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全球危機與中國

恩道爾：當前的全球危機與中國

更新時間：20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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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4日上午，恩道爾應邀在上海浦江創新論壇的全體大會上發言40分鐘，題目是“當前的全球危機與中國”。 《上海科技報》10月25日在（特三版）下半版摘要刊發了其中最後一部分，“中國創新角色的獨特之處”，刊發時改名為“中國創新角色的選擇”。下面是演講的全文。

當前的全球危機與中國

威廉·恩道爾


尊敬的大會組織者和各位嘉賓：

多謝你們的邀請和安排，使我們今天齊聚一堂。我想談的是目前全球系統危機的本質，以及它可能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創新所包含的意義。

我的主要觀點很簡單很明確：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已經失去了“天道”，這對於世界，特別是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美國的統治者濫用了對他們的信任和自己的職責，專橫地對待世界人民和自己國家的人民；美國的統治者或者說那些權貴精英已經失去了“天道”， 假如他們曾經擁有過的話。

首先我們必須弄明白，這場危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看起來這是美國房地產債務市場上很小的那個“次貸”部分在2007年8月出現了危機；這是一塊高風險的按揭市場。但是這場危機真正的源頭，是早在38年前製定的一項決定命運的決策。

1971年8月15日，當時在任的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聽從了戴維·洛克菲勒和保羅·沃克爾的建議，採取了一個膽大包天的行動：撕毀了那個確定了戰後國際貨幣秩序基本規則的協議，即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協議。從那一天開始，美國將不再允許外國央行用手中持有的美元兌換黃金，而這正是布雷頓森林協議規定的義務。這一天就是紙幣美元匯兌體系的起點。美國的經濟實力的基礎從那時開始受到侵蝕，可是沒有幾個經濟學家看明白過這一點。美國國內的製造業基礎遭到逐步的系統性破壞，越來越多的基本生產被這種經濟體系外包到國外更便宜的地方去了，服務業因此而興起。

用上世紀70年代的時髦話語來說，美國要成為“後工業”國家，成為一個服務業主導的經濟，就是依賴於全世界其他一切地方製造業的勞動力的那種經濟。

從表面上看，這個體系運轉得好極了，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時期內運轉。這個時間段的終點是2007年8月。德國有一個很小的銀行發生了危機：那家德國銀行持有的10億美元規模的美國次貸債券，忽然之間沒有人願意購買了。以本人的愚見估計，在50年後這樣的事件還要發生，那將是一個制度的終點――最初出現在17世紀之末、以英格蘭銀行的成立為標誌的製度。英國18世紀的工業革命使得它進一步展現。

自由市場美元體系

美國在1971年8月的金融決策是實用主義的，但是它的後果直到很多年之後才顯現。在那個布雷頓森林貨幣系統中存在著根本性的缺陷，可是美國在1971年沒有去糾正它，這是一個失敗，正是這個失敗導致了今天的危機――這一場危機是用了將近40年時間釀成的。

1971年之後，美元不再依賴黃金，於是華爾街的強勢集團和紐約的國際銀行發動了一場它們所說的“第二次美國革命”——把盡可能多的國家職能私有化，把政府的管制盡可能削減掉，就是這場“革命”的動力。

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明白，今天的這場美元危機為何不是一個可以輕鬆渡過的事件。美元作為世界的主導貨幣和關鍵性貨幣，現在進入它謝幕之前的最後一段時光了。

上世紀70年代之初美國經濟政策的轉變，是美國最強勢的大銀行和大工業界對於一場危機的回應。美國的跨國企業和銀行從1945年以來曾經在全世界享有的優勢，到那時在總體上已經不復存在。美國的研發在上世紀50年代曾經是世界的標準，到了1970年代這個地位也已喪失，只有少數幾個部門例外。美國政府在戰爭年代對工業進行了投資，到那時也需要新的推動力了。美國的公司面臨更先進、更現代的競爭，特別是德國和日本的競爭，這兩個國家的技術已經達到更高的水平，有更高的獲利能力。概括地說，就是美國的銀行和公司必須提高利潤率。它們對這個“獲利”危機的回應，就是向海外而不是在國內進行投資，“賤買貴賣”。

在洛克菲勒集團的帶領下，美國精英圈子的決定是：繞開自己的國家。他們這個行為，在數年之後在英國被稱為“撒切爾革命”，在美國被稱為“裡根革命”，在歐洲大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革命”。這是一個錯誤的行動：他們需要解決盈利性危機，但是卻用外包摧毀了自己的工業基礎。就這樣美國經濟被改造了，變成了金融化的經濟。他們生產的唯一重大商品是債務―― 越來越多的債務。對於紐約的一小撮銀行巨頭來說，這樣做太能盈利了，至少在金融化經濟2007年崩塌之前，的確是這樣。

這個模式有兩個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收入分配的流動背向正在擴大的中產階級，財富通過稅收和其他途徑日益集中，流向人口中10%最富有的那一群人。第二個特點，是新自由主義的宏觀經濟戰略的不可持續性。這裡的問題包括工業企業資本積累銳減、以擴大消費信貸來為GDP增長融資、對外貿易逆差，以及政府性公司和私營公司經常賬戶出現巨額赤字。

只有看清楚歷史，才能看清楚這場危機的嚴重性：這是始於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式“自由市場革命”的失敗，是裡根新自由主義體系的死亡，是紙幣美元體系的死亡。

對美國國內的影響

在美國國內，新自由主義革命是一種倒退：在大蕭條年代，全國範圍的工會經過艱苦的勞工運動，為人口中的大多數贏得了社會保障和穩定的工資水平，這些現在又失去了。新自由主義革命通過大規模的宣傳，鼓吹縮小政府規模，解除對經濟的管制，鼓吹把優質的國有公司私有化。裡根當政的模式是直接對工會實施打擊，那時26%的美國工人曾經是由工會代表的，而今天只有12%的工人還是工會會員了。過去強大的汽車工會、鋼鐵工會和卡車司機工會，現在都只剩下空殼了。它們的會員或者退出了，或者老去了。而新自由主義革命的目標，正是在美國全面壓低工人的工資。

與此同時，政府對銀行業的管制被取締，對金融的限制沒有了――這就是“自由的市場”，曾經強有力的公司被毀壞，向“股東價值”的利益敞開了大門。這種教條的邏輯是，在一個穩定的工業部門中，不論資本是投向“固特異”輪胎、通用汽車還是通用電器，唯一最重要的利益是投資人的利益，而整個工業產業的利益、工人的利益、美國經濟的整體利益，都不再重要了。一部1980年熱映的、名為“華爾街”的好萊塢影片（導演奧列佛·斯通），把這個要點抓住了。

被解除了管制的華爾街發明了許多新金融產品，總稱為金融衍生品和期貨–-套值工具。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受管制的衍生品交易，已經變得比股票交易和商品交易更加賺錢，比石油股票還要賺錢。根據巴賽爾國際結算銀行所說，全世界的金融衍生品價值，不管是想像中的還是名義上的，2009年之初時總值已經達到600萬億美元。其中41萬億是所謂的“信用違約互換合同”（CDS），這正是這場美國銀行危機中最核心的麻煩。僅僅從銀行借了錢去持有的這種“信用違約互換合同”CDS，就達到了5萬億美元，大部分都是場外交易的（OTC），這就是說，根據1999-2000年通過的法律，它們根本不用接受任何政府監督。

這是“蠻荒的西部”——這裡是沒有規則的遊戲場。金融衍生品解除管制法案的那兩個起草人，一個是提姆·蓋特納，另一個是拉裡·薩莫斯，今天他們正在主持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而美國本應該糾正的，恰好是他們這些人製造出來的錯誤。可是迄今為止，除了把納稅人數千億美元的錢送給華爾街大銀行以外，美國無所作為，在這樣一個白宮經濟政策班子的領導下，這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裡根自由市場革命在國內的效果，正是摧毀美國工業的基礎，並且建立一種以債務為基礎的寄生性經濟。現在這一切要終結了。

“競底”的經濟

美國和G–7集團（其中最活躍的是英國）中最有權勢的家族“收復失地”的下個步驟就是，制定新的國際貿易規則，以便讓美國的公司和銀行向國外的生產部門投資，這就是所謂的“外包革命”。截至1994年，美國、G–7以及另外幾個同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結成一幫，聯手共同對付發展中國家，他們推進了一項激進的新貿易談判——烏拉圭回合，藉此建立了WTO這個歷史上第一個全球貿易“警察”。

WTO的規則是美歐的“富人俱樂部”制定的。這個機構打開了廉價勞動力的防洪閘。美國美其名曰“全球化”，其實這不過是裡根式的“自由放任”向全世界的傳播——這就是所謂的“自由的市場”。新的WTO規則給美國整個工業行業找到了一條外包捷徑，把生產外包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裡去；美國從中得益，公司利潤和股票價格在上世紀90年代後半期大大飆升。首批國家如墨西哥免稅的邊境加工區最受歡迎。到了世紀之交，中國成了外包的首選國家，因為中國在2001年加入了WTO。

上世紀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和隨後尼克松總統訪華，其實是美國新自由主義革命的一個戰略組成部分；為尼克鬆的出訪做準備的，正是亨利.基辛格和戴維·洛克菲勒。這是極有諷刺意味的。打開中國，讓美國的經濟滲透進去，是洛克菲勒和美國精英的百年之夢，自從1840年他們幫助英國人打了鴉片戰爭以後，他們一直都在這樣夢想。洛克菲勒和美國的金融和工業精英是這樣想的：只要他們能夠用現代投資誘使中國上套，他們就能把中國納入他們的“新世界秩序”，即他們設計和建構起來的全球化模式，就能實現壓低工資和提高利潤。中國將會對美國市場產生依賴。這是一種新式的“鴉片戰爭 ”。

中國衝擊波

這個計劃太成功了。中國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飛快地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力量之一。美國為了工商業的利益，要玩的是一場“中國遊戲”，他們要把中國這個廉價勞動力的大水池維持住，把生產的成本降得更低。 WTO的規則允許通用汽車公司或者克萊斯勒公司在中國生產汽車，然後出口，賣到美國或者其他國家去，賺取巨額利潤，而置美國國內的生產部門於不顧。在過去的15年中，搜尋更加便宜的勞動力，正是推動WTO式全球化的引擎。這是一場“掉到底”的競爭，結果是美歐國內的工資下降，美歐廠商在中國低廉的工資水平的競爭下只能掙扎自保。

意料之外的事情從2005年開始出現。 “底”開始升高了。中國的工資開始上漲，因為工人的技術提高了，他們為世界市場生產出技術含量更高的產品，因而提高了自己的所得。中國工資水平的變動在華盛頓並沒有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卻發出了美國經濟霸權走向終結的信號。

“競底”，即越來越便宜的生產成本，把美國的股市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上世紀末網絡泡沫大漲的時刻，以萬億美元計的股資湧進美國去買首次公開募股的股票。在亞洲金融危機後，資本都往美國市場走。美國模式在達沃斯大受追捧，被當成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

這是建築在沙灘上的成功，但是幾乎沒有人看明白這一點。

美國不會復蘇

時至今天，2009年，已經有兩位來自不同黨派的美國總統，都嘗試過重建美國經濟的世界領導地位。儘管從2007年危機爆發以來已支付了超過兩萬億美元巨款，兩位總統還是都失敗了。在美國房地產市場的16萬億美元債務市場面前，泡沫後的市場下行——這個痛苦的房產價值調整過程，至今還只走過了三分之一。這個過程至少會持續到2012年底。在這個時期中，次生的經濟振盪對美國經濟產生的影響，將會比大蕭條的後果更嚴重。

成百萬套美國住宅已經閒置。在今後的數月中，還有成千萬套住宅將被閒置。為美國貢獻了70% GDP的普通的消費者家庭，欠下了大量的債務，為買車、為子女上大學、為購房欠債，用信用卡欠債消費。他們欠的債相當於可支配收入的三倍。消費者退縮了，他們減少支出，盡力付清信用卡債務。這些都加劇了經濟的收縮，形勢的嚴峻程度遠遠超過美國官方數據的估計。今天如果用1950年的可靠的統計方法來估算，在美國有能力的勞動年齡人口中，真實的失業率已超過20% 。

今天美國的工業和就業形勢是1930年大蕭條以來最壞的。戰後嬰兒潮一代在以往的20年中，先是把他們的退休基金大量投資於股市，然後又轉向房市，現在他們要退休了。從2009～2011年開始，上千萬的退休者為了生活下去，需要兌現股票，把本來在退休後要住的房子出售到正在下滑的房地產市場上去，他們將停止向政府、向公共年金基金付稅。他們要靠賣出股票來生活，這樣就會有更多的資本從股市退出。對於華爾街的金融大腕來說，這相當於坐在在今後一二十年中的一場危機之上。

經典債務陷阱

在政府方面，美國的公共債務失去了控制，動用納稅人的錢對華爾街上的大銀行實施緊急救助，如花旗、高盛、摩根大通、美洲銀行等，其資金規模超過數萬億美元，可是情況正在變得越來越糟糕。巨資注入後，銀行仍然不能進行借貸，因為沒有人借得起錢了。說到美國政府的債務，正如中國人民銀行非常痛苦地看到的那樣，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欠債人。公共債務總計約12萬億美元，幾乎等於一年的GDP。在以往的八年中，美國的公共債務翻了一番還多；為了打伊拉克，打阿富汗，政府必須通過赤字為戰爭融資。打這幾場戰爭的錢，不論人們是否喜歡，事實上是來自中國的儲蓄：是中國投資到美國財政部的國債，或者對半政府企業如房地美的投資。

讓我們把話說得更清楚，目前的這場危機，不是全球的經濟危機，而是全球經濟中一個部分的危機，是美元體系的危機。到現在為止，中國和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多多少少避免了最壞的情景，即美英這兩個國家正在經歷的、它們曾經最賣力地鼓吹的所謂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革命。

自從1945年當上全球霸主的美國，正在進入它自己最後的一場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在今後數年裡，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會被這些危機急劇地削弱。像美國主流經濟學家那樣，希望美國經濟會出現V型複甦的預期的那些人，都是完全沒有看到事實。我們需要記住，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沒有一個人預見了此次危機的深度和廣度。我在2004年曾經警告過房地產市場正在出現泡沫，未來將發生崩潰。幾年前我做了一項明確的決定，決不盲目跟從主流經濟學的思考，而是盡我所能，做獨立的分析工作。當所謂的主流在污染了的急流中掙扎的時候，我在很大程度上站穩了腳跟。污染主流的有毒物就是次貸和衍生品。

這一場美元危機的根本性質和它的深度決定了，不管是誰來當美國總統，就算是耶穌基督下凡，如果不把九家最大的金融機構收歸國有，任何人也無力回天。從高盛開始，美洲銀行、花旗等等都在其中。必須按照1999年以前的法令，即實行“去管制化”之前的法令，對金融界重新實行管制。對華爾街銀行的權力，我在自己的書中稱為“貨幣托拉斯”的權力，必須大刀闊斧地削減，只有常規的銀行信貸功能需要保留。那些銀行巨無霸必須被分拆，它們必須受到嚴格的控制。廢除衍生品場外交易的法律必須實施。但是自從危機爆發以來，我們並沒有看到過這樣做的任何一點跡像——相反，我們看到納稅人的錢被更多地拿走，去支持那些腐敗的華爾街銀行。


中國創新角色的獨特之處

今天，僅僅在20年前還被美國大公司用作廉價工資之“底”的這個國家——中國，以大多數人無法設想的速度，上升到了這樣一個地位：當這個世界的經濟需要一個新的秩序，並且需要實現穩定的時候，中國能夠承擔一種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角色。

這不是靠中國用真金白銀灌注美元債務無底洞；中國要依靠自己的活力、聰明才智和創造力，去開創一種和平的新風尚。

請允許我分享我從最近幾次中國之行中得到的觀察。直到目前為止，中國在經濟建設中，還不得不採用美歐的公司模式、採用外資直接投資模式；然而面對無控制的全球化中存在著的真實危險，中國在2008年11月對全球危機做出的回應表明，中國是能夠果斷行動的，中國能夠靈活應對一場全國性的危機。

中國具有這樣的地位：中國有工業的基礎，一個在世界上最現代化並且還在成長的工業基礎。你們有教育水平很高的中產階級和勞動力，並且技術還在日益提高。儒家道德文化所具有的優勢，以本人的一己之見來看，西方國家無一可比。

中國今後發展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像過去那樣向西方或者美國尋找“成功”的模式，而應更多地向內看，更加專注於中國文化的核心與傳統，而且這種“內觀”應考慮到當今中國經濟發展的現代化起點。

創新的挑戰與過去的挑戰非常不同。這個挑戰更大，但是對中國的企業家來說，回報也更大。我也認識幾位離開了神話般的矽谷回來建設新中國的企業家。你們必須決定創新應該聚焦於哪些項目。我只想作為一個外人，根據自己親眼所見提出一點建議。你們完全有能力完成你們的心智希望做到的事情。 G-7集團那些國家是正在衰老的、停滯的或者下滑的經濟體。它們的創新，無外乎是那些關於減少污染、讓老人生活得比較容易的事情。

在美國和英國，操控戰略的精英圈子最大的擔心是，歐亞大陸國家會從它們的鼻子底下抓走大量的市場和潛在的利益。上海合作組織就集中地代表了這樣的新市場的潛力。中國同俄國、哈薩克斯坦和中亞國家以及中東主要產油國聯合起來，就能夠經受住美元體系衰落過程中將會發生的任何經濟振盪。參與合作的每一方，都具有各自的戰略優勢和戰略上的劣勢，然而作為一個集團，上合組織擁有軍事上的保障，有原材料資源，有出色的勞動力和科技能力，它能夠為地球上60 %的人口改善生活。歐亞大陸是未來的學習班――它如何發展，它是否能夠實現發展，都取決於組成它的那些成員國家。我對它的未來十分樂觀。

中國的經濟是年輕的，充滿活力和生氣。中國依然尊重老人的智慧。如果你們能夠集中註意力於中國今天所缺乏、明天所需要的領域中，在所需要的技術方面，去關注最臨近的市場，去關注中亞和東亞、非洲和南美洲，你們就是在為一個更加和平的可持續的世界做出貢獻。這當然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過渡。

中國還有另外一個選擇，那就是跟著美元巨輪泰坦尼克號一起沉下去。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