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駁對毛澤東的三大誹謗
1、反右
反右是個什麼性質的問題？
時代背景：1957年。“准戰爭年代”。美國的封鎖禁運包圍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鮮戰爭剛剛結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蔣簽訂了“共同防御協定”，宣布不承認中國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絕在日內瓦會議上與周恩來握手。美軍長期進駐台灣。兩年前的1955年，中國解放一江山島後，美國通過“授權總統在台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即《福摩薩決議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戰略空軍指揮部“以緊急情況為基礎”，開始為大規模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大陸選定目標，對中國搞核訛詐。一年前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蘇分歧開始。匈牙利事件爆發。國內剿匪尚未完成。——總之是不折不扣的“戰爭大環境”。
右派的核心主張：
——“黨派輪流執政”。
——“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回來。”
——“黨天下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
——“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那時黨員數），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
——“到現在再來提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足證共產黨統治中國這幾年到處都是錯誤。”
——“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一國援助共產黨，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
……
結論：“准戰爭年代”。美國的核訛詐陰雲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跡未干。公然鬧著讓共產黨下台——大敵當前窩裡反，這叫什麼？這叫政變。這就是問題的性質：戰爭期間的政變。
且看這一段文摘：“對於中國新政權到底‘能撐多久’，1949年秋美國國務院情報分析司曾經做過一次估計，得出的結論是，中共政權在未來五年內沒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內部困難和外部壓力會使中共政權大大削弱，從而為其在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准備條件。”
按美國國務院1949年的估計，美國的封鎖禁運將為中共政權在五年之後“將來的某個時候垮台准備條件。”1949年的“五年之後”是1954年——離1957年只差三年，正屬於美國人估計的“五年之後的某個時候”這一期間。也就是說，右派的政變正發生在美國人預期的時間內。美國人的結論：美國當初的預計准確。美國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有效。共產黨政權即將垮台。結果：堅定了美國通過封鎖搞垮中國的決心和信心，加緊封鎖。後果：增加中國飢荒年代的困難。
有人說：不對，右派在是幫共產黨整風。是你共產黨讓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提意見的。
這就如同展銷會鬧成了哄搶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讓你來參加展銷，沒讓你來聚眾搶劫。你能說因為一開始是你讓我來的，所以你無權拘捕我？你能說搶著東西的是少數，所以其他參與起哄推擠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戰爭時期鬧政變，該如何處置？
當初國民黨是如何對付共產黨的？“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殺絕共產黨”——那時共產黨還不肯抓槍杆子，還避免鬧暴力。4·12發生地上海並沒有什麼工農“過激行動”。共產黨正跟國民黨並肩戰鬥鬧北伐，沒有提出要國民黨下台。一句話，國民黨是因與共產黨政見不合，立刻動了刀子。
如果共產黨也按國民黨1927年對付自己的手段來對付1957年的右派政變，那會如何？——既然是“准戰爭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緊急狀態”為根據“軍法從事”。——毛澤東這樣做了嗎？
有人連篇累牘說共產黨如何如何殘暴，右派家屬如何如何受牽連，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楊開慧親屬的這段回憶：
“在毛澤東被宣布是公眾敵人時，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絕逃跑，因為她認為自己並沒有涉入政治，不應為丈夫的行為負責。她的審判只是形式，甚至連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鍵直接下令。劊子手並沒有讓她迅速死亡，她身負槍傷，倒在地上掙扎。後來處理遺體的人發現，她手指甲裡全是泥土。”
評論：右派家屬遭到過這種待遇嗎？
——再看看斯諾的《西行漫記》裡這段對徐海東的采訪：
我想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我聽到徐海東回答我的“你家裡的人現在哪裡？”時，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興趣，連忙坐直了身子。他若無其事的回答，顯然沒有准備，使我不能不懷疑這是實話。
“我家的人全都給殺了，只留下一個哥哥，他現在四方面軍。”
“你是說在打仗的時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個是紅軍。其余的都是湯恩伯和夏鬥寅將軍槍決的。國民黨軍官一共殺死了徐家六十六個人。”
“六十六個人！”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殺的有我二十七個近親，三十九個遠親——黃陂縣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嬰孩都給殺了。姓徐的都給殺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在紅軍的哥哥，還有我自己。後來兩個哥哥又在作戰時犧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軍占領黃陂縣時她被俘。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的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是我逃出來的哥哥告訴我的，還有其他人被殺的事。在第五次圍剿中，徐家有十三個人逃出黃陂，到了禮山縣。但是在那裡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頭，女人小孩被槍決。”
徐海東看到我臉上吃驚的臉色，就慘然一笑。“這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說。“許多紅軍指揮員家裡都發生了這樣的事，只是我家損失最大而已。蔣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鄉被占領時，姓徐的一個也不能留下。”
……
我們必須記住，現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圍剿中，國民黨將領在許多地方下令要殺光全部老百姓。這被認為是軍事上的必需，因為蔣總司令在一次演講中談到，凡是蘇維埃政權久已確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這種殺光的辦法在鄂豫皖共和國執行得特別凶殘，主要是因為有些負責剿共的國民黨將領是本地人，是被共產黨沒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兒子，因此報仇心切。在第五次圍剿結束時，蘇區人口減少了六十萬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東說，“整個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這一度富饒的地方，留下房子極少，牛都被趕走，土地荒蕪，白軍占領的村子無不屍積成山。湖北有四個縣，安徽有五個縣，河南有三個縣都幾乎完全破壞。東西四百裡，南北三百裡之內，全部人口不是被殺光就是給遷空了。”
……
評論：“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在如此事實面前，咒罵毛澤東對右派“殘暴”、“株連家屬”的哭天抹淚是不是有點太軟弱無力、太虛偽了？
“傷痕文學”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說右派們是多麼的善良，多麼的無辜，多麼的“無害而可憐”。然而文學中的優美進了現實就未必了。說“無害而可憐”，一旦大權在握立刻凶相畢露，“鐵面”、“鐵腕”砸“三鐵”：“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買斷工齡”、“國有企業重組”、“出賣國企”、“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住房商品化”、“MBO”、“擴大內需”、“公務員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價論”、“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取消社會福利”、“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資標准對工人沒有好處”、“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腐敗有利論”等等“理論”全是在這一時期出籠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貪污成風、造假成風、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劇烈激化、社會風氣急劇惡化等等令中國老百姓深惡痛絕的現像全是在這一階段形成氣候的。號稱“清廉”，實際呢？手下金融大將個個巨貪，老子當頭號大官兒子當頭號買辦 ——一個當婊子一個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雙收，虛偽透頂。對內一副凶神惡煞“經濟沙皇”的“鐵”樣，對外呢？不但“鐵”不起來，而且軟爛如泥，奴顏婢膝送上門去求人“消氣”——身為一個主權國家首腦（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戰敗國！）卻主動跑到別的國家當眾宣布供人家“消氣”，這簡直史無前例，聞所未聞。如果不是無恥到家，怎麼可能干出如此喪權辱國的勾當、如此心安理得而且還如此興高采烈？這創造了一項“世界記錄”：以堪稱登峰造極的厚顏無恥而載入史冊。下崗工人的評價：毛主席當年太心慈手軟，所以才會讓當年的右派現在有機會回來搞階級報復。——整個一個現代版的“農夫與蛇”。
當共產黨在爬冰臥雪浴血奮戰時，“精英”們舒舒服服地遠遠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觀，頂多不疼不癢地吆喝兩聲。等共產黨打下天下，他們馬上跑來伸手要這個天下：我是“精英”，“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茅於軾），所以你流血犧牲打下的政權應該歸我。給就是“民主”，不給就是“獨裁”（——又是那套“用虛的撈實的” 把戲，用一句虛的“民主”白撈一個實實在在的政權。）毛澤東沒答應，於是就“罪惡滔天”，就一切都被醜化，就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無非要“證明”一切問題都是因為沒有遵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的惡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說事，污蔑毛澤東，不過是“繼承先輩遺志”，繼續玩弄“以虛撈實”的把戲，將詐騙進行到底。
那麼“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也是對的了？當然不對。不但不對，而且是陰謀，大陰謀。反右是陽謀，“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是陰謀，是陽謀中的陰謀，披著陽謀外衣的陰謀。毛澤東只決策了反右，而具體安排、制定標准、規定執行細則的是“八大”後剛剛上任、急需“政績”的書記處總書記。搞“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對他有好處：第一，創造了“政績”——抓了右派多少多少萬，成績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別平反，最後來個“一風吹”，受害者便以為讓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澤東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標抓右派”的人——人家後來給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見是好人。所以對他感激涕零，而對毛澤東永遠耿耿於懷。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這麼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離間了知識分子和毛澤東，自己乘機邀買人心——難怪掌握了“話語權”的“精英”總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澤東頭上扣。第三，暗暗奪權——“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後果是從此人人自危，黨內普遍的教訓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不管正確與否，千萬不可得罪黨組織內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這也是“反右擴大化”的功德。）劉少奇的“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黨員的金科玉律——當“工具”不夠，當“馴服工具”還不夠，還得加上個“自覺”，當個“自覺”的“馴服工具”才合乎要求——這樣一來，一切都由直接掌管黨務的說了算，退居二線的毛澤東立刻說話不算數了，不管發現什麼問題、有什麼指示，不經過主管黨務的副主席和書記處書記就一概行不通。黨政實權便名正言順地落到了掌管黨務的副主席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總書記鄧小平手裡。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一年之後毛澤東發現劉少奇搞“共產風”、“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歪風時不管怎麼打招呼怎麼批評都不管用，連開了八屆六中全會糾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貫徹不下去：誰也不敢得罪主管黨務的劉少奇—— “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明知“浮誇風”、“共產風”不對，但只要劉少奇堅持，就誰也不敢違抗。這才是“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的真正後果，所以說這是陰謀，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澤東，架空毛澤東，自己乘機奪權。“第二司令部”就這樣悄悄形成了。
2、“餓死三千萬”
“餓死三千萬”是個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們聲嘶力竭鼓吹的“法治”，應該先“無罪推定”，再出示證據：犯罪事實、犯罪動機、主謀、幫凶、策劃、實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須以板上釘釘的確鑿事實說話，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絲馬跡、憑空的想像和推斷充數。——“精英”們既然那麼關懷黑社會頭子的人權和證據的確鑿性，那涉及毛澤東的人權和證據的確鑿性時至少也應該“一碗水端平”。
“餓死三千萬”這個數字從何而來？出處何在？證據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顯然是人雲亦雲。能夠確定的事實是：“三年自然經濟困難時期”的確餓死了人。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當時河南省委書記是吳芝圃，四川省委書記是李井泉。餓死人的原因並非無糧，而是奪糧——這兩個省負責人先虛報產量顯示 “政績”。為了保護“政績”，把民間的口糧調走充數，導致老百姓挨餓，並對上封鎖消息隱瞞實情，對實際情況置之不理無動於衷，最終造成大批人餓死。——問題不是一個而是兩個：“缺糧導致挨餓”與“奪糧導致餓死”。
“缺糧導致挨餓”不一定就“餓死人”，不能確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奪糧導致餓死”則已經餓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麼有什麼證據證明毛澤東參與了“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中央文件？書面指令？口頭命令？暗中鼓勵？事後包庇？恰恰相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見到的倒是如下事實：“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彙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根本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這二人都因“奪糧導致餓死”而受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嚴厲指責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後（毛澤東去世後）又都被“平反”，而且評價極高：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李井泉則在“十大”當選中央委員、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顧委常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奪糧導致餓死”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卻包庇了罪犯。誰包庇的？顯然不是毛澤東。能把“奪糧導致餓死”的罪行栽到毛澤東身上嗎？
“缺糧導致挨餓”是誰之過？“反反冒進”、“浮誇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共產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畝產萬斤糧”、“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那麼誰該對這一切負責呢？
網友“數學”的文章“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和黃嶺峻先生的文章“毛澤東、劉少奇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列舉了一系列事實資料，很能說明問題，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後。（附錄一、附錄二、）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毛澤東於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上的講話《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足以說明一切。故也附錄於後（附錄三）。
根據這些資料，充滿“畝產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之類“浮誇風”的宣傳集中發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這三個月。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一切是毛澤東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就是如今大罵毛澤東、鼓吹“自由化”的胡績偉——從 “極左”跳到“極右”，這就叫無恥文人。）事實是：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評反對“共產風”、“浮誇風”等錯誤傾向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無效。開了鄭州會議專門糾偏，無效。最後於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正式糾正畝產萬斤的錯誤和“共產風”的錯誤。也就是說，從出現問題到開中央全會正式下文件糾正問題一共六個月。而那些弄虛作假的數字都是來自下級的彙報和“專家”的“論證”。如果說毛澤東有錯誤，那就是在一開始某些場合對來自下層的若干彙報和“專家”的“學術見解”將信將疑，沒有立即全力以赴糾正“浮誇風”。——換句話說，毛澤東的責任是最多三個月的“糾正不力”。（厲以寧在“強國論壇”裡承認“改革”“工作中的經驗不足”、“在改革中我們忽視了一些問題”、“我們當初的認識有局限性”——對毛澤東近三個月的“糾正不力”，“精英”們大肆喧鬧了近三十年還沒完沒了；而對“精英”、“專家”、“學者”們近三十年的“問題”、“經驗不足”、“局限性”卻不准有人們有哪怕一分鐘的質疑，否則就是“否定改革”。這一對比就能明白什麼叫“虛偽”，什麼叫“無恥”，什麼叫“顛倒黑白”了。）
十七大輔導材料“中央領導機構的歷史演變”裡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顯示了黨的團結和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一次代表大會。八大對中央領導機構做了較大調整。”
“（一）中央委員會除設主席外，第一次設了副主席，並規定，中央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時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將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分開。八大修改的新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第一把手不再稱‘主席’，而改稱為總書記。這樣，就將中央政治局與書記處分開了，將決策機關與領導日常工作的機關分開了。鄧小平任書記處總書記。”
“中央書記處有很大的權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於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
“鄧小平曾向毛澤東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辦事機構，負責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呈送。毛澤東不同意，他強調書記處是黨中央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發文用中央的名義。1958年，毛澤東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說得更明確：‘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凡是黨政軍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報告、文件都要先送書記處。一般問題，書記處討論決定，即可下達、執行。重大問題，書記處先拿意見再報中央常委討論、決定。那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並不都在北京，非重要會議一般也不來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經常召開全體會議。而書記處要處理大量日常工作，經常每周開會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澤東的直接領導。書記處的同志最早聽到毛澤東的聲音，知道中央核心的決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靈通。”
綜合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實：
1、1956蘇共二十大的反“個人迷信”在同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開始分“一線”“二線”。中央書記處算一線。毛澤東開始退居“二線”。“中央日常工作都由書記處負責”“周恩來任總理的國務院要接受中央書記處的領導。書記處的權力高於政治局委員、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說，中共中央一切具體工作的部署安排實施，包括反右、“大躍進”、“一平二調”、“對蘇聯提前還債”等等均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負責經辦。
2、鄧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也就是說，在這十年期間中國除軍事以外的一切活動均由他負責，包括經濟活動。
3、1958年“浮誇風”最烈的6月至9月，毛澤東正忙於部署8·23炮擊金門，要忙於對付美國，要忙於對付赫魯曉夫的“共同艦隊”和“長波電台”，以及接踵而來的中蘇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蘇兩霸冷戰的包圍等戰略大計……這麼多、這麼大、這麼緊急的事要辦，未能及時全力以赴糾正“浮誇風”、“共產風”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和1959年起擔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都屬於剛升到“一線”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績”證明自己的是他們，不是毛澤東。需要通過1957年的“按指標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來顯示“政績”的是他們，不是毛澤東。——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線”“二線”。那幾年中國建設發展平穩迅速，成就舉世公認。毛澤東並不需要搞什麼異想天開、轟動一時的“政績”來證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線”“二線”之後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線”的鄧小平、劉少奇從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標抓右派”。1958：“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1959：“反右傾”。此外還有“提前還債”——“小平最大的一個政績，就是提前還債。80年代小平會見蘇聯代表團，還自誇說當他主持總書記工作期間，提前還清了蘇聯的外債。”“在大躍進期間，本來比較窮的四川省上繳糧在全國排列前茅，為小平主持總書記期間提前還債立下汗馬功勞”——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自1956年分了“一線”“二線”、毛澤東不再親自主持“一線”工作後立刻出了那麼多邪門的事——“按指標抓右派”、“浮誇風”、“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新上任的“一線”領導們的“政績工程”。
有人說：毛澤東是最高領導。即便書記處是“一線”，具體部屬了一切，那也是毛澤東的責任。
毛澤東並沒有回避責任，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把責任兜到了自己頭上。但毛澤東的責任是一時的“糾正不力”而不是“罪責”。
拿破侖說：
“一位統帥因為執行了遠離戰區、未明戰事近況、或根本不知戰況的君主或首相所下的命令，以致在戰鬥中鑄成錯誤時，他是不能推脫責任的。因此，任何一位統帥在執行命令時，如果知道計劃不妥或有失敗危險，就應向上陳述理由，請求修訂計劃，並不惜在最後以辭職力爭，甚至寧可不干，也不要使自己成為毀滅自己部隊的工具。”
“任何一位統帥，明明知道將要遭到失敗而仍然按照上級命令進行作戰，那就是犯罪。他在此時應該拒絕遵從命令。只有在上級發令人於發令當時親身處於戰場的情況下，軍令才要求絕對服從。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發令人可以即時聆聽反對意見，並且可向執行命令的將領作出必要的解釋。”
“當一位統帥接到來自君主的絕對命令，並預料將讓敵人獲勝而使自己失敗時，他對此一命令是否應該服從呢？答案應是一個‘不’字。如果統帥明白此一奇特命令的理由，當然是應該遵照執行的，否則，就應拒絕。”
由此可見即便“浮誇風”是毛澤東親自部署的，那中央書記處也必須負責。因為書記處書記沒有“拒絕遵從明知將要遭到失敗的命令”，反而部署實施了錯誤的東西。不追究書記處書記的責任而責怪毛澤東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你打“的”，告訴司機向左拐。司機卻向左衝上了逆行線。你趕緊告訴司機快回右，司機卻向右撞上了馬路牙子、衝上了人行道、撞死了行人。警察來抓司機，司機卻說不是他的責任，因為是你讓他這麼干的，該抓你去坐牢——這種邏輯站得住腳嗎？到底誰有罪？“一線”手把方向盤的司機，還是坐在後排“二線”指方向的人？對於處於“二線”後排指路的人來說，如果有責任，那就是：為什麼用了這麼個混賬司機？
茅於軾說：“1959～1961年飢荒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肯利用世界市場。”“請問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反倒是負責任嗎？”“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
茅於軾在瞪著眼說瞎話。事實是當時中國政府一直在積極想方設法進口糧食救災，不僅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而且積極談判從美國進口。1961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談到糧食問題時說明：“至於進口，目前正在談判，可能與美國簽合同”。但美國政府堅持封鎖禁運，不但不准美國商人向中國出口糧食，甚至於1961年2月3日下令美國公司不得給向中國運糧的船只加油。——表面上看，美國政府並沒有一口回絕，而是“表示願意考慮”向中國出口糧食，但有個前提：必須官方對官方，由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而不准中國公司與美國公司直接談判。這實際就是拒絕：美國根本拒絕承認中國政府，怎麼個“官方對官方”？這是逼中國政府先投降，承認台灣“獨立”，然後再說——這一拖天知道要拖多久。到頭來即便最後能從美國進口糧食，那也緩不濟急，早錯過時機、失去救災的價值了。茅於軾顛倒黑白倒打一耙，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說“不肯利用世界市場”、“糧食缺了還不肯進口”、“如果全世界對中國禁運糧食，一定是我們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世界上還有比這更無恥的嗎？
說到救災，不妨看一看斯諾在《西行漫記》的若干描述：
“1929年的大旱”
“西北大災荒曾經持續約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訪問蒙古邊緣上的綏遠省的幾個旱災區。在那些年月裡究竟有多少人餓死，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大概也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了；這件事現在已經被人忘懷。一般都同意三百萬這個保守的半官方數字，但是我並不懷疑其他高達六百萬的估計數字。”
“我當時二十三歲。我想我是到東方來尋找‘東方的魅力’的。我以為自己是個冒險家，那次綏遠之行就是那樣開始的。但是在這裡，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驀然看到了人們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我在綏遠度過的那一段噩夢般的時間裡，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餓死。”
……
“我並不想要危言聳聽。這些現像都是我親眼看到而且永遠不會忘記的。在災荒中，千百萬的人就這樣死了，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中國這樣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過新屍，在農村裡，我看到過萬人塚裡一層層埋著幾十個這種災荒和時疫的受害者。但是這畢竟還不是最叫人吃驚的。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許多這種城市裡，仍有許多有錢人，囤積大米小麥的商人、地主老財，他們有武裝警衛保護著他們在大發其財。叫人吃驚的事情是，在城市裡，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將，那裡有的是糧食谷物，而且好幾個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萬萬噸的麥子小米，那是賑災委員會收集的（大部分來自國外的捐獻），可是卻不能運去救濟災民。為什麼？因為在西北，有些軍閥要扣留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一節也不准東駛，而在東部，其他國民黨將領也不肯讓車皮西去～哪怕去救濟災民～因為怕被對方扣留。”
……
“在災情最甚的時候，賑災委員會決定（用美國經費）修一條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開始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
“災情最嚴重的時候，在這個黑暗的國家裡出現一群貪婪者。他們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幾個銅板的方式、從飢餓的農民手裡收購了成千上萬畝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時再租給佃戶。”
“1939年的水災”
“居住在中國中部變化莫測的河流流域的中國人，大約有九十萬人死於水災慘禍。一千二百萬戶家庭被毀滅，五千五百萬人受災。就在這個打擊以前，干旱使一些省份赤地千裡，飢荒使曾經是富裕之鄉的西北大傷元氣，蝗災接踵而至，十四次內戰使國家的經濟結構遭受破壞，盜竊、搶劫、匪患橫行，為撲滅共產黨人革命進行的鬥爭已經歷時兩年，軍閥統治下一片恐怖，那種麻木不仁、暴虐和後果嚴重的無能，是本世紀任何其他地方所不及的。”
……
“從前，如果莊稼遭災，還有儲存的糧食可以支持到來年播種的時候。當雨水充足時，河渠飽滿，健壯的水牛在地裡推動著古老的水車，滋潤著可愛的田地。農民挑著水桶在自己的那片地裡忙來忙去、喊著那奇妙的、勤勞的勞動號子。生活似乎是親切的。但是，這些年以來，在大地上出現了掠奪成性的野獸。官吏們把駭人聽聞的敲詐勒索合法化、稱之為‘捐稅’。兵士們也搶劫分贓。盜賊橫行，糧倉空空如也。除了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以外，誰也沒有什麼銀子，而地主和放高利貸的人的銀子也是深藏不露的。”
……
“個舊礦共有近50000名礦工，其中60%以上是奴隸。40%的礦工干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干上幾個月，他們的皮膚差不多變成青色，因為砷毒迅速的進入了體內。他們的平均工資每年約20美元。每名童工死亡，如果有撫恤金給予他的父母，數目也只有二、三美元。”
……
“我向自己問道，‘他們為什麼不反抗？’‘他們為什麼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只知道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只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復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麼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飢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我對他們的消極態度迷惑不解。有一個時期，我以為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促使一個中國人起來鬥爭。”
“我錯了。中國農民並不消極，他不是一個懦夫。如果有方法、有組織、有領導、有可行的計劃、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們是會起來戰鬥的。”
……
上述腐敗陰暗的情況在毛澤東時代的救災過程中發生過嗎？而有些情景——如“官員們欣然合作～立刻以幾分錢一畝的低價收購了灌溉區的所有土地。一群貪心的兀鷹飛降這個黑暗的國家，以欠租或幾個銅板大批收購飢餓農民手中的土地，然後等待有雨情後出租給佃戶”、“40%的礦工干活三、四年以後便中砷毒而死”、“他們為什麼不反抗？”“他們為什麼不組成一直浩浩蕩蕩的大軍、向那些只知道向他們征收苛捐雜稅而不讓他們吃飽、只知道奪取他們的土地而不會修復灌溉水渠的惡棍們發起進攻呢？他們為什麼不衝進大城市去搶那些買了他們妻兒、那些當正直的人忍飢挨餓而他們卻繼續狼吞虎咽地飽餐三十六道菜的筵席的人呢？”——對今天的人來說是不是更有點“似曾相識”的味道呢？
網文“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五千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讓我知道了一個事實：高粱為什麼會逐漸消失。高粱不高產，缺營養，不好吃。但中國北方過去種得多，現在卻越種越少。為什麼？因為高粱極耐水澇、極耐鹽堿。過去中國北方大地表面是平原，實際淨是坑坑窪窪，動不動不是旱就是澇。窪地易積水。積水就易泛鹽堿。這一切使其他作物都不好種，只好種高粱。為什麼現在高粱種得少了呢？因為中國自1958年起開始了大規模的興修水利、改造窪地、改造鹽堿地、平整土地等“農田基本建設工程”，改造了自然，可以種高產作物，不必再種高粱了。結果：“三年自然災害”之後再無大災——碰上同樣的氣候不理想，過去為災，後來就不為災了，因為中國農業的抗災害能力今非昔比了。——這一切靠個體戶、小農經濟做得到嗎？沒門——動不動就涉及幾個縣幾條河的工程，沒有成千上萬的人誰干得了？靠機械化？當時哪來的錢？現在即使有錢，一算“經濟效益”也受不了。那麼是誰的功勞？第一，人民公社。只有人民公社才有這個組織能力。第二，人的精神：就憑人的肩挑手拉、一鍬一筐、一步一個腳印，靠一個工分幾角錢幾分錢的報酬硬是改造了華夏大地。如果一切靠等靠錢靠設備，到現在也未必干得成。這才是真正的救災，最徹底的救災，一勞永逸的救災，毛澤東式的救災。
有人爭辯說“浮誇風”直到1959年仍未制止，所以才有彭德懷的“萬言書”。罷免彭德懷說明毛澤東拒絕正確意見，結果造成了飢荒。
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1958年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已經正式下文糾偏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的議題就是繼續糾偏。彭德懷的“萬言書”上說的東西並不是新出現的問題。問題不在“萬言書”本身，而在“萬言書”之外。——既然的問題已經被認識到，毛澤東已經接二連三又開會又講話又發表文件大力糾正問題，那還提問題就不是為了問題本身，而是為了追究責任——如同一個人走錯了路，已經發現了，已經回頭了，你卻一再逼問：你為什麼走錯了路？這就跟走錯路本身無關了。彭德懷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就事算舊賬”——說過去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現在讓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這就超出了萬言書自身的內容，不但涉及了歷史上的是非，而且涉及了人事糾紛，要追究責任。——僅僅一年前彭德懷剛剛以 “反教條主義”為名逼劉帥檢討退位，現在會不會又要逼誰退呢？沒資料，不知道。但廬山會議上未必沒有人這麼認為，尤其是以“大躍進”為“政績”的。——當年在當年廬山會議上與彭德懷激烈爭論的人都有誰、都說了哪些等等現在還沒有看到什麼可靠的資料，不能妄議。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罷免彭德懷並非沒有道理：中蘇已經分裂，毛澤東必須對黨內軍內可能的親蘇勢力保持高度警惕。彭德懷在蘇聯影響很大。赫魯曉夫公開說過彭德懷是他的好朋友。彭德懷剛剛率領軍事代表團訪蘇歸來，馬上就上廬山遞“萬言書”，而且扯到了人事糾紛，再加上跟一批高級將領伙在一起。這一切引起毛澤東的警惕並不奇怪。如果毛澤東因為這些而決心罷免彭德懷，那不能說沒有道理。
“精英”們用“萬言書”大做文章攻擊毛澤東，完全是出於自己利益的需要：為了證明茅於軾的論斷——“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就必須證明“沒有精英治理”必遭大難，就必須制造個“餓死三千萬”的嚇人罪名強加給毛澤東，就必須利用彭德懷的萬言書來證明一切都是毛澤東之過。這是在“殺雞嚇猴”，借妖魔化毛澤東警告中國今後的一切領導人：誰敢得罪“精英”誰就沒有好下場，不世之功會變成滔天大罪，蒼蠅會變成大像，白的會變成黑的。而如果贊同“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則即便有“餓死三千萬”的大罪也會被“精英”們“隱惡揚善”、“為尊者諱”、“文過飾非”、“化腐朽為神奇”地嫁禍於人。所以才會出現毛澤東三個月的“糾正不力”被揪鬥了幾十年，而毛澤東幾十年的不朽功勛被一筆抹殺等冤案。——這一切都是“精英”們實現“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一政治目標的需要。
那麼彭德懷是否冤枉呢？
在今天的“事後諸葛亮”們看來，是有些冤枉。但當“事後諸葛亮”容易，當“事先諸葛亮”難。在沒有條件從容查清一切時，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大局，有時采取斷然措施防患於未然是不可避免的。這在任何國家都有可能發生。這如同戰場上的誤傷：如果能夠慢條斯理地弄清一切，自然不會誤傷。但既然沒有條件去慢慢查清楚，那就只能根據當時條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資料當機立斷，寧可承受誤傷的損失也不能因怕誤傷而給敵人可乘之機——美軍裝備那麼現代化，也照樣不能避免誤傷。
好人受冤枉是最不幸的事。但社會自有其規律，戰爭自有其法則，很多情況下避免不了不幸。有些平時看來理所當然的事，特殊情況下就容不得。比如嬰兒啼哭是理所當然的，誰也無權制止。但抗日戰爭反掃蕩時多次發生過母親為了避免嬰兒啼哭暴露目標被日本鬼子發覺，不得不把要啼哭的嬰兒捂死了——平時最正常的“啼哭權”在特定條件下就容不得。這對於嬰兒來說的確是天大的冤枉，天大的委屈。但當時當地的情況就是：是一個嬰兒的委屈重要，還是一群人的生命重要？
又比如現在人們關於以往革命戰爭時期的“肅反”幾乎是眾口一詞一邊倒地全盤否定，簡直罵得一塌糊塗。這就有片面性，缺乏具體分析。首先得看具體的歷史環境。比如土地革命時期，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敗，蔣介石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整個社會一片恐怖，背叛、出賣行為不少，稍有不慎被叛徒內奸特務鑽了空子就會一死一大片。而當時的條件下又不可能從容周密地到全國調查每一個可疑對像。那就免不了經常面對這種選擇：是個人的清白重要，還是更多的人的性命重要？這是嚴酷的環境強加的選擇。另一方面，共產黨1927年才開始搞武裝鬥爭，一切都剛開始學習。誰能要求一個人一跟頭就從外行變成內行，從門外漢立馬變成肅反專家，不放過一個壞人，不冤枉一個好人？（“主流經濟學家”改革了近三十年還沒學會改革呢，還承認“認識有局限”呢。）再加上國民黨大屠殺激起的普遍仇恨和急於報仇的情緒，這就導致一些冤案難免。但很多當時條件下受過冤枉的人都理解：這是客觀環境所迫。如果換了自己也會同樣處理。所以這些人雖然受了委屈，但多數並不因此而投敵，以至於國民黨都奇怪：這些人國民黨要殺，共產黨也要殺，為什麼還要跟著共產黨？
再比如說對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過去靠“小米加步槍”對付現代化，打仗全憑一股氣。一旦士氣受損，那就沒辦法打仗了。而在當時情況下怎麼可能有條件有時間慢慢調查，弄清楚那些當過俘虜的人是否是人家故意派回來敗壞士氣的？這同樣面臨著一個“是個人的清白重要，還更多人的生命重要、部隊的士氣重要、戰鬥的勝利重要”的抉擇問題。過去對當過俘虜的自己人那麼嚴厲，同樣是環境所迫。等環境不那麼嚴酷了，要求也就不那麼嚴厲了——對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時當過俘虜的中國軍人的處理就與以往不同。這同樣是環境的產物。在今天的和平時期看來蠻不講理的東西，在戰爭時期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在極端嚴酷的戰爭條件下有時簡直是必需的。
所有這些無非是關於如何看待彭德懷的遭遇問題。但這並不是說就應該制造冤案，就應該“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正是毛澤東歷來是最反對的。毛澤東關於這方面的規定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人民內部矛盾、黨政關系、軍民關系、上下級關系、同志之間的關系……連對待敵人和叛徒都有明確規定：繳槍不殺、優待俘虜、不虐待俘虜、對叛徒，如其悔改，還可接待，但不准重新入黨、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毛澤東一貫主張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同志，包括反對自己反對錯了並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朱德、陳毅、周恩來等都曾經反對過毛澤東，但最後都團結到了毛澤東周圍。毛澤東處理干部歷來是“批評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被喻為“熱加工，冷處理”。要說與人為善，做得最好的是毛澤東。而其他人就不然了。不信看看現在最時髦最紅火的“理論書”，可有如此詳盡完整的主張？可能用來指導處理各種關系？
《亮劍》主人公李雲龍的原型——王近山，號稱“王瘋子”。沒有命令的情況下主動伏擊日寇“皇軍戰地觀摩團”就是他的傑作。戰功累累卻不幸“英雄難過美人關”，鬧著離婚娶小姨子，被一狀告到劉少奇處。結果：開除黨籍，一擼到底，下放農場勞動。——喜新厭舊鬧婚變是不對，不聽黨組織勸阻是有錯，但錯不至此。就憑這就把個有功之臣整成那樣，如此冷酷無情，為什麼？“自覺做黨的馴服工具”——你不是功臣，是工具。所以毫不留情。——如果是毛澤東經手，會如此心狠手辣嗎？
至於那個“人民的兒子”，只要看下述時間和隨之而來的事實就行；1956年升遷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反右擴大化”、“按指標抓右派”、“浮誇風”、“反瞞產”、“調糧導致餓死”、“提前還債”。1975年第一次復出——下令武力圍剿雲南沙甸回民。1978年第二次復出——1979年打越南。1989年第三次復出——大兵進京。——四次掌大權，四次立刻殺人。幾何上兩點確定一線，三點確定一面，四點確定一體。而這裡的歷史上的四個點能確定出個什麼樣的立體形像？俗話說“可一可再不可三”。一次兩次是偶然，再三再四就是規律。什麼規律？凶神。心狠手辣的凶神、死神。只要一掌權，必定要死人。最多死了多少？ “餓死三千萬”。什麼“人民的兒子”？“龜兒子”！閻王鬼子！這樣的凶神惡煞跟大仁大義的毛澤東能相比嗎？把“餓死三千萬”的罪名強加給毛澤東，這難道不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冤案嗎？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3、“文化大革命”
首先必須承認，“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徹底否定”了，“肅清‘三種人’”了，文革時期的一切推倒重來了——這難道還不算失敗嗎？
為什麼失敗？
因為這是一場超越了時代的革命。
——就普通老百姓而言，當時並沒有感到有多迫切的革命的要求。上頭號召了，報紙上宣傳了，就跟著干了。
——更關鍵的是誰都不知道如何弄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誰是“走資派”？誰是“反動學術權威”？沒法判斷：按今天的標准看，那時的官員個個都是清官，沒一個夠資格算壞蛋。所有的官員都一樣地說擁護毛澤東。要從這裡邊挑出壞人來，靠X光都分不清。這就好像兩軍交戰，一樣的外觀，一樣的服裝，一樣的語言，一樣的口號，一樣的目標——到底誰是敵人？誰是自己人？當兵的說不清，當官的也說不清，結果淨是自相殘殺，淨是好人打好人，打來打去打得好人都學壞了。大家都受不了了，都覺得是毫無意義的瞎折騰，於是集體抵制了。遭到群眾普遍抵制的革命當然進行不下去，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當時看來，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很得人心的：不折騰了，安安靜靜過日子了，不是挺好嗎？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的發展，人們忽然發現，“文化大革命”的原則不再是那麼荒唐無稽、那麼不可理喻了。相反，當初死活弄不清的東西現在竟然漸漸清晰開朗起來了。
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大鳴、大放、打字報、大辯論，過去覺得是無法無天，現在呢？只問一句：會不會上網？天天上網不上網？
——如果不會上網不上網，那什麼都不必談了：落後於時代、屬於上個世紀的老古董，。厲以寧說“要頂住互聯網”，這相當於工業革命初期手工業作坊的工人鬧著砸機器，屬於對抗科技文明。如此被現代科技淘汰的活化石、兵馬俑、木乃伊一般的“學者”，如何“代表先進生產力”？
——如果會上網、天天上網呢？那就恭喜了：您口頭上也許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行動上卻在天天積極參加著當代的“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充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面揭露社會的陰暗面”。——當時沒有互聯網，只能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
而如今的互聯網呢？干的恰恰是同樣的事。任何人，只要有機會上網，就可以暢所欲言，發表意見，揭露陰暗面，不折不扣實現了“充分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全面揭發社會的陰暗面”。這跟“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有區別嗎？本質上毫無區別。要說區別就是現在的“網上文革”比“文化大革命”的“四大”方便得多，有效得多，轉播迅速得多，廣泛得多。也就是說，唯一的區別是用現代技術——網絡取代了文革的“四大”。所以說網絡就是現代化的“四大”，上網就是參加現代化的 “文化大革命”。
又比如，如果現在要弄清楚誰是“走資派”，誰是“反動學術權威”，立刻千夫所指，毫不猶豫。
現在中國的老百姓最恨誰？貪官污吏，以及專門與貪官污吏狼狽為奸的“無良學者”——竊取了“硬權力”和竊取了“軟權力”干壞事的。
“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誰？“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竊取了“硬權力”和竊取了“軟權力”干壞事的。
當年“文化大革命”要打擊的，正是最令今天中國老百姓咬牙切齒恨之入骨的。他們的本質和危害，毛澤東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看透了。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大革命”的原則錯了嗎？
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太超前了，遠遠領先於時代，遠遠超越了當時人們的領受能力。俗話說，領先時代一代會被當成天才，領先時代三代則會被當成瘋子。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這樣。當時並不具備革命的條件，幾乎沒有人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當然更不知道該如何干，干起來豈有不亂之理？超越時代、得不到老百姓的擁護的“文化大革命”在當時只能失敗。
別看我現在是鐵杆“毛派”，但當年我對“文化大革命”可是一點也不理解，沒少發牢騷，沒少講怪話，沒少歡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嚴酷的現實改變了我的看法。只要不肯自欺欺人，只要還講點良心，只要還講究點實事求是，就不能不正視中國社會的現實，就不能不承認（哪怕是痛苦地承認）當年的毛澤東是對的，文化大革命的總目標沒有錯，發動群眾自下而上揭露陰暗面、打擊“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宗旨沒有錯。執行中的問題不能影響“戰略目標正確”這個本質。當年的毛澤東遠遠超越了時代。但毛澤東沒有時間等待人們慢慢覺悟過來，只好在其有生之年通過“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理論信念刻在歷史上，讓後人慢慢領悟覺醒。為此寧可自己一時不為人理解，甚至被人誤解、謾罵也在所不惜，也就是犧牲自己，教育人民。從這個角度看，當年歡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我頗有點類似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在一邊歡呼的愚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當年的耶穌被釘死了，其信仰卻復活了，曾經歡呼處死他的人的後代不少人後來卻皈依了基督教，也算是一種歷史的諷刺。更諷刺的是，同樣的情況正在中國重演。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也如同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之後又復活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技術的進步，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義越來越明顯。當時因技術條件限制而做不到的，現在不在話下了。當時人們不理解的，現在都不難理解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意義了。 “文化大革命”這個字眼雖然現在被妖魔化了，讓不少人一聽就要跳，但其實質內容已經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中國人的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中國的強迫征地、強迫拆遷、下崗、買斷工齡、貪污腐化、國有資產流失、貧富極端分化等等比現在嚴重得多，囂張得多，引起的社會關注卻比如今少得多，遭到的抵制更沒有今天這麼大。為什麼？當時互聯網在中國不普及，沒有“網上文革”，把握著“話語權”的“主流精英”嚴密封鎖了消息，顛倒了黑白，一切矛盾都被掩蓋了，任憑他們“殺人如草不聞聲”。而今天不同了。有了“網上文革”。“主流精英”的話語壟斷和信息壟斷被打破了。他們想為所欲為不那麼容易了。他們不能像以前那樣呼風喚雨，招搖撞騙了。沒有互聯網，他們說什麼是什麼，神氣活現，傲慢囂張。現在呢？“主流經濟學家”、“主流精英”這些詞彙不是已經臭不可聞了嗎？“重慶釘子戶”僵持了幾年，網上一登，半個月解決問題。這一切都是誰的功勞？互聯網——“網上文化大革命”。沒有互聯網，指望平面媒體發善心，能有這樣的局面嗎？對比九十年代和今天的現實，現在人們還離得開這種“網上文化大革命”嗎？
“餓死三千萬”是“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之類“政績工程”的結果，天大的罪名卻被巧妙地強加給了曾一再制止那些歪風的毛澤東，以至於人們普遍一提到“大躍進”就聯想到“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提到“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聯想到“餓死三千萬”，一提到“餓死三千萬”就聯想到是毛澤東的責任，而對“共產風”、“浮誇風”、“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等“政績工程”真正的始作俑者——劉少奇的責任一無所知。毛澤東這才發現自己一直相信倚重的助手原來竟是如此陰險狠辣，才發現原來真正的敵人在黨內、在身邊——難怪毛澤東從此以後把注意力從黨外轉向了黨內。
但此時劉少奇已經非同小可：黨務專家——“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黨員必讀；劉的一舉一動代表黨——全黨都必須服從：“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自覺地做黨的馴服工具”。“餓死三千萬”的罪責已經被巧妙地安到了毛澤東頭上，而劉少奇卻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替毛澤東收拾了攔攤子、把中國從“三年自然災害”中解救出來的“務實專家”。毛澤東的一切指示主張劉少奇均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按程序召開黨代會在黨內較量，劉少奇幾乎穩操勝券。劉少奇自己也清楚，難怪他1966年7月19日公開宣布，要保護“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此時毛澤東的大戰略——使中國衝破美蘇冷戰的包圍、通過中蘇論戰+援越抗美打戰略翻身仗的陽謀才剛剛有點眉目。這時劉少奇卻准備參加蘇共二十三大，與蘇聯和好共同援越。這等於要永遠把中國綁在蘇聯的戰車上，永遠對蘇“一邊倒”。這勢必徹底破壞毛澤東的戰略大計，斷絕了中國稱為“世界一極”、崛起成為世界大國的可能。這使毛澤東忍無可忍，決心與劉少奇鬥到底。
如果按正常黨內民主程序，劉少奇幾乎贏定了。所以毛澤東采用了非常手段——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但毛澤東的陽謀——打破美蘇兩霸冷戰夾擊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一極的戰略目標實現了。毛澤東的代價：犧牲自己的一世英名，長期被人誤解，直到現在。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還有意義嗎？
記得小時候有一首兒歌：“理發師，技術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成一個大禿瓢。”【薅，hāo,拔除，編者注。】
如今已經“政令不出中南海”——當然，只是於國於民有利的政令。凡對利益集團有利而對老百姓不利的政令，如“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漲價”等，那絕對一帆風順，執行得飛快，決無出不了中南海的問題——如果“各路諸侯”公然造反倒好辦，武力討伐就是了。難就難在是“和平對抗”——只跟你軟磨。你撥一撥，我動一動，動也只動在表面。比如礦難，出來了就抓，不出來不管，只跟你瞎糊弄。反正你沒辦法自己來抓。貪污腐化案也是如此：如今的貪污腐化、兩極分化、矛盾激化已經遍地開花。靠專案一個一個地處理，那就等於“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薅掉一根，長出一把；薅完一個，冒出一堆。看你能不能親自來“一根一根往下薅”。這一切實際是中央政府對地方失控：你的一切政令都行不通。結果：各地緩慢地走向分離分裂，社會走向對抗崩潰。
如果中央政府決心決不允許“群雄並起、天下大亂”的局面發生，就只能面臨一種選擇：如何根本扭轉。結論只有一個：要麼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政府的強力干涉下把地方各級機構推倒重來，來個自下而上的徹底解決；要麼等死。也就是“要麼在沉默中爆發，要麼在沉默中滅亡”。就像當年的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與“文化大革命”之間做一選擇。
（當然，按照“精英”的藥方，還可以“民主制約”，“增量民主”解決一切。但那樣只能瓦解得更快：在一個滿地騙子的社會搞“自由競選”，不分崩離析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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