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

薩米爾·阿明：理解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
作者：薩米爾·阿明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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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

希桐 李楠 譯

美刊《每月評論》2009年12月號刊登了薩米爾·阿明題為《抓住危機》的文章，認為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是帝國主義寡頭資本主義的危機。作者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從局部的寡頭統治走向全面的寡頭統治：在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金融市場已經具備支配性地位，它建構並控制勞動和商品市場，而壟斷寡頭通過控制金融市場，就比以前更全面地壟斷了整個經濟體系。由於這些寡頭一心只想把當前經濟恢復到金融崩潰前的狀態，而不是做根本性變革，因此當代資本主義可能面臨長期的危機和戰爭、革命等浪潮。文章內容如下。



定義資本主義特徵的無限積累定律是指數式增長的同義詞，而指數式增長像癌症一樣導致死亡。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幻想一種“穩定狀態”能夠終結這種不理性進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也有同樣的理性樂觀主義思想。但兩人都不能指出如何才能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克服。相比之下，馬克思由於看到了正在產生的階級鬥爭的重要性，就能夠想像資產階級權力的顛覆，今天，資產階級權力集中在佔統治地位的壟斷集團手中。

積累是貧窮的同義詞，積累為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提供了客觀機制。但是，積累在全球的主要表現是，那些從帝國主義的“租金”中獲利的、處於世界體系核心的社會的富裕和處於被統治的邊緣地區的社會的苦難之間的反差越來越大。因此，這種核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的衝突成為選擇社會主義還是選擇野蠻主義的決定性因素。

歷史上，不僅是在最初(原始積累)，而且在資本主義體系演變的每一個階段，“真正存在的”資本主義都是與前後相繼的各種剝奪積累形式聯繫在一起的。大西洋沿岸的資本主義曾試圖征服世界，通過對被征服地區的長期剝奪改造了世界，把被征服地區轉變為世界體系的受統治的邊緣地區。

但是這一勝利的全球化未能長期強加於人。這一全球化獲勝的標誌是1851年英國的萬國工業博覽會(這次博覽會似乎已經要慶祝“歷史的終結”了)，大約在其獲勝半個世紀後，這種模式受到了半邊緣地區俄國的革命和(勝利的)亞非解放鬥爭的挑戰。這些事件構成了20世紀全球歷史的標誌性事件——促進了工人和民族解放的第一次鬥爭浪潮。

在最近的當代寡頭壟斷的現代資本主義中，我們仍在見證剝奪式積累。在核心地區，壟斷租金——其受益者是寡頭壟斷的財閥集團——是剝奪全部社會生產基礎的代名詞。在邊緣地區，這種造成貧困的剝奪的表現是剝奪農民和掠奪當地的自然資源。這些實踐構成了最近的寡頭壟斷資本主義擴張的必要基礎。

本著這種精神，我把“新農民問題”置於21世紀挑戰的核心。 (在亞非拉)剝奪農民是與積累聯繫在一起的貧窮化趨勢在當代的主要表現形式。剝奪農民與寡頭實行的尋租和攫租的帝國主義策略是分不開的。我根據這一點推出，歷史的主要結果將會是這些關於南方世界農民社會(幾乎佔人類的半數)未來的鬥爭的產物。它們將基本決定工人和民族在真正文明的建設之路上能走多遠，這種真正文明擺脫了資本的統治，我認為，這種真正文明的名字只能是社會主義。

揮霍的消費模式是完全有利於北方世界富裕社會的，這種消費模式的實現要求掠奪南方世界的自然資源，這種掠奪摧毀了當地民族的發展的希望，因而構成了全球範圍的貧困化的另一方面。在這種意義上，“能源危機”既不是生產所必需的某種資源(顯然是石油)的絕對短缺的產物，也不是生產和當前適度的消費的破壞性影響的結果。真正的“能源危機”是寡頭們和帝國主義群體的意志的產物，是為了以這種方式保障它們對地球自然資源的攫取的壟斷——無論這些資源是不是稀缺的，以便攫取帝國主義的租金。我從這一點推斷，近期寡頭資本主義擴張策略的目標必然與南方國家日益增長的抵制發生衝突。

因此，當前的危機不僅僅是金融危機，也不只是多重體系危機的綜合，而是帝國主義寡頭資本主義的危機，它們獨占的至上權力面臨再一次受到全體大眾階級和被統治的邊緣地區國家挑戰的危險。這一危機同時也是美國霸權的危機。總之，下面這些現像不可避免地互相聯繫：寡頭資本主義、寡頭的政治權力、野蠻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國霸權、服務於寡頭的全球化運作方式的軍事化、民主的減少、對地球資源的掠奪，以及放棄服務於南方世界的發展內容。

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鬥爭是否能匯聚起來，以便為向世界社會主義轉型的漫長旅程鋪設一條或者幾條道路?還是這些鬥爭保持互相隔絕，或許甚至互相衝突，而把主動權留給寡頭資本?

從一個長期危機到另一個長期危機

2008年9月的金融崩潰徹底震驚了大多數傳統經濟學家和認為全球化“完美”的主張者，同時使得一些自“柏林牆倒塌”——他們習慣於這麼說——以來一直成功的自由主義話語的製造者感到尷尬。然而，如果說這一事件沒有讓我吃驚的話——我預見到了這一事件(當然，沒有像蘇蕾夫人[Mrs.Soleil]那樣預測到其日期)——這只是因為，對我來說，這一事件要被理解為老化的資本主義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長期危機演進的一部分。

我們回頭看一下決定了20世紀歷史的資本主義第一次長期危機是有好處的，因為危機演變階段之間的類似性非常顯著。
在19世紀取得勝利的工業資本主義從1873年以來進入了危機之中。由於馬克思所強調的原因，利潤率下降了。資本的應對之策是集中和全球化擴張的雙重運動。新的壟斷在其利潤之外，還對通過剝削勞動力而創造的大量增值徵收租金。它們強化了全球的殖民主義征服。這些結構轉變使得一次新的利潤劇增成為可能，並導致了從1890年到1914年的“黃金時代”，這是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全球統治的第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支配話語讚頌殖民化(“文明使命”)，把全球化描述為和平的同義詞，得到了工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

然而，被這一時期的理論家們宣稱為“歷史終結”的“黃金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結束了，只有列寧預料到了這一點。此後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段時期，是戰爭和革命的時期。隨著中歐革命希望的落空，俄國革命也被孤立起來，此後在1920年，金融化的壟斷資本克服一切困難，勉強恢復了黃金時代的體系。這種恢復在當時受到了凱恩斯的譴責，這種恢復是 1929年的金融崩潰和隨後的大蕭條的根源，大蕭條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

因此，“大20世紀”，即1873-1990年，既是老化的資本主義的第一次系統性深刻危機獲得展開的世紀(以至於列寧認為這種壟斷資本主義構成了“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也是反資本主義革命(俄國、中國)和亞非反帝國主義運動的第一次勝利浪潮的世紀。

資本主義的第二次系統性危機開始於1971年，幾乎剛好比第一次危機的開始晚了一個世紀，美元對黃金的可兌換性被終止。利潤率、投資水平和增長率全部暴跌(而且再沒有恢復到 1945-1970年時期的水平)。

資本對挑戰的應對之策是集中和全球化的雙重運動，與其對此前危機的應對之策並無不同。因此，資本建立了使得第二次金融化的全球化“黃金時代”得以確立的結構，使得寡頭集團能夠徵收壟斷租金。伴隨這一過程的是相同的話語：“市場”保障繁榮、民主以及和平；這是“歷史的終結”。出現了對新自由主義同樣熱烈的支持，這一次是歐洲社會主義者們的支持。然而，這一新“黃金時代”從一開始就伴隨著戰爭：1990年開始的北方和南方之間的戰爭。正如第一次金融化的全球化導致了1929年的危機，第二次也導致了2008年的危機。今天我們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這一時刻意味著可能出現新的戰爭和革命的浪潮。這種可能性很大，因為佔據支配地位的國家除了想把體系恢復到金融崩潰之前的狀態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想法。

老化的資本主義的這兩次長期系統性危機之間的類似性是驚人的。然而，也存在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差別。

金融危機的背後是寡頭
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

當代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寡頭資本主義(在從前的資本主義中，寡頭統治只是局部的)。我說這句話的意思是，唯有寡頭控制著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只有他們能進入資本市場，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金融化的”。這種金融化賦予貨幣和金融市場——這是他們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他們只是在互相競爭——以支配性市場的地位，這一市場反過來建構並控制勞動和商品交易市場。

全球化的金融化的表現是，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轉化為攫取租金的財閥集團。寡頭並不像人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想像的那樣僅僅是俄羅斯的，而且更是美國的、歐洲的和日本的。民主的減少——這是完全有利於寡頭的——是這種權力集中的必然產物。

把與這種轉化相對應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形式——與作為第一次“黃金時代”的特徵的那種形式比較——論述明白也很重要。我曾把它表述為一句話：從(不斷互相衝突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帝國主義過渡到(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元組合的集體帝國主義。

壟斷組織是為應對第一次利潤率危機而產生的，使得壟斷組織得以形成的基礎強化了當時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強度，導致了1914年開始的武裝衝突，壟斷組織的存在經過了凡爾賽“和平”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1945年。喬萬尼·阿瑞吉、安德烈·岡德·弗蘭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和我在20世紀70年代把這一時期描述為“三十年戰爭”，這一概念自那時起為其他人所接受。

相比之下，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寡頭集中的第二次浪潮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處於受三元組合的“集體帝國主義”統治的體系之內。在這次新的帝國主義全球化中，核心地區的統治不再(如此前那樣)通過工業生產的壟斷實行，而是通過其他方式：控制技術、金融市場、獲得地球的自然資源、信息和通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曾把這種體系描述為“全球規模的種族隔離”，這種體系意味著對那些頑抗的邊緣國家和民族的長期戰爭，通過美國以及附屬於它的北約盟國對全世界展開軍事控制，戰爭已於20世紀90年代開始。

根據我的分析，這一體系的金融化不可避免地與其顯然是寡頭統治的狀況聯繫在一起。從根本上說，這兩者之間的聯繫是一種組織上的聯繫。無論是在傳統經濟學的大量文獻中，還是在對當前危機的批評性著述中，這種觀點並不普遍。

整個體係從此之後將處於困境之中

情況很顯然：金融危機已經在製造一次嚴重的蕭條，而非衰退。但除此之外，即使在金融崩潰之前，公眾已經意識到了體系危機的其他方面。我們知道的主要幾條是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環境危機、氣候變化。每天都產生大量關於這些當代挑戰的各方面分析，有些分析的水平非常之高。

然而，我仍然對這種處理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的模式持批評態度，這種模式過度分割了挑戰的不同維度。因此，我將把各種不同的“危機”重新定義為同一挑戰 ——即對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無論是自由主義的還是別的)體系的挑戰——的各個方面，我的理論根據是，現在帝國主義租金實行的場所是全球性的——受益者是帝國主義三元組合的寡頭。

真正的戰役是在寡頭們和寡頭們預謀的犧牲者之間進行的決戰。寡頭們尋求生產和再生產讓他們具備能夠徵收帝國主義租金的條件，犧牲者則是被判定要拋棄任何名副其實的發展前景的所有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的工人、被統治的邊緣地區民族。

擺脫資本主義危機或者擺脫
處於危機中的資本主義?

這一表述是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和我在1974年提出的。

當時我們認為一次新的大危機已經開始，我們作出的關於這一危機的分析使得我們得出這一重要結論，即資本將以新的集中浪潮來應對挑戰，隨後則是大規模的混亂。後來的發展基本證實了這一結論。 1974年，我們介入了《第二人文主義宣言》《II Mani—festo》在羅馬組織的一次討論會，我們的標題(“我們不要坐等1984”，參見喬治·奧威爾的著作)懇請當時的激進左派拒絕通過尋求“擺脫危機”來幫助資本的任何策略，而是尋求目的在於“擺脫處於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策略。

我在進行這一分析時有些固執，我並不後悔這種固執。我主張對帝國主義核心地區的新統治形式概念化，這種新統治形式是以代替了舊的完全是壟斷工業生產的新的控制模式為基礎的。這已被“新興市場”國家的出現所證實。我把現在正在形成的新全球化描述為一種“全球層面的種族隔離”，這種新的全球化要求對地球實行軍事化控制，這樣，它就使得總是伴隨著“真正存在的資本主義”的擴張的兩極化在新的條件下永遠繼續下去。

除了社會主義別無選擇

當代世界是寡頭們控制的。美國、歐洲和日本的金融寡頭不僅控制著經濟生活，而且控制著政治和日常生活。俄羅斯政府試圖控制的俄國寡頭和這幾個國家的寡頭一模一樣。邊緣地區常見的獨裁統治(有時是一種掩蓋在選舉民主的外衣之下的“低度”獨裁統治)也被納入了這種世界體系。

這些寡頭統治／獨裁統治對當代全球化的控制正處於危機之中。北方世界的寡頭們試圖在目前的危機結束之後繼續掌權。他們感覺不到危險。相比之下，人們很清楚地看到了南方世界的獨裁政府所掌控的政權的虛弱性。因此，當前的全球化模式容易出現問題。它是否會像前一個世紀那樣，受到南方世界反抗的挑戰呢?一旦寡頭們、寡頭們的盟友們以及他們的奴僕們的權力被終結，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將只能全面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人類避免混亂的唯一選擇。面對寡頭們的世界主義，人民的國際主義萬歲!

全球的寡頭——金融資本可能捲土重來嗎?

如果我們用“自由主義”一詞不是指“自由”標籤常常讓人想起的仁慈形像，而是指十足的、完全的資本統治的實踐，資本的統治不僅僅是對工作和經濟，而且是對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統治，那麼資本主義就是“自由主義”的同義詞。沒有“市場社會”就沒有“市場經濟”(這是資本主義的庸俗表述)。資本固執地追求一個明確目標——金錢；為了積累而積累。馬克思以及在他之後像凱恩斯這樣的思想家，對此有充分的認識。但我們的傳統經濟學家，包括許多表面上站在左翼一邊的傳統經濟學家，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貫穿上一次長期危機並直到1945年，統治階級殘酷無情地強制實行這種完全和純粹由資本統治的模式。只有民主、社會主義和人民民族解放在無數次的鬥爭中的勝利，才使得在一段短時間內取代這種資本主義的理想成為可能。從1945年到1980年，它被矛盾地共存的三種社會管理模式所取代：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東方“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以及南方的大眾民族主義。這三種模式的失敗和崩潰使得純粹由資本統治的模式捲土重來成為可能，這一次被人們描述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階段。

我把這種新自由主義和一系列的新情況聯繫起來，這些新情況在我看來可以算得上是“衰老的資本主義”的表現。我在2001年出版的以此為標題的專著(《論衰老的資本主義》［Au-dela du caphalisme senile］，法國大學出版社)或許是那一時期的極少數有關著作中的一本，這本書不但不把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新自由主義視為“歷史的終結”，反而分析說，恰恰由於老化的資本主義金融化這一原因(我當時認為它是“致命的弱點”)，老化的資本主義是不穩定的，是最終注定要崩潰的。

傳統經濟學家一直保持著對任何針對他們自己理論的質疑充耳不聞——以至於他們不能預見2008年的金融崩潰。那些被媒體描述為“批評性”的人很難配得上這種描述。即使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仍然確信，按照體系當時的情況——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自由主義，體係可以通過某些修正而得到修復。阿馬蒂亞，森宣揚道德，卻不敢正視“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現狀。

自由主義的推行——我寫的是“永遠的資本烏托邦”—— 導致的社會災難，刺激了相當一部分人對最近的過去或者遙遠的過去的懷舊。但這樣的懷舊不能應對當前的挑戰。這樣的懷舊是一種貧乏的理論批評的產物，這種理論批評逐漸妨礙了對後1945體系內在矛盾和局限性的理解；後1945體系的腐蝕、動搖和崩潰似乎是人們未曾預見到的災變。

然而一一面對由於這種批評性理論思考的退卻所產生的真空狀態——一種關於文明的系統性危機的新維度的認識成功地為自己開闢了道路。我在這裡指的是生態運動。但是，綠黨聲稱要讓自己與藍黨(保守主義者)和紅黨 (社會主義者)都徹底區別開來，他們陷入了困境，因為他們未能把生態維度和徹底批判資本主義的挑戰聯繫起來。

因此，一切確保勝利地——實際上是暫時地，但在人們的體驗中是最終地——以“自由民主制”替代社會主義的東西都已準備就緒。這反映了無視馬克思的明確論斷的思想貧乏——這是真正的不動腦子，馬克思的論斷是，資產階級民主不承認做決定的人不是受到決定的負面影響的人。今天，那些決定控制財產以加強自由並因自由而受益的人，是資本主義寡頭統治的富豪，而政府則是富豪的債務人。相關的工人和人民必然只能是他們的受害者。由於後1945體系的三個支柱——東方、西方和南方 ——的動搖，這種自由主義的胡說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信的，至少在一小段時間內是可信的。但那些流行的教條由於其理論的貧乏，不再能解釋危機的根源。在這些條件下，自由民主制很可能看起來是“所有可能體制中最好的”。然而，它的霸權受到了它自己製造的危機深化的威脅。

今天，現存的勢力——那些未能預見任何東西的勢力—— 正忙於努力恢復同樣的體系。它們也許會像20世紀20年代保守主義者們——凱恩斯譴責了那種做法，但沒有幾個人附和——那樣獲得成功，那將只會擴大那些作為2008年金融崩潰根本原因的矛盾的範圍。

同樣嚴重的事實是，“左翼”的經濟學家很久以前就接受了庸俗經濟學的基本信條，也接受了市場是理性的這一錯誤觀念。馬克思從工人和民族的觀點——一種被視為“過時的”觀點——出發，發現了市場的非理性，而這些經濟學家把他們的力量集中在對這種市場理性所需條件的界定上，因而拋棄了馬克思。根據這種“左翼”的觀點，如果正確地加以限制，資本主義具有靈活性，會根據(技術的甚至是社會的)進步需要來調適自身。這些“左翼的”經濟學家還不能認識到，已經爆發的危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是，他們甚至更無力應對民族面臨的挑戰。他們像其他庸俗經濟學家一樣，試圖修補傷疤，而不懂得，如果我們要克服資本主義的根本邏輯，必須尋找另一條道路，他們認為他們能夠簡單地擺脫危機，而不是尋求擺脫危機中的資本主義。

危機中的美國霸權

最近於2009年4月在倫敦舉行的G20峰會決不是 “世界重建”開始的標誌。或許並非巧合，緊隨這次峰會而來的是北約峰會——當代帝國主義的右手——和北約在阿富汗軍事介入的強化。北方對南方的戰爭必須繼續下去。

我們已經知道，三強——美國、歐洲和日本——的政府要達到一個奇特的目標，即把體系恢復到2008年9月之前的樣子，而且，不要把以奧巴馬總統和戈登·布朗為一邊、以薩科齊和默克爾為另一邊的對G20峰會的介入看得太嚴重。雙方的目的都是為了娛樂觀眾。傳說中的差別經媒體證實，但沒有任何真正的實質內容，這些領導人的需要只是在輕信的公共輿論面前作秀。

“再造資本主義”、“對金融運作進行道德教化”：人們說出類似的大話只是為了迴避真正的問題。恢復體系——這是不可能的——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實際上只能加重危機。美國召集的“斯蒂格利茨委員會”是這種愚弄公眾策略的一部分。顯然，人們不能指望從控制實際權力及其債務人的寡頭們那裡得到別的東西。我提出的觀點強調，寡頭統治和世界經濟管理的不可避免的金融化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聯繫，我的觀點被G20的結果證實。

更為有趣的事實是，受到邀請的“新興市場”國家領導人選擇了保持沉默。在這整整一天的大規模表演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說了一句很聰明的話，他不是堅決要求，而是帶著微笑順便評論說，有必要考慮建立一種不是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金融體系。有些評論家立即把這句話和凱恩斯在1945年的主張聯繫起來——他們是正確的。

這句話是對這樣一種事實的模糊認識，這種事實就是，寡頭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與美國霸權的危機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而美國霸權正處於破產的邊緣。但誰能代替美國呢?當然不是歐洲，北約峰會再次證明，歐洲不能脫離大西洋主義而存在，也不能在大西洋主義之外存在，並且沒有獨立的願望。中國嗎?為了證明大西洋聯盟的合理性，媒體反復宣傳這種“威脅”(一種新的“黃禍”?)到了令人作嘔的程度，這種威脅不具備現實基礎。中國領導人知道，這個國家既沒有這種能力，也沒有這種意願。中國的策略局限於推動一個沒有霸權的全球化——這是美國和歐洲都認為不可接受的。

向這一可能方向演化的機率仍然取決於南方國家。並非巧合的是，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 採取了根本不同於斯蒂格利茨委員會的行動，它是聯合國旗下唯一這樣做的機構。同樣並非巧合的是，來自泰國的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素帕猜·潘尼奇帕第(Supach~Panitchpakdi)——迄今為止被人們認為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竟敢在一份2009年3月的標題為“全球經濟危機”的報告中，提出了作為南方覺醒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的現實主義思想。

就中國而言，它開始以一種漸進的和可控的方式建設一個擺脫美元的地區金融體系。上海合作組織是北約好戰分子的主要障礙，類似的行動在經濟層面上成為在上海合作組織內部推動政治聯盟的補充。

同樣於2009年4月舉行的北約峰會同意華盛頓的決定，並沒有開始逐漸脫離軍事接觸的行動，反而總是以指導思想錯誤的“反恐戰爭”為藉口擴大軍事干預的範圍。奧巴馬總統充分運用其才智來挽救克林頓和布什的全球軍事強行控制計劃，這一計劃是延長現在處於危險之中的美國霸權的唯一方式。奧巴馬得分了，在布什執政期間，華盛頓說話時缺乏智慧，但不缺乏傲慢，這使法國的投降難以實現，奧巴馬得到了薩科奇法國的完全和無條件的投降，法國現在重新加入了北約的軍事指揮部——這是戴高樂主義的終結。而且，在允許土耳其加入歐盟問題上，奧巴馬基本不關心歐洲的獨立性，他教訓人的方式和布什一樣!

民族解放鬥爭的新進展是否可能?

寡頭資本對全世界範圍統治的必然特徵是極端的暴力。因為，帝國主義三元組合國家為了保持其富裕社會狀態，今後將不得不為了它們的獨家利益而限制對地球自然資源的利用。這種新需要是全球化軍事化的根本原因，我在別處(《每月評論》，1992)把這種全球化的軍事化描述為“混亂的帝國”，這一表述從那時起被人們採用。

與華盛頓對地球進行軍事控制的計劃和以“反恐戰爭”為藉口進行“先發製人的戰爭”相一致，北約把自己打扮成國際社會的代表，因而邊緣化了聯合國，而聯合國是有權以這種名義說話的唯一機構。

當然，這些行為的真正目標是不能公開承認的。為了掩飾這些目標，有關勢力決定把民主話語工具化，為自己盜取“干預的權利”，以便把“對人權的尊重”強加於人!

同時，新寡頭富豪集團的絕對權力掏空了資產階級民主實踐的實質。在以前的時代，為了資本權力的再生產，霸權集團的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政治協商是必要的。相比之下，通過系統化的非政治化建立起來的寡頭資本主義的新政治管理，產生了一種新的“共識”政治文化(以美國的例子為藍本)，這種政治文化用消費者和政治觀眾取代了真正民主制所必需的積極公民。 “自由主義的病毒”(我另一本書的標題，該書2004 年由每月評論出版社出版)消除了多種選擇的可能性，並代之以多數人的意見，這種多數人意見的核心是，只尊重程序的、選舉的民主。

上文提到的三種社會模式(即東方“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西方社會福利國家主義以及南方的大眾民族主義)的終結和崩潰是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現在，解放鬥爭浪潮的第一頁已經翻過去了，而第二次浪潮的頁面尚未打開。葛蘭西寫道，在兩次浪潮之間，人們會看到“妖怪”。

在北方，這種發展導致民主實踐的真正意義的喪失。這種倒退被所謂“後現代”話語的矯飾所掩蓋，根據後現代話語，國家和階級已經離開舞台，把政治空間讓給了“個人”，現在個人是社會轉變的唯一積極主體。

在南方，統治政治領域的是別的錯誤觀念。資本主義的、民族的和自主的發展等一部分全球化的錯誤觀念在“新興市場”的統治階級和中產階級中間非常有市場，這些人因最近幾十年的迅速成功而強大起來。而在被排除於這一過程之外的國家中，有市場的則是對過去懷舊的(超級種族的或者超級宗教的)錯誤觀念。

更糟糕的是，這些發展強化了人們對“消費意識形態”的普遍接受，也強化了以消費數量增長為進步尺度的觀念。馬克思已經指出，生產方式決定消費方式，而不是庸俗經濟學所宣稱的相反情況。這一切之中被忽視的是人道主義的觀點，而這是社會主義工程的基礎。科學技術的應用給整個人類提供了巨大力量，這種力量本應使北方和南方的個人和社會實現真正的發展，但這種力量卻因要求科學技術從屬於無止境追求資本積累的邏輯而被糟蹋掉了。更糟糕的是，正如馬克思已經認識到的那樣，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不斷增長已和貧窮化機制的驚人應用(全球範圍內可以看到對農民社會的大規模攻擊)聯繫在一起。

對資本主義導致的異化意識形態的接受反過來不僅影響著帝國主義核心的富裕社會。邊緣地區民族的大多數人被剝奪了實現可以接受的消費水平的機會，像富裕的北方一樣消費的願望蒙蔽了他們的眼睛，他們意識不到這樣的事實，即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的邏輯使得這種模式不可能擴展到整個地球。

因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何2008年的金融崩潰是資本積累所特有的內在矛盾尖銳化的結果。只有一種積極替代物所表現出的有力的干預才能使人們想像到如何擺脫體系內在矛盾尖銳化所導致的混亂。本著這種精神，我用“革命方式”比照通過“衰落”來克服一種從歷史上看已經過時的體系的模式。在當前形勢下，雖然人們能夠看到社會抗議運動的發展，但從總體上說，在缺失一種連貫的、與挑戰相匹配的政治計劃的情況下，社會抗議運動無力挑戰與寡頭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社會秩序。

根據這種觀點，當前形勢與20世紀30年代普遍存在的形勢有著顯著的不同，那時候，社會主義力量和法西斯政黨發生碰撞，產生了納粹主義、新政和人民陣線。

危機的深化是無法避免的。在當前形勢下，恢復寡頭資本統治體係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鬥爭激進化的可能性也並非一種不大可能的假設——即使障礙仍然難以克服。

在帝國主義三元組合國家裡，這樣的激進化意味著對寡頭的剝奪已經提上日程——這是一場似乎已經離開了談判桌，為了可預見的未來而進行的鬥爭。結果是，儘管危機造成了混亂，我們也不能拋棄這樣的前提，即帝國主義三元組合的社會穩定性是不會受到挑戰的。正存在“重複”20世紀那樣解放鬥爭浪潮的嚴重危險，這就是說，完全由一些體系邊緣國家來挑戰體系。

“南方覺醒”(這是我另一本書的書名，該書把萬隆會議時期解讀為覺醒的第一階段[《南方覺醒》(巴黎：櫻桃時節出版社，2007年)])的第二階段現在已經進入日程。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狀況造成的進步能夠迫使帝國主義退卻，迫使帝國主義放棄它們武力控制世界的瘋狂而罪惡的計劃。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麼處於體系核心的國家的民主運動能夠為這種中立化策略做出積極貢獻。而且，帝國主義租金的減少是有利於相關社會的，這種租金減少本身就是有利於南方(特別是中國)的國際生產平衡重組的結果，帝國主義租金的減少有助於社會主義意識的覺醒。然而，南方社會仍可能困擾於和過去一樣的挑戰，這種狀況將對它們的進步造成一些相同的製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