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總理：蘇聯解體二十週年反思
作者：尼·伊·雷日科夫
文章發於：新華文摘
更新時間：20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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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悲劇：亂自何來
——蘇聯解體二十週年反思
[俄]尼·伊·雷日科夫/著
編者按：雷日科夫曾任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經歷了前蘇聯崩潰的日日夜夜。他不久前撰成《大國悲劇》(新華出版社出版)一書，詳盡披露了前蘇聯垮塌的前前後後以及各共和國分裂出去後對千百萬人民造成的後果，並作了深刻的反省，讀來讓人唏噓。事情的真相如何？產生的後果又如何？本報摘取其中片段予以刊載。
緣起
歷史的發展就像一條河
●許多人都在越來越經常地問自己：難道真的需要這場改革嗎?難道它真的是歷史的必需和必然嗎?
●許多人很自然地懷著一種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蘇聯時代——日子過得雖不富裕，但勞動、休息、教育、醫療服務、必要的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其誕生和發展常使我想起一條河。人類生活的變化就跟一條河一樣，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還有先後流入主河道的各條支流。它們把這條河變得越來越寬，越來越深，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有害的雜質。生活之流也像這條河一樣，它逐漸積蓄著力量，臨到末了，則或是由於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為人們帶來歡樂，或是由於引發徹底毀滅而為人們帶來悲哀。
蘇聯人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自從統一國家毀滅以來，15年間發表了無數回憶錄，出現了無數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對於種種事件帶來的後果、實現的手段、產生的原因以及未來生活的前景，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解釋。
歷史不過是時代的“人質”。人們往往只是簡單地抄寫歷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於新一代統治者。但歷史總有說出真相的一天。
動筆之始，我還得提起一個現在說來已經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際關係委員會上發表的一篇演說。 1945年，他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並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麼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製造混亂和無所適從……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懼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聖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於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像；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並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
40年後，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標果然完全實現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體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麼樣。這只要回想一下俄羅斯千百年來的歷史，包括衛國戰爭那悲慘的時光和最後的勝利結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師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訴我們，所謂的民主變革實際上給我們帶來了什麼，特別是在千百萬人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許多人都在越來越經常地問自己：難道真的需要這場改革嗎?難道它真的是歷史的必需和必然嗎?而且，許多人很自然地懷著一種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蘇聯時代——日子過得雖不富裕，但勞動、休息、教育、醫療服務、必要的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們終於明白，原來第一撥“民主派”是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那些傢伙曾許諾很快就會過上天堂般的日子，而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語現已猶如朝霧般消散。還有一些人，他們在人民中只佔很小一部分，現在要什麼有什麼，而且全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實際上是直接從絕大多數人手裡搶過來的。所以，許多人對“改革”的態度絕對是負面的。這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它的悲慘之處更在於，從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內心深處的迷失，而大眾傳媒卻用盡了渾身解數來支持這種迷失。
問題在於，在許多人的眼裡，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好，蓋達爾—丘拜斯—葉利欽的“激進改革”也好，它們都匯人了同一的過程，儘管就目的、社會經濟內容和政治推動力而言，它們其實是相互對立的東西。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只有一條，那就是“改革”的失敗和垮台創造了消滅蘇聯和改變蘇聯社會政治制度的有利條件。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能全面發展，經常不斷地回應時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個足夠穩定的製度。停滯是製度老化、制度毀滅的前兆。所以，蘇聯社會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它無疑應該早在幾十年之前就開始，如果當時就去完成這樣一個複雜的過程，無論是經濟條件、社會條件還是其他條件，顯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樣，這一過程直到1985年才到來，而它的道路上鋪滿的已經不是玫瑰，而是荊棘。我想細述的正是這個問題，即關於“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劇，關於我國人民的大悲劇——當時，我身處這些事件的旋渦之中。
經濟：
“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
●我們的關於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把居民承受的困難降到最低的建議，遭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的堅決反對。
●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當時存在的經濟制度。
應當承認，我國在著手改革時，它的領導並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深入評估進行改革應採取哪些相互聯繫的必要步驟，以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後果。我想，說來也真是遺憾，那些指責20世紀80年代改革行動缺乏明確綱領的人是正確的。當然，他們沒有考慮必須採取某種決定的具體政治環境，但這一點並不能否定，他們的指責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不過以我的觀點來看，當時有一點倒是現實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決定改革從經濟開始。其實，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對國家經濟作一番改革。
硬性計劃經濟體制是上世紀30年代建立的，它順利完成了工業化任務，並對戰勝希特勒德國起到保證作用，使得在難以想像的短時期內恢復國民經濟成為可能，而在“冷戰”年代，則建立了同西方的軍事均勢。但生活不會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漸開始有所感覺：蘇聯的國民經濟還無法完全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社會經濟需求，也無法解決國家發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為重要的任務。
這就需要找到國民經濟運行的更為有效的手段。上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搞過一次經濟改革。但他並未觸及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僅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給企業。當時我是烏拉爾機械廠的總工程師，後來又當上了總經理，我們當時曾感到非常滿意。
總的來說，改革促使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達到了最高的經濟指標。遺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後，柯西金的改革逐漸自生自滅。後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雖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對改革加以恢復和完善，卻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績。
到了1983年，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公開下達任務，要大家把現在究竟生活在什麼社會的問題弄個明白。這是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必須重新判定國內已有製度的本質，它在人類歷史上所處的地位。與此同時，安德羅波夫又委託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多爾吉赫、中央委員會經濟工作書記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經濟領域出現的局勢，並就經濟改革提出建議。在兩年時間內，我們就這一問題開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學者、專家、生產一線的工作者，並成為1985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作報告的基礎。再以後，在整個80年代後半期，蘇聯政府始終緊張地進行著制訂經濟改革具體途徑和方法的工作。
為了讓經濟取得“喘息”機會，需要解決一系列原則性問題。如果對問題的根本加以審視就會發現，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與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越來越明顯地相離異的現像。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對勞動負責、提高勞動效率和質量的動因明顯不足。於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所有製及其發展前景的問題。眾所周知，我國所有製的基本形式是國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製也逐漸具有了國有的特徵。考慮到學者們的意見和國外經驗，我們認為，在國家手中保持50％一60％的所有權比較合理——這主要是指在國民經濟的基礎部門以及國防工業部門的企業。其餘的50％一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個體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別墅用地和菜園果園用地可以除外。在製訂方案時，我們特別注意所謂“民營企業”對像，但其所有者只應是集體。
與這種觀點相對立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一群政治家們的觀點，他們一心為私有製唱讚歌，堅持認為只有私有製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國家的所有社會經濟問題。
要想逐步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過渡綱領的製定者面前還存在著不少複雜的問題：要為我國實現深刻的、內容極其廣泛的科技革命創造一切必要條件，要改革價格形成的體制，要改變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用品生產的比例關係，擴大生活用品的生產，等等。
總之，在回應時代呼喚的同時，蘇聯政府從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發，於1989年制訂了一個方案，把採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個管理層面上審慎行動結合起來。我們在走向市場的同時首先力圖穩定社會經濟局勢，然後再向前進，走向一個更加發達的商品一貨幣體系。
有的人號召我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場經濟的旋渦，並且舉歷史為例說，歐洲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際實行的也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但他們卻一往無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場經濟。這倒是不錯。不過他們具有長期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只是由於戰爭，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斷了五六年而已。他們即使投身進去也不會被淹沒。此外，我還要說，他們在戰後根本就沒有排斥國家計劃因素，而且現在也不排斥，而我們那些剛剛冒出頭來的主張市場經濟的救世主們——實際上也就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瞎眼指路人——卻一聽計劃經濟就躲得遠遠的，就像躲瘟疫似的。
我們的關於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把居民承受的困難降到最低的建議，遭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的堅決反對。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當時存在的經濟制度。他們同當時相當一部分乾部一道，十分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在這群虛偽的傢伙身上，有一個細節很說明問題：當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過，“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把最嚴重的考驗壓到百姓的頭上。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他們看到這種改革已不可逆轉時，他們這才公開地大聲宣揚，說他們再清楚不過，要是照他們的腳本演下去，會對大多數人民和國家帶來什麼後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激進經濟改革派行動的荒謬性和破壞性已經暴露無遺。在他們——用自由派一個頭頭的話來說—一“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之後，人民覺醒了。到了今天，所謂的“500天計劃”就很難贏得掌聲和歡呼了。
但這個計劃的製訂者亞夫林斯基、布爾布利斯、費奧多羅夫、扎多爾諾夫等人還是會記得的。他們記得，但他們在想辦法讓人民忘記。亞夫林斯基在蘇聯解體後甚至成立了一個黨，叫“亞布盧”黨。他連續十年宣揚自己的思想，可是卻從來沒有敢提自己的這個產兒——500天。人們終於咬開了這個蘋果，原來裡頭長了蛆!現在，蓋達爾這個經濟激進主義的跟屁蟲及其同夥居然還有臉在他的研究所裡教導我們如何生活。
這些人乾了壞事之後就躲到了一邊，聽憑國家和人民在艱難困苦中掙扎。
國內政策：
“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蘇共之所以能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是因為幾十年來它把權力視為自己的專利，它已經喪失了現實的日常政治鬥爭的能力。
●當一個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鬥性，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衰退了。
1987年末，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脫離政治改革，在經濟領域就不可能出現進一步的變革。他們的形像說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客觀地說，黨內早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性。黨的確起過偉大的歷史作用。在緊張到極點的上世紀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的時刻，在偉大衛國戰爭歲月，在戰後年代以及冷戰時期，正是蘇共在掌握著全國的命運。如果換了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時代變了，那麼當然黨的活動也應該出現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變化。在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負責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認為黨應該從直接管理經濟的工作中擺脫出來，把這些職能交給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我的看法，意識形態工作和製訂發展戰略的工作留給蘇共來做比較合理。同時還應該讓它從停滯了幾十年的理論教條和黨務工作實踐中解放出來。
而且，早先的戈爾巴喬夫也是持這種意見的。例如，在蘇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會上他就說過：“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必須改造我們的政治體制的地步了。這當然不是說要取代現行製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質量上全新的結構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內容和動力……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涉及黨和國家機構功能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應該以列寧主義為基礎。黨的指導和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社會發揮作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但是，看看他後來離職後的所作所為，看看他那些公開否定黨的言論，不由得要對他的真誠，對他的信念，還有他是否正派的問題，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1991年8月23日，當蒙羞的蘇聯總統在72小時軟禁後由福羅斯送回來，跑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恥辱講壇”發表演說時，他還能說一些他信奉社會主義思想，他忠於改革後的黨之類的話。可是時間僅僅過了一天，他卻……放棄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再就這個問題發表宣言時，他竟然顛三倒四地說，他的責任是像保護國家公民那樣保護每一個共產黨員免受無根據的法律追究，同時還宣布黨自行解散。
圈圈終於圓上了。這種情況遲早總會發生。戈爾巴喬夫同黨分道揚鑣了。但為什麼他對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於蘇共自行解散的建議在許多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既定事實，這件事至今還是一個謎。我看是潛意識中幾十年培養起來的東西起了作用，總相信黨的領袖總書記的一切行動不會有錯。
那些日子可是勝利者趾高氣揚的日子。趾高氣揚的還有一幫立馬就倒向他們，倒向權力的人，哪還管這權力究竟是什麼權力!見風使舵的人從來就沒有自己的信念。看來那些搶到了政權並自稱國內唯一民主派的人們，如果他們真是民主派的話，就應該委託同樣是“民主”的檢察機關，對那些他們認為是70年來把國家搞到喪權辱國一貧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訴才是。難道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詡為為把我國建成真正法制國家而奮鬥的最高尚的戰士嗎？
不過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有些人昨天也是共產黨員，而且遠不是什麼黨內的小角色，可他們又起過什麼作用，該負什麼責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這麼一個絕對違反法律，違反民主原則的解散蘇共的法令呢？ 1500萬共產黨員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來，當時真沒有幾家報紙能忍得住不挖苦說，這個命令是葉利欽在過節的時候給倒台的共產黨送的一份厚禮。不過他們“忘記”了，幾十年來，這個日子可一直是整個國家的節日，是全民族的節日啊!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國內改革的倡導者，可是過了5年，它卻被趕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這究竟是怎麼搞的呢？
原來，到了1989年，國內政治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後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了，卻提出了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而且還號召進行報復。在有些發言中，可以感到發言人無論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一個政治家，都還不夠成熟。他們表示，希望能對擺脫了“蘇共壓迫”的這個國家有所幫助；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正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不過還有一些則是完全自覺的、專為破壞黨的威信而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蘇共是通過歷史發展而成就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的，它同國家組織已經水乳交融地連為一體。正因為如此，為解體勢力的利益而破壞黨的威信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但那些導演這一切的人很清楚，為了改變政權和社會制度，必須切斷黨和國家之間的紐帶，因為那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
蘇共之所以能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是因為幾十年來它把權力視為自己的專利，它已經喪失了現實的日常政治鬥爭的能力。結果當一個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鬥性，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衰退了。
由於種種原因，蘇共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力，國內隨之開始出現反對立場的社會運動。它們在蘇聯解體和社會制度解體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持不同政見者、雜牌軍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們的活動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發端於上世紀60年代初，從事的基本是維權活動，他們不同當局合作，但也拒絕使用暴力。他們人數很少，而且分散，組織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並得到國內少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對於這些人來說，要點在於蘇聯存在著反對派這一事實。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輩可能還記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有關這些審判的消息曾為部分人所知曉。主要是通過境外的這個那個之聲的無線電廣播，其內容是真話假話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過了一項政治議案，取消了對反對派的刑事訴訟。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開始走出勞改營和監獄。但他們的運動實際上並沒有捲土重來。很多人已經厭倦了“為人權而鬥爭”，還有一些人則由於在西方有了名氣，便跑到國外過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實際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歷史正是在1986年由於對他們停止迫害而畫上了句號。
就在這個時候，國內開始迅速出現各種社會團體，他們的成員被稱為雜牌軍。這些團體其實沒有什麼原則。他們當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張愛國，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有的主張君主主義，有共產黨，有社會民主黨，還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許多團體的形成不是根據意識形態原則，而是根據活動方向：有的從事環境保護，有的從事古蹟保護，等等。雜牌軍同持不同政見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同當局和平共處，不反對加入國家機構以及其他官方機構如工會、共青團等。但不久許多雜牌軍的活動開始具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性質。參加雜牌軍組織的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們先取得經驗，然後就學會了把成千上萬的群眾帶上街頭。
內部的辯論磨煉了反對派活動家的技巧，培養了未來的政治家、記者、社會活動家。上世紀9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社會團體、新成立的政治機構、大眾傳媒的領導人。時至今日，我們也依然能在電視屏幕上和各種政治場合看到這些人的身影。現如今，他們還在“教導”人民在民主變革的條件下應該如何生活。
這樣一來，由於蘇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實現改革，在一個歷史造成的極短時期內，釀成了反對派政治運動，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促使蘇聯瓦解，促使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消滅。
對外政策：
西方找到了“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前任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後二者只是在他們在位的後期，才熱心投入外交活動，而他卻從一開始便樂此不疲。
戈爾巴喬夫同西方的合作開始於1984年的秋天，當時他作為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會見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如所知，這次會見是由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組織的。未來的總書記在此之前不久認識了雅科夫列夫，由於志同道合，倆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見的地點不是通常的倫敦政府官邸(唐寧街10號)，而是郊區的切克斯別墅，那是個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的外國領導人，首相希望與之推心置腹進行特殊重要談話的地方。
實際上這是一次對未來總書記的摸底會見：西方領導人對契爾年科的健康狀況瞭如指掌。會見後撒切爾夫人拋出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這就是這位鐵娘子對其他各國同事發出的信號。後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10月，在兩個月的沉寂之後，裡根同意了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雷克雅未克同他會見。他們在當地舉行了好多個小時的一對一秘密談判。美國總統需要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否已經作好犧牲蘇聯利益、對美國效忠的準備。後來，到了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撤掉了嘴巴上的崗哨，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裡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雷克雅未克之後又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見和談判。 1989年末，當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同老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整個移交蘇聯政治國防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些快言快語的人和外交官都形像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爾巴喬夫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國總統會見了11次。由於相當程度上絕對單方面的讓步，柏林牆垮了，華沙條約、社會主義國家的盟友關係以及蘇聯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葉利欽指揮下奏響的軍樂聲中，部隊滿面蒙羞地開出了自己的軍事基地。他們無處可去，只好在露天地裡支上行軍的帳篷棲身。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同他的朋友科爾在阿爾赫茲國家別墅簽訂協議所導致的可恥結果。
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納澤(後者是為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小伙計)的對外政策使蘇聯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結果是幾年之內蘇聯喪失了超級大國的地位，而世界則失去了整個20世紀下半葉賴以順利維持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如今人類生活在單極世界，佔有統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之外，還擁有為了一己之利企圖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國家的瘋狂願望。
所以，如果把總書記兼總統戈爾巴喬夫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稱之為錯誤，那實在是太荒謬了。不過他首先滿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總是以犧牲蘇聯的利益為代價。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而且還使得西方對蘇聯人民的影響日益加劇，使得蘇聯國內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力量日趨活躍，最終導致這個國家從地圖上消失。
意識形態：
總書記“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
●在推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無法兌現的政治許諾，只能是一股破壞力量。
“設計師”、“施工隊”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識形態專家們和組織者們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數或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支持改革，我國根本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才有可能得以實施。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黨真正直接依靠工農，並與他們共同組成一支可以說是挾雷霆萬鈞之力的時代，早已成為遙遠而光榮的英雄主義過去。聯繫逐漸變成形式上的和單方面的東西：總是從上到下、從黨到群眾，很少有自下而上、從群眾到黨的事情發生。此外，蓬勃發展的大眾傳媒開始給予社會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強大的影響。首先是電視、廣播，還有日報、周刊、各種大小雜誌。那麼，在這些機構工作，決定它們立場的又是些什麼人呢？當然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樣一來，知識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氣候”，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意識以及公民的政治行為在巨大的乃至後來是起決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這些人來決定。
要想取得知識分子對改革的支持，就必須保證在國內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
國家的領導層，包括本書筆者，都讚成社會生活的這種變化：應該向國內的公開性轉變，向外部世界開放。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明白，由於我國歷史情況十分複雜，在實施這種變化時要多加小心，權衡利弊，以免國家航船顛覆。不論這隻船是什麼船，但它畢竟是我們自己的船。既然我們大家都載著自己的歡樂和苦難乘著這艘船航行，總不能讓它遭到危險，即便是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讓它連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總是不行的。
公開性宣布了，書刊檢查制度放鬆了，後來還完全取消了。 “意見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版物的大量出現。 “大雜誌”的印數直線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銷量竟達到150萬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書報檢查制度已經完全放開的今天這個“民主”時代，該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過8000份。
我還記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發了瘋似地想方設法為報紙雜誌擴大紙張供應。不得不大量提高從芬蘭等國進口紙張的數量。既然我們認為自由發表意見的路線對頭，那就應該竭盡全力，保證出版部門有紙張來印刷自己的東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現在根據我得到的消息，這樣的問題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錢，那就去買紙，就去印刷，如果沒有，那你就關門。
1986年中央的兩家刊物換了領導。他們的頭頭被換成了自由共產主義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評過去以及批評當時的“停滯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莫斯科新聞報》和以柯羅季奇為首的《星火雜誌》表現尤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羅季奇任命為《星火雜誌》主編的那段往事。在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烏克蘭。討論候選人的時候，有些同志由於對柯羅季奇很了解，反對把他調到莫斯科來。但利加喬夫作了最後的決定。他以特有的固執一心一意要提拔這個人，認為他肯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改革者。利加喬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書中有一本未來《星火雜誌》主編的書——《仇恨的面孔》，是講他的美國之行的，其中他鞭笞了美國的種族主義。後來，等到蘇維埃政權解體後，他又跑到美國去工作和生活了許多年(其實是躲到那邊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學校，學生和老師又知不知道，這位教授過去是怎樣寫他們國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喬夫和他的戰友們卻讀過這麼一部作品，而它無疑對總編的任命起了作用。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說明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思想和良心變得有多快。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開性大行其道的時候吧。出現了好多“大膽”的電影、戲劇、書籍之類的東西。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範圍放得越來越開了。再有就是言論自由的發展——當時有個說法叫“格拉斯諾斯奇”(公開性，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字典對這個詞都採取了音譯的辦法)。這些很快就變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純粹是吮吸著手指頭生造出來的信息。它們都越來越公開地指向現存的社會和國家製度。為了這一點，首先當然要利用我們生活中的陰暗面。遺憾的是陰暗面在斯大林時期還真不少。當然，從那時起，幾十年都過去了，國內好多東西都變了，國家也成了另外一種樣子。但過去的那些東西還是成了破壞國家現狀的一個武器，而且正如後來所見，很快又成了破壞它未來的武器。
在推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可是支持公開性以及其他民主過程的政策卻一直沒有變。 1987年5月，停止了對美國之音以及其他反蘇廣播電台的干擾；6月，簡化我國公民出國手續的決定開始生效。
1987年11月2日，召開了隆重紀念十月革命70週年的大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作報告。他宣稱：“蘇共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不會有所懷疑。它將取代資本主義……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世界——共產主義世界。我們一定把這條路走到底，永不回頭！ ”這些引起暴風雨般歡呼的話語說過僅僅四年，蘇聯沒有了，社會主義沒有了，更不必提什麼總書記號召的共產主義事業了。他那卑鄙無恥的嘴臉真叫人驚奇：幾年之後，他居然又稱，自他懂事以來，就一直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
遺憾的是卑鄙無恥毫無原則的不僅是他這一個人。再來看發生得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葉利欽同文藝界知識分子代表們在大劇院貝多芬廳會見的一幕吧。電視觀眾看到和聽到的是一個怎樣的場景啊!他們在高喊：“再加把勁!”“對他們再狠點!”“扭斷他們的脖子!”這些喊聲竟然成了陷入亢奮狀態的“藝術大師中堅”們嘴裡最心平氣和的語言表現。一方面這說明了他們瘋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說明他們赤裸裸的奴顏婢膝，引得千百萬電視觀眾直想作嘔(這是我後來同各種各樣的人物經過無數次會見才得知的結論)。那真是一個真實展現自我的好機會。他們果然這樣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劇作家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羅佐夫所言，這種絲毫不加掩飾的奴顏婢膝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是絕對見不到的。他們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對他們寄予信任的人。但在這之前他們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舉那些一度曾為大眾所尊敬和愛戴的名字，我只想說，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不僅在那一天，而且總之是在新環境下突然展現出自己醜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從人們的心上永遠抹去了自己過去的藝術成就。
總之，在意識形態領域，破壞性傾向戰勝了實證主義傾向。這是因為蘇共，準確地說，因為它的中央和幾任總書記，在整個後斯大林時期一直沒有能夠對全黨和全社會提出要求克服侵蝕黨和社會血肉肌體的教條主義的任務(除了安德羅波夫，但他來得及做的只是指出這種必要性)。在這個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世界上，在我們國內，教條主義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實狀況，而他們卻不懂得深入進行科學分析、認真發展建設新型社會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必要性。
戈爾巴喬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開性、言論自由、全面民主化過渡的同時，並沒有把對於從斯大林時期起就在許多方面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歪曲的黨和國家的歷史加以科學、客觀、慎重地重新審視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上，卻把這一極為尖銳的、具有強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潛在敵人手上。那些人後來果然成了公開的敵人，並以此為自己贏得了真理和正義鬥士的美稱，而且還因此贏得瞭如果不是帶領社會大多數也是帶領相當一部分人前進的可能。
當戈爾巴喬夫陷入政治困境時，對於“民主派”針對領導了這個國家整整70年的蘇共所大力展開的常常是誣衊性的攻擊，他們幾乎沒有作出任何回應。當敵人向蘇聯和社會主義發起實實在在的進攻時，黨的意識形態“機器”竟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
戈爾巴喬夫在號召搞誠實的、公開的政治的同時卻在施加各種影響，甚至公然販賣謊言(例如所謂的《裡賓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備忘錄》、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號和綱領都空洞無物，毫無根據，缺乏應有的組織工作。戈爾巴喬夫不懂得：無法兌現的政治許諾，只能是一股破壞力量。
這一切決定了群眾對改革、對黨、對戈爾巴喬夫只能是失望，從而也加強了對手的地位。
民族關係：
竟然成了摧毀蘇聯的攻城槌
●我們的悲劇就在於我們丟失了“蘇維埃價值”，我們沒有把過去的一切正面的東西帶到新時期來。
●我們的國家缺少一種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來的思想和價值。
20世紀的大部分年月，整個世界都曾以驚奇和讚賞的心情觀察著蘇聯如何解決民族關係問題。可以說，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似乎已經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誼的典範。可是，忽然之間，在這塊佔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會兒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會兒在烏克蘭，一會兒格魯吉亞，一會兒阿塞拜疆，一會兒在中亞的某個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又再次獸性大發了。這種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國家安全的大規模現像，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是無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蘇聯開始衰敗，頃刻之間，它就能變成一隻摧毀國家的攻城槌。
在歷史上，俄羅斯就是把一塊塊土地合併入政治經濟聯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國家利益把它們融合到了一起。它們在加入俄羅斯家園之後，共同的職責已不是相互競爭，而是在統一的國家中相互協作。巨大的領土面積、複雜的推動力和地緣政治條件、民族構成的多元化決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須採取一切手段鞏固國家，鞏固一切國家機構。它們的責任就在於保證我國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制訂可以為大家都接受的多樣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們國家，俄羅斯人民作為數量最多的民族，為這個成長中的國家支撐著最主要的負擔。它是建設和鞏固這個國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時，卻並不存在任何專屬於俄羅斯族的特權。俄羅斯的任何一個民族，都既不是統治民族，也不是從屬民族。
可是，歷史有時就愛這樣，它跟我們開了個驚人的玩笑：當各加盟共和國準備退出蘇聯之時以及它們退出之後，有些國家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地方沙文主義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來了。眾所周知，以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幾個共和國為例，那裡的沙文主義者為了推行民族歧視政策，或者簡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羅斯族從當地排擠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麼樣的手段哪!而當那些國家存在於蘇聯內部的時候，這些俄羅斯人又為國家的發展作過多少貢獻啊!
同時，遺憾的是，在俄羅斯內部，當“自由民主派”當權之後，也先後出現了一個個沙文主義集團，更有甚者，還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會渣滓——他們用民族主義的口號，打著關懷俄羅斯人民利益的旗號，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貧乏和野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把政權搶奪到手的那些人往好裡說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實際都是直接聽命於西方的走狗，他們決心把俄羅斯交付西方聽憑宰割。這樣的心理以及相應的實踐活動，一定會產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擊性極強的民族主義。這是在本質上同真正的愛國主義完全相對立的東西。何況，在上世紀90年代，反愛國主義簡直都已經成了葉利欽政權的招牌。時時刻刻都會有人把髒水往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者頭上潑，有的人使出渾身解數，為的就是要把這些概念徹底消滅，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的眼裡。當局努力用他們的靴底，去踐踏人民記憶中最神聖的事件、日期，甚至連偉大衛國戰爭勝利日也不放過。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彈，不過當然是畸形的反彈，那就是出現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極端主義組織。
在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這樣的概念同愛國主義的概念之間，人的意識中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很清楚地劃出一條界線，更何況年輕人。
什麼是全民愛國主義？事實上偉大衛國戰爭對此已經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難道說沒有愛國主義，人們就能忍受那種可怕的損失，能克服那種生活的艱難困苦，直至勝利嗎？不能的！
最近幾年來，我國這方面情況正在好轉。在前線和後方參與過鬥爭的老戰士又開始受到尊敬，人們對自己國家不尋常的歷史開始比較尊重。不過，事情總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又是那些昨天還在踐踏我們歷史和偉大勝利的人開始搞起了愛國主義運動。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還有一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們所說的這些人有關係，這就是所謂的“全人類價值”。我也想就此談一點看法。 1987年戈爾巴喬夫把這麼個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庫，為的是想要“淡化”黨傳統的意識形態提法。起初，這個概念只是用來作為“對外使用”，因為這裡邊還包含維護和平、裁軍、防止生態災難等思想。後來，在“全人類價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國家的原則，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認為，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黨和國家的首腦向“西方價值”的轉變。這種情況幾乎對所有的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對外政策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經濟方面，等等。總書記思想觀點的變化在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中引起的反響是各不相同的。對於戈爾巴喬夫的這一轉變，意識形態專家、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拿著到處鼓吹，說這是根本性的、“指標性的”轉變，特別是跑到國外去吹。而黨和經濟工作的大部分骨幹則對之充滿了疑慮。
國內生活中我們原來所固有的集體主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生產資料公有製被私有製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敵對的兩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財富，卻把大多數老百姓搞得一貧如洗；我們祖國的偉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貨的排擠，文化變得只知道迎合把賺錢作為最高理想的人們的低俗口味，等等。這就是最近15年來為我們造成的境況。而這一切卻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的回歸。不過這個過程是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的，如今我們這個一度在世界上為許多人充當過精神領袖的國家卻變成了一名落後的學生。
這種把“泛人類價值”向俄羅斯土壤不加考慮地、片面地、機械地移植的結果，無疑對實現在美國倡導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民族價值和國家主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後果，就完全被置於次要地位去了。
我們的悲劇就在於我們丟失了“蘇維埃價值”，我們沒有把過去的一切正面的東西帶到新時期來。非但如此，許多對我們格格不入的、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教義，也被強加給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國家缺少一種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來的思想和價值。
改革：
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興而為的產物。
●今天，西歐以自己對美國侵略政策的支持，親手為它統治世界掃清了道路。
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的行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魯曉夫統治時代：許多事情有始無終，沒有改革的戰略路線，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慮，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興而為的產物。雕塑家涅依茲韋斯內在給赫魯曉夫豎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現了赫魯曉夫的行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兩部分(由黑白兩種大理石做成)，以此來強調這個人思想行為的矛盾性。
的確是這樣，一方面，他放鬆了對文化活動家們創作的監控，另一方面，他又搗毀了練馬場大廳的雕塑展，其中就有這個涅依茲韋斯內的作品。他批准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時又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給予重創，對蘇軍給予沉重打擊。
考慮到這種無法一以貫之的情況，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這個“解凍”究竟又是個什麼東西呢？是伴隨著融雪的溫暖的天氣呢，還是製造泥濘，製造污泥濁水，製造陰雨連綿或者製造霧氣瀰漫的天氣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確定：一切都取決於究竟從什麼立場來看這個現像。
坐上國家的高位之後，戈爾巴喬夫起初對軍人是很尊重的。他心裡很明白，在整個俄羅斯歷史上，軍隊始終是社會上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過不久，他就開始向軍隊發起攻擊，甚至動用了一批“分析家”，他們對人民反復宣稱，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為大量經費用到了軍隊身上。
在這個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的小伙計——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為他幫了不少忙。眾所周知，這個人在蘇聯歷史上留下了災難性的痕跡。這位外交官居然宣稱，我國的軍事開支佔國民總收入的19％。後來戈爾巴喬夫拿過來湊了個整數，於是又變成了20％。其實他們兩個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國國防開支所佔比例最多不超過12％，而且從來也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因此，戈爾巴喬夫在破壞蘇軍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魯曉夫的老路。
這樣一來，在戈爾巴喬夫掌權的年代，我國軍事政治陣地和國防陣地就目標明確地、堅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裝。讀者可能會問，那麼國家的其他領導成員又到哪裡去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可以請讀者們也看看今天的情況。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是否了解總統外交談判和外交決策的情況呢？顯然並不了解。蘇聯那時的情況也是這樣：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雖然是內閣成員，但實際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總書記和蘇聯總統一手操辦的。
從1945年起，戰後年代世界上形成了兩極政治體制：一極是蘇聯，而另一極則是美國。這種體制為維護和平，避免總體上的武裝衝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證，儘管當時一直在搞所謂的“冷戰”。由於世界上兩個主導大國之間的軍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對地緣均勢還能得到保持，這樣才能在出現問題時求得最終的政治解決。越南的情況是這樣，阿富汗的問題是這樣，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也是這樣。
1991年蘇聯的解體，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國侵略的因素。兩極世界垮台了。蘇聯解體後，一些國家的政治活動家也講了不少建立多極世界的話，但至今也只不過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因為這樣的政治力量配置，對於僅餘的唯一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幾十年來，他們一直都夢想著在世界上起領袖作用，如今目的終於達到，他們的手腳放開了。
後果馬上顯現出來。第一個遭受打擊的就是南斯拉夫。經過十年動亂，一個受到全世界承認的統一國家，被肢解成六個部分，現在又要分裂出第七個“主權獨立”國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國也找到了把聯軍開進阿富汗的藉口，而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的後半期，它卻不斷要求蘇聯部隊從那裡撤出來。
後來，它甚至不顧聯合國的反對，糾集了一些國家，入侵並佔領了伊拉克，在當地建立了所謂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統治。結果把這個國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來將會是黎巴嫩、伊朗、朝鮮和其他所有在某一點上不合乎美國標準的主權國家。
今天發生的種種，實際上同1938年在歐洲出現的問題並無二致：當年的英法兩國領導人簽署了慕尼黑協定，說得確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裡尼搞了妥協。西方以這一行動為法西斯德國奴役歐洲各國、向蘇聯開戰亮起了綠燈。今天，西歐以自己對美國侵略政策的支持，親手為它統治世界掃清了道路。
文化侵略：
在俄國原址上建立新的國家
●國名可能還是這個國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在百姓心目中將不再佔有地位。
●不是文明的對立，而是文明的對話，才能為人類贏得未來。
為了這個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輸一種觀念，似乎只存在一種文明，那就是美國和西歐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繼承人(不僅繼承了歐洲的即希臘羅馬的，而且還繼承了東方的，包括中國的和印度的)，似乎只有這種西方的價值觀體系——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價值觀體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價值觀體系。
不過這種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論的砲制者，其虛偽無知也實在驚人。按照他們的意見，在這一基本的、“無可爭議”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沒有中國、伊朗、印度、俄羅斯等國家的地位。甚至就連日本和中國以及今天的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所展示的科學、文化、經濟方面的巨大飛躍，也無法動搖擁戴這一理論的許許多多西方政客。
在當代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上，俄國雖自身的麻煩和問題不少，但也還是積極努力地在保持與自己偉大歷史相稱的地位。但遺憾的是這一複興過程也包含著一定的危險——喪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貴特色、生活方式和獨特文化的危險。
俄羅斯是橫跨歐亞的偉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無數其他民族無數個世紀以來友好合作基礎上的產物。它的地緣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點，它是一條連接歐亞的陸地通道。
俄羅斯廣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氣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長期相互作用——所有這些都要求社會一方面要有超前的思維，要善於同面臨的危險作鬥爭；而另一方面，則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種力量都團結起來，以解決國家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較傾向於仁愛，又傾向於崇拜領導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這些民族自覺意識中的特質不是外部強加的，而是歷史形成的。它們同愛國主義、國家觀念、大國地位意識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沒有這種東西，一個巨大的國家就不可能複興，人民的統一就得不到保證。
東正教是俄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基礎。在許多個世紀之前，正是它，作為一種建設強大國家的思想，促進了俄國社會分散力量的團結，促進了我國國家思想的形成。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一支同東正教一支之間的思想衝突在歷史上源遠流長，它決定了東西方之間鬥爭的本質。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對立，是抑制西方思想擴張的形式之一，隱藏在這種東西背後的，首先是領土利益。
我們國家在把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決定付諸實施之前，一定要考慮到本國人民的思想情緒，它的深層的精神緣由。東正教是俄國人民的國教，唯有它才能比較全面地符合俄國人民的世界觀。
與此同時，在俄羅斯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儘管教會同國家是分離的，但也要求國家對其他宗教信仰給予同樣的重視和尊重。因為總有一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伊斯蘭教、佛教或者猶太教。不過，在尊重我國的這些傳統宗教的同時，我想在本章中談談東正教問題。
今天，我們越來越經常聽到有人說，東正教價值體係不太適合市場經濟。暗地裡針對東正教也正在開展一場攻擊。這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團體、教派的大規模擴張活動進行的，簡直就是又一場貨真價實的十字軍東征。從本質來講，這是一種改變我國整個社會面貌的企圖。經過這場可怕的戰役之後，結果就是要在過去俄國的原址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國名可能還是這個國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在百姓心目中將不再佔有地位。
在消滅俄國文化的行動中，根除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千百年來獨特傳統的努力，將會起到主導作用。比方說，美國對這個目標就毫不掩飾。近年來，俄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信息文化侵略的對像，其目的，就是要毀滅俄國的精神價值和社會道德。有相當一部分文學藝術界知識分子，他們公開性詛咒蘇聯的書刊檢查制度——有的盲目，有的自覺，他們瘋狂地頂禮膜拜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
在我們國家的那些“思想統治者”的支持下，這場進攻戰的結果，就是由美國通過它在我國的代理人，實際掌控了俄國電視這一對百姓影響最大的信息媒體。傳統價值觀念遭到清洗，“美國生活方式”的原則和風格被強加到人民頭上。頭腦健全的人們和社會活動家力圖抗禦這種局面，但遭到俄國電視實際主子的激烈反對。
行政和立法當局實際上是在同這種情況妥協。而且，我國文化就整體而言目前已被陰暗、迷信、反科學的觀點所淹沒。從電視屏幕和“黃色”報刊洶湧而來的蒙昧主義之流是那麼的濃稠，以至星星點點的健康思想、端正行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文明之間的邊界又回到了歷史上原來應該有的老地方，劃出了與我們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西部邊界。西方為了促使蘇聯垮台，樹立了一個把歐洲文明分水嶺向東推移的目標。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築師們並沒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這裡指的是他們再次力圖消滅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戰略老對手——俄國，首先是俄羅斯族——的獨特文化的企圖。
遺憾的是這種狀況終於發生了。實際上所有在蘇聯垮台後感到手足無措的斯拉夫民族，都無情地陷入了從屬於西方的境況。他們通過北約以及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機制，跟西方拴到了一起。唯有南斯拉夫是一個例外。之所以會選中它來作為侵略和破壞的對像，其原因就在於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同時也爆出了自己就廣義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發生的一切間接地證實了一種猜測，這就是文明的分裂將首先發生在西方—俄羅斯一線。今天人們已經看清，無論西方如何在我國內外竭盡全力，但依然難以淹沒並同化俄羅斯的和俄國的文化。歷史表明，我國在吸收西方技術文化成就的同時，從來就沒有為西方文化所吞併過，反而因此增強了表現自我鮮明獨特文化個性的條件。
俄國在上世紀90年代向西方的急劇傾斜說明，如果對西方思想價值不採取批判態度，如果不考慮俄羅斯文化特點，而把西方的東西機械地向俄羅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完善祖國文化，而是使它遭到破壞。更何況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樣，西方文化也並不希望把俄羅斯擁入自己的懷抱。
畢竟，不是文明的對立，而是文明的對話，才能為人類贏得未來。聯合國的活動保障了20世紀下半葉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歸功於不同文明之間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創建聯合國的倡議者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可是當今美國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對這位先驅者的理想是一種直接的背叛。
遺憾的是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間(蘇聯解體之後)，某些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己任的國際組織信任度遭到破壞。今天，在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我們遇到了世界集體安全體系的深刻危機。
素有民族和國家命運主宰之稱的北約不顧一切地東移，該軍政聯盟各成員國脫離聯合國監督的實際狀況，聯合國威望的災難性喪失使人們有理由得出結論，以這些國際組織目前的狀況，是再也不可能客觀地解決世界性問題的。他們統統都處於美國的監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淪為美國的工具。他們已無力成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脅面前，人類能找到維護世界平衡機制基礎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不過，在21世紀，對我們這個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脅就是那些越積越多的全球文化問題。
“我想，”莫斯科大學校長、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薩多夫尼奇說，“拯救人類的一條主要路線，就是承認文化差異的事實，並安排好它們之間的對話。掀起人類仇恨的惡浪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我們的世界異常豐富多彩，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這才是我們的出發點。我相信，當這種對話的機制逐漸消亡的時候，當文化的相互滲透過程趨於結束的時候，過去的那些強大帝國定將不復存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寬容。應該找出一些線索，一些頭緒，雖說十分複雜，也要力求作出一些決定來，解開這團問題的亂麻。要學會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間，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間開展對話——這就是當今的任務。”（完）
（徐昌翰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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