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糧食危機的歷史

世界糧食危機的歷史審視
作者：菲利普·麥克邁克爾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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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3期作者：陳祥英,陳玉華

摘要：2009年7月15日，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lobalresearch.ca/)刊登了美國康奈爾大學發展社會學教授菲利普·麥克邁克爾(Philip McMichael)題為《世界糧食危機的歷史審視》的文章，認為世界性的糧食危機是近代以來的社會所特有的現像，並從歷史角度考察了糧食危機產生的原因。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全球糧食貿易體系、少數大公司控制糧食的生產、流通、銷售以及美國等國不可持續的農業政策應該為世界糧食危機負責。作者最後指出，2007—2008年爆發的世界糧食危機促使人們看清當前世界糧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不平等模式，以及該模式的社會不可持續性和生態的不可持續性。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2007—2008年發生的世界糧食危機只是冰山的一角。飢餓和糧食危機是近代以來的社會所特有的現像，突然爆發的糧食價格的迅猛增長為觀察這一現像提供了一個鮮活的窗口。同蘇珊·喬治眾所周知的觀點——飢餓代表著社會再生產機制不斷斷裂和危險性加劇進程的最後階段——很類似，這次糧食“危機” 意味著發端於殖民主義的社會再生產的長期危機的擴大，它是由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所觸發的。

殖民時代，歐洲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確立了榨取與被榨取的關係，殖民帝國的利益取代了非歐洲地區的糧食供應體系，殖民地變成了支持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食物和原材料供應地。

近些年來，自由化政策加深了南方國家成為少數全球消費者的“世界農場”的狀況，這些少數消費者主要集中在北方國家以及南方的一些重要國家和都市。糧食生產和流通的這種佔有和調向，造成了社會性的糧食短缺和長期飢餓，保守估計有10億人經受著飢餓的痛苦(大約佔世界總人口的14%)。

2007年和2008年之交，玉米價格上漲了一倍，小麥價格上漲了50%，稻米價格上漲了多達70%，糧食危機因為這次“農業通脹” (agflation)而引起了全球的關注，並將全世界帶入了“後糧食過剩時代” (postfoodsurplus era)。在《經濟學家》一篇題為《廉價糧食的終結》的文章中，編者指出，到2007年該雜誌的糧食價格指數達到1845年該指數開創以來的最高點。糧食價格2005年以來上漲了75%，世界穀物儲備也降到最低點，只有食用54天的儲備量。據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由農業燃料生產的上升引起的農業通脹將在全球範圍導致糧食利用和卡路裡消耗的下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這將是最嚴重的。

當前的形勢處在石油峰值(peak oil)時代，這同能源需求和糧食需求的加大密切相關。 20個“中等收入”國家中有10億新的消費者階層正在崛起，其總支出的能力用購買力平價計算，足以和美國相匹敵。這些國家包括經合組織的新成員國韓國、墨西哥、土耳其、波蘭，外加中國和印度(佔這一總數的40%)。這些國家新消費者階層富裕的標誌是擁有汽車和進行肉類消費。這兩種商品的結合，通過對燃料和飼料的需求，加劇了糧食價格的上漲，因為這方面的競爭使土地種植其他作物更加有利可圖。

同時，金融投機加劇了這一問題。例如，2008年3月27日大米價格上漲了 31%，2008年2月25日小麥價格也上漲了29%。 2008年4 月22日的《紐約時報》報導，“這次價格狂潮，吸引了來自華爾街的一股新的投資潮流，估計投資高達1300億美元”。據這篇文章報導，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指出，“華爾街的投資控制了芝加哥、堪薩斯和紐約商品交易所五分之一到一半的玉米、小麥、活牛等的期貨合約。以芝加哥交易所為例，47%的生豬、 40%的小麥、36%的活牛和21%的玉米長期期貨合約都由華爾街的投資控制”。

傳統的解釋把耕地壓力歸因於極端氣候條件和生態壓力。 2007年11月，約翰·維達爾在《衛報》撰文指出：聯合國環境計劃署認為，地球上的水、土地、空氣、植物、動物和魚類都在“無情下降”。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世界上有57個國家，包括29個非洲國家、19個亞洲國家、9個拉丁美洲國家都遭受過特大洪澇災害。南亞、歐洲、中國、蘇丹、莫桑比克和烏拉圭的農業收成已受到干旱和熱浪的嚴重影響。

至於農業燃料，經合組織和糧農組織在《農業發展前景 (2007—2016年)》中描述了這樣的連鎖反應：美國可以提煉乙醇的玉米的種植面積正在擴大，而油料作物的種植面積正在縮小，油料作物價格因此上漲，另外穀物飼料的增長以及生物柴油導致的對植物油的需求的增加也刺激了這一趨勢，使價格上漲發展成一次完美風暴。

“完美風暴”這一說法意味著一場由需求變化威脅和供應下降威脅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危機。 2008年4月9日《金融時報》的社論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這一問題並提供了一些解決辦法：

“從中期來看，最緊迫的是必須增加供應，而這一方面的大部分責任在於發展中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包括農產品儲備，以備不時之需)，擴大耕地面積，在還沒有農業保險和期貨市場的地方發展農業保險和期貨市場。拒絕引進轉基因食品的國家應該從另一個角度看到轉基因產品所導致的生產率的提高。糧食供應的安全和穩定只有當市場價格信號明確、可靠並得到政府在社會和物質基礎設施方面的支持時，才能得到保證。”

市場可以對資源極限給出信號，但是這一形勢的出現以及對這一形勢作出解釋(例如要求改善市場實踐)的根本，在於市場的結構和政策。因此，毫不奇怪，此次糧食危機給公司和多邊金融機構加強對全球糧食體系的控制和管理提供了機會。同時各國政府紛紛放開糧食進口，對本國生產的糧食進行價格控制和出口控制，以平息國內的騷動。隨著各國政府爭相到海外尋求糧食供應，全球性的爭搶土地的風潮發生了。實際上，糧食價格上漲有其深刻的結構性進程，從由來已久的飢荒和糧食暴動上就可見一斑。

　　英帝國統治下的糧食暴動和飢荒

無論從“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上看還是從民權上看，糧食暴動都意味著社會常規的破壞。在歐洲之外，在那些殖民主義帶來生態和文化災難的地區，糧食暴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英國殖民主義時期發生了一次遍及印度、中國北方和巴西的飢荒，邁克·戴維斯稱之為“厄爾尼諾飢荒”，把它描述為維多利亞晚期大屠殺。這次發生在19世紀末的飢荒使很多人(有人估計大概 3000萬到6000萬)因飢餓喪生。這場災難表面上是由熱帶地區發生的嚴重干旱所致，實際上是英國的殖民掠奪加劇了災難。比如說，在印度，英國殖民者使糧食商品化，把糧食變成一種出口商品，從而毀掉了印度農村糧食儲備系統。

英國建立殖民統治之前，“依賴於鐵路運輸的全國糧食市場還沒建立，農村糧食儲備充裕，廣泛實行世代承襲的福利，糧食富餘地區還沒受到投機影響”。戴維斯指出，不論當地的條件如何，交通系統，包括電報及其對價格猛漲所起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都使得商人們可以沿交通線從深受干旱打擊的窮鄉僻壤向屯糧中心運送存糧。印度被這些設備“拖進了世界市場”，1875年到 1900年是印度飢荒最嚴重的時期，而正是在這期間，印度的糧食年出口量從300萬噸增加到1000萬噸，相當於2500萬人一年的營養，這約等於這段時期因飢餓而喪生的人數：1200萬—2900萬。戴維斯評論說：“實際上，倫敦人在搶印度人的麵包吃。”他引用了一位評論者的話：“印度能夠用飢餓的雙手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糧食，這看起來不合情理。 ”這樣的市場反常現像其實並不少見，從19 世紀40年代愛爾蘭的土豆飢荒，到1943年的孟加拉國飢荒，再到最近的糧食短缺，糧食都被轉用於商業目的。

在揭露經濟自由主義的短視的時候，戴維斯強調說：“統一市場的惡果就是飢荒可以通過物價上漲出口到貧窮但糧食富餘的地區。”第三世界對此的反應就是反抗，這也為20世紀去殖民化運動奠定了基礎。博拉尼提出的關於採取社會保護措施以使人們免遭市場剝奪之苦的“雙重運動”描述了歐洲現代性的形成，戴維斯則揭示了所謂的“19世紀秘史”——記錄金本位制對非歐洲國家的深遠影響。對於這些非歐洲國家來說，“現代性”意味著它們的物質生活從屬於價格形式，而價格形式則成為一個槓桿，通過這一槓槓，必需品和新的資源可以不用直接的暴力就被運走，被出價的商人輸送給接受價格的歐洲消費者。總的來說，“現代性” 具有兩面性，糧食貿易充分體現了這一矛盾。

一個早期的糧食暴動是為反抗臭名昭著的“寺廟工資”而爆發的。 “寺廟工資”由當時處於英印總督李頓勳爵的軍事化統治下的孟加拉副總督於1877 年提出，目的是削減孟買和馬德拉斯政府提供的救濟開支。這種大米配額制(沒有高蛋白、魚和肉)“為辛苦勞動者提供的食物比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裡的還要少，還不及印度政府建議的成年男性標準卡路裡攝入量的一半”。隨後爆發了“救濟罷工”，極度飢餓的農民“組織了大規模類似甘地的抗議活動，以抗議大米削減，他們大批離開工作營地，並在本地商人、外地地主和專業人士當中引發了一股短暫的民族主義運動。這迫使孟加拉副總督提高大米配額，降低工作強度。

而中國同印度一樣，在殖民者到來之前，有著複雜的系統。在印度，“莫臥兒人和馬拉地人隨南亞次大陸乾旱地區的生態關係和變幻莫測的氣候靈活地調整他們的統治”。在中國，19世紀70年代中期，在乾旱和季風帶來的洪水災害的共同侵害下，“由於成百上千的貪官污吏和奸商勾結，由於大運河只能是季節性通航”，中國穀物儲備系統的損害情況暴露了出來。

家裡能吃的吃光以後，隨著救濟糧的縮減，極度飢餓的農民開始走出家門，聚集在低窪的地方，以示抗議。在山東“婦女們還組織了戲劇化的抗議示威活動，讓人想起了以前人們抗議貪婪的鄉紳和不誠實的官員時的情景”。戴維斯指出這種儀式化的抗議表現了一種“道義經濟”，這種富於戰鬥精神自我組織行為一般只存在於飢荒早期，在飢餓還沒有瓦解村子和大家庭的組織結構之前。

戴維斯指出，與印度存在森嚴的種姓制度不同，“異端教派的繁多和民間反清組織的傳統使得中國農民起義具有組織性和合法性”。魯山縣以土匪和叛賊而聞名，當地農民和灌溉工人舉行暴動，向窮人開放糧倉，引發了數萬人參加的起義，但最終被政府軍隊鎮壓。

19世紀70年代後期，巴西東北部因單一種植醣類經濟作物、排他性的商業性糧食貿易和嚴重旱災導致許多農民流離失所，流浪到沿海地區，飢餓的暴民對福塔萊薩市的市場進行了搶劫，由此促成了勞動營的產生，勞動營中實行的配給制“同寺廟工資比起來簡直就是宴會”，儘管當地的生活水平“同德干高原一樣極為糟糕”。

在上述每一個事件中，農民的騷動都是由飢餓引起的，並表現為糧食暴動。這些起義都是農民在絕望中爆發的，它們使各種千年王國運動活躍起來，這些運動把買辦和殖民者看成“不道德的”。在整個東亞、東南亞和非洲，同反殖民主義鬥爭相結合的宗教運動以及毛澤東的延安道路，激發了知識分子對從一個方面可稱為“半無產階級化”、從另一個方面可稱為農民革命的社會力量進行討論。當然，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儘管通貨膨脹、通過商業運走糧食或是向難民實行糧食配給，都會導致糧食獲取的減少，但是殖民地和後殖民地區(postcolonial regions)的糧食暴動都必然與政治經濟秩序的鬥爭相聯繫，由此推動了整個歐洲殖民帝國的去殖民化運動。

　　在新自由主義的統治下

新自由主義的統治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經濟的重建，當時，去殖民化進程產生了一個幾近完成的國家體系，冷戰政治就是通過這個體係得以進行的，美國和蘇聯制定援助計劃，以確保它們各自的影響並加強其各自的工業(軍事)能力。因殖民統治而造成的貧困與反殖民主義運動所提出的發展要求，催生了20世紀中葉“發展計劃”的形成，此計劃在華盛頓、倫敦、巴黎和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被詳細討論制定，並促進了世界銀行及其姊妹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立。

在這種國際秩序中，雙邊經濟力量遠勝於多邊主義。美國糧食援助計劃於1954年正式成為第480號公共法，之後統治了糧食貿易20年。美國將其治下的盈餘糧食作為特許糧食援助，分配給處於地緣政治前線的國家，以及那些在它看來將來會從接受援助國變成與其進行貿易，從而變成其顧客的國家。這種糧食出口體制改變了第三世界工業化區域中新興城鎮化消費者的社會飲食結構，實際上是將其西化了。同時，這種出口體制也用廉價的主要糧食破壞了第三世界國家本地的農業。

處於西方(技術和軍事)援助與貿易框架下的後殖民地國家，接受了這種發展模式，它們將公共物品(土地、森林、水、基因資源、本土知識)商業化，為給進口技術和奢華消費品買單而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從進口廉價糧食到擴展商品關係，這些國家的生存文化經受著持續的攻擊。在後殖民地國家，隨著原始積累進程中殖民機制的加深，對農民的剝奪也加劇了。從1950年到1997年，世界農業人口下降了約四分之一。現在世界城鎮人口的63%居住在南方國家不斷胡亂蔓延的城市及其邊緣。

由於美國的資本和能源密集型農業模式通過馬歇爾計劃在歐洲的實施、農業援助計劃為農業綜合企業提供的配套資金以及綠色革命技術得到普遍推廣，單一種植制度改變了鄉村的面貌。隨著城市化在南方國家的迅速蔓延，超市出現爆炸式的增長，它們將小生產者或者獨立的生產者納入了自己精細的合同網，進而將其融入全球糧食市場。 (然而，大型超市往往消滅傳統市場——小生產者的銷售出路，讓他們沒了生意。)與之相關的是公司領導的工廠農業的膨脹，這種模式當前主要瞄準的是阿根廷、巴西、中國、印度、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賓、南非、台灣地區和泰國。亞洲成為這一全球化進程的主要陣地，例如主要以巴西大豆做飼料生產的肉類的消費，亞洲佔了三分之二。伴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出現，中國已由大豆淨出口國轉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和油料的進口國，隨著牛群向亞馬遜的“進軍”，巴西牧場成了大豆產地。從物質和金融角度來看，全球化的供給鏈、社會飲食結構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這三者使得糧食價格病毒在21世紀可以在全世界暢通無阻，並給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帶來了危機。

從體制角度看，新自由主義的發展集中體現於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它實行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製度促進了跨國農業綜合企業和糧食市場的一體化。世貿組織的農業協定宣布，通過貿易限制、生產控制、國營貿易等措施造成的人為的價格支持是非法的。這個協定迫使南方國家開放它們的農業生產部門，而同時美國和歐盟在農業生產上保留巨額補貼，美國和歐盟通過生產出歷史上最低價格的穀物、肉類和奶製品，形成了一個被誤解的“比較優勢”。補貼與價格的脫鉤消除了價格的下限，有效地為農業商品確立了世界價格，這個價格自1994年以來已經降低了30%甚至更多。由於農業協定的“最低進口准入機會”原則，很多國家已經被迫放棄了糧食自給自足的戰略，——即使允許這個比例相對較低的市場准入，糧食的這種人為的世界價格已經壓垮了全球各地的小生產者，並將他們轉移到城市貧民窟，或者將他們變成為相對富裕的全球消費者提供出口糧食的農場或種植園的勞力。世貿組織製度下的公司糧食循環的加強已經將“糧食安全”私有化並移交到公司手中。

最初導緻小生產者破產的壓低糧價的行為，現在又在世界糧食供應的全球壟斷性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導致農業通脹。確實，在“公司自由化”的條件下，糧食價格的上漲在全球範圍內的傳遞是自動進行的。作為一個反例，拉吉·帕特爾指出，當2008年東南亞的大米價格上漲的時候，東亞事實上沒有受到影響。在中國，大米價格幾乎沒有上漲，與前一年相比甚至有所降低。而在同時期菲律賓的大米價格有200%的上漲。韓國動用其糧食儲備以降低價格。而日本完全沒有承受這些痛苦。是什麼原因將這三個國家與其他的亞洲國家區別開來的呢?首先，它們有自己的國內糧食生產。其次，它們用國內糧食儲備來增加國內的糧食生產。第三，它們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在國際貿易協定的談判中它們是積極和強有力的一方。長期以來日本就一直認為他們的大米不僅是一種糧食，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

如果超越價格趨勢來看，這場危機還植根於世界糧食體系所發生的根本性的結構轉變之中。那種我們可以稱之為“無處有糧”(food from nowhere)的製度，是通過穩步將種主要糧食作物的土地用於生產出口作物而形成，這些措施包括北方國家在農業出口上實行傾銷、南方國家作為債務清償戰略而實行資本主義出口型農業，等等。因此，作為歐洲和北美最大的反季節水果和蔬菜的供應商的智利，在20世紀90年代經歷了豆類、小麥以及其他主要糧食作物的多達三分之一的種植面積的縮減，同時公司種植取代了當地的小農生產，農民成為零工。到20世紀末，在貿易自由化和出口農業的影響下，全球範圍內估計有2000萬至3000萬人失去土地。這些流離失所的農民成了城郊附近的零工，公司通過利用這些廉價的勞動力壓低了全球工資水平。其後果是造成了為窮人生產糧食的小農生產者破產和窮人因糧食價格上漲而具有更大的脆弱性。這種趨勢只是使得已經非常突出的“全球搶地運動”更加惡化，“全球搶地運動”的突出特點是對農業用地進行私人佔有或政府徵用，起先的名義是為了能源安全(生物燃料)，在最近爆發“糧食危機”後又加上了“糧食安全”因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各國政府對市場基本上失去了信心，它們大量投資海外土地，以便在今後糧食短缺時保證糧食供應。

刺激各國政府採取這種非市場措施的是一直存在的糧食暴動威脅，而政府面對糧食暴動總是很脆弱的。 2007—2008年，席捲全球的糧食暴動(意大利、烏茲別克斯坦、摩洛哥、幾內亞、毛裡塔尼亞、塞內加爾、西孟加拉邦、印度尼西亞、津巴布韋、布基納法索、喀麥隆、也門、約旦、沙特阿拉伯、埃及、墨西哥、阿根廷和海地)見證了主要糧食價格的上漲，並且迫使海地總統普雷瓦爾下台。發生在城市的糧食暴動表達了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不滿，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絕大部分南方國家摧毀了公共能力(尤其是糧食儲備)，使南方國家加深了糧食上的依附性。為此，很多國家的政府暫停了糧食出口，在2008年，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烏克蘭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麥的出口，從而關閉了全球小麥市場的三分之一。至於大米，中國、印度尼西亞、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出口，使得全球只剩下少數出口國，主要是泰國和美國。這進一步加劇了糧食通脹。有一份報告說：

“像孟加拉國這樣的國家現在是不可能買到它們需要的大米的，因為現在的價格太高了。多年以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告訴這些國家，自由化的市場會為糧食的生產和分配提供最有效率的體系。但是今天這些最窮的國家不得不對現在過得十分愉快的投機者和商人進行頑強的抵制。來自對沖基金和其他領域的數十億熱錢湧入商品市場，以期逃脫股市下滑和信貸緊縮，這進一步增加了窮人獲得糧食的難度。據估計，投資基金現在控制著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場的小麥交易額的50%—60%。”

事實上，這次糧食危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糧食製度的固有的脆弱性：大規模的糧食商品化使糧食成為投機目標，而由金融市場和大型綜合農業企業控制糧食則使得糧食價格的通脹成為可能(甚至在主要農作物創記錄豐收時也是如此)。糧食庫存高度集中，5家公司控制著國際穀物交易的 90%，3個國家生產了玉米出口總量的70%，最大的30家糧食零售商控制著全球食品交易的三分之一。可以說，這種公司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是由嘉吉公司 (Cargill)的董事會主席明確表達的願望所導致的：“有一種誤解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農業方面最大的需要就是為了本土的消費而發展種植糧食的能力。這是錯誤的。各國應該生產他們能生產得最好的東西，然後進行交易。”

世貿組織規則下的自由化貿易關係重組了糧食流通體系，在價格低廉時開始加深發展中國家糧食的依附性。 1996年至2000年，非洲小麥的進口增加了 35%，而這些進口價格一直較低廉的小麥的總價值平均大約降低了13%。在全球，約有70%的南方國家是糧食淨進口國。 2007年糧食價格上漲時，發展中國家糧食進口的賬單增加了25%。這樣一種糧食依附狀態往往是從大量進口低價糧食而損害當地生產者開始的。世界糧農組織指出，1983年至2003年間669次家禽進口的增加，一半發生在非洲，而只佔全球交易的5%。在此期間，因為從美國、歐盟、巴西進口家禽，塞內加爾家禽業的70%和加納本地家禽生產的90%都消失了。同時債務危機又促使南方國家廢除了戰略性的糧食儲備。一些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一些國家提出條件，使得某些國家(例如馬拉維)不得不減少糧食戰略儲備來償還債務，另一些國家例如印度則在世界市場上出售糧食儲備。跨國農民運動“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曾指出：

“國家糧食儲備部門被私有化了，現在其運營模式像跨國公司。它們行動起來像投機者，而不是去保護農民和消費者。同樣，作為新自由主義一攬子政策的一部分，價格控制機制正在全世界各地遭到摧毀，這樣就把農民和消費者暴露在價格極度升降無常的風險中。”

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的《糧食變得野蠻》一文中闡述了這一問題：正常情況下政府和私人企業通常會持有大量的庫存，以應付收成不好造成的糧食突然短缺。然而近年來，這些用於預防的庫存被允許降低，這主要是因為人人都相信，如果這些國家的農作物歉收，他們總是可以進口他們需要的糧食。

殖民地國家慣常的糧食儲備體系遭到摧毀或者衰敗，同時，公司糧食體系取代了滿足糧食供應這一社會需求的公共方法。其結果就是，主要糧食價格快速上漲的障礙被消除了。但是商品價格上漲的傳遞並不單單是市場一體化造成的，它更是農業糧食部門權力集中的結果。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的玉米市場。儘管按照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規定，從美國進口玉米被自由化，玉米的價格一直在下降，但20世紀90年代墨西哥的玉米餅價格上漲了2倍。 2006年，當世界玉米價格急劇上升時，玉米餅的價格又上漲了一倍，以致那些低收入者發現他們很難再買得起玉米餅，被迫轉而食用那些營養較低的白麵包和拉麵。由於兩家食品加工商就控制了全國玉米粉工業份額的 97%，國家又減少了糧食補貼，玉米餅暴動就成為政治現像的一部分——由於工資降低10%而引發，而工資的降低又是由於因玉米進口而流離失所的鄉村移民大量湧入。

糧食危機中具有標誌意義的是，墨西哥人的消費不足與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結構密切相關。當玉米餅的價格上漲而導致實際工資下降時，玉米餅的生產成本降低了——在生產方法上做手腳，為窮人生產摻假的食品。這就是說，資本想方設法在國家的支持下降低了商品的成本和提高了價格——這一成就有賴於新自由主義貿易關係所提供的條件，而墨西哥政府的任人唯親和私有化則提供了有力的補充。

新自由主義糧食體制下農業綜合企業的地位的增強為世界糧食危機提供了舞台。自由化和私有化相結合加速了糧食的全球流通，並且按照公司的方針重構了糧食的生產和銷售體系。這使得公司除了通過價格傳遞(通過對農業產品和糧食產品的市場進行一體化)獲取利潤外，還能從定價中獲取利潤。政府給予巨額補貼的農業綜合企業糧食體系的壟斷格局，不僅意味著生產商能為他們的產品承受較低的價格，而且意味著交易商、加工商和零售商都能夠提高糧食價格。農業綜合企業的利潤率猛增，例如2007年嘉吉的利潤上升了36%，ADM的利潤上升了67%，邦吉的利潤上升了49%。 2008年第一季度，嘉吉的淨利潤上升了 86%，ADM的毛利潤上升了55%，邦吉的毛利潤上升了189%。各家化肥公司也獲利可觀，例如2007年鉀肥公司的利潤上升了72%、MOS公司的利潤增長了141%。 2008年第一個季度，鉀肥公司的純收入增加了 186%，MOS公司的純收入增加了1200%還多。與此同時，各種子和農用化學公司2007年的利潤增長也非同尋常：孟山都公司增加了44%，杜邦增加了19%，先正達增加了28%。化肥、種子和農藥等生產資料投入的上升解釋了這種局面：糧食價格上升而小的農業生產者沒有獲利。 GRAIN(糧食)組織指出：

“這些公司通過密切參與製定那些支配當今糧食體系的貿易規則，通過牢牢控制市場以及全球貿易得以運作的複雜的金融體系，就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能夠將糧食匱乏變成巨大的利潤。人們必須要吃飯，不管糧食有多貴。”

　　結論

通過以市場自由化為基礎的糧食製度而實現的公司控制，是形成下面這樣一種全球化體系的直接原因，在這種全球化體系中，糧食價格上漲受到鼓勵，並且價格上漲在全球範圍內迅速傳遞。但是這種全球化體系的根源則在於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及其對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最近的一份報告聲稱：“在美國生產一噸玉米需要160升油，而在墨西哥，農民用傳統的方法生產同樣多的玉米只需要4.8升油。2005年，能源開支占美國農業生產總成本的16%還多，其中三分之一直接用於燃料，包括電力，三分之二間接地用於化肥和農藥的生產。”化肥和農藥當然要為“土壤峰值” (peak soil)這一危機負責，無機肥料和單一種植(源於殖民地種植體系)加劇了“代謝斷裂”，打斷了自然碳和養分的循環，造成了土壤的退化。這就意味著雖然現在全球尚有可耕土地，但土地的竭澤而漁式的使用方式和遭受侵蝕表明，在當今農業生產對以石油為原料的化肥和農藥高度依賴的體制下，世界正面臨著產出逐年降低的局面。

石油峰值和土壤峰值這一對孿生危機使得全球農業燃料工程合法化了：用便宜的(主要是南方國家)乙醇和生物燃料補充(主要是)北方國家的燃料需求，但本質上並不影響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工業化的農業對石化燃料的依賴促使人們尋找替代性的、可再生的能源，例如生物燃料。但是生物燃料問題更嚴重，不僅沒有減少氣體排放，而且增加了耕地的壓力。一個曾在十年前宣布將用新的農業生物技術養活全世界的公司集團現在不得不走上一條農業工業化的路徑依賴道路，用燃料作物取代糧食作物。普通民眾認為食物通脹的基本原因在相當程度上應歸咎於生物燃料革命。一位作者指出，美國和歐盟的不可持續的農業和農業燃料政策給美國和歐盟造成了“巨大的糧食貿易赤字”，這是“當前農業商品價格爆炸的核心”。這裡的要點是，北方國家的糧食儲備由於激增的糧食貿易赤字下降了，再加上高額農業燃料補貼政策(尤其是美國的玉米變乙醇計劃)，這被國際機構認為是此次世界糧食價格暴漲的罪魁禍首。

世界糧農組織認為美國的玉米變乙醇計劃應該為世界玉米價格的上漲承擔三分之一的責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認為應該承擔70%的責任。世界銀行估計美國的政策應該為世界農作物價格的上升負 65%的責任，美國農業部前首席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應該承擔60%的價格上漲的責任。世界銀行指出：“這些用於生物燃料的糧食在過去的兩年中價格上漲遠比其他糧食快得多，穀物價格上漲了144%，油料作物的價格上漲了157%，而其他糧食作物價格只上漲了11%。” 顯而易見，美國因其玉米乙醇計劃應該為世界糧食價格的暴漲負責。而世界第二大玉米出口國巴西，用甘蔗生產乙醇，因此對世界玉米價格的影響不大。除了美國的玉米乙醇計劃，美國的生物柴油計劃(大豆) 也加劇了糧食價格的上漲。

在工業化的農業將所有農產品轉變成無差別的商品(當然涉及對能源作物進行大量補貼以及其他類型的補貼)這一過程中明顯表現出來的市場拜物教，加劇了農業自由化的遺留問題。農業自由化造成了這樣一種貿易體制，這種體制逐步撤去了南方國家對本國農業的保護，同時允許北方國家繼續補貼其國內的公司化農業部門。對農業燃料的額外補貼又抬高了處在價格通脹中的全球糧食市場的價格。同時，自由化和結構調整政策使得南方國家出口某些農產品的狀況更為嚴重，現在也包括被歐洲的排放交易計劃鼓勵的農業燃料作物的出口。不管是作為卡路裡形式的食物還是作為能源作物，南方國家一直在支撐北方國家的消費方式。同時一些國家如墨西哥和牙買加已經大大減少了為國內消費提供的基本糧食的生產。

一個對新殖民主義模式的重要糾正行動是由糧食主權運動 (food sovereignty movement)發起的干預。該行動出現於20世紀90年代，旨在向糧食安全私有化發起挑戰，並認為“飢餓不只是手段問題，而且是權利問題”。換言之，國家和社群，尤其是生產者社群，應該有權利發展他們自己的政策工具(包括保護政策在內)，這樣居民就能夠以與文化和生態相適應的方式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充足的、有營養的食物。這意味著那種為具有購買能力的人(不論在哪裡)生產他們需要的產品的糧食體系——以及控制著這一糧食體系的公司的權力——的終結或大規模縮減。我們站在這樣一個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時代裡，工業化的糧食體系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和越來越少的支持，而糧食主權的願望則有機會逐步實現。 2007—2008年爆發的世界糧食危機提醒世人看到了世界糧食體制中長期存在的不平等模式，以及該模式的社會不可持續性和生態不可持續性。

[陳祥英、陳玉華：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