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

張文木講座：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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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語：中國發展要靠國家戰略和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

[嘉賓簡介]

張文木，法學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略，著有《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印度國家發展潛力及其評估——與中國比較》等。


[按語] 我們的教育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發展才帶動國家的發展，帶來國家的崛起。其實財富是生產的結果，而國家財富水平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國際分配規則及該國在這個規則中的地位的結果，而分配規則的形成多是大國強力較量後的結果。大國間的博弈從某種意義上是國家戰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財富多寡的博弈。



一、人民支持是國家戰略能力生長的基礎



本質上說，國家戰略能力是從實踐，尤其是從殘酷的實踐環境而非鮮花美酒和書齋中成長起來的。在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最早走拉美模式的。拉美模式的特點是依賴外國資本，通過官僚體制把外國資本引入國內，然後犧牲工農的利益滿足國內的資本，發展官僚階層和所謂的精英階層，使他們從買辦利益中獲得財富，結果是越發展國家越貧困，工農損失越大，最後工農紛紛破產，許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道路。當時人們認為受三座大山壓迫，是蔣家王朝體制不行。確實是這樣的，它所保護的政權都是剝削政權。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都重視農民問題，但蔣介石後來在農民問題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買辦階層，原因是他的政權建立在鄉紳的基礎上，還有另外一些基礎是海外的資本。自從蔣介石背叛工農，他就失去了北伐時那種揮灑自如的戰略能力。

國民黨時代的中國是亞洲最早的，也是規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試驗國，蔣介石建立的政權屬於對外資討好，對內工農高額剝奪的拉美式政權。結果，中國發展成了惡性循環：為了發展就必須大量引進外資，“依靠外國輸血”，越發展工農破產越厲害，因“發展”而衰退，是蔣介石時代的中國垮台的真實原因。所以說，那時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蔣介石點燃的，而外資更是火上澆油。

國共分裂迫使共產黨和最基層的農民結合，這反使共產黨獲得遠比國民黨深厚的成長基礎。20年代初，共產黨本無意挑戰國民黨，只是想跟著國民黨先實現資本主義以後再實現共產主義。共產黨那時候也特別書生氣，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多是做學問出身的，多數沒見過流血，一見血就犯暈。陳獨秀等都整天忙著到處談判。蔣介石“四·一二”殺戒一開，共產黨才清醒過來，才知道政治是帶血醒的，馬克思主義也是要帶刀子的。毛澤東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後就上了井岡山，決心抓武裝，說這個世界是槍杆子打出來，在這方面蔣介石是共產黨的先生。

進山以後毛澤東和農民打成一片，他不光給農民喊口號，還給農民送土地！他走到哪裡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給窮人，於是不願失地的農民願意跟共產黨打天下。後來，共產黨走到哪裡，就開展武裝鬥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要為建成美好的社會主義而奮鬥終身。

如果我們將同期的印度與中國作一比較，就更應當感謝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也更能明白國家戰略能力的高下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赫魯當了總理後，溫文爾雅，他拒絕社會革命，想通過和平的方式共同進入一個新世界，結果是，即使到現在印度的發展也為龐大的私有制所累。印度的基礎設施極差，鐵路、公路等設施非常陳舊，因為生產資料是私有的，到處是大地主，而農民多被高利貸所困擾，農民沒有投資能力，農業沒有發展的潛力，國家的發展也就因此沒有動力。中國1952年土改成功後，就將印度拋在後面；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印度再次落伍於中國。印度的情況越來越糟糕。它從1950年至2003年的外貿只有兩年的幾億盧比的順差，其經濟對外形成絕對依賴型關系。現在有人說印度是軟件大國，實際上印度發展的都是兒童玩具電子之類的電子產品，而核心生產力和戰略電子產業幾乎沒有發展。戰略電子產業出口從1997年到2000年這3年每年分別只有1億盧比的收益。

中國1952年比較徹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使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化為一體。土地到了國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國家發展的成本。這對剛起步的第三世界國家非常重要。當時，國家要修一條公路，生產隊馬上讓地，這條路就過去了。我們把基礎設施建完，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建立後，計劃經濟的主要任務也已經基本完成。我們的國家也基本上成為一個國民經濟統一的國家。可以說，沒有毛澤東領導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革命，我們的許多高速公路，更遑論今天的青藏鐵路，仍會像今天的印度那樣，因產權不清還長期被擱置在圖紙上。1978年以後，中國開始搞市場經濟，通過市場經濟我們參與經濟全球化，國家富強了起來，與此同時，我們國家戰略能力也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



二、大國間的博弈是國家戰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財富多寡的博弈



中國在世界上曾擁有中世紀文明的超級大國的地位。有資料顯示，在1700年的時候，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是中國占23.1%，日本占4.5%，歐洲占23.3%，美國就是0。到了1820年，中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占32.4%，日本下降為3%，歐洲下降為26.6%。1700-182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在世界中也是最快的，中國為0.85%，歐洲為0.68%，日本最低為0.21%。這是中國最輝煌的時期，此後厄運接踵而至。1840年，中國被英國打敗了。1890年中、日之間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占世界的13%和2.5%，可到1895年中國卻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了。到19世紀末，中國人從歐洲啟蒙學者學習的樣板，一下子成了“東亞病夫”。

當時歐洲較低的國民生產總值分布是國內資本主義發展，即“因發展而不能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歐洲國內兩極分化，並由此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為此，這些國家必須對於國內的窮人這部分有所彌補。但國家既要保證資本的效率，又要保證公平，那錢從哪來呢？就只有從外面搶。先從非洲搶，再從拉丁美洲搶：把拉丁美洲的黃金和非洲的黑奴以極殘酷的方式搶來後再拿去賣。這還不夠，1840年它就來到東方。當時我們文明程度不低，文化也發達，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歐洲啟蒙學者的書，還有黑格爾的書，他們對中國的制度可是推崇備至，可中國還是被他的學生歐洲人和日本人打敗了。1857年，英國又占領印度。中國和印度當時是世界上擁有財富最多卻都被西方打敗了的地方，戰敗後中國和印度的財富就流向西歐。

此後，世界就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從19世紀60年代後，歐洲工人階級一下子貴族化了，也步入“文明人”行列了，社會上的密謀暴動也沒有了，馬克思主義隊伍也修正主義化了，伯恩斯坦也出現了。這些現像的出現完全是通過掠奪東方而使歐洲中產階級隊伍擴張的結果。西方世界那邊一天天好起來，我們東方世界卻一天天壞下去。是我們不講道義嗎？不是的，當時八國聯軍進京時與土匪沒有兩樣。那怎麼他就能打贏我們？

有人說，中國那時天朝制度落後，那制度落後是否就該受侵略呢？英國現在還是女皇體制，日本還有天皇體制，那怎麼就沒有見別人如此大規模侵略它們呢？話說起來也簡單：國際政治是不太講究那麼斯文，“勝者王侯敗者賊”，自古皆然。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一個一個打著領帶坐在那兒，擁有一票否決權。憑什麼，就憑各國後面戳著一顆原子彈，不是娃哈哈。原子彈才是真東西。

到1890年的時候，我們中國還沒有垮到底。中國在這個時候有些方面還不是很差，就是國家戰略能力太差。全國上下，莫談國事，京城人不講政治，只講養生。結果就那區區幾只英國船跑到中國來，就把“老佛爺”嚇成那樣子。全國人民奮起反抗，而“老佛爺”嚇得跑到西安去了。那時的大清朝挺“胖”，但不能打仗。為什麼呢？長期沒有廝殺的對像，就跟現在的人工養的東北虎一樣，見了羊也害怕。正可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國防是國家技術進步的主要牽引力，國防無目標，國家也就沒有進步的動力。19世紀下半葉，中國這塊肥肉吸引了好多西方豺狼。1890年中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降到13.2%了，歐洲卻上升到40.3%，這個40.3%是從類似鴉片戰爭的大炮中來的，是從當時西方人的國家戰略能力裡面來的，並不主要是所謂“勤勞致富”來的。1890年時日本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才2.5%，但四年之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895年中國被打敗了，真是叫人不可思議，當時日本其實很虛弱，打甲午戰爭日本人叫“賭國運”，其戰爭費用一半是借來的。結果打贏了，把中國的台灣割走了。緊接著日本在1905年再賭國運，打敗了俄國，於是整個東北亞都在日本手裡，財富就圍著日本轉了。財富永遠是隨強者走的，歷史上許多國家的第一代貴族多是土匪出身。日本打贏中國俄國後，占領朝鮮，還把中國東北、台灣拿走，東北做它重工業的基地，在華北建立親日的輕工業。中國江南本來是中國民族輕工業發達的地方，全部都被日本的暴力打垮了，日本不允許你中國有民族經濟，只能經商，而商業對一國的國民經濟起不了根本的作用。日本想讓中國作日本的附庸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經濟就垮下來了，整個財富就被日本拿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混戰給世界一個機會，美國利用這場戰爭大買軍火，雙面下注並大獲其利；中國也因各帝國主義國家回歐洲打仗而在危機中獲得喘息機會，此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崛起並在工農階級的支持下獲得北伐的勝利。

我們的教育往往給人一種錯覺，似乎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發展才帶動國家的發展，帶來國家的崛起。其實財富是生產的結果，而國家財富的占有水平是在相當的程度上是國際分配規則及該國在這個規則中的地位的結果，而分配規則的形成多是大國強力較量後的結果。大國間的博弈從某種意義上是國家戰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財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們就不能解釋歷史上那麼多窮國打敗富國的先例，也不能解釋大宋、大明何以亡於北方少數落後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財富的本質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建立記帳規則的結果。記賬規則決定財富流向。我們中國現在的外貿順差非常大，但賺錢非常少，是因為在人家的記帳規則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錢越少。在這種情況下的 “國際接軌”，就與接“鬼”無異。而要改變規則，就得動粗。



三、世界基本矛盾與大國博弈



本來世界財富集中在東方，西方也整個依附於東方。在工業全球化之前還有一種“農業全球化”。當時世界上有農業、手工業、漁業、牧業等等，但只有農業生產方式可以保持國家的持續發展和大國地位。原因很簡單，有耕地就有糧食，有糧食就有勞動力，有勞動力就有稅賦和兵源，有稅賦就能強國，有兵源就有更多的耕地。所以中國歷史上才出現孝文帝改革，以及蒙古人、女真人努爾哈赤等，都是在征服新地領土後最終都從拒絕到迅速采用農業生產方式，並由此崛起為強國。東方的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農業國。

世界歷史到了近代又發生了變化，這就是工業全球化或資本全球化。農業全球化時期的稀缺資源是耕地，工業出現之後，土地在貶值，工業品在升值，國家間對土地的爭奪轉變為市場的爭奪，於是戰爭基本上圍繞著市場。兩次世界大戰都是打市場，並且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之間打，都打東方市場，打完了以後市場的歸屬就確定了，市場確定，財富分配規則也就確定了。近代世界財富以資源、資本、市場而不是再以耕地來體現，與此相應，近代軍事上理論便由制陸權向制海權傾斜。從控制陸地到控制大海是軍事思想的最偉大的進步。正如我們治病，治病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吃藥，一種是打吊瓶。打吊瓶解決問題最快，打吊瓶就是制海權，就是海軍。制陸權就像是吃藥，要轉來轉去，最後才通過血液轉入病區。而航海是沒有國界的，是公海，占有公海就是占有世界的“血管”，控制住血液，就控制了全身。這個時期英國占主導地位，其國家力量的增長依托於大海和海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市場出現一個重大變化，就是亞洲崛起。到20世紀80年代，亞洲的國家幾乎是整體性轉入市場經濟。這時“孩子”都長大了，都能“吃飯”了，能干活了。能干活的人“飯量”即對資源的需求也大。現在亞洲給世界提供了這麼多產品和巨大的市場，但帶來的問題是亞洲的資源不夠用了，最明顯的是中國的資源不夠用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我們要仔細讀，那是狼對羊的評價。他們說中國人勤勞能干，這是表揚中國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場和廉價勞動力。2003年中國GDP僅占全球GDP總量的3.89%，而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卻高達15%，中國人在勒緊褲帶、吃自家的飯給外人干活。當中國人自家沒有“糧食”，向西方人要點吃“飯”吃時，他們就說“中國威脅”。

我們現在搞西部開發，西部開發有一個矛盾，我們要求西部開發采取環保方式。環保的生活方式類似動物吃草的生活方式。過去我們的身體還不需要那麼大的能量貯存，吃草也就行了，那時環保沒有有問題；後來快速發展，我們的消化系統就轉化為吃肉即需要石油、天然氣了。使用石油、天然氣又破壞了環保。於是現在又要求改為吃草，這肯定是不行的。西方環保搞得比較好是因為他們有不盡的外來石油供應，有第三世界的礦產、森林供其揮霍。把別國的資源拿回來給自己用，自己環保、速度不變；用別人的材料給自家蓋房，哪有環境不好的道理。我們現在生產，材料是用自己的，卻還要求環保，這樣就很為難了。到現在，我們開發東部幾乎用盡了全國的資源，西部再大開發，這真是讓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哪來那麼多資源啊。現在環境問題已是“天塌地陷”，有的地方天上下的是酸雨，地面也陷下去了。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今天干活的人到哪吃飯？中國人現在是在餓著肚子干活。美國人也聽到你肚子咕咕叫，知道你餓了，但你還說我會“和平崛起”，美國人壓根不信。

你看，美國人是怎麼生活的。1992年6月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公布的數字：美國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7% ，美國卻消耗世界石油的 40%，天然氣的 36%、鋁的46%、錫的25%、銅的23%、鐵礦石22%；美國每年的消費比其產出多出7000億美元；美國出口增長的70%靠窮國；美國經常項目賬戶赤字超過5000億美元，每天需要從世界其他國家流入25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中其以GDP衡量，美國的金融——保險——房地產首次超過制造業。美國一家雜志把美國稱為“一個收取貢稅的食利國家”。2005年，美國軍費預算超大型過除它自己之外世界所有國家軍費預算的總和，是俄羅斯的6倍，中國的18倍。 可見,美國是吃世界長大的。現在你說我中國崛起不靠世界資源，它不相信。現在，歷史給我們提出一個任務，就是說我們給世界干活，給許多國家提供了那麼多“紅利”，那我們就有權利分享世界的資源。干活吃飯，天下同理。

現在不算俄羅斯，原來的北方七國集團本質是資源共享的國家聯盟，它們之間可以共享由他們實際掌控著的世界資源，其他的國家都被排斥在外。而這七個國家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外，都是揮著拳頭進去的。如果中國想唱著歌和平長入，那即使進去後也昂不起頭、挺不起胸。孩子長大了都得摔幾次跤，打幾次架，不然他在成人堆裡是混不下去的。國家也是這樣。



四、國際規則本質上是強力博弈的結果



資源稀缺是戰爭的根源。大家看世界地圖，哪些地方邊界最曲折呢？是資源豐富的地方。那裡每一個拐點都流過血。邊界最直的地方是沒有資源的地方，沙漠地帶國界直，因而沒人爭。

世界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暴力的世界，大國興衰多是暴力博弈的結果；世界流行的審美標准其實多是勝利者的標准，以強者為美。現在人造美女的標准多以西方人為參照，有色人種將自己整得白白的。如果當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標准也一定是以黑為美。中國崛起後，西方人的審美標准就會向中國參照系偏斜。中國人鼻子扁，那他們也會做手術將高鼻梁砸低，將雙眼皮劃拉成單眼皮，大眼睛縫成細眯眼。現在我們到廣州來，都學廣州話，因為廣州富裕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全國都搞政治運動，什麼時候學過廣州話呢？我們學英語也是因為英語的國家富強。語言是身份的表示，在下意識中也是立場的顯示。英語裡頭有法語，為什麼有法語呢？因為法國人征服過它。

規則源於暴力，而西方人不告訴你這本質的東西，相反他們制造了一個民主光環掩蓋這個本質。戈爾巴喬走火入魔，搞西式民主，結果是民主的“領帶”還沒系好，蘇聯就一下子垮了，西方人緊接著又踹了它一腳。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在他下台的時候向俄羅斯人民道歉，說對不起。葉利欽確是對不起俄國人，他犯的不是一般的錯誤：他把自己的國家都解體了，讓俄國人民遭受那麼大的災難。但他有個好處，他認錯了，他及時推出俄羅斯的領袖普京，把俄國的頹勢扭轉了過來，這是人們還懷念葉利欽的地方，他能夠知錯改錯，還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此後俄羅斯不是更“民主”了，而是國家意識更強了，更重視國家戰略能力而非“民主發展水平”的提高。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到中國來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唱歌跳舞，而是直奔少林寺。他告訴世界一個信號，世界得靠扳手腕！

我們再比較一下今天的伊拉克和朝鮮。論窮富，薩達姆算總算富了吧，薩達姆有點像戈爾巴喬夫，不懂政治又好做秀，以至臨死還不忘盡其所能扮秀態。薩達姆對伊朗和科威特是“橫眉冷對”，可對美國卻是“俯首甘為”。美國讓他叫交槍就交槍，很像陳獨秀和戈爾巴喬夫。美國人說你有大規模殺傷武器，他說沒有，不信你看，他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脫光，直脫到裸體，美國人一看真的沒有後就出兵伊拉克。布什後解釋說，盡管在伊拉克沒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還是要打伊拉克。為什麼，因為薩達姆腦子裡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腦子裡有也得收拾你。薩達姆實際上是背叛了自己的戰友。他的戰友們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但薩達姆把他們出賣了，這點很像出賣梁山兄弟們的宋江。梁山被“滿門抄斬”後，宋江被毒酒毒死了；伊拉克亡國後，美國人就把薩達姆從地洞裡面抓出來，再放在監獄裡面讓他學美式法律，最後還是被吊死了。死前薩達姆仍不忘秀態，很像阿Q：媽媽的，二十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

還有有一個窮國，它沒有伊拉克富，那就是朝鮮；它有一個領導人，也沒有薩達姆那麼有錢，他就是金正日。美國也說金正日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干脆進行核實驗，明爆一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反說它無意打擊北朝鮮，還給金正日不少錢花。這就是美國，它只認打不敗的漢子，因為美國就是與歐洲英法戰鬥出來的。英國人懂這個，美國人也懂這個，文明不是靠西服領帶，而是靠槍杆子干出來的。所以說，國際政治其實是很俗的事，政治講的是很具體的利益。

金正日的核實驗對中國和東亞並非全是不利。原因在哪裡呢？你看中國的地緣政治，其特點呈“螃蟹”狀。東北有朝鮮給我們護著，東南有印支半島給我們擋著，唇亡齒寒。因此，這兩個臂膀必須硬。朝鮮核武器首先對日本有威脅， 9月9日朝鮮核實驗，9月11日日本地震。我注意到巴基斯坦核實驗後，阿富汗就地震了，後來日本又地震了。朝鮮核實驗，影響最直接的日本。日本戰略呈鱷魚狀，首部向南，台灣為前衝，琉球群島是頸椎，日本島是身子，千島群島是它的尾巴。目前日本的地緣政治極脆弱，北方四島是俄羅斯踩著的，它只有一個身子，頸椎被美國掐著，中國台灣現在盡管還不在大陸手裡，理論上也不是日本的。日本想要，但是要不到。在這種情況下，再加上朝鮮的核力量，日本不敢輕舉妄動。

現在中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在提高，俄羅斯的國家戰略能力也在提高。普京現在鐵腕治國，強力發展海軍，恢復過去的核武器建設。俄羅斯大使館曾有一位工作人員被害，普京就下令克格勃追殺，有點像猶太人追殺希特勒余孽的味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中國發展要靠國家戰略和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



中國在十六大以後，中國形勢發生了大變化，理論完全是個嶄新的理論。胡錦濤提出，要用全球戰略眼光來看待世界問題和國內問題，這是全球戰略視野，我們不僅要胸懷祖國，也要胸懷世界，中國的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一部分。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種市場，要裡外互動。我們也要走向世界，因為世界上有不少中國公民在為國家做貢獻。我們未來的軍人看世界應該多看看世界地圖了，得看巴拿馬海峽、紅海、馬六甲海峽、中東，得這麼看問題，把國際問題處理好，國內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半。西方都是這麼處理問題的。今天我們也意識到這一點，這是由於中國人的生活已與世界發生了日益密切的聯系。正如孩子出省上大學，母親就關心孩子所在省的天氣預報一樣，我們的商人走到外面，我們就得關注世界的情況。現在我們的商人在外面賺錢了，但是保不住。曾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我們的商人在外面一人一年要損失許多錢。原因在哪呢？我們沒有軍事力量在外面，有的中國商人受當地人欺負，我們海軍也過不去。印尼事件中，你放兩艘航母看看，干嘛來了？接我“閨女”回家。閨女挨打，都是娘家不行。我們的經濟利益早已與海外形成緊密的聯系，但當中國人在國外掙錢多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人家就不那麼客氣了，有可能還要動刀子。至於借口，何患無辭，都不用國家出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戰略能力還包含世界治理的能力。在這方面，中國人的認識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變化更大的是，我們的國家現在越來越重視海外工作人員了。國家領導人出國重視海外華人的生活工作情況；如果有人出事，外交部必須盡快趕到。這是因為在海外的中國人是開拓海外市場和海外資源的前鋒，中國經濟的一半幾乎要靠海外拉動。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海外工作人員的生命光靠外交使館是不行的。現在我們在世界主要國家都辦了孔子學院，傳播中國優秀文化，這是多大的事情啊！今天我們已能感受到了未來中國的藍圖。到我們孩子、孫子那一代，中國就大進步了。

我們看看人的身體，人的身體包括肌肉和神經，如將神經比作文化團體，肌肉比作我們的商人，如骨頭跟不上就不行。世界就是這樣，有硬家伙的動物才能存活下來，地面上沒有多少軟體動物，軟體動物多像泥鰍一樣鑽到土和水裡去。中國是大國，鑽不下去。小國能鑽，可我們鑽不了。大國就有大國的特點，它不能軟，但也不能過度擴張。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人不能靠“賬房”來解決發財問題，更不能靠“票房”解決台海問題。要靠國家戰略，要靠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選票是小賬，如靠選票就能解決國家統一問題，還要軍隊、警察、監獄干什麼？我們要傳遞給世界的信息是，中國並不只有大紅燈籠紅裙子，中國還有強大的人民海軍。要建立平等待我的國際規則，僅靠嘴皮子是拿不下來的。

200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會見海軍第十次黨代會代表時強調，努力鍛造一支與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要求相適應的強大的人民海軍。聽到這個消息，我體會到了杜甫先生“漫卷詩書喜若狂”的心情。我們的海軍正在崛起，我認為還要快速崛起。海軍的任務太重了，東海問題本質上是海軍問題，陳水扁敢在台灣叫囂，要搞所謂的 “法理台獨”，就是因為我們的海軍過不去。你看毛澤東怎麼解決北平問題，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打完了，傅作義除了投降你還能干什麼？“懷柔”政策，對台獨分子就應當是放在中國海軍的“懷裡”使勁揉的政策，一直揉到他們交械為止。台獨分子囂張，如我們的海軍能到台灣以東轉一轉，情況就不一樣了。我主張台灣和當年的“北平”一樣，其所有的經濟成果都要盡可能完整平順回歸祖國。為此應借鑒毛澤東的“北平方式”，從地區格局入手解決台灣問題。台灣問題，貴在謀勢。勢，局勢也。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東海者則不足謀台海。


六、國家戰略能力的增長要有一定的張力


西柏坡精神告訴我們要艱苦奮鬥，告訴我們全黨、全國人民要團結。我前幾天到石家莊看趙州橋，我是帶著朝拜的心情去的。趙州橋的建造者李春是個匠人，但他是有功之人。有功勞的人就得拜，“超女”不能拜。一個民族不能靠“超女”崛起，盛世並不因“超女”而出現。楊貴妃就是個大“超女”，結果把李隆基弄到四川去了，安史之亂就出來了。但是，歌還是要唱的，在今天尤其要多唱“雄赴赴、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要唱“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像太陽”，“我們的隊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我們應該有這個氣度，別老是一天到晚總是愛啊愛。要知道，真愛情歷來都只給英雄，而不會給無病呻吟的人。

一個民族不能失去原始的力量，失去原始的力量就會被人欺負。藝術也是這樣。你看漢代的藝術，一塊巨石，簡單幾個線條，渾然一體，大氣磅礡，像征那個時代向上的勁頭。看看清朝是什麼藝術，龍的睫毛都刻出來了，藝術到此，藝術也就死亡了。藝術永遠要有大氣、要有血氣，要有腥氣，要有原始野氣。你看魏晉南北朝王羲之的字，字體裡面透露著中華民族從北到南大遷移中的那種張勢。宋、明末期多秀才，詩詞多婉約，弄那些不著邊的東西，結果國家就被打敗了。有幾個武人，像岳飛、辛棄疾這樣的人，也是無力回天。辛棄疾是軍人，不幸卻成了詞人，好好一個軍人打不了仗，逼得人家去填詞，盡管詞風蒙邁，心卻很悲涼。

歷史上的大悲劇總會造就大思想。宋代以後中華民族的意識發生了大的變化，不空談理學了，文人也有社會責任感了。從宋明理學王陽明開始，之後有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這些人都帶兵打仗。後來就出現了英雄輩出的時代：曾國藩、張之洞、李鴻章，後來的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他們都是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 思想發展的結果。

國家戰略能力的成長有一個與財富增長不平衡發展的規律，財富多了，能力下降。富不過三代，為什麼？能力下去了。中國的國家戰略能力提高與中國近代經歷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跌到底谷，但天不亡我，歐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這地方為什麼老打世界大戰，因為那是個破碎型的地帶，力量對等的國家密密地擠在一起，戰爭不多才是怪事。我們現在有一種理論說國家多，似乎是合力大。其實不對。因為合力是辯證的、矛盾的、對立統一的。真正有力量的國家是擁有洲際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國家。歐洲的破碎型地緣政治特征，給許多其它的國家，尤其是英國和美國提供了機遇。歐洲也有統一的時候，那是古代羅馬和查理曼帝國的時候。但是匈奴人打過去後歐洲整體性被摧毀了。說到這，我們還得感謝漢武帝，本來匈奴人往我們這兒走，但漢武帝全力以赴，把匈奴人趕到西邊去了。

英美國家的友誼規則是：好朋友，明算賬。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和羅斯福談出兵打日本，就像是商人談生意。斯大林說你要我出兵可以，你得給我點什麼。羅斯福答應了蘇聯戰後擁有千島群島的主權、日本北方四島的占領權、中國大連旅順的駐兵權等等條件了，斯大林就出兵了。斯大林打完德國，就開火車把德國的礦產、機器全部拉回去，根本不講“之乎者也”。太平洋戰爭中，羅斯福幫英國時也從丘吉爾口袋裡掏出太平洋上的十幾個島嶼，租期與香港一樣也是99年。英美國家辦事一點也不含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見兔子不撒鷹。

英國治理世界有一套經驗，面對與其作對的大國，就把它肢解；如果肢解不了，就給它培養個對手，讓這個對手在另一處受到牽制並削弱英國的敵人。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英國能夠稱霸世界，就是因為西班牙、德國、法國等相互牽制，老打仗。拿破侖是一個地緣政治高手，他明白這一招，如果要打敗英國，得給英國培養個敵人，這就是美國。1803年他把路易斯安娜賣給美國，美國一夜之間成了大國。此後，俄國又和英國打仗，俄國被打敗了，於是就懷恨在心，要報復英國。於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時堅決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戰爭結束後俄國還把阿拉斯加賣給美國。後來美國就發大了。19世紀80至90年代，美國迅速發展海軍。1898年，在這一年之內，美國人拿下了夏威夷、古巴、關島、菲律賓。一年拿了四個地方。當時歐洲也有“美國威脅”論，能“威脅”歐洲可不是一般國家，結果是美國在罵聲中崛起了。現在美國又說“中國威脅”論，這就對了，能威脅美國的也不是一般國家。中國也是在罵聲中成長，站起來。

今後我們也要學會老英國的那幾招，既要有菩薩心腸，也要有霹靂手段；既是好朋友，也要明算賬。誰叫你讓我與國際接軌，接了“鬼”，那咱們就“與鬼共舞”！


七、積極准備，迎接挑戰


我們比較世界上三個地緣政治國家和地區，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歐洲，一個是美國。誰的地緣政治形勢比較好呢？當然是中國。歐洲剛才也說過了，我將它比作“踝骨粉碎性骨折”：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國被一分為三，從此內鬥不止。這好比人少年時期就摔了一跤，跑不遠。印度，盆骨粉碎性骨折，根本沒戲。他們的民族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人民因窮人太多，是由政府養著的。窮人太多的國家，猶如一個人下半身癱瘓，上身再健康也站不起來。中國的地緣政治有很大的優勢，形如螃蟹狀，兩邊有臂膀護著，一邊是朝鮮半島，一邊是印支半島，這使我們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避免了與美國直接作戰。如果我們把台灣收回來，那就更不得了。

毛澤東是大手筆，他看問題從戰略出發，不算小賬。剛建國的時候，很多人認為埋頭搞國民經濟建設才是正事。但毛澤東不這樣，他是從全局看問題。

1948年的時候，國共有分裂趨勢。當時美國的馬歇爾先生勸蔣介石：別過江北，斯大林勸毛澤東：別過江南。可蔣介石不答應馬歇爾，毛澤東也不答應斯大林。蔣介石盡管失敗了，但他也是為了中國的統一。這就是中國文化，大一統文化，寧敗也不分裂。當時中共黨內沒有人敢抗斯大林的話，但毛澤東敢。斯大林當時把東北留給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條件是要求毛澤東將戰略重點移到江北。這裡頭就包含著中國有南北朝的危險。但東北三大戰役勝利後，毛澤東則“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拒絕斯大林的阻攔，一氣打過江南。此後中國基本歸於一統。

但毛澤東並沒有停止腳步。1948年，國共在打仗，美國已經准備插手西藏。到了1949年10月，我們建國，尼赫魯也有耍小腦筋，想打西藏的小算盤。毛澤東本來想把西藏放一放，毛澤東年底去蘇聯前，決定要趁熱打鐵，出兵西藏。那一代領導人明白，主權抓到手裡才是自己的。毛澤東給彭德懷、鄧小平發電報，要求趕快出兵西藏。西南、西北從此平定。印度那邊喊喊也就不喊了。1950年上半年我們把西藏拿下了，下半年抗美援朝。1953年朝戰勝利後，蘇聯戰後獲得的在中國東北的“雅爾塔紅利”也不得不吐了出來，並不打折扣地歸還中國。一個大國沒有戰略縱深是不行的。現在東北、西南兩邊都有我們的國防工業：東北是蛟龍在淵，是我們裝備海軍的地方；西南是飛龍上天，航天工業的基地，然後東南對著台獨分子。你看這是什麼架勢。

1964年咱們有了原子彈。聽說有一位國民黨將軍在南非乘公共汽車，按規矩公交車上有色人種必須坐在後面。中國核試驗成功當天，售票員告訴他今後他可以坐在前面了。問其故？售票員回答說：你們中國是有核國家，有原子彈的國家是大國。這位先生淚流滿面，從此心向新中國。

中國曾在整個中世紀領世界文明之先風，而近代衰落的實際時間也不算太長。大家算一下，從1900年時中國差點被西方分割完畢。但天不亡我，中國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空擋再次統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1940年前後中國再次被分裂成五六塊，到1949年中國又一次歸於一統。1953年，中國在朝鮮戰爭中打敗曾打敗日本的美國。到1964年中國就有了原子彈。從1900年到1964年才56年的時間，從1940年到1964年才24年，中國從一個“東亞病夫”竟一下子成了無人敢欺負的國家。靠什麼？靠中國人特有的大哲學，以及基於中國哲學的國家戰略能力。

歷史上和兩個大國作對的國家是必敗無疑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有那麼大的資源。拿破侖打英國，打得挺順，1812年打了俄國，1815年敗了；希特勒打歐洲挺順，但又打俄國，三年後也敗了；日本打中國，已是很難了，但又去打美國，結果中國和美國一聯合，也是三年便敗。朝鮮戰爭美國敗在什麼地方？敗在與中蘇作對，而且勞師征遠。結果美國輸得沒一點面子。在20世紀60、70年代中國最困難的時候，美國和蘇聯和中國對立，蘇聯更是大兵壓境。毛澤東明白，國家外交永遠不能和兩個大國同時作對，但操作起來卻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澤東通過小小的珍寶島一戰，輕輕翻牌，就把美國翻到中國這邊了。不打不相識，美國人佩服毛澤東，尼克松來中國，在飛機上說來與毛澤東談哲學。

現在美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在下降。小布什上台時，就宣布要與“七個邪惡軸心”作戰，都是些大國。本來尼克松主義的要義是國家制衡。塔利班制衡著伊朗和俄羅斯，薩達姆制衡著伊朗，科威特制衡著薩達姆。但是小布什上來打破利於美國的中東均勢。先把塔利班打倒了，幫俄羅斯打開了阿富汗困局；美國大兵又衝到伊拉克去了，結果是在伊拉克扶上一個與伊朗一樣的什葉派政權。結果是小布什為美國打出一個紅彤彤的反美世界。所以說，美國人的國家戰略能力在降低。美國把世界打成這幅模樣，小布什這政府這艘船現在開不動了，仗不能再打了，他們就開始求救其他國家。接下來，美國的尼克松主義很可能再被抬出來收拾中東殘局，那時候又會有人來和我們“談哲學”。

今天“尼克松主義”在美國有了苗頭，我們要抓住這次歷史機會，准備當然是積極的。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主義出現，越南抓住機會了實現了國家統一；印度也抓住機會了，促成孟加拉獨立，改變了兩面受制於巴基斯坦的安全態勢；那幾年我們也進了聯合國。當時我們的壓力來自於北方，因此，我們在台海統一方面進展不大；日本借機和中國建交，但在聯合公報中它只對中國台灣問題的立場表示“尊重和理解”；美國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當歷史進入21世紀，中國的安全形勢又變了回去，東部來自美日的壓力日益增大，我們和俄羅斯建立起戰略性的合作關系，西部地區有“上合組織”。印度因其主要安全壓力來自印度洋而與中國、俄國接近。在9·11事件以後，印度加強了印度洋防務。外交政策上我們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我們是以和為貴。現在的情況是我們在北、西、南三面比較緩和，東部海面的壓力則日益增大。這既是機遇，也是為了抓住機遇我們必須迎接的挑戰。

[互動問答]


聽眾：中國什麼時候能和美國平起平坐？

張文木：這個世界是一個“丟手絹”的世界，這個“手絹”開始是丟在戈爾巴喬夫的後面，大家都不告訴他，西方人還用諾貝爾獎章忽悠他，結果也將蘇聯忽悠倒了。蘇聯倒下後，大家都喊“快點快點捉住他”。蘇聯解體後世界又在開始第二輪丟手絹，開始是輕輕的丟在中國的後面，因為中國人當時還真相信所謂“經濟全球化”可以救中國的理論。科索沃戰爭，尤其是伊拉克戰爭後中國人明白了是西方人在忽悠中國，沒有上當。後來西方人又忽悠小布什，借“反恐”之名將“手絹”又靜悄悄地丟到了小布什的後面。小布什現在是陷在沼澤裡面難以自拔。這就給其他大國以新的機會。

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平的，如果不自垮，誰也消滅不了誰。太平洋地區，美國滅不了中國，中國也滅不了美國，平等和解才是出路。美國人不要指望中國人可以任人欺負，平起平坐才是與中國交朋友的正道。美國人看中國電影不要只看《夜宴》、《黃金甲》，那不代表中國精神，要多看看《亮劍》，那才是中國人的真精神。中國目前的情況不錯，所以這時候我們要特別強調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而不僅僅是GDP提高。人窮時防匪，富時防賊。僅憑金錢是解決不了國家安全問題的。猶太人當時有錢，就是因為沒有國家，所以叫希特勒整個地送到奧斯威辛去了。從那出來的人組建了國家，這就是以色列。恐怖主義把美國都打了，為什麼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國家小，但愛國心強。所以我們要有愛國心，不能搞分裂，誰搞分裂就讓他成為 “沉水鱉”。威信，威而信。我們要取信於世界，必須有點威力。


聽眾：從史料中可以發現，日本每次都在中國強大的時候就會發動一場戰爭，那日本會不會在我們強大的時候再發動一場戰爭呢？會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張文木：有了核以後不會發生世界大戰。日本這個國家沒文化，它就是因為沒有文化才使這個“大和”民族遭受了大“核”之災。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的成果全部讓東條英機給弄掉了，而現在日本還在崇拜東條英機，所以日本沒文化。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就是以世界為目標的，這就是無知。日本的麻煩是不能按身量衣，本來是小身子，可明治天皇卻給日本訂做了一身大袍子，小個子，硬要撐著做世界大國。從此日本就沒過好日子。所謂“明治大帝之遺策”已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負擔，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亞洲人民的精神負擔。

（本文是張文木教授於2007年5月20日在東莞圖書館所作的主題講座，經作者本人審校後的錄音整理稿。該文同時被收錄於由李東來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的《市民學堂 第2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