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確實存在一個以摧垮中國經濟為目標的經濟學陰謀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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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何新的新書：《反主流經濟學》
確實存在一個以摧垮中國經濟為目標的經濟學陰謀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一類的經濟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乃是美國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經濟學者楊斌所謂"軟戰爭"）。
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 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 （1987-1989）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 （1993-1995）試圖搞垮解散大型國有企業，以之融合、兼併到西方跨國企業中。
（3）以國有銀行和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被內外炒家和銀行資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經濟。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1998）
（5）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及IMF建議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無保護的美國金融證券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美元發生匯率暴跌和危機（這種情況在近年內極可能發生），中國國家外匯資源將被困鎖和貶值大跳水，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 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認為，指導我們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模型有失誤？
何新：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如此！可惜這一點目前還沒被多數的人們認識到。
1987-1988年，我曾在當時的《經濟學週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趙紫陽的經濟智囊團當時正在推薦給決策者的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據張五常說，這一改革建議來自美國的弗裡德曼。當時那些批評引起了決策者的注意。
1990年趙下台後，中國採取了漸進的經改路線。但是今天，中國形勢的發展使我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歷史的過程是辯證的。我所謂辯證，包涵三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第三是事物最終總是向反面轉化。
理解歷史發展的這種辯證性，我們看待歷史就會比較寬容。也會比較寬鬆。知道進步是積累的，心不要太急。壞的東西有時反而引出好的結果。而所謂善良的主觀願望，有時反而會把人引向地獄（列寧）。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事實上還是被一次次地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20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一心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價值的理想主義。從19世紀的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
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以資本輸入和市場開放政策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今天他們又在幹同類的蠢事。例如為從西部困鎖中國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引騙中國人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造成失業問題引發社會動亂，最終使中國被分解成碎塊後納入美國霸權控制下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改革前由於全面管死的極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狀態的中國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激活因素，激發出一種新的巨大經濟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所謂"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1989年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講過這樣一種遺憾：
"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弗裡德曼）。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國家）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張五常說：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弗裡德曼）也同意。"見張書第498頁。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敗。
因此到了90年代，他們把新的重點放到了改變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範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11、下崗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記者：以你的看法，當前社會中的失業問題，並不是由於國企本身的機制所造成，而是由於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國企體制中，確實存在著低效率和勞動力閒置的問題。但是後一問題，不僅在中國，在西方許多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中也同樣存在（這一直是困惱歐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並不是惡性的問題，由於局部地區和部門中採納了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建議，在完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背景下，試圖以激進的"下崗"政策轉變"機制"，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激化了這個問題，使之變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狀態的惡性問題。
記者：為什麼國有企業的效益這個問題如此難以解決呢？
何新：這個問題我們放到後面再深入討論。我這裡想強調的只是，依照那種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是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記者：我還要問，為什麼？
何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一個致病的理論盲點，這就是它的著眼點是經濟增長，而從不將研究重點放在失業問題上。他們認為失業都是"摩擦性失業"，他們認為，在一個理想的市場體系中，失業問題可以通過理想的勞動力供求機制自然地平衡和解決，而這純粹是幻想。
薩伊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一個社會的生產必將擴展到充分就業，不會發生嚴重失業現像。如果還有工人失業，那隻能是他們自願放棄工作，即自願失業。所謂凱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凱恩斯經濟學中最有意義的一點即在於此。
道頓說：
"凱恩斯批判那些所謂的"古典"（classical）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將法國經濟學家J．B．SAY（1767-1832）的觀點--即薩伊法則'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 -奉為教父，證證所有的失業都是自願失業。"
盧卡斯也指出：
"凱恩斯《通貨》一開始就斷雲，均衡理論是無法得到的，失業不能解釋成個人選擇的結果，以及工資不按照古典理論預計的方式去運動被看成是經濟理論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經濟周期理論研究》，第258頁，商務版。
"作為一個時代最有權威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使一代經濟學家擺脫了均衡理論的條條框框。"
那些輕率地為政府設計下崗、失業模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業"這個詞背後的嚴酷意義，以及這個詞對於社會穩定構成的威脅。
道頓指出：
"失業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沒有工作，社會會給你錢。"
"短期失業指的是沒有工作，人們常常稱之為"臨時解僱"。即使是短期失業，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崗位。長期失業描述的是一種更悲慘的情形：工人擔心他們可能在若干年裡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終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長期失業的形勢下，對大學生來說，畢業就意味著失業，他們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找不到工作。在最壞的情況下，長期失業甚至比在車禍中斷了一條腿還痛苦。"
"不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或社會救濟制度。那些沒有勞動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別的方式生存，如靠親戚朋友有限的經濟資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貸的人借款。"
在美國和歐洲，你失業，國家會給你錢。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從長遠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長期承擔為1-2億失業人口維持基本生活的財政重負。
記者：短期失業，經濟學中稱作"摩擦性失業"。
何新：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失業，不是所謂"摩擦"性的"自願失業"，而是凱恩斯所說的"非自願失業"。 （參閱《凱恩斯選集》第13卷，第420-421頁。是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生活失去保障。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對國家來說，當務之急是尋求降低失業的有效途徑。目前的失業問題，不僅困擾著一般意義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擾著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
但是，國家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對這一點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認識，國家已經採取措施調整政策，緩解這個問題。一種雛形的社會保障體制也在草創和初建之中。中國黨和政府並不像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對新自由主義執迷不悟。這充分顯示了中國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記者：問題在於，所有製問題的確是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
何新：甚至可以說是焦點問題。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個所有製問題，的確是當代中國改革的焦點。
記者：既然如此，難道你認為這兩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嗎？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為其必要，中國人，特別是領導人要小心中國的內外對手利用這種必要性而將我們導入陷阱。
記者：這是什麼意思？存在這種陷阱嗎？
何新：的確存在。中國歷史上好像有這樣一個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師徐達患重病需藥補。朱元璋嫌其權位過重而欲除掉他，於是派人送去一味藥膳--一隻蒸鵝。而徐達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鵝。徐達見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於是服鵝後疽乃大潰（崩潰）而死。
記者：進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
何新：中國近20年來一直處在不均衡的高速發展中，在國際上也是"位高權重"呵。因此也有人（國際間的"皇上"）甚忌之。他們經常派人給我們送來蒸鵝。然而天佑我中華，幸虧中國人沒有照方通吃。
記者：您的意思是國外有些關於經濟改革的建議就是這種"蒸鵝"。
何新：對。比如一些經濟學人向中國人灌輸的徹底打碎國家壟斷，徹底解散國企，"人間正道私有化"，為中國國民經濟解困和施救治的單方，就是這種食之疽必大崩的鵝。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
記者：你承認當前存在著嚴重的失業等問題，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執政黨，是一個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2000年前荀子的話）。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重要而偉大的時代。我們由於身在其中，由於目光的焦點總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擾人們的那些世俗而具體的問題上，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如果登高望遠，如果具有一種更超越的歷史感，我們就會意識到，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亙古的永久性意義。
三峽水電與航天工程，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布地遍布中國的新興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裡長城、車同軌、行同倫、書同文、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中國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儘管經歷了種種挫折和錯誤，中國經濟仍然取得了世界歷史上任何其他國家從未達到的輝煌成就。由糧食不足（這個問題當年曾怎樣困擾毛澤東、周恩來呵）到糧食過剩。對我們親身經歷過這兩個時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奇蹟。近年來，中國在一些主要的經濟實物（如鋼、煤、糧、棉）產出上已成為居世界第一位的經濟大國（"超英趕美"，這正是1958年大躍進的目標，是毛澤東當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辦到的）。中國從一個連洋釘、火柴都依賴進口的工業品純消費國（1949），成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經濟品的主要生產出口大國，成為世界性的工廠，等等；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李光耀最近說，中國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實力對美國正面說"不"的"第二世界大國"。這並不是諂諛之言呵。
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的、自給自足的工農業體系，並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的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
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曾以這樣的速度騰飛，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人幹得更好！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複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
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不斷攀升的歷史浩蕩前進之流。
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分解它，後來的東條英機、羅斯福、斯大林毛澤東說："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應不應該搞，奪取全國政權應不應該？我們說應該，斯大林是堅決反對的。" （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29頁。）丘吉爾、杜魯門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擋它；那麼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崛起！
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
不是美國人把戰略重點移向東方，而是世界歷史從20世紀初以來就在把歷史運動的軸心轉移到東方（列寧在1923年就指出了這一點）。從過去的100年，到未來的100年，世界歷史運動的中心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因為人類未來的希望，人類追求一個公正、正義、和諧與人道社會的終極而永恆的夢想和希望，今日就寄託在至今仍舉著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身上。
西方的對手們總是低估這一點，低估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民的智慧。總是想製作一些極幼稚愚蠢的圈套，以為中國人輕易地可以鑽進去就他們的範（包括WTO問題上）。像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就是這種西方弱智的典型。
張五常說：
"對中國的改革持悲觀也許為時過早。隨著股份制的實施，市場可能會再次發揮魔力。很有可能，將來有一天政府當局會認識到，凡是它有發言權的組織（指共產黨和國家機器），都會在競爭中落敗。"引自張書，第501頁。商務印書館出版。
人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是一個在現實中預言不斷破產而仍存夢想者的囈語。儘管這位先生有一種來頭，有一種政治背景，有一股勢力，有一班鼓吹者。但是，這位先生以為以憑他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空想性方案可以搞亂這個國家，他就是太看輕中國了！
他以為偌大中國真的居然如此無人，竟拆不穿他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論。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譏評馬克思的話吧：世上竟有這樣淺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過了！
【注】此文是何新2000年出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中的一段採訪記錄。
摘錄自何新的新書：《反主流經濟學》（本文原發：強國論壇深水討論區）
何新：新自由主義是經濟意識形態而不是經濟科學
記者：1974-1975年發生世界經濟危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脹"現像，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被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政策失靈了。
何新：1978年，羅斯和密爾頓的《自由選擇》一書在美國出版，此書成為當年的經濟類暢銷書，標誌著新自由主義思潮取代凱恩斯主義的再度復活。
作為英美主流經濟學思潮的新自由主義——特別是其中以科斯為代表的一個小流派--新制度主義原初還是英美經濟學中一個小流派，理論可以溯源於凡勃倫、加爾布雷思。這個流派內涵頗雜蕪，實際從沒有形成一套統一的規範性理論。
科斯的理論與自稱"新制度主義"。科斯以提出所謂"產權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於其理論重點在於產權理論，論證惟有私有化才能提供最佳經濟最高效率的所謂“科斯定理”，為前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私有化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同時也導致這些國家90年代初葉發生普遍的市場崩潰和經濟癱瘓。科斯本人因這一套私有化學說而於1990年被西方授予諾貝爾經濟獎。
新制度主義（或者叫新產權主義）於80年代中後期，通過香港傳播的意識形態媒介而滲入中國。 90年代中期以後，引導中國經濟改革理念的市場經濟設計方案中，一些極其重要的政策設計基本來自新自由主義，特別是新制度主義所鼓吹的"產權明晰及產權革命"觀點。
因而中國改革在90年代中期以後改變了針對問題、務實改革、解決困難的鄧小平改革路線，許多經濟改革措施的目標都被引向於瓦解國有經濟和推行私有化。
例如：以嚴厲的金融監管和高額稅收政策，扼殺國企的融資手段和營利空間，以"反壟斷"和新的不公正競爭規則，困閉國有企業的市場空間。以"股權化改革"來分解、蠶食國家（全民）對國有企業的產權，讓銀行過剩的金融資本流入房地產業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大量泡沫經濟現像，促成了地方政府全力追求虛幻GDP （被民間譏諷為“雞的屁股”）表面增長的運動。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發起賤價變賣國有企業和地產的私有化運動。其結果，導致了國有企業的大範圍破產，同時造成了大規模的下崗、失業問題。
這種政策，都是根據於新自由主義理論所設計的空想性自由市場模型而發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義經濟理念的這種滲透，伴隨著對傳統馬克思學派政治經濟學的否定，以及對國有製經濟、中央計劃經濟以及國內市場保護主義的全盤否定同時發生。
為了渲染一種新的正統性，這種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極力將自己包裝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中性"的"經濟科學"（所謂純經濟學），吹噓自己是最具有現代"產權觀念"的"現代經濟學"，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輕信的領導人。
然而，我通過研究認為，這種新自由主義或者所謂“新制度主義”（新產權主義），從來不是什麼經濟科學而只是一種經濟意識形態的政策工具。
要知道，與多數其他人文科學一樣，當今的經濟學距離成為一門具有實踐意義的真正科學這一目標還非常遙遠。 （這一點實際上也是西方多數客觀公正的經濟學者所公認的。）
記者：換句話說，你否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一門客觀性的科學。
何新：所謂當代經濟學主要是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這一學派的基礎理論是在19世紀初、中葉，主要以薩伊、帕雷托、馬歇爾的理論和數學模型而建立的。 20世紀80年代後取代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派。這一派學說，經常被淺薄的中國經濟學人吹捧為所謂“現代經濟學”。其實，究其基本理論基礎而言，它毫無現代性可言，它其實就是19世紀時被馬克思稱作經濟學"庸俗學派"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理論的基本框架是在1830年前後已經形成的。
薩伊、帕雷托、馬歇爾這幾個人的經濟理論是極其可疑的。特別是薩伊，這位法國19世紀初的經濟學人，雖然自封是斯密門徒，但他那一套東西曾經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史》中被批駁得體無完膚，馬克思斥為完全是偽科學。
然而，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或者也叫什麼新自由主義、新制度主義或者新產權主義經濟學，名目儘管有所不同，但主要就是依據著薩伊等19世紀庸俗經濟學所提供的一套理論框架。
記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認為自己的理論是來源於亞當•斯密的。
何新：是。薩伊則一直被新自由主義者膜拜為斯密學說的最好、最著名的傳播者。你知道香港有一位現代薩伊嗎？
記者：啊，不知道。
何新：有個人從1984年以來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新制度主義)的意識形態。他的大名叫"五常"博士。
記者："五常"博士，他姓什麼？
何新：（笑）他應該沒有姓，因為他在自己寫的一本書中曾宣稱自己自動放棄父親的姓了。
這本來位無姓者的全名是"張五常"。我尊重他本人的意願省略他的父姓，那是因為他曾在一次對美國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過：
"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裡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他以此自我標榜，示意人們對他很熟悉，很親善，似乎他也很權威。其實，我在國內出版物中從沒有見到誰引證"張五常"時會省掉他的父姓，而只寫作"五常"——除了我在這裡以外
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對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擔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的"五常"博士卻告訴我們：
"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就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但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位張五常。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特工吧？
何新：不，我可沒有根據去這樣說。
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這也是美國、英國利用經濟意識形態試圖操控中國改革的一個具體的實例。
記者：這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張五常自己的書為證。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於大陸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竟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他告訴我們：
"1981 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1999年11月7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的講座）。
記者：難怪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睞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還告訴我們：
" 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他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
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啟蒙"。張五常還說：
"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按：究竟誰這樣說過？？），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他真謙虛）。""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1999年11月7日在美國加州大學的講座）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使他成為了一個"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發揮了這種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作用。
張五常說：
"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
最後一句話極其值得注意。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
張五常又告訴我們，作為引發1989年動亂導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國政府決定"一舉取消價格管制"以及隨之爆發的市場物價混亂和通貨膨脹。而張五常和弗裡德曼正是向趙紫陽推銷這一激進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經濟學家：
“我幾個晚上都不能入睡。放開價格而又不能對特權集團進行補償，是一場生死賭博，如果失敗，就會引起災難。但我認為，……這是中國必須進行的一場賭博。”
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發動亂，但他們仍然決心慫恿中國必須按他們設立的方向進行這種"改革"。
據張五常說，他本人也是推動中國進行銀行改革的主要設計師：
" 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系必須打亂重建。人民銀行只應該起中央銀行的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按照弗裡德曼的辦法每年增加不超過20%（考慮到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這個數字並不高），但無權貸款。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擔保與破產方面的法律，讓銀行根據經濟與會計原則決定貸款。通過持股將國有企業民營化，消除財政負擔。廢除所有的外彙和價格管制。"
我們似乎真的採納了來自弗裡德曼--張五常的這一金融改革建議。而由這一建議所引出的直接結果是：
"（中國領導人）沒有限制貨幣供應量，而是實行貸款限制，緊縮信貸，使國有企業資金匱乏，從而造成失業增加。"張五常《經濟解釋》，第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原文如此。）
3、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聖誡"
記者：你很早就知道張五常其人嗎？
何新：很早。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經濟學家"。
1983年前後，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包遵信主編）。這一套叢書志在繼"五四"之後第二次為中國知識界"啟蒙"。
當時“新啟蒙”派搞這套叢書的目的，可能是以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前反對天主教教會和王政，製造反叛輿論的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為楷模。百科全書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組成的。這部著作為法國革命作了思想準備。新啟蒙派似乎也試圖在80年代的中國發起"啟蒙"運動。
【注】法國《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1751至1772年出版，共28卷）。 《百科全書》是十八世紀最著名的法國啟蒙運動者的著作。主編是狄德羅。參加編篡工作的還有：達貝爾、霍爾巴赫、愛爾維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鳩、伏爾泰和畢豐參與撰寫自然科學的條目，孔狄亞克參與撰寫哲學的條目。魁奈和杜爾哥在他們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條目中闡述了重農主義體系。
張五常在這套書中出版了一本《賣柑者言》（1984-1985）。這是在中國鼓吹將經濟改革引導向私有化為基礎的"產權革命"方向的第一本書。
最近，在大陸又出版了此人的論文集。五常君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鐵的規律"，頒布了兩條"聖誡"。這條"鐵律"是：
"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個經濟在不存在較為明確地定義和執行的私有產權結構的情況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長。當私有產權被壓制時，經濟就會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運行成本。結果是增長受阻。"張五常《經濟解釋》，第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但是，這是徹頭徹尾不真實的謊言。我在前面所引證的西方經濟學家關於當代資本主義混合所有製的論述，已充分證明這一點。
然而張五常告訴我們，這條鐵律是他的美國教父羅•科斯傳授給他的。據說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雖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稱此為定理，但他的門徒們還是要這樣稱呼它。"同時這也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聖誡"第一條。張五常認為：
"私有財產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前提。現在快速增長的每一個國家都主要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就是說，大多數生產性資源都歸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
但是，當他這樣講時，他卻忘了這個論點的反面在同一論據下成立：現在陷入高債務及金融災難的那些國家包括南美、非洲，東南亞、東歐及俄羅斯，也都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這也就對這一鐵律證了"偽"。
［所謂證偽方法，即：舉證一萬隻天鵝是白的，並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成立。但只要發現一隻天鵝是黑的，就足以對這一命題加以"否定"。 ］
五常博士還為中國人設計了一個根除腐敗的方案，他認為唯一辦法是必須徹底解除政府職能 "我認為沒有政府管製或調控就不會存在腐敗。""結論：徹底取消政府等於徹底消除腐敗。
這就是來自新自由主義的第二聖誡：建議中國徹底取消政府權威和調控。這也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所謂"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真義。實際上，這一思潮正是現代中國不斷湧泛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來源。
但是，如果徹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著那時在中國每一個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億人即有十億個小"政府"，意味著每一分鐘可能發生十億起腐敗。
記者：他的這些觀點是明顯地缺乏論理根據的。
何新：張五常的那些觀點，既不符合當代資本主義的實際，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意義的證明。所以我認為這個人及其理論可以看作現代經濟學中偽科學的一大範本。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時候，五常君自己承認經濟學並非科學而只是"解釋"（這就是他那部書的書名：《經濟解釋》。但從內容看，這部書根本不是什麼"解釋"，而是關於私有製神聖教義的佈道、傳教和引導。這部書的書名也是"偽"的。）張氏說：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下列標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確鑿的事實檢驗過多少次？按照這個標準，經濟學很可能並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好一個"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學深不漠不關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這正是張五常一直在作的事情，真是奇妙至極的"夫子自道"。
但他在此書的另一處卻又聲稱經濟學乃是具有"公理意義"的自然科學：
"這門學科是公理性的，故論點能夠一般化。解釋規律性的假說可以用事實來證偽，並且由於其結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釋是有意義的。結果，如果遵守科學中爭論的基本規則，分歧就可以得到解決。"
這本書中充滿了類似上述的自我誇讚和自相矛盾。儘管張五常宣布的每一個"鐵律"都可以在現實及歷史中舉出事例被"證偽"。但是，這絕不妨礙他宣稱他這一套意識形態是唯一真正的經濟科學。他認為自己與科斯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未來的經濟思想史學會把交易成本範式看作是可與新古典邊際主義相匹敵的一場革命"。 (見張書，第457頁)
對張五常來說，除了科斯和張某，不僅是馬克思，連凱恩斯也是不存在的。他在書中引用馬歇爾的如下一段話：
"所有理論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宣稱要讓事實和數字本身來說話，他們或許是不知不覺地掩蓋自己在對事實和數字進行挑選和分類，並草率地由些提出論點的人，並認為後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結果。"
他說：
我建議當我們做高漲的經濟解釋潮流的弄潮兒時謹記他的勸告。 "（美語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實上，由於張五常所承擔的特殊政治及意識形態使命，他極其關注中國的政策設計，他自己從沒有認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馬歇爾的這一忠告。張五常被美國人差到香港領受的任務，一是幫助中國政府設計一個產權私有化的經濟制度，二是向中國知識分子灌輸自由主義和產權明晰論的經濟意識形態。但是，當他這樣作時，他卻忘記自己已違背了新自由主義大師米•弗裡德曼（M•Friedman）的關於"實證經濟學"的告誡：實證經濟學只應該研究什麼是什麼，而不考慮它應該是什麼。
記者：為什麼，你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於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
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4、為什麼美英急於用新自由主義為中國人洗腦？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它想用它的意識形態為中國領導人洗腦。
在五常博士的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說1988年由他通過"國內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義大師弗裡德曼的對華訪問，會見了趙紫陽。這次會談效果驚人之好：
"1988 年3月，弗裡德曼夫婦寫信問我，他們9月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屆時能否為他們安排一下中國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後不久，放開價格的計劃遇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差點建議米爾頓取消中國之旅。然而，就在那時，我得到通知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按：指趙紫陽）準備接見米爾頓。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要求也與鄧小平會面。
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和弗裡德曼的會見非常成功：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除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支持共產黨控制權力以外--這是官場套話--兩人只有一點不見意見：即何時和多快放棄外匯管制。米爾頓巴不得立刻取消外匯管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則認為只有在放鬆了國內價格管制之後才能取消外匯管制。 "
"這次會見非常成功。會見之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親自走過來為我們打開車門。"以上引自張書第497-498頁，商務版。
記者：但是，人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是怎樣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本來認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嗎？
何新：改革前蘇式政治經濟學體係與經濟實踐相背離。經濟政策的實踐是模仿的與經驗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時經濟規模的擴大也提出了眾多的新的實際問題，需要找到統一的新理論（模型）來解釋現像，探尋因果機制和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進一步改革的實踐。
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蘇式經濟學不能滿足上述需要。 8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東歐改革派經濟學，如科爾內理論，這些理論是稀釋的自由主義與蘇式傳統經濟學充滿矛盾的混合體。也不能滿足需要。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頭過河）。出現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真空。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趁虛而入。成為設計中國市場模型和對外開放（包括加入WTO和參與全球化）的引導性理論。
【注】此文是何新2000年出版的《新國家主義經濟學》中的一段採訪記錄。收入《反主流經濟學》。發表博客何新有所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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