去。

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則將長期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這是寫在我們黨章和《準則》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則。一些人違反黨章、違反中央的原則，詆毀毛澤東思想，又沒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東西來！我們這些老共產黨員、一切真正為人民的事業而奮鬥的共產黨員，要同詆毀毛澤東思想、醜化毛澤東同志形像的現像作鬥爭，以維護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現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個“信仰危機”的問題，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沒有出路。我看我們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的鬥爭中樹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並以此團結教育了廣大人民群眾。我們不能輕率地毀滅自己的信仰。當然，我不是說毛主席的每一句話都正確、都有用。毛主席的某些話講錯了或是過時了，但他的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則卻將永遠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武器，指導我們不斷將革命推向前進。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只能通過我們後人的鬥爭實踐糾正前人的錯誤並不斷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面光輝的旗幟上寫下新的篇章。這個問題我就講到這裡。我的話可能對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請同志們對於一個有幾十年生活經歷的老年人的講話給予考慮，想想是否有幾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