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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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畝產萬斤”評價一下思聞和天父的材料

數　學

2007年12月10日


天父上了一個帖子，名字叫《【毛澤東】在畝產萬斤時在干啥？》。當然，天父的觀點傾向於畝產萬斤，共產風等錯誤，主要是劉少奇的錯誤。而思聞來了一個反擊，他也上了一個帖子《【毛澤東】在畝產萬斤那年干了啥？》當然，思聞是認為毛澤東應當為畝產萬斤，共產風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我看了天父的帖子，也看了思聞的帖子。本帖子站在中間立場，分析一下兩個人的帖子的內容。而且，盡量假定兩個人的帖子是對的，符合歷史事實的。

首先，人民日報報道畝產萬斤失實的過程的日期序列是：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平均畝產達到2105斤。1958年6月12日，又報道該社放出的第二顆“衛星”，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達3530斤。1958年6月16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谷城縣星光社王明進試驗田的小麥畝產4353斤。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谷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4689斤。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2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報》報告福建省閩侯縣連阪農業社2.6畝早稻試驗田畝產5806斤。1958年7月25日，新華社報道，江西省波陽縣桂湖農業社干部試驗田早稻畝產9195斤。1958年8月13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麻城縣溪建園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36900斤。1958年9月5日，《人民日報》報道廣東省連縣1.73畝中稻畝產60437斤?

截止1958年9月25日資料，小麥畝產最高數是青海柴達木盆地賽什克農場第一生產隊的8586斤，稻谷畝產最高數為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那麼，這個錯誤是誰有責任呢？如果以我這麼個中間人的態度，我就會認為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有責任。因為這兩個人都說過一些過頭話，比如思聞摘的：

“1958年9月5日，毛澤東說：“鋼鐵明年可能超過2千萬噸。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15年計劃，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381頁）”

而天父摘的：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既然摘的是人民日報，看來也不會假，說明劉少奇當時也相信畝產可收120萬斤。

因此我認為，給劉少奇或者毛澤東作無錯辯護，都是不通的。毛澤東也是人不是神，無可能不犯錯誤，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剛剛建立才兩年，不可能對社會主義社會有充分的了解，也要通過實踐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當然，劉少奇也一樣。

但是，我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成功，並不在於他從來不犯錯誤，而在於他一旦發現錯誤，就要糾正。

那麼，從上面的日期知道畝產萬斤的謊言大約從六月開始，持續到了9月25日。那麼什麼時候糾正的呢？什麼時候開始不提畝產萬斤了呢？是誰率先發表了言論糾正這個錯誤的呢？這才是歷史的一個重要課題。

我認為，到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上，正式糾正了畝產萬斤的錯誤，共產風的錯誤。請注意這個會議開了有十二天，如果是一個專制的會議，怎能開如此長的時間？我當然能夠想到有許多的爭論。這個全會通過了一個《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可以說是專門針對共產風的，摘引其中的兩段：

“應當著重指出：在今後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以及國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間的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因為它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有計劃地進行的，而不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無政府狀態地進行的。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

這就是在否定“共產風”，但是這裡面批評的“有些人”究竟是誰？我從理工科思維的角度講，那是一個“我不知道”。是毛澤東嗎？如果這樣，能不能認為八屆六中全會對毛澤東的一些想法進行了嚴厲批評呢？

這個決議還決定要對人民公社進行整社，整社的辦法呢？這個決議中寫道：

“在進行整社的時候，首先要求領導干部認真地進行自我批評，虛心地聽取群眾的意見，在這個基礎上，放手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貼大字報，表揚好人好事，批判壞思想壞作風，總結經驗，明確方向，開展一個深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運動。”

但是還是來談個人責任吧。我注意到了天父的帖子中有毛澤東在1958年糾正共產風的一系列動作和講話。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思聞也應當尋找一些有關劉少奇在1958年糾正共產風的一系列講話，最早的時間是什麼？如果劉少奇糾偏的講話要早於毛澤東的糾偏講話，倒也可以認為是劉少奇率先發現了共產風的毛病。甚至也可以同時找一下彭德懷最早糾偏的講話。因為上面已經提到了八屆六中全會，還在1958年就糾正了共產風，那麼彭德懷為什麼在1959年的夏天還那麼大的火氣？而在歷史的宣傳上怎麼就講成了是彭德懷在1959年才開始的糾偏呢？

這些我都感興趣，但是事先不預設立場，再看二位提出新的證據吧。

再說一遍，就是我認為擁劉方缺少劉少奇在1958年末糾偏的講話。只是知道約在1959年還是六零年以後，有過一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但是這個說法並不是理論上的說法，劉少奇有沒有輔以一系列理論上的研究和糾偏？比如說，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共產風為什麼不對的研究？這一點還需要思聞提供進一步的材料。


毛、劉大躍進前後言論對比錄





資料來源主要為網上《毛澤東力糾五風》一書，該書引用的是當年的報紙和文件等第一手資料，以及吳冷西等人的回憶。部分資料來源為薄一波的書。資料來自不同的段落，以A、B、C、D等分開。

——黃嶺峻

一、躍進前及躍進初（1958年8月以前）

甲、劉少奇的有關言行及相應報道

A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毛澤東講話時，也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按：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的道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1頁－－筆者注）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劉少奇在談話中把托兒所、公共食堂等這樣一些生活服務組織視為“大家趨向共產主義”。他提倡家務勞動社會化、解放婦女勞動力、辦食堂、托兒所、洗衣房等服務性事業。他說：“可以搞很多事業，像空想社會主義者所說，小孩子多大年齡就到什麼地方去，到處有花園，老人有養老院，還有戲院、小學、圖書館、電影院……搞得好可以達到這種境地。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

B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按：當時搞農業合作社小社並為大社，有的包括工、農、商、學、兵內容，但還沒有“人民公社”的名稱，劉少奇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筆者注）。“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他還作了解釋，“不能搞單打一，現在農業合作社已經開始辦工廠、商店、銀行、服務事業、洗衣房、食堂、學校，都歸它。以後就在工廠、農村、學校發槍操練，工農商學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後，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

C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工廠要辦食堂、托兒所、洗衣店，辦學校、辦農場，發點槍給大家操練。總之，工農商學兵全都自己干。”又說： “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幾年就好了。現在苦干幾年很有必要，不然過不了關，苦干幾年就不那麼落後了。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麼大嘛！不計上下班，干完就算數，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說：“一是黨的領導，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D

1958年7月19日，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提出：“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頁）

E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省壽張縣視察，報道說：“少奇同志還非常關心共產主義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現。他說，現在有的地方組織了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等等，使家務勞動社會化。”（1958年8月4日《光明日報》）

F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趙雲山、趙本榮《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始末》《黨史通訊》1987年第六期）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立即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立公社，樹木歸集體，房屋也由公社統一分配，社員實行工資制，社員和干部大搞實驗田，計劃一畝山藥產120萬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千斤。這些將要發射的衛星莊稼，是在邁向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飄揚的鮮明耀眼的紅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豎起這樣的紅旗。試想想，一個二分地沼氣山藥堆就得花去成百個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計算，這除了幾萬人的人民公社，那一個普通農業社能夠辦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頌》1958年9月1日《人民日報》）

G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報道說：少奇同志在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3萬至5萬斤的玉米，3萬至5萬斤的谷子，30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15000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這一講話一傳出，全國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千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為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假報導的豐產數也由畝產幾千斤一躍報道畝產數幾萬斤，都順著劉主席的愛好大膽地吹起來了。

H

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今年壽張縣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5萬斤、10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谷子，這樣高產的指標，當地干部和群眾，講起來像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8千斤、7千斤，提5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的根本沒有人提了。”（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乙、毛澤東同期的言論和中央的決議

A

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期間，毛主席找我談話，毛主席說：“河南提出苦戰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滅文盲。遼寧要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自給）。我懷疑是錯誤的。河南提出今年辦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報。人民日報硬是要卡住。否則這個省登，那個省登，大家搶先，搞得天下大亂。一年完成不登報，兩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報。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我就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余地。”毛主席說：“現在報紙報道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定指標要留有余地”（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63、64頁）

B

1958年4月中旬，在武昌會議期間，毛主席專門找我就人民日報的宣傳問題做了五點指示（吳冷西：《憶毛主席》）：

1

近來報紙的宣傳反映實際不夠，但也有不實之處。如指標、計劃講得過頭了。現在要調整一下，要壓縮空氣。鼓干勁的話要講，但不要華而不實。

2

報紙在宣傳的時候要慎重，比如說綠化，不能說種一些樹就是綠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飛機上看到湘南、粵北那樣郁郁蔥蔥才算綠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說一年實現的，有的說三年實現的，其實都不能叫“化”，只是改變一些面貌。又如說“四無”，應當相信可以實現，但也不是一兩年或三五年可以實現的。一個 “化”，一個“無”不要隨便宣傳已經實現了。即使訂規劃、提口號，也要留有余地，在時間和空間上說得活一點。否則，說一年或兩年完成，那不是以後沒事干了嗎？要留給後代子孫一些事做。現在說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其實只是初步改變面貌，能否做到還得看一年。

3

報紙的宣傳要搞深入、踏實、細致。我們講多快好省的方針，報紙上不能只講多快，不講好省。我們是講好大喜功的，大而無功，其實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實就是無功。報紙對一些問題，要由小見大，要把許多雜亂無章的事情加以概括，從理論上把事情說清楚。報紙的評論，應帶理論色彩，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質，抓住了規律。這樣把綱提起來，才能使干部和群眾方向明確。意識形態上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就在這裡。

4

現在全國出現高潮，出現許多新鮮事物，但也魚龍混雜，泥沙俱下。記者、編輯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對眼前彩色繽紛的現像做出政治判斷，有遠見卓識，這不容易，但應努力做到。

5

報紙的問題帶有普遍性，不僅人民日報存在，省報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開全國報紙的總編輯會議，討論新聞宣傳如何改進。此事要告訴陸定一同志，並報中央書記處。（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見辦了。後來陸定一同志說，夏天太忙秋後再說）（吳冷西：《憶毛主席》70、72頁）

D

毛澤東說：我們爭取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些時間，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上趕上或超過英國（中國確實在鋼鐵產量上，用十五年的時間，在七十年代初超過了英國。見薄一波的書）（劉少奇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兩年三年就行。明年後年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劉少奇講：我國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勁這麼大嘛！）

E

毛澤東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業、農業、商業、學校、民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劉少奇說：共產主義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淨種地，做工的淨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兵學商。）F毛澤東說：公共食堂、托兒所等社會性的服務組織，過去已經有了。（即在舊社會的中國、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經有了，不是什麼新鮮事……。）（劉少奇說：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是共產主義生活方式的萌芽。）

二、在大躍進中、後期（1958年9月以後）的言論比較

甲、劉少奇的言行和當時的報道

A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業發展布局”的“規劃仍有些毛病”，於是引用孟子的話“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精辟地說明了生產計劃安排的復雜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這裡公社社員要求實物加貨幣的工資制以後，也同樣用孟子上述的話，指示縣委，必須慎重考慮實物加工資的比例，以便滿足社員們，復雜的生活需要。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縣委按照《禮記》上面的話，修訂規劃，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報道說：少奇同志還指示縣委對全縣工、農、後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筆細賬，又引證《禮記》上面的話“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野，則財恆足矣！”讓縣委根據上述細賬，設法使非生產人員和非生產時間盡量減少。第三，少奇同志指示縣委要發展高中，以作為發展大學的後備；並且建議省委解書記幫助徐水大學解決三兩個教員。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學和縣科學研究所共有一部分儀器設備以後，指示說：好呀！你們慢慢地就會辦成正式大學，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許比那還好呢！第四，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希望大家努力，爭取早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干勁，都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贊揚。第五，少奇同志還對徐水全縣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作了許多美妙而寬廣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由於少奇同志做了許許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視察時，徐水縣已經實現了“一縣一社，縣、社合一”。一縣一社，即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原來各社隊的收入統一交縣，支出統一由縣核撥，供給標准，工資水平全縣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經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某些殘余，徐水全縣沒有一個小商販，他們全部實行了供給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見》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青年一代不懂什麼叫“共產風”，不知道什麼叫“窮隊和富隊拉平”，“搞平均主義”，“刮共產風”等等，看了劉少奇在河北徐水縣搞的“共產主義公社試點”的經驗情況，看了李先念的簡要介紹，就略知一二了。

B

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月24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為題目報道了這一重大新聞。這是當時辦人民公社亟待解決的問題，因為劉副主席在9月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強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那麼，要創造那些條件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呢？人民日報將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的指示，提綱式的歸納為以下幾條：

——每個人都應當參加體力勞動；

——對小孩子必須強調社會教育；

——要由低級到高級實行供給制；

——工廠辦半工半讀到大學；

——工廠也可以實行半供給半工資；

接著人民日報詳細的報道了少奇同志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

第一，使社會上所有有勞動能力的人都進行勞動，特別是體力勞動。每個人都應當擔負起力所能及的勞動，體力勞動是搞吃穿的，每個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負擔，別人就要加重負擔。少奇同志特別強調說，毛主席說過，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這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必要條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兒園、縫紉廠，把婦女從家務勞動解放出來，參加生產。（按：在這之前，劉少奇把辦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紉組放在第一條，說它是“共產主義萌芽，現在放在第二條，把它當作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條件之一了。——筆者注）

第三，要搞技術革命，我在河北看到兩個小高爐煉鐵廠，一個廠要五百人砸礦石，另一個廠一部礦石粉碎機解決了問題，搞技術革命就能節約大量勞動力。

第四，改進社會的勞動組織，也能節省很多勞動力。（按：這條很要緊，現在報紙上只登一句話作提綱，到19日，少奇同志視察江蘇時就具體闡述了。－－筆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術水平和文化水平。

報道說，少奇同志十分稱贊河南的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當吳芝圃談到許多公社都實行供給制時，少奇同志說：這要由低級到高級，一半供給，一半工資的做法是很好的。報道又說：少奇同志說，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辦法辦工廠、辦教育。他說，你們建立新工廠，不要照搬老工廠那一套，目前，公社實行勞動工資加獎勵，除了吃糧食等以外每月發幾塊錢，社員就高興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這樣做，那麼按這個辦法，工廠為什麼不可以呢？工人也是農民，農民也是工人，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呢？新工廠也可以辦學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這裡上課，一個工廠就是一個高中。一天讀幾小時書，做幾小時工，工廠即是學校，學校即是工廠。半工半讀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學。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時勞動，二小時上課，要比較穩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學畢業，這樣學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將來出來，即是大學生，也是技術工人。這也是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條件。《人民日報》報道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裡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彙報，並作了重要指示。”具體作了哪些指示報道沒有具體講。但從毛澤東1958年10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裡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後果：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

C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

D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報》）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又大談“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及培養人民共產主義精神”問題“如何建設美好的共產主義生活呢”？

劉少奇指示“應該做好五件事”：第一，要使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第二，徹底把婦女從繁瑣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第三，大規模地進行技術改革，改革各種勞動工具，提高勞動效率；第四，改善社會的勞動組織，例如，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轉變成規模較大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農村勞動組織大進一步的改進，這種改進，大大有利於農村勞動力的調配，大大有利於農村生產的發展。又例如，實行鄭州提出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即使女人能做的事不再由男人去做，使老人能做的事不再由青年和壯年去做，以使男女老少能夠各自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第五，發展多面手，一人多藝，提高勞動者的文化技術水平。做好這五件事，不僅可以解決勞動力緊張的困難，而且將會使整個社會的勞動制度，勞動組織發生根本的變化。

乙、毛澤東同志同期的言論和中央的決議

A

毛澤東說：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但即使根據現在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按：指山東壽張縣。劉少奇7月14日到那裡視察，作了重要指示後，他們提出“苦戰三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口號，詳見吳冷西《憶毛主席》137頁）不知天高地厚，說什麼苦戰三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裡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麼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劉少奇，下同）要“窮過渡”，這樣的共產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澤東又說：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鬥米道”，農民交五鬥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談到這裡，毛主席很動感情地說：反正我不准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毛澤東強調：“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劃清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還說：“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准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並沒有說到那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指劉少奇）頭腦發熱，想搶在赫魯曉夫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頁。以下應用簡稱《憶毛主席》）

B

毛澤東1958年10月對田家英、吳冷西說：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於：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並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你們這次下去調查要帶兩本書，一本是中國人民大學編輯的《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本是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出發前要把這兩本小冊子通讀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學編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這麼辦。毛澤東鄭重地說，他的意思不是要我們搞本本主義，按圖索騾，對號入座，也不是要我們照本本宣傳，而是想使我們對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說過什麼有個大致的了解，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道聽途說，人雲亦雲。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毛主席還交代，下去調查時不要各級領導作陪，要找生產隊長就找生產隊長，不要公社書記，大隊長參加；要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干部參加；要找縣委書記也只請他本人來談，因為人多了談話就有顧慮（同級干部如此，上級干部更加如此），找群眾談話時要有各個階層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農的態度。還可以找下放干部談話，他們可能顧慮較少。總之，要了解各種人的想法。助手中可以選一兩個女同志，那樣，同農村婦女談話比較方便。他吩咐我們下去不要張揚。我帶的一組用新華社記者的名義，田家英那一組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吳冷西：《憶毛主席》）

C

毛澤東聽取了田家英和吳冷西調查劉少奇去過的七裡營等地回來後的實情報告後，發表評論說：〈一〉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 “按勞分配”毛主席談到一縣一社時提出，一縣一社太大了。縣委管不了那麼多具體事，而且全縣各地生產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損害富隊富社的積極性。我們現在還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按勞分配。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就干，一切不利於發展生產的就不干。供給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強管理，粗細糧搭配，干稀搭配，農忙農閑不同，要學會勤儉過日子，不能放開肚皮大吃大喝，那樣肯定維持不下去。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業，不要采取“包”的辦法，量力而為。延安時期搞供給制，是屬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辦法，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能作為分配方式的榜樣，所以全國解放後，就改行工資制了。

〈二〉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談到修武縣的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說，修武不同於鞍鋼，產品不能調撥，只能進行商品交換，不能稱謂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體所有制。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一起，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表明他實際上是不贊成搞全民所有制的，縣裡的產品不能全部調給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為一縣之長，不能不慎重考慮，尤其是國家對縣，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證按照縣裡的需要調撥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遇到災年更加不能保證，這也是明擺著的。他提出的問題使我們想到：如果生產力沒有高度發展，像北戴河會議關於人民公社決議中指出的，產品極端豐富，工業和農業都高度現代化，那麼，生產關系上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從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這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

〈三〉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當我們彙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主席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凡是這樣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眾起來造反。這些干部頭腦發昏了，怎麼共產黨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還是一家人大、中、小結合的好。（按：所謂搞“集體住宿”即劉少奇的“男女換班”“老少換班”的做法，把男女老少分別編班集體住宿，“搞軍事化生活”，“以便男女老少各自能夠擔任自己力能勝任的工作”，就是共產主義“家庭革命”的辦法，這就是劉少奇鼓吹的主意——筆者注）

〈四〉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談到群眾大煉鋼鐵的干勁很大，地裡莊稼沒人收時，毛主席說：1070萬噸鋼的指標，可能鬧得天下大亂。從北戴河會議到年底只有四個月，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麼得了？這次鄭州會議要叫大家冷靜下來。（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頁）吳冷西回憶說：1958年11月6日，毛澤東特意找我專門指示：“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天天作報道，發表議論，尤其要注意頭腦冷靜，要當促進派”。還說，他對報紙宣傳有一點意見，過幾天空一點了再談。（吳冷西：《憶毛主席》104頁）

D

1958年11月22日，毛澤東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宣傳報導，找吳冷西長談，吳冷西回憶道，毛主席說：“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做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壞話，不讓講怪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是好事，但浮誇風就不好。”毛主席強調，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報道什麼。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理。毛主席說到，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等報道方法，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浮誇，這要引以為戒。毛主席講了上面這些話後，又歸納為三個意見。他說：

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相，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誇、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做詩寫小說，不能憑想像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

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加上的。當時的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按：毛澤東的意見非但不聽，就連寫上中央《決議》的話也敢刪掉，可見這位政治局委員非同一般，實權在毛之上——筆者注）

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腦發昏，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毛主席說：“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說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誇成分呢！即使真的有那麼多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毛主席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清醒，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雲亦雲，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到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後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要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這也是思想方法，是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這時毛主席指我說，——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吳冷西：《憶毛主席》108－113頁）

E

毛澤東召開一系列重要會議采取一系列措施力糾“五風”

第一節

鄭州會議1958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以後，從9月開始，毛澤東相繼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覺在人民公社運動中，由於受劉少奇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和他在河北、河南等地鼓吹“窮過渡”等講話的影響，出現了一大堆混亂思想。有許多人急於宣布向共產主義過渡，急於實行全民所有制，主張消滅商品經濟等等。針對這種情況，他於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加的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著重研究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種種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講話，帶頭提出了一些糾正“五風”的意見：

一、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制。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混淆兩種所有制的思想情況，毛澤東為會議安排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他在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這兩條線一定要劃清，不能混淆。他也肯定人民公社的性質，目前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毛澤東反復強調要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制的原則界限。對於澄清混亂思想，遏制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積極作用的。（毛澤東以上講話內容，見他4日和10日講話稿）

二、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要大發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批評劉少奇和陳伯達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經濟的錯誤觀點。他說：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商品的差別，沒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的。10日，毛澤東在會上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些同志讀馬列主義書時是馬克思主義，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的36條 ——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他說：有一些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要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品，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要看它同什麼經濟聯系，商品與資本主義聯系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系，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毛澤東11月9、10日在鄭州會議上講話文稿）

三、實事求是，不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毛澤東提出，要把改進干部工作作風，注意工作方法當成重點。他強調：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說謊，人民是騙不了的。他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專門加了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干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對工作中的成績和缺點要采取老實態度，反對虛報成績，隱瞞缺點。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

四、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澄清混亂思想，統一思想認識。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另一本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他在信中寫道：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予澄清。（毛澤東：《關於讀書的建議》1958年11月9日）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中，反復倡導讀馬列的書，力求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武裝黨員干部的頭腦，以統一思想和行動，這是一種高屋建瓴的領導藝術。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二是《鄭州會議紀要》，後改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准備文件的會議。”由於當時中央領導層許多人對於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嚴重性還缺乏足夠的認識，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五風”錯誤開了一次頭。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①

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②

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毛澤東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准備。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一條線劃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它問題以此類推。盡管毛澤東辛辛苦苦力糾“五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進行耐心的溝通，然而他們在意麼？沒有。鄭州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照樣利用人民日報鼓吹浮誇風。

11月21日，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共產風”、“高指標風”，他們照舊鼓吹，有增無減。

第二節

武昌會議為繼續糾正“五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關於糾正“五風”的意見，有以下要點：

一、批評搶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再次肯定我國現階段的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說：現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劉少奇），我看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經驗，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了9年。現在一吹，吹得那麼厲害，想當先鋒，這不是頭腦發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對的規律性，從量變到質變要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說過渡就過渡。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不但要具備有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而且還要有國際條件，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

二、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毛澤東在21日的講話中指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麼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說他沒有道理，總有兩個可能性，要麼亡，要麼不亡。他說這一句，在我腦子裡頭，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人民公社究竟怎麼辦才好？經過這次討論，如果是多數人，比如十個人裡頭有六、七個人，都說那個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顯然，毛澤東是要集思廣益要大家出主意想辦法，認真研究如何辦好人民公社。

三、強調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就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余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他說：“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要減輕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五百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多少人力財力，這樣一來，我看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要不要搞那麼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明年3000萬噸鋼（按北戴河會議決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3000萬噸——筆者注），究竟要不要定這麼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陣，會不會死人？這次會議要唱個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緊，有斷弦的危險。”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裡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麼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辦法，把指標減低？”他還說：“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要做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以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按：毛澤東這裡講的“你”、“人家”、“別人”指的是劉少奇）由於當時許多領導干部頭腦發熱，武昌會議壓縮工、農業生產主要指標仍然偏高。但毛澤東在會議上講的這些話，確實反映了他當時要求壓縮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心情。

四、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要求經濟事業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反對作假的問題，他強調提出：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他要求人們講老實話，說現在有一種空氣，只許講成績多，臉上有光，得到獎勵。要講實話，比如講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後面，這是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要生在後面的。（毛澤東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

五、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提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些人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但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人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六、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余，現在還有用，不能破除，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高過大的懸殊、貓鼠關系，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反得越干淨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還帶有一點強制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

第三節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審議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給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從理論上和政策上闡述了一系列重大問題。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五風”錯誤的認識成果。

一、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接著《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決議》中的這些精彩文字都是毛澤東修改時加進去的，是專門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的社論以及劉少奇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而進行的批評。為使讀者研究，現將毛澤東在《決議》中加進去的文字轉錄如下：“必須指出，集體所有制對於今天的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發展，仍然有它積極的作用。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遲早，取決於生產發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覺悟水平，這是客觀存在的形勢，而不能聽憑人們的主觀願望，想遲就遲，想早就早。因此這個過渡只有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全國範圍內分期分批地實現。如果看不到這些，把成立公社和實現全民所有制混為一談，過於性急，企圖在農村中過早地否定集體所有制，急忙地改變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適當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每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和相當復雜的發展過程，而在這整個過程中，社會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經濟上發展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共產主義的分配制度更合理，但是，這只有產品極大豐富了以後才可能實現。沒有這個條件而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就會妨害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就不利於生產的發展，不利於社會產品的增加，也就不利於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因此，在人民公社社員收入中，按勞分配的工資部分，在長時期內，必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促進社員勞動的積極性，也為了使社員在生活中的復雜的需要比較容易滿足，公社必須努力使社員所得工資逐步增加，並且在若干年內，必須比供給部分增加更快。即使已經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後，由於社會產品還沒有豐富到足以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在一個必要的歷史時期內，仍然將保留按勞分配的制度。企圖過早的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無論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只有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狀況才會引起生產關系的某種改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同志們要記著，我國現在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是很低，苦戰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全國的經濟面貌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改變，但是那時離開全國高度工業化，全國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的目標，還將有一段不少的距離：就是離開社會產品大大豐富、勞動時間大大縮短、勞動強度大大減輕，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而沒有這些，當然就談不到人類社會的更高發展階段——共產主義。因此，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們心目中的標准。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了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1958年12月人民日報有關劉少奇的“窮過渡”、“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論調，請參閱本論著前面的有關文章）

二、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必要和重要性。《決議》提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原則問題，必須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的“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的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的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

三、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越做越細致，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像。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把握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盡管毛澤東一再強調“壓縮空氣”，降低生產指標，但會議通過的《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規定的糧、棉、鋼、煤等四大指標仍然偏高。如鋼的產量由2700——3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左右，仍沒有足夠的能量抵抗劉的熱情並降到應該的合乎實際的數字。全會期間，毛澤東於12月1日，撰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在寫到事物的兩種可能性時指出：虛假的可能性同現實的可能性又是兩件東西，又是統一性的兩個對立面。衝天干勁是熱，科學分析是冷。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願做分析，只要熱，是不利於做領導工作的……。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對繼續糾正“五風”提出了以下意見：——對“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的口號有懷疑。毛澤東指出：“本來是苦戰三年改變農村面貌，但是後頭不知道那一天就推廣到全國去了。我的意見就是說，我對這個口號有懷疑，苦戰三年基本上改變農村面貌，我曾經是有懷疑的，在4月武昌10個省委書記開會的時候，我提出過這個問題。我說，可以不可以改為苦戰三年，初步改變農村面貌。把這個基本改變全國面貌的口號時間拖長一點，無疑是當機會主義，這樣的機會主義我很願當，當了有味道。”——指出圍繞人民公社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這個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毛澤東在講到黨內外爭論時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我看，大概可能有幾十萬干部對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性急了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作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面的，就是說，不要太急，太急了沒有好處。”——要求做到計劃要留有余地，讓群眾的實踐超過計劃。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對立統一學說，在我們國家1958年有一個很大的發展。他說：“現在要搞一個空氣壓縮機，把空氣壓縮一下，我們腦子裡的空氣還是那麼多，但是，壓縮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計劃要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我看這也是一個辯證法的問題。”——強調要估計人民公社和人民政權存在著鞏固和垮台的兩種可能性。毛澤東指出：“鞏固和垮台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他說，我倒是借這個機會講一下這些倒霉的事情，無非是人民公社垮台，共產黨垮台、崩潰、分裂，剩下一些游擊隊。他強調：不過，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基本規律管著，就是說，我們這些倒霉，盡管怎麼樣，總是暫時的，就整個說，是局部的。帝國主義、世界上的資產階級，一定要滅亡，是永久的，以後就沒有了。而社會主義事業，有損失，有失敗，因為我們搞的不好。那種挫折、那種分裂、那種失敗，甚至滅亡，都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就人民公社問題說起的一方面，他希望人民公社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面他又擔心人民公社垮掉，或者要作垮掉的思想准備。他進而引發出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發展的兩種可能性的論述，反映了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者的深邃認識和鄭重態度。毛澤東這番話是在三十多年前說的，然而，對於我們今天正確看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挫折、失敗，仍然具有震耳發聵的指導作用。

第四節

第二次鄭州會議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以後，1959年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發現八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的關於糾正“共產風”的決定精神並未貫徹，“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像仍然相當嚴重。於是，毛澤東於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專門研究糾正“共產風”的問題。在會議中，毛澤東對“共產風”進行了更嚴厲的批評。他說：“從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後，刮起了一股共產風，主要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三是豬、雞、鴨、（有的部分，有的全部）無償歸公社，還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鍋、碗筷等無償歸公社食堂，還有大部分自留地歸公社……。這樣一來，共產風刮遍全國。他批評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這是不允許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都還采用贖買政策，怎麼可以無償剝奪農民的勞動成果呢？這樣做，實際是搶產，沒給錢，不是搶是什麼？這樣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右傾機會主義（按：當時如果誰反對劉少奇推行的‘共產風’就被他們批判為右傾，所以毛澤東這樣說——筆者注），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為了引起大家重視，在3月5日的發言中，毛澤東嚴厲的批評說：“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向富隊共產。舊社會謂之賊，紅幫謂之搶，青幫叫偷，搶和偷的科學名詞叫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他把‘共產風’上綱為‘左’的修正主義，冒險主義。他批評說：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會議時，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已弄清，但根本不執行，等於放屁。”毛澤東講的這些話，顯然是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拒不執行武昌會議精神和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的批評。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他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進一步解決“共產風”問題。

一、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毛澤東說：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部，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他強調，目前人民公社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有極大的重要性。這就有力的批評和糾正劉少奇所鼓吹和推行的，一律實行公社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錯誤做法。

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分析一平、二調、三收款的現像後，指出：“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過頭熱是不對的。”為糾正這兩種傾向，他提出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指標，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按：劉少奇搞的則是：全社統收統支，統一核算，共負盈虧，各大隊、各小隊的收入統一交公社，支出由公社統一核發，供給標准、工資水平公社基本一致——筆者注）

三、指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指出：“公社化後刮起了‘共產風’，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厲的批評這種行為是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在共產黨內絕對不允許這樣做。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我們怎麼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他在一個文件批語中指出：這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想行為。”（毛澤東1959年2月28日對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

Ｆ

為反“五風”，毛澤東向省、地、縣、社、隊致公開信（《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於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輕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准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產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裡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地，不勝光榮之至。

三、遇到困難後（1960年以後）的言論比較

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毛澤東同志同期的言論“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薄一波）“1958、1959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薄一波）“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

四、在七千人大會上

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在大躍進期間的一線領導人劉少奇講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月30日毛澤東在會上就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作了重要講話，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承擔了責任。

2月6日下午全體會議上，鄧小平講了黨的工作問題，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

周恩來講了國內經濟問題，從國務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評，對幾年來的問題承擔了責任。


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許多人避而不談商品和商業問題，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產主義似的。人民公社必須生產適宜於交換的社會主義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個人的工資。在生活資料方面，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現在我們的經濟學家不喜歡經濟學，蘇聯也是這樣，認為誰說到價值法則誰就不名譽似的，表現在雅羅申柯寫的一封信上。這些人不贊成商品生產，以為蘇聯已經是共產主義了，實際上還差得很遠。我們搞社會主義只有幾年，則差得更遠。

列寧曾經大力提倡發展商業，因為蘇聯那時城鄉商品流通有斷流的危險。我們在一九五○年也曾有過這種危險。現在運輸情況不好，出現半斷流的狀態。我看要向兩方面發展:一是擴大調撥，一是擴大商品生產。不如此，就不能發工資，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豬報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億斤糧食，最多是七千四百億斤，把七千四百億斤當數，其余一千六百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實事求是。

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這本書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過去看，不感興趣，現在不同了。這三章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講商品和價值法則，你們有什麼看法?我相當贊成其中的許多觀點，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認為在蘇聯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在我們國家就不同，生產資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把農業機械賣給合作社。

進入共產主義要有步驟。我們向兩方面擴大:一方面發展自給性的生產，一方面發展商品生產。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這方面，斯大林講了許多理由。商品生產有沒有消極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比印度、巴西還落後。印度的鐵路、紡織比中國發達。去年我們生產糧食三千七百億斤，其中三百億斤作為公糧，五百億斤作為商品賣給國家，兩項合起來商品糧還不到糧食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很不發達，例如茶、絲、麻、煙都沒有恢復到歷史上的最高產量。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否則公社發不出工資。例如河北省分三種縣，一種只夠吃飯，一種需要救濟，一種除吃飯外還能發點工資。發工資又分幾種情況，有的只能發幾角錢。因此，每個公社在生產糧食以外還要發展能賣錢的東西，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山東範縣提出兩年實現共產主義，要派人去調查一下。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

二

大躍進把有些人搞得糊裡糊塗，到處都是詩。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睡不著覺，想說一點。試圖搬斯大林，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我自以為是正確的，如果對立面的同志正確，那我服從。

現在仍然是農民問題。有些同志忽然把農民看得很高，以為農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農民甚至比工人階級還高，是老大哥了。農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這是現像，不是本質。有人以為中國的無產階級在農村，好像農民是無產者，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看，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同志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這一股風，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人。至於群眾，也有些昏昏沉沉。於是謹慎小心，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三十六條[2]的寫法就是證據，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以便顯得農民進入共產主義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不徹底、不嚴肅的態度。這是關系到幾億農民的事。斯大林說不能剝奪農民。我國人民公社，不但種子，還有肥料、產品，所有權在農民。國家不給它東西，不進行等價交換，它的產品也不會給你。是輕率地還是謹慎地對待這個問題好呢?修武縣縣委書記，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條是怕有災荒，農業減產了，發不了工資，而國家又不能包下來，不能給補貼；第二條是怕豐產了，國家把糧食調走。這個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們沒有宣布土地國有，而是宣布土地、種子、牲畜、大小農具社有。這一段時期內，只有經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才能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全民所有制。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利用商品生產來團結幾億農民。我以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後，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例如畜產品、大豆、黃麻、腸衣、果木、皮毛。現在有人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不要商業了。這個觀點是錯誤的，這是違背客觀法則的。把陝西的核桃拿來吃了，一個錢不給，陝西的農民肯干嗎?把七裡營[3]的棉花無代價地調出來，會馬上打破腦袋。這是不認識五億農民，不懂得無產階級對農民應該采取什麼態度。恩格斯曾經說過，“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4]產品在舊社會對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對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對的，斯大林說:“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產資料收歸國有，而是把一切生產資料收歸國有，即不僅把工業中的生產資料，而且也把農業中的生產資料都轉歸全民所有。”“恩格斯認為，在這樣的國家中，在把一切生產資料公有化的同時，還應該消除商品生產。”[5]現在我們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產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才能廢除商業。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

斯大林說，有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應當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6]我國也有這種人。有些同志急於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產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台灣高興。我們在一九五四年犯過點錯誤，征購糧食太多了，全體農民反對我們，人人說糧食，戶戶談統購，這也是“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不知道農民手裡到底有多少糧。這還是征購，只是過頭了一點，農民就反對。曾經有過這種經驗，犯過這種錯誤，後來我們就減下來了，決定只征購八百三十億斤。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不知道什麼道理，我們的哲學家、經濟學家顯然把這些問題忘記了。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

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麼怕商品生產?無非是怕資本主義。現在是國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資本主義，怕商品生產做什麼?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我國還有沒有資本家剝削工人?沒有了，為什麼還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7]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從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當時已經有了商品生產的意思。把紂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壞人是完全錯誤的。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紂王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只是損失太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國。說什麼“血流漂杵”[9]，紂王殘暴極了，這是《書經》中誇張的說法。所以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10]在奴隸時代商品生產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斯大林說，商品生產“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為資本主義生產准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11]斯大林的這一說法不很准確，應該說:封建社會這個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屆二中全會[12]上，我的報告中就說到限制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不是漫無限制地任其泛濫。從一九五○年開始，我們讓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時已經實行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們實際上空手過來了，斯大林所說的“一些決定性的經濟條件”[13]，我們已經完全有了。斯大林說:“試問，為什麼商品生產就不能在一定時期內同樣地為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服務而並不引導到資本主義呢?”[14]這句話很重要。已經把鬼吃了，還怕鬼?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把五億農民引導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產是不是有利的工具?應當肯定說:是。為了五億農民，應當充分利用這個工具發展社會主義生產。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干部中進行討論。

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他們只願意用他們生產的產品交換他們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換以外的辦法拿走公社的產品，他們都不接受。我們不要以為中國農民特別進步。修武縣縣委書記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必須在產品充分發展之後，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趨於消失。同志們，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只有當國家有權支配一切產品的時候，才可能使商品經濟成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就是極其必要、極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於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麼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他在會上多次講話，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本篇節選了毛澤東講話中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內容。其一選自十一月九日的講話；其二選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講話。

[2]指《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時重新改寫的第三十六條，內容是：“人民公社應當根據必要的社會分工發展生產，既要增加自給性的產品，又必須增加用以交換的產品。產品的交換，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間可以繼續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國家和公社之間，應當逐步地從合同制度過渡到調撥制度。”這個綱要後來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3]指河南新鄉七裡營人民公社。

[4]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頁）。

[5]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頁）。

[6]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種可憐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意見當作答案，他們認為，也許應該奪取政權，並且剝奪農村的中小生產者，把他們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頁）

[7]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8]紂王，又稱帝辛，商朝最後的國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259-前210），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三國時期政治家、軍事家。

[9]見《書經•周書•武成》。

[10]見《孟子•盡心下》。

[11]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12]七屆二中全會，見本卷第98頁注[8]。

[13]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勞動制度的消滅和剝削制度的消滅。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

[14]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