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的危機
作者：杜梅尼爾萊維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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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的危機


2009年9月6日美國網站 http://www.mrzine.org刊登了法國學者熱拉爾·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萊維題為《新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的危機》的文章，認為當前世界金融危機既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也是美國霸權的危機。這是因為美國霸權和新自由主義是高度重合的：美國霸權推動新自由主義使美國因為金融化而致富的人數和規模大增。不過這一進程持續下去卻使美國實體經濟日益衰弱，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實體經濟增強，並使美國陷入金融危機，這將威脅美國霸權，也將終結新自由主義。文章內容如下。
　　
　　一、導言
　　
在20世紀70年代末，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階段，即 “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或簡稱為“新自由主義”階段。在將近30年之後的2007年8月，一場危機襲擊了美國這個新自由主義世界的中心。這場危機最初被當作“次貸危機”，但美國金融業很快就遭到毀滅性打擊。 2008年10月，全球受到影響，大多數國家的GDP 步入萎縮時期。
這無疑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除了這個首要特徵之外，人們還得提及“美國霸權”。在新自由主義30年的發展歷程中，一個至關重要的特點就是美國統治地位的鞏固。蘇聯解體之後，在單級的帝國主義世界中，美國成為無可爭議的領導者。現在，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霸權正受到威脅。世界正在進入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的新階段，美國霸權的削弱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以下各節將依次考察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霸權、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霸權的危機以及世界正在邁入的新的社會和全球秩序。
　　
　　二、新自由主義——新帝國主義
　　
20世紀70年代的結構性危機，一場“利潤率危機”，為新自由主義的建立創造了基本的經濟條件。 21世紀頭10年晚期這場危機所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利潤率的下降，而且更具有大蕭條的本質，它標誌著20世紀70年代危機的終結。
在這兩場危機之間，新自由主義盛行了大約30年，不過各國之間或世界各地區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我們可以把拉美有些政權(尤其是智利和阿根廷)看作新的發展進程的“試驗場”，不過充分發展的新自由主義首先出現在美國和歐洲，然後輸出到世界其他地區，通常這是以亞洲或拉美的嚴重危機為代價的。後來日本加入到其他主要國家之中。很多國家受到新自由主義的重大影響，如非洲和拉美，日本同樣如此，儘管背景不一樣。中國通過融人到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當中而獲益匪淺，不過並沒有完全受制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基本規則。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階級現像、一種社會秩序和一種新的 “金融霸權”。它是上層階級(資本家和管理階層)反對大眾階級(產業工人和職員)取得勝利的結果。這場鬥爭的目標是追求高收入(資本收入，即利息、股息和資本收益，高工資包括職工優先認股權和獎金)。這也意味著一種“復辟”，因為高收入在戰後幾十年被抑制。

由圖1可知，戰後幾十年和新自由主義的幾十年相比，社會各階級購買力發展趨勢形成強烈反差(以國家稅務局的收入報表為基礎)。第一個變量(左邊坐標軸，實線所示)表示的是美國 99％的低收入家庭(0—99分位點)平均購買力(到2006年為止，單位：美元)。第二條線(右邊坐標軸，虛線所示)
金融資本的霸權第一次出現於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自由主義似乎是第三次出現這樣的“社會秩序”。它首先是一種“金融霸權”，從20世紀初就開始盛行，但是在階級鬥爭加劇的大蕭條和新政時期，它被動搖了。從新政到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這種社會秩序，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體”或“凱恩斯主義”，不過不同國家存在明顯差異。它的主要社會特徵就是管表示的是美國1％的高收入家庭 (99-100分位點)購買力變化的大致情況。右邊坐標軸的比例是左邊的20倍。這一觀察報告指出，在這段時期的開始和結尾，99-100分位點的平均購買力是0-99分位點的20倍。這個圖標對戰後數十年和新自由主義發展的數十年做了引人注目的對比。它表明大量美國家庭的購買力在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得到發展，隨後處於停滯狀態。相反，1％的高收人家庭的購買力在戰前年代到20世紀 70年代之間幾乎沒有發展，隨後就是飛速增長。 (這種有利於高收人家庭的收入增長模式的變化，雖然描述的是美國的狀況，事實上是一種全球現像。)因此，就其社會目標而言，新自由主義對上層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理階級與大眾階級的妥協，同時對資本利息進行限制。

新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是如何建立起來的這個問題，不屬於本研究的範圍。不過可以對它所使用的手段作出簡單明了的描述。一種新的強制強加到工人頭上，與此相伴隨的，就是對他們購買力的控制、新的勞動條件以及福利的減少。戰後，非金融部門保留了大量利潤，以便用於投資，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中，相當可觀的一部分利潤被當作紅利大肆分發，到21世紀頭10年為止，很大一部分利潤被當作利息支付出去。以穩定物價為宗旨的政策取代了意在促進發展和就業的宏觀政策。大蕭條時期遺留下來的金融規則逐漸被廢除。對國際貿易的約束也因為自由貿易之故而被拋棄，資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動這一原則被強加到絕大多數國家。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在世界範圍擴張。

美國通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崛起，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力量。當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法國和英國，致力於維護傳統帝國的時候，美國在19世紀末期放棄了建立那種帝國的努力，這主要得益於威爾遜提出來的觀點，即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先進國家應進行非正式統治，即通過使美元成為國際貨幣來統治。大蕭條時期並沒有動搖這種霸權，美國通過成功地參與 “二戰”而極大地鞏固了這種地位。美國從來就沒有接受布雷頓森林協定限制國際貿易和資本國際流動的新規則，美元被認定為一種真正的國際貨幣。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與蘇聯抗衡，捍衛所謂的“自由世界”和它在世界範圍的統治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不惜在世界各地使用賄賂、顛覆和戰爭手段。美國經濟最終主導了金融和非金融的世界經濟。美國的跨國公司最有影響，它的金融機構尤其如此。在20世紀70年代，許多分析全球趨勢的分析師指出了美國霸權的衰落和“三巨頭”(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形成。新自由主義顛覆了這些趨勢，加強了美國經濟體的優勢地位。美國經濟體是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效仿的範本，美國也是世界的領導者。
　　
三、美國霸權下的新自由主義危機
　　
美國霸權領導下的新自由主義的“成功故事”，與21世紀頭十年晚期這場危機的出乎意料的、戲劇性的特徵形成強烈對比。危機不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趨勢無法維繫的特徵，也揭示了美國霸權的脆弱基礎。新興挑戰者必然帶來的威脅性也得到了更加明確的確認。有人或許想知道為什麼大家就沒有意識到潛在的趨勢。大蕭條的歷史先例表明，那種令人狂歡的時期可能突然間導致嚴重的崩潰，很顯然，大家忘記了這一來自歷史的基本教訓。

兩組決定性因素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危機。第一組因素涉及新自由主義所特有的“毫無節制的對高收入的追逐”。除了工人所受到的強制之外，規制調控，尤其是金融規制調控被拋棄了，全球化的一切障礙都被清除了。由此在世界範圍形成了新的全球金融體系，一種脆弱而笨重的結構。在這種背景下，對高收入的追求達到了極致。對愈益增加的“虛擬盈餘”的盜用，導致支付出大量真實的收入：股東的紅利和管理層的高額“工資”。金融企業尤其如此，它們的基金由此被蠶食。這些趨勢在21世紀頭十年變得更加明顯。

第二組因素是美國經濟所特有的，即這，個經濟體難以為繼的宏觀發展路線。這涉及：非金融企業資本積累的下降趨勢，家庭消費的上升(尤其是高收入家庭)，家庭和政府債務的上升趨勢(政府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早期，家庭是在21世紀初)，外貿逆差增加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對美國經濟體愈益增多的融資。

這兩組決定因素與它們的影響結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釋為何這場危機首先發生在美國。年復一年，更多的貸款被給予一些國內機構，以便支撐美國經濟體的生產能力，而由此導致的需求卻越來越多地需要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來滿足。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家庭的按揭貸款是債務攀升、住宅投資和普通消費的主要組成部分。一小部分家庭已經陷入危險的債務之中。債務是證券化的發展(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尤其是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以及世界各地越來越多地購買這種有價證券導致的。這些機構通過創新手段而盛極一時，如發行抵押債務證券，其中有大量可疑資產，但被評為虛假的AAA級有價證券。保險公司和投資銀行對這些信貸活動作出擔保，由此導致信用違約調期這種衍生品市場高度的投機方式的氾濫。這些機制只是更大的金融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大廈的這個支柱的坍塌，引發了這場危機。震波最初引發流動性危機，然後動搖整個建築，由美國開始而波及整個世界。金融結構的崩潰引起史無前例的信貸急劇收縮，即“信貸緊縮”。其結果就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生產低迷，從而增加了金融混亂。

這種難以為繼的發展的另一個後果，很可能就是美元危機，這背後原因是美國依賴世界其他地區對美國越來越多的融資。今天，危機並沒有通過這種方式席捲世界，但是危險依然存在。

　　這場危機是逐步發展起來的。圖2表示的是美聯儲對美國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金融危機的爆發通常被迫溯到2007年8 月9

一項對基本趨勢的調查強調指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主導地位衰落的跡像非常有限。這大概解釋了為何需要以一場危機來向世界揭示美國霸權的延續所面臨的威脅(各種更加長久的趨勢的體現)。

這些趨勢的第一個表現就是挑戰者的相對日。在此之前，圖中的變量描繪了標準的貨幣政策的起伏，即 “回購協議”的總量。那時美聯儲支持的上升趨勢很明顯。與此相應的是聯邦基金利率的下降，從2007年8月的 5.25％到2008年12月的不足0.25％。一開始顯示的是穩定的狀況，上升的重要一步發生在 2007年底。在美聯儲總計1100億美元的支持下，這種穩定狀況似乎維持了一段時期。就此而言，我們可以將金融機制的瓦解稱為“流動性危機”。但是這場危機在2008年3月達到新的高度，貝爾斯登公司申請破產標誌著危機進入一個新階段。第二次穩定期是由大約4500億美元帶來的。 2008年夏天，政府資助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困境被公佈出來。最後一個階段標誌著恐慌時期，伴隨著美國一系列主要的破產事件，金融危機擴大至全球範圍，以及所謂“大蕭條”開始。最後一個穩定時期是由18000億美元建立起來的。崛起：世界範圍內其他經濟體的發展。在21世紀頭十年，就全球範圍而言，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DECs)的GDP增長速度超過主要的發達國家。 1980—1990年間，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 GDP大約相當於發達國家GDP的59％。這一穩定的比例掩蓋了中國和印度的較快發展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下降趨勢。但是，2000年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增長都超過發達國家。僅僅在2000-2008年間，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 GDP所佔比例就從原來的59％上升到80％。 2008年，中國GDP大約相當於歐盟的50％，而歐盟GDP只是略高於美國的。

第二個表現就是美國經濟固有的“去積累” (disaccumulation)的發展進程(從本質上其他指標顯示出同樣的結果。危機之前，美國金融霸權的建立顯然涉及富有家庭的富有程度和數目、大型公司的規模和數量、證券市場的資本化…… 美國經濟在最先進的金融機構和工具上居於領導地位。高達42％的億萬富翁和超過1/3的百萬富翁是美國人，美國擁有最大的金融和非金融企業。絕大多數抵押債務證券是由美國金融機構操作的，儘管它們都位於避稅天堂。所有變量都表明最近時期各種挑戰者在猛然崛起。試想一下2003-2008年間世界500家最大企業，美國失去65家，所謂“金磚四國”獲得50家。 2008年，世界25位最富有者中，有15位來自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在世界範圍的億萬富翁排名中，中國名列第5，加上香港在內則排名第3(儘管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以及與其他國家相比較而言)。新自由主義對美國非金融企業的投資產生破壞性影響，其消極影響在21世紀頭十年後半期企業大量回購股票的活動中達到頂點。圖3所示是美國公司發行的股票在世界範圍的公司所籌集的新資本中所佔的比例。這個比例在1997年達到最高的48％，這意味著，在 20世紀90年代晚期，全球發行的股票數額幾乎有一半是由美國企業發行的。此後呈下降趨勢，在2006年和2007年降到 17％。
　　
　　四、新的社會和世界秩序
　　
正如前面所說的，對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霸權危機的決定性因素的分析，指向兩組趨同的因素：一方面是追求高收入，這是新自由主義及其金融化和全球化含義所特有的。另一方面是美國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即積累的下降趨勢和國內債務上升以及外債失衡。

就所有這些方面而言，進行大幅調整刻不容緩。這裡討論的是基本的經濟需要，與它們的政治可行性沒有關係。它們與新自由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完全對立。最明顯的要求是金融規制，這是美國經濟全面穩定的一個條件。不受限制地對高收入的追求是新自由主義的特徵，它無疑會導向危險的金融擴張和創新。因此，除了對債務予以控制之外，還得有一個新的框架來對這些野心進行嚴格限制。矯正外債的失衡，是另一個基本要求，這也是限制國內債務所必需的。從純粹會計學的角度來說，貿易逆差會導致世界其他地區對美國經濟投資的增加(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外債”)。淨內債和淨外債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在一個自由貿易和資本在國際上自由流動的時代，如何矯正貿易赤字呢?如何確保生產“再區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呢?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法解決的。這意味著一種新的企業管理(在這裡，利息、股息和高工資依據固定資本投資效益而受到限制)，新的政策旨在促進增長和技術效率，不但規制金融機制，而且使金融部門為生產性投資提供服務。

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考慮到美國GDP的下降速度，如果不作出重大調整，美國的國際霸權就會喪失。如果危機前十年出現的新趨勢得以延續，美國以及歐洲經濟體就會失去它們的經濟領導地位，危機本身也加劇了這一相對的衰落。出路肯定存在，只不過它比較狹窄，並且與新自由主義的階級目標相左。

正如新政和戰後經濟那樣，現在也涉及各階級的收入和權力分配。如果美國確實希望減緩它主導地位的衰落，那麼即將實施的新社會和經濟措施，就會損害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會損害高級管理層的利益，尤其會損害金融機構中數量相當可觀的工薪族的利益。新政提供的經驗就是在管理階層領導下限制金融利益，很顯然，管理階層並不是從新自由主義之中獲利最多者。政府官員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種新的社會秩序建立之初的階段尤其如此。他們與大眾階級的聯合能否實現這個目標，取決於大眾階級對即將來臨的轉變所施加的壓力，以及上層階級之間的社會衝突程度。就美國而言，我們依然不清楚管理階層與左派或“中一左”派的再次聯合是否可能。兩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經驗是，政府官員在第一階段會尋求大眾階級的支持，就如羅斯福政府所做的那樣，接著而來的就是一個新的、明確無誤的妥協階段，如“二戰”之後那樣。

新的全球秩序的形成已經開始了。我們可以猜測，在未來幾十年內，沒有誰會取代美國的霸權成為新的霸權，更確切而言，一個更加“多級的”世界會建立起來，既定的中心會出現在世界不同地區：巴西成為南美中心，亞洲出現多“極”……在這種背景下，加強國際機構成為迫切需要，這樣有利於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 (很顯然，這些全球管理的新形式所體現的依然是國際等級秩序，由各地區的霸權國家所支配，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同樣存在階級劃分和妥協。)布雷頓森林協定昭示了在這種新背景下將流行的階級和國際權力的可能模式。由於一種“新的新政”正提上每個國家的議程，一種“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成為國際熱點問題。在後美國霸權的世界秩序中，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框架來確保各國之間某種程度的協調。

新的多極結構在世界範圍的逐漸建立，為受控制國家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機會，就如同戰後幾十年兩極世界背景下萬隆會議所證明的。當代危機和美國霸權的衰落，同樣為多樣性的社會秩序在各國的出現創造了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