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的“中國免費機票”

斯蒂格利茨的“中國免費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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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窮國，我不能給中國增加負擔

本報記者張庭賓


中國機票歐洲出

在紀沫的眼中，斯蒂格利茨教授（以下簡稱教授）再次來到中國的35個小時是按分鐘來計時的，她常常拿出教授的時間安排表，一項一項地趕著進度，從而能趕上5月15日晚上11：48分的班機——教授將飛回美國。

這是一趟短促而疲勞的出行，教授在上海落地的時間恐怕和他在空中飛行的時間相差無幾，這點時間可能連倒時差都來不及，教授卻參與了上海市 長韓正的市長諮詢會，參加了陸家嘴論壇並發表了重要的演講——美國金融體系已經失敗了，中國應該吸取教訓——這個演講通過媒體迅速地傳向世界，其中還穿插 著多次會見和採訪。在教授接受CBN的英語採訪時，紀沫才能夠歇一口氣，談一談她眼中的教授。

紀沫是一位蘭花般氣質的東方女子，她是教授的博士生，在過去的4年中，是教授中國行的助手。當聊到近期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中國 之行的20萬美元的出場費時，她相當地吃驚，她說，據她所知，斯蒂格利茨教授從未收過出場費，“不要說出場費，就是教授每次中國之行的機票都不是中國出 的，這次他來中國的往返機票，一張是意大利的學術機構，一張是德國的學術機構贊助的。他以前來中國的機票也沒有花過中國政府的錢”

“我也曾經很奇怪教授為什麼這麼做，曾經問過他原因。”她說：教授的回答是，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窮國，我不能給中國增加經濟負擔。

這真的很讓CBN記者感到意外。斯蒂格利茨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最著名的專家。在中國政府徵詢國際經濟 學界意見時，他總是座上賓。在2008年3月份的中國發展論壇上，溫家寶總理會見了斯蒂格利茨教授，僅僅6個月後，溫總理赴紐約會見美國經濟金融界知名人 士時，教授還是座上嘉賓。

對於這樣的中國貴賓，會議主辦方出來回的機票，那是情理之中的義務，但是教授婉拒了，他寧願自己出面去找贊助買來回的機票——這是一個過去無人知曉的小秘密，如果不是這次十多分鐘的閒聊，或許這個小秘密永不為人知。

良知、勇敢和坦率

相對於這個鮮為人知奇怪得有點執拗的小習慣，教授廣為人知的是他的良知、勇敢和坦率。

教授並不是一個會順著主人意圖說法的客人。 2006年3月，他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警告說：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將會繼續向市場經濟轉型。而“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要防備利益集團的作用，要把利益集團對經濟的影響限制在最小程度。 ”他還認為，目前在能源價格等領域，利益集團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

教授也不是一個順著本國政治家意圖說話的學者，在小布什政府熱衷於中東石油，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後深陷泥沼，卻覬覦伊朗時，在2008年3 月，伊拉克戰爭5週年的紀念日，教授與哈佛大學的琳達·比爾梅斯合著的新書《耗資3萬億美元的戰爭》出版，該書揭露，“戰爭將耗費美國3萬億美元的巨資， 另外還有3萬億美元的代價要由世界其他國家來埋單———這比戰前布什政府的預期要高出許多”。他嚴厲地批評布什政府——不僅在戰爭可能的代價問題上對世界 進行了誤導，而且隨著戰爭的不斷深入一直試圖掩蓋代價慘重的事實。

教授更不是一個順著老闆的意圖說話的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張明博士曾經寫過《斯蒂格利茨：失敗的官員和成功的學 者》一文，文中有兩個故事，一個是講他與大學“老闆”的關係——他為人飄逸不群，很少在一所大學任職五年以上，而是像侯鳥一樣不停地在美、英的著名大學經 濟系中遷徙，他在每所大學都獲得終身教授榮譽。他為人我行我素，令他工作過的大學經濟系又愛又恨——從有關他的一個笑話中即可見一斑：據說他在耶魯大學擔 任教授時，學校和他簽訂的聘用合同中居然包括這樣的附加條款：在課堂上必須穿鞋子；必須開具自己已經租房的證明——他經常工作到深夜而睡在辦公室的沙發 上，以至於人們認為他故意蹭公家的房。

更眾所周知的是，教授與他最知名的老闆——世界銀行的衝突。 1997年，他出任了世界銀行的高級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很快世界上相繼爆發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和巴西金融危機。 IMF與世界銀行“適逢其時”的出現，他們都帶著同樣的“四劑藥方”，要教授去推銷：

第一劑：私有化。受援國領導人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就將得到10%的佣金，且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

第二劑：資本市場自由化。這意味著資本在當地市場可以自由地流入和流出，而往往流入的自由資本會向房地產市場、股市和匯市匯集，從而形成 資產價格泡沫，而當危機來臨之際，這些流入的投機資本會最先逃跑。這使得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抽乾。緊跟的IMF的“幫助”——包 括緊縮銀根，將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謬程度，這樣高的利息只會無情摧毀房地產價值，破壞工業生產能力，吸乾社會多年積累的財富。

第三劑：市場定價。當受災國被IMF拖到半死不活之時，IMF會伺機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使得社會動亂，投資環境惡化。投資資本逃離四散，留下一片便是極其低廉的資產等待著早已垂涎三尺的外資張開血盆大口。

第四劑：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 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製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於“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製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這些藥方與教授的研究成果剛好相反。他認為，由於存在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市場運轉有時會失靈，因而絕對不是萬能的。因此斯蒂格 利茨一貫強烈地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政府乾預是多餘的，因此應該實施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教授認為這恰恰是全球 化時代最危險的敵人。

尊嚴拒絕收買

與老闆的衝突意味著選擇：要么妥協順從，要么憤然離開。

這實際是教授要在學術尊嚴和地位金錢間做出選擇。如果他選擇了妥協，並以行動否定自己的理論——哪還有比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學界領袖自食其言更令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如獲至寶的呢，作為回報，他很可能成為最受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最推崇的大師和真正的掌權者。

這樣的事情並非沒有先例。 1966年，40歲的格林斯潘出版了《黃金和經濟自由》一書，他寫道：“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 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息地”。但他在投入了JP摩根的懷抱後，再也沒有提過黃金的貨幣地位，並從此平步青雲，於1987年成為美聯儲的主席，並在其後18年 成為美聯儲最輝煌的掌權者，西方經濟世界的金融沙皇。

可是，教授選擇了說“不”，身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資深副行長的他對“華盛頓共識”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華盛頓共識“往好裡說，它 是不完全的；往壞裡說，它是誤導的”。身為“華盛頓共識”機構之一世界銀行的重要成員，而又公開批評“華盛頓共識”，顯然開罪了IMF和世界銀行中的相當 一部分人。世界銀行已經容不下他了。他一度受到主流經濟學界的圍攻。因此，他很快被要求辭職。

作為一個學者的斯蒂格利茨是成功的，但是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斯蒂格利茨是失敗的。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中僅有的幾位敢於替發展中國家正當利益說話的正直學者之一。他維護了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但不得不離開。此後，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重新開始教學和研究。

重新歸為學者的教授更加犀利勇敢，因其良知和勇氣贏得了世人的信任，也贏得了大眾領域內的更大話語權。他出版了著名的《全球化及其不滿》 一書，是公開聲討IMF的檄文。他在書中倡導國際經濟金融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公開性，要求改革主要國際金融組織。更為重要的是，他向權威的經濟學家和國際 政策的製定者發出了道德挑戰，指出了他們將華爾街金融資本利益置於貧窮國家利益之上的錯誤行徑，呼籲經濟學和經濟政策向人性回歸。其後，他在《喧囂的90 年代》一書中進一步預警：如果國際經濟金融界不做出改變，未來更大的危機很難避免——可謂一語成讖！

在當今華爾街金融大危機後一切欺詐和謊言水落石出的時候，諸多經濟學家金融學家隨之聲譽掃地，只有教授等很少的學者獲得了世人更多的 尊敬和信賴，他們的存在為經濟學捍衛了最後的尊嚴，也成為世人在巨大財富災難後的寒冬中最後不熄爐火，最後不滅的蠟燭——正是這個微弱的火苗為點燃人類新 的光明未來保留了最後的火種。

作為一個青年經濟學家的張明在電話採訪中表達了對教授的敬仰，他說：斯蒂格利茨雖然在政治鬥爭中遍體鱗傷，在書籍出版後引來罵聲一 片，但是他“九死而不悔”。他的經濟學成就固然值得敬仰，他堅決捍衛真理和良知與不向強權妥協的作風，更值得處於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尊重和警醒。他 對社會公眾尊重而親和的打交道的方式也值得我們藉鑑。

他的最後一句話提醒了我，和教授面對面，肩並肩的時候，教授沒有台上演講時的嚴肅，圓圓的臉上絡腮鬍子花白，圓圓的眼睛裡充滿了慈祥。

兩張機票，又給了中國人認識斯蒂格利茨的新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