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陰謀及國際經濟戰

新自由主義與意識形態陰謀及國際經濟戰！

何新


警言：

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麼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並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麼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後，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於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

記者：美國的老布什見到中國的領導人曾關切地提過一個問題，問中國什麼時候會徹底實現私有化？如果西方自己並不是單一私有化的經濟，為什麼他們卻全力促進我國的私有化呢？

何新：這是別有用心的。

記者：如果是別有用心，你認為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呢？

何新：看一下前蘇聯地區及多數東歐國家的現狀就知道了。蘇聯瓦解後，前蘇聯的大型國有製（包括跨國）壟斷企業被徹底摧毀和全面瓦解。其結果是，國民經濟整體地在世界市場中和國內市場中喪失了競爭力。同時，由於國有企業的瓦解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不斷引發社會不安和動亂。 （正是由於前蘇聯時代構築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存在，所以尚未發生大型的社會革命和動亂。）東歐地區和俄羅斯經濟已成為西方跨國壟斷組織拓展新的生存空間的經濟“新邊疆”。

由於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體系的崩解癱瘓，前蘇聯軍事工業體系和科研體係也陷入了癱瘓的狀態，短期內俄羅斯已失去與美國及西方爭霸的能力。這就為美國當前強力推行“國際導彈防禦體系”（NMD）準備以強大核軍力為後盾直接稱霸全球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NMD的報刊譯名是“國家導彈防禦體系”，這可能是出於誤解的誤譯。 NMD本質上是一個跨洲的國際體系，而不僅是美國一國的防禦體系。應稱作“國際導彈防禦體系”。

可以說，美國近20年來通過向蘇聯灌輸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誘導他們走向自毀式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對西方國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空前勝利。他們在中國也一直試圖這樣作。自從80年代後期以來，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誘導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被引向以下的三大經濟政策目標（1）砸掉國有企業職工的“鐵飯碗”即社會保障體系；（2）摧毀國有製企業造成大規模社會失業；（3）以消除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全面自由放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一些根本不了解現代資本主義真正運行機制的幼稚經濟學人，認為只有達到這三大目標，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向市場經濟的徹底轉軌。

我國那些幼稚的自由市場經濟的鼓吹者似乎全然無視現代資本主義及其運行的上述重大的新特點。他們在中國居然仍然鼓吹過時的斯密——薩伊的幼稚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鼓吹在中國的國民經濟中解散大型國企，而回到以小企業、小私有製為主體的原始積累狀態的幼稚資本主義。

我個人認為，問題的根子不僅在於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錯誤認知，而且在於引導經濟改革的某些理論存在根本錯誤。當前特別要警惕西方一些政客和術士向中國輸入的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那正是旨在將中國導入動亂深淵的“諜中諜”。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制度主義”的“五常”博士嗎？你知道美國、英國是如何利用“經濟學”意識形態來操縱影響中國經濟改革的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麼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怎麼可能？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如果你還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會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詡為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這個人究竟是乾什麼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曾在一次對美國人的演講中這樣說過——“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張五常”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對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擔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的“五常”博士卻告訴我們——“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就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但是，千萬不要低估這位張五常。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根據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這也是美國、英國利用經濟意識形態試圖操控中國改革的一個具體的實例。

記者：這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張五常自己的書為證。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於大陸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竟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他告訴我們，“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按：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0-491頁）

記者：難怪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睞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還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他說）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知識的“啟蒙”。張五常還說，“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究竟誰這樣說過？），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他真謙虛）。”“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使他成為了一個“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發揮了這種來“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最後一句話極其值得注意，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

記者：你為什麼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終於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張五常。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

為什麼美國人英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呢？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它想用它的意識形態為中國領導人洗腦。

記者：但是，人們有必要提出一個問題，即這種意識形態的真空是怎樣出現的？中國人不是本來認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進最科學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嗎？

何新：改革前蘇式政治經濟學體係與經濟實踐相背離，經濟政策的實踐是模仿的與經驗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時經濟規模的擴大也提出了眾多的新的實際問題，需要找到統一的新理論（模型）來解釋現象，探尋因果機制和規律性的東西，以指導進一步改革的實踐。僵化的教條主義的蘇式經濟學不能滿足上述需要。 80年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東歐改革派經濟學，如科爾內理論，這些理論是稀釋的自由主義與蘇式傳統經濟學充滿矛盾的混合體，也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頭過河），出現了經濟學意識形態的真空。新自由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趁虛而入，成為設計中國市場模型和對外開放（包括加入WTO和參與全球化）的指導性、規範性理論。

有人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功已證明其經濟學的有效性。這種推論極其可笑，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功不是由於其經濟學的成功。這個道理很簡單。正如人體的健康運轉並不是由於人體的生理學理論一樣。先有資本主義，後有資本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制度運轉及其矛盾的理論解釋之一（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是另一種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政府雖然會以經濟學家作顧問，但他們真正的決策絕不是根據經濟學理論或根據經濟學家的某種經濟模型。人體是自然運轉著的，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依據其內在機制（利潤最大化原則）自然運轉的。好的醫生也不可能改變人體的自然機制和規律，但聽信壞的醫生所提出的建議卻足以使人體的自然運轉發生障礙。一切壞建議中最壞的建議，就是一個醫生告訴你，你天然的內臟位置和機制設計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個家。這幾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看到了不少類似這種建議。

新自由主義理論是一種毒品。我們所以說它是毒品，並非因為它不符合於舊的意識形態模式和標準（如馬克思主義），而是因為它內涵的政策含義以及若全面實施，必會導致中國國民經濟的渙散性崩解以至徹底摧毀。前蘇聯經濟到俄羅斯新經濟的轉變過程已經以現實經驗驗證了這一點。隨著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實施，這一過程在中國現實中也的確局部地發生了。這就是1988-1989年的經濟政治混亂和動亂以及90年代末中國的大規模失業危機，以及當前導致社會內部緊張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這種經濟惡果，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盤地以獨立的批判態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經濟理論。

記者：根據你的觀點，經濟學並不是中立和客觀的科學理論。它實際總是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經濟學家對此不承認、或者自己未意識到也是如此。

何新：說得對。經濟政策有一個主觀的目標，但還有一個客觀的效果、後果、結果。這兩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並不一致，不一致本來就說明理論和政策有問題。究竟是主觀的目標重要？還是客觀的效果更重要？我認為是後者更重要。

經濟自由主義講得很好聽，什麼公平開放，什麼自由競爭，什麼消費者主權等等。但是，在市場競爭的問題上，現實的世界市場和國內市場並不存在絕對自由和公平的競爭機會。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獅子和羚羊之間並不存在公平的競爭機會一樣。如果作個比喻的話，我們可以說，獅子與老虎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獅子與羚羊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獅子對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優勢。國際性的資本壟斷集團之間的競爭是水平競爭，而它們與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則是縱向競爭，因為前者佔據著最有利的競爭地位。他們之所以特別仇恨發展中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就是因為這種國家民族主義能使弱者集結成強硬的經濟政治板塊，難以被吞噬。

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術士，讀了他們那些自由主義的建議和改革方案以後，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麼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局面很像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併天下的“虎狼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　武安　君白起這位大軍事家。三是張儀。前兩位是英雄，後者卻是一個馬基雅弗利式的無恥之人，是所謂以“佞言利口禍人邦國”者。戰國七雄中唯一最強大而能與秦國抗衡之國是楚國。但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楚國內部製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擊敗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得以大行其道。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記者：張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麼？

何新：關於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後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經濟解釋》。 （商務2000年版）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嚼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在讀了張的論文後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而耐人尋味的評語，他說，“我同意張的如下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五常君大概認為這也是對他的讚許，竟將這一評論也收入了他的書中。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馬克思在評論馬爾薩斯的理論時曾指出——

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詭辯來自我陶醉，在自己內在的概念混亂中輾轉迂迴；它的晦澀、拙劣的敘述給天真的、不內行的讀者留下這樣一個印象——如果讀者弄不清楚這一團混亂，那末其困難不在於混亂與清楚之間的矛盾，而在於讀者的理解力太差。 (《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冊第18頁)

以此來評論張五常這部《經濟解釋》似並不苛刻。但這並不意味著此書不值得一讀。只有在讀此書後，你才會驚訝，一些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在80-90年代怎麼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張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最後他提了一個問題說，“天下間哪有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馬克思是最蠢的。”由於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講它最蠢！這真是一種極奇妙的因果關係。這種邏輯猶如——你的這顆寶石太美了。世間哪會有這麼美的寶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如果弗羅伊德、榮格對此作心理分析，會毫不猶豫地診斷此人潛意識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

張五常說古今經濟學家中只有兩個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實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在某種意義上本源正是出自於斯密的。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裡有矛盾嗎？

記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乾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後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科斯，以及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於休克療法後來在世界上太臭了。但是，　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

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惠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並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張五常一類經濟學術士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實在遠遠不夠！ （笑）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裡根星球大戰的軍備競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讚歎！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複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複雜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點，然後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無非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於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二戰前德國由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瑪政府採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實施新經濟政策。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後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後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麼至今並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麼當時蘇聯並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於“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係是虛假的，這並不意味著我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於國防工業對於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後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一類的經濟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乃是美國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經濟學者楊斌所謂“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1987-1989）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試圖搞垮解散大型國有企業，以之融合、兼併到西方跨國企業中。 （1993-1995）

（3）以國有銀行和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被內外炒家和銀行資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經濟，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1998）

（5） 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美國及IMF建議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無保護的美國金融證券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美元發生匯率暴跌和危機（這種情況在近年內極可能發生），中國國家外匯資源將被困鎖和貶值大跳水，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記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認為，指導我們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理論模型有失誤？

何新：我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就是如此！可惜這一點目前還沒被多數的人們認識到。

1987-1988年，我曾在當時的《經濟學週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趙紫陽的經濟智囊團當時正在推薦給決策者的所謂“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據張五常說，這一改革建議來自美國的弗里德曼。當時那些批評引起了決策者的注意。 1990年趙下台後，中國採取了漸進的經改路線。但是今天，中國形勢的發展似乎使我們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