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十一、今天來自昨天


1、不溫故則不知新

毛澤東已經逝世了。冷戰已經結束了。一切似乎都那麼遙遠了。現在還提毛澤東時代干嗎？

因為今天來自昨天。中國今天的一切都從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不正確認識毛澤東時代，就不能正確認識今天的一切，就一切皆錯，就要出大亂子。

比如：

—— 改革開放誰的功勞最大？毛澤東。道理很簡單：改革開放的前提是和平。如果處於“戰爭狀態”或“准戰爭狀態”，就不是開放不開放的問題，而是“開門揖盜”或 “開城投降”的問題——列寧格勒被德軍團團圍困時能“開放”嗎？你一“開放”，德軍馬上衝進來按希特勒的命令把這座城市從地球上“抹掉”。只要戰爭沒結束，你“開放”個試試？同樣，當美國根本不承認中國政府、公開宣布要顛覆這個國家時，你能“開放”嗎？就算你“開放”，人家還“封鎖禁運”呢。——記得1962年《人民日報》登了條新聞：美國禁止加拿大從中國進口的醬油對蝦過境。《人民日報》為此還配了首打油詩：“醬油對蝦過境，美國政府不准。奇聞轟動加拿大，諷刺外加責問。若問對蝦罪狀，實在清楚得很：頭腦一熱便赤化，可見思想不穩。至於醬油其人，更是紅得發紫。出場便能鬧革命，由此可定罪名。鐵幕高懸白宮，將軍草木皆兵。如此封鎖禁運，世界史上笑柄。”——封鎖禁運得如此嚴厲，還想“開放”？如果不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二十多載，使美國認識到對中國封鎖禁運只能事與願違，如果不是毛澤東用陽謀、出奇計逼美國有求於毛澤東而不得不解除禁運，如果不是毛澤東使中國徹底擺脫了冷戰、贏得了和平的大環境，困在美蘇兩霸的夾縫中動彈不得的中國怎麼“開放”？“開放”個屁！

歷史的回聲中，只有克勞塞維茨的聲音最清晰：“你想和平嗎？那麼你就准備戰爭吧！”毛澤東的“准戰爭時代”換來了今天的和平環境。這個和平環境批准了今天的 “改革開放”。可見中國今天的一切積極成就實際都不過是毛澤東掙來的“和平紅利”，是毛澤東的陽謀的“勝利果實”。不承認這個，就叫“貪天之功為己有”。就叫“殺良冒功”。

——“制止台獨”，得謝謝毛澤東用陽謀破使美國改變了對華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迫使美國承認“一個中國”，同意廢除“共同防御條約、從台灣撤軍、與台灣斷交，那麼今天的台灣會是個什麼狀況？陳水扁會如何？還會不會有中國的“反分裂法”？

——“招商引資”，得謝謝毛澤東前後花十三年之久徹底清剿了國內千年未絕的匪患：如果中國還是遍地土匪橫行，誰肯來投資？

——“出口創彙”、“國際接軌”、“全球化”，得謝謝毛澤東的普及教育：中國如果還像1949年以前那樣77%的人是文盲，你能按國際標准迅速地、大規模地、保質保量地生產出口產品嗎？

——中國與非洲的經濟關系突飛猛進，得謝謝毛澤東的非洲政策：沒有毛澤東時代打下的基礎，今天中國人能說“五星紅旗就是我的保鏢”嗎？——毛澤東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上從來高瞻遠矚，沒有走過廢棋，更沒有走過臭棋。

……

2、駁謬論種種

——“毛澤東時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

毛澤東時代是“准戰爭年代”。如今是和平年代。用和平年代的生活水平嘲笑戰爭年代本身就是一種卑鄙。沒有毛澤東的戰爭勝利，哪有今天的一切？何況今天中國許多“弱勢群體”的生活水平未必比毛澤東時代的普通老百姓強到哪裡去。

——“毛澤東時代什麼東西都買不到。如今什麼東西都買得到”。“毛澤東時代買什麼都憑票。如今什麼都不憑票了。”

第一，戰爭年代憑票供應再正常不過。

第二，正因為有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才會有今天的“不憑票供應”。這是毛澤東時代“憑票供應”換來的“勝利果實”。

舉例：中國目前每年糧食總產量約4.69億噸，總消費4.9億噸，缺口2100萬噸靠進口。如果中國仍處於被封鎖禁運的狀態，那這2100萬噸就進口不成。那現在也照樣得“憑票供應”。今天的“不憑票”是因為能進口。能進口是因為毛澤東的陽謀勝利迫使美國解除了對中國的封鎖禁運。毛澤東的陽謀能取勝是因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跟隨毛澤東，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默默承受了“憑票供應”之類的苦難。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換來的是真正的獨立自主：誰也休想用封鎖禁運來左右中國的內外政策。中國人根本用不著看外國人的臉色行事。中國想發展什麼武器，想搞什麼工程，想上什麼項目，想懲罰哪些內奸，不管哪個國家都無可奈何，最後的結論是封鎖禁運得不償失。結論：不能再對中國搞全面的封鎖禁運。——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換來了今天的“不憑票供應”，不折不扣的“前人吃苦，後人享福”。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都是英雄。今天的人有什麼資格用“憑票供應”之類來嘲笑他們當年的奉獻呢？

毛澤東時代根本不指望任何大規模外援。那時雖憑票供應，但供需平衡是真的，不含任何水分。現在呢？靠外債，靠內債，靠投資，靠賣資源，靠賣環境，靠賣苦力，靠賣血汗……用這一切跟毛澤東時代的“既無外債，又無內債”、計劃平衡相比，誰有資格嘲笑誰？

第三，今天的“不憑票供應”未必靠得住。比如石油，一旦發生戰亂，一旦被封鎖，一旦國外供貨短缺，馬上就會供不應求，馬上就會“憑票供應”。那時還有資格以汽車之類奢侈品為例來炫耀現在的生活比毛澤東時代強嗎？

（這種假設可不是杞人憂天。如果中國內部矛盾危機激化而又無法解決，那保不定就有人需要用戰爭來轉移視線了。台灣的陳水扁似乎也巴不得打起來，以便解脫困境。 “你有情我有意”，說不定就撞到一起了——如果能一舉收復台灣，一切內部矛盾都能得到緩解：沒說的，統一了國家的就是民族英雄。民心民望一下就上去了。其他一切也都好辦了。但如果不能迅速解決問題，那就得點有長期戰爭的思想准備了。——總不能為一時的挫折就放棄國家統一大計吧？那時還能嘲笑“毛澤東時代一切憑票”嗎？）

用 “毛澤東時代生活苦。如今生活好”、“毛澤東時代什麼東西都買不到。如今什麼東西都買得到”之類指責毛澤東，這叫“打井的有罪，吃水的有功”——“打井的有罪”：光付出沒水吃。“吃水的有功”：不付出就有水吃——這是什麼邏輯？又好比修青藏鐵路，前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一切都就緒了，偏偏只剩下最後幾公裡鋪軌的時候去世了。最後的鋪軌、剪彩、通車等榮譽全由別人完成。你能說這條鐵路跟前人沒關系，全是最後剪彩的人的功勞嗎？

——“毛澤東時代把富人都打倒了，結果就變成窮人國了”。“清算富人的結果是大家一塊兒受窮，社會上再也沒有富人了”。

這是無恥的詐騙。

“富裕”之“富”與“富人”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個社會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

“富裕”含有“收入能夠滿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標准是自己的收入與自己的需要相比滿足程度如何，與奢侈和攀比無關，是一種客觀而理性的度量。一個人是否算“富裕”與其他人是否算“富裕”無關，因此能夠做到整個社會人人都“富裕”，即“小康社會”或“富裕社會”。

“富人”不僅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遠遠超過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標准是奢侈和攀比：不窮奢極欲不能算“富人”。收入不讓別人望塵莫及不能算“富人”。因此“富人”的標准是個無底洞，永無止境。憑這一條就可以知道，一個社會能當上“富人”的永遠只能是極少數。說“窮人都能變成富人”是彌天大謊。

靠工資吃飯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人”（那些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的特殊“老總”不算）——要讓打工族憑工資收入變成“富人”、達到奢侈和別人望塵莫及的水平，這工資該給多少？怎麼核算？如果對人人都這麼發工資，恐怕早破產了。——可見“富人”決不能單靠工資吃飯。單靠工資吃飯的決當不了“富人”。

“富人”基本都是“老板”，至少能自己給自己開工資。“富人”都是自己給人開工資（包括給自己開工資），而不是由人給自己開工資。所以“富人”手下無“富人”：讓你們都達到“奢侈”，錢給光了恐怕都不夠。那我呢？也就是說，“富人”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個富人必然對應著一群“富不了的人”——也就是說，一個人當了“富人”，至少有一群人就決當不了“富人”。憑這一點就可以說，要走“富人”之“富”的“先富帶後富”沒門。

亞當·斯密說：“哪裡有巨大的財富，哪裡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對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裡的這一論斷，“主流經濟學家”們決不肯引用，更不會放進“大國崛起”。他們大肆吹捧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贊揚那只“看不見的手”，因為他們是專門用這“看不見的手”“撈世界”的“三只手”。——所謂“學術道德”、 “學者的良知”不過如此。

公有制都是靠工資吃飯。既然靠工資吃飯可以實現“富裕”，那就是說，靠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便能夠做到人人“富裕”。這就是說，“富裕”之“富”與公有制不矛盾。也就是說，以公有制為主、“節制資本”可以做到整個社會人人“富裕”。這種“富裕”之“富”是沒有窮人、沒有“富人”、大家都“富裕”的“富裕社會”（或曰“小康”）。

既然靠工資吃飯當不成“富人”，那麼要走“富人”之“富”就只能靠私有制，而且是大規模、無限制的私有制——規模小了不行，受到制約了不行，個體戶、小業主、小老板那樣小打小鬧的頂多達到“富裕”，當不成“富人”。只有達到“富得流油”、“富可傲人”、“窮奢極欲”的水平才有資格當“富人”。“富人”之 “富”只能允許少數人當“富人”——“富人”與“窮人”是對立統一：沒“窮人”何謂“富人”？有“富人”就必有“窮人”。每造就一個“富人”就必然剝奪一群窮人“富裕”的機會。假如現在農民收入一萬元就算富裕，那麼每多一個億萬富翁就意味著剝奪了一萬個農民富裕的機會。也就是說，“富人”之“富”必然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一旦走上“富人”之“富”的路子，階級分化、社會分化、矛盾激化等等客觀規律就必然發揮作用。這一切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也是任何花言巧語都掩飾不了的。

“富裕”之“富”與“富人”之“富”，一個容得公有制，一個容不得公有制，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沒有“富人”之“富”，有“富人”之 “富”就沒有“富裕”之“富”。中國一旦走上“富人”之“富”就休想做到“全民富裕”。想靠“富人”之“富”實現“全民富裕”是“緣木求魚”。把“致富” 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是彌天大謊，是極其陰險卑鄙的理論詐騙。

茅於軾主張“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富人，這個國家就沒有富人了，就變成窮人國了！”、“張維迎是非常同情窮人的”——真正同情窮人是使天下無窮人，即：認同既無“窮人”又無“富人”的“共同富裕”之“富”。只要認同“富人”之“富”，那就是認同制造窮人。茅於軾故意把人們引導到該如何對待“富人”與該如何對待“窮人”這一話題上。只要爭論起該如何對待“富人”和“窮人”，那就已經中招了：因為這個話題的邏輯前提是認可“致富”之“富”乃“富人”之“富”。就這一下便足以使人不知不覺把既無“窮人”又無“富人”的“共同富裕”排除在外，忘掉這條規律：有“富人”就不能有“共同富裕”，有“共同富裕”就不能有“富人”。

那麼西方國家為什麼能既有“富人”又能大體上實現“富裕社會”呢？

因為一直有像中國這樣的傻B在“舍己為人”地給“補貼”——乖乖迎合人家制定的“游戲規則”去“全球化”、“國際接軌”：中國每創造100元財富，人家就拿去99元，（足夠人家補貼出個“富裕社會”了）。中國剩下的這一元，九毛九歸“富人”，留給“打工族”一分錢養家糊口。口口聲聲“按經濟規律辦事”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既不碰那99元，也不碰那九毛九，而是專打這最後的一分錢的打主意，整天琢磨如何再扣掉幾釐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告訴“打工族”：只有把你們的“一分錢掰兩半”，“貢獻”給“富人”一半，你們將來才能當上“富人”，這叫“先富帶後富”。

為什麼人家能從中國拿走那99元？因為這是人家的“規矩”——比方說，你造褲子質量再好也只能賣10元。同樣的東西人家貼上自己的商標牌號就能賣200元。人家什麼也不花費，就憑這牌號賺死你。因為這是人家說了算的“全球化”，只認人家的牌子。掙錢得按人家的規矩辦，花錢也得按人家的規矩辦，甚至不花錢也得按人家的規矩辦：辛辛苦苦掙了點錢，然後呢？還得聽人家的：買美國國債？存美國銀行？買美國股票？人民幣升值？房地產投機？一大堆規矩，一大堆陷阱，叫你沒錢頭疼，攢了點錢照樣頭疼。雖然外彙儲備世界第一，卻左右為難，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動不動就賠上千億——掙錢、花錢、存錢、玩錢的規矩全是人家定的，主動權全在人家手裡，不管你怎麼跳都跳不出人家的手掌心。人家管著規矩，有票子占你的便宜，沒票子還占你的便宜。你欠他的時候你吃虧，他欠你的時候還是你吃虧。他可以打白條、印票子、金融風暴、貶值賴賬隨心所欲，哪種情況都吃不著虧，而你哪種情況都占不著便宜——明白西方國家是怎麼實現又有“富人”又有 “富裕社會”的了吧？中國有人給這種“全球化”的“補貼”嗎？就憑那可憐的半文錢，能實現“富裕社會”嗎？

讓一個社會“人人富裕”行得通也做得到。讓一個社會人人“富人”則行不通也做不到：邏輯混亂不說，社會承受不起。地球承受不起。西方國家有“全球化”的“補貼”，才能既有“富人”又有“富裕社會”。中國在“全球化”中只有“補貼”別人的份，沒人來“補貼”中國，所以中國沒辦法實現既有“富人”之“富”又有 “富裕社會”。有“富人”之“富”就沒有“共同富裕”之“富”。有“共同富裕”之“富”就沒有“富人”之“富”。只有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裕”之 “富”才能堅持公有制為主，才能實現整個社會和諧富裕，才能避免走向社會分化、矛盾對抗。把“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則必然摧毀公有制，必然實現無制約的私有制，必然造就大批窮人，必然造就貧富對立，必然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分裂社會，必然引發越來越激烈的階級鬥爭，最後必然形成對抗性矛盾。

只要不是貪官，從理論上講不管官多大也只能靠工資吃飯。一個社會如果推崇“富人”之“富”，那只靠“死工資”吃飯的就會被視為“次等”，當官的也不例外。作為離不開“威信”二字的官員，手裡有權而又低人一頭，這能讓人心理平衡嗎？在這種大環境下能保持心理平衡、無動於衷的能有多少？而“富人”既成了社會的主流，你能指望他們當真尊重只靠工資吃飯的人嗎？不管是部長省長還是司令政委，在“富人”眼裡都不過是掙工資的“打工族”、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的一類。“富人”盡管為了需要可以花高價向官員行賄購買權力，但心裡明白：這跟花錢買娼妓沒什麼兩樣。也就是說，在一個推崇“富人”之“富”的社會裡，單純靠工資吃飯的官員是被瞧不起的：社會主流——“富人”從心裡瞧不起他們，只是利用他們。他們要保持心理平衡就只有三種選擇：1、堅持操守，無動於衷。2、也當“富人”——既當官又當“富人”。既然只靠工資吃飯就當不成“富人”，那就只有利用權力貪贓枉法。3、我當不成“富人”也不會給你好氣受，有機會就利用手裡的權力給你點顏色，叫你不敢小瞧我。——不管怎麼“制約權力”，你也沒辦法制約這“心病”。——“心病還須心藥醫”。這種“心病”在“共同富裕”的社會中就不存在：大家志同道合，地位相當，平等相處，沒什麼想不開的。所以推崇“富人”之“富”的社會想讓權力機構清廉有效、平等尊重“富人”與其他人幾乎是不可能的，杜絕貪污受賄和濫用職權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把 “致富”之“富”解釋成“富人”之“富”說穿了是為了自己當“富人”，為自己一家子巧取豪奪找根據。一個說：“以私有化為綱”。一個說：“資本家代表‘先進生產力’”。一個說，要學會“科學”地壓榨，不要“殺雞取卵”、“竭澤而漁”、一錘子買賣，而要“細水長流”、“可持續剝削”、世世代代不斷線。“三結合”到一起，就湊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絕對排斥毛澤東思想的“私有化特色理論體系”。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於“准戰爭年代”，在沒有取得“隱形世界大戰”的勝利、衝破冷戰的包圍、為中國創造出和平環境之前，無法把“富裕”提上日程，所以老百姓的日子相對而言確實較苦。但那是戰爭年代的那種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必須的苦，是戰爭的代價，也是戰爭勝利的需要——如果戰爭年代的中國出現了“富人”，那才豈有此理呢——但毛澤東時代堅持走的路是“共同富裕”——“富裕”之“富”。只要在冷戰結束和平來臨後按照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就必然是人人“富裕”——沒有“富人”，但也沒有窮人，更不是“窮人國”。——茅於軾說“打倒了富人就只剩下窮人”，這是玩弄文字概念游戲故意騙人。只有“富人”之“富”才會有窮富對立，非此即彼，非“富”即“窮”。“共同富裕”之“富”就不存在“不富即窮”。

——“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分兩部分：已經經歷了的和尚未來得及經歷的。前一部分是“准戰爭年代”，後一部分是“共同富裕年代”。前一部分是後一部分的必要准備。所謂“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只能是指已經發生了的那部分，即“准戰爭年代”。平白無故讓和平年代的人過戰爭年代的生活，當然誰也不會願意。但人們的主觀願望是一回事，事物的客觀發展規律則是另一回事。如果將來某一天中國被迫處於戰爭狀態，那就不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願意也是那樣，不願意也是那樣。在那種情況下，是願意像毛澤東時代那樣人人平等、齊心協力、為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奮鬥，還是願意像國民黨時代那樣“前方吃緊、後方緊吃”、貪污橫行、物價飛漲、多數人飢寒交迫、流血拼命而少數人作威作福大發戰爭財、國難財、人命財？讓你吃苦流血拼命以便讓別人躲在一邊享福斂財，你願意不願意？那時還會說“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之類的諷刺話嗎？

既然口口聲聲“你們想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那就是說不願意回到“毛澤東時代”已經發生過的那部分了。也就是說，不願意中國處於戰爭年代或准戰爭年代了。但堅持“富人”之“富”已經使中國社會貧富劇烈分化，社會矛盾持續激化，正走向全面對抗。各種利益集團無視國家利益，肆無忌憚內外勾結禍國殃民。“政令不出中南海”，各路諸侯自行其是，對中央陽奉陰違。“人權高於主權”意識大行其道。民族凝聚力遭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如果一意孤行，沿這條路一直走到黑，那社會撕裂、國家分裂、爆發內戰是免不了的。那時就只能靠毛澤東的一套來收拾殘局了。這不反而實現了“回到毛澤東時代”了？主觀上拼命想避免的東西客觀效果上卻是在為其變成現實而創造條件——這就叫“適得其反”，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只有按毛澤東的主張，堅持公有制為主、私有制為輔，認同“富裕”之“富”而不認同“富人”之“富”，那才能避免中國社會的崩潰，自然也就不存在“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問題。——不是“倒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而是“前進走向毛澤東時代”——走向當年的“毛澤東時代”尚未來得及實現的那部分：“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