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二、用民族利益衡量一切





評價歷史，看的是結果。評價歷史人物，看的是對民族利益的貢獻。只有堅持“民族利益超越意識形態、超越個人恩怨，超越個人好惡，超越個人私利”的原則，才能做到如實公正客觀，達到全民族的最大共識。否則一切評論只不過是少數人謀求私利的鼓噪喧囂和廣告表演而已。

評價毛澤東時代，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國是什麼狀況，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又是什麼狀況。評價毛澤東，關鍵是看毛澤東時代開始時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根本利益是什麼，毛澤東逝世時這些根本利益實現得如何。

毛澤東時代發生了那麼多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戰爭，發生過那麼多那麼天翻地覆的變革，所有這一切是對是錯，是功是過，同樣只能用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為標准來衡量才能弄清。


三、冷戰時期中華民族最根本的民族利益





整個毛澤東時代都處在“冷戰”期間。要評論毛澤東時代決不能脫離“冷戰”這個大前提，一切都必須從“冷戰”這個基本現實出發。

“冷戰”導致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現實迫使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作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二者必擇其一。《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說：“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便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在斯大林和齊•麥卡錫時代，那種走中間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國尤其如此。中國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虛弱狀況使中國對冷戰既無法逃避又無法免受其害。

冷戰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始，中國就已經成了冷戰的犧牲品。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中國的主權被美國作為交易的籌碼讓給了蘇聯。而蘇聯堅持要得到這些權益（確保外蒙古從中國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長鐵路）歸根到底是出於冷戰的需要。1945年冷戰開始時的中國，是百年積弱又飽受八年戰火蹂躪的中國，是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國弱民貧的中國，是對美蘇兩強中的任何一個均毫無抵抗能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任其宰割的中國。作為弱者，夾在美蘇冷戰夾縫中的中國無論怎樣都要倒霉：你向美國“一邊倒”，蘇聯要收拾你。你向蘇聯“一邊倒”，美國要收拾你。你誰也不向，兩家一塊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勁往自己那邊拽，直到把你扯成兩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國——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個全的（設想一下兩只狼撕搶一只羊的情景）。顯然，這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脅。冷戰期間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頭號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這種命運。這就必須徹底改變中國民族利益遭受美蘇冷戰主宰的命運，不當美蘇冷戰的犧牲品。

但只要冷戰還沒有結束，只要中國還不夠強大，中國就無法抵御美蘇的主宰，就無法避免成為冷戰犧牲品的命運。這就發生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中國不強大，就不能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不擺脫當冷戰犧牲品的命運，中國就不能強大。

由此可見，衡量冷戰期間一切中國領導人歷史功過的唯一標准，就是看其是否解開了這個死結，是否粉碎了美蘇為自己的冷戰需要而犧牲中國民族利益的一切舉措，是否讓中國從美蘇兩大陣營的左右夾擊中突出了重圍。一句話，是否使中國擺脫了冷戰。做到了這條的就是捍衛了中華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應該肯定。否則就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就應該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廢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