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金融自由化

何新：擺脫當前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唯一道路
制止金融自由化，依靠和重建國有製經濟

2010-12-29

【何新經濟學談話錄】
擺脫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唯一道路是重建國有體制在重要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包括在房地產行業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一整套瓦解、摧毀、蠶食以至鯨吞中國經濟資源的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


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歷史的過程是辯證的。


我所謂辯證，包涵三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第三是事物最終總是向反面轉化。理解歷史發展的這種辯證性，我們看待歷史就會比較寬容，也會比較寬鬆，知道進步是積累的，心不要太急。壞的東西有時反而引出好的結果，而所謂善良的主觀願望有時反而會把人引向地獄（列寧）。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事實上還是被一次次地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20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一心向全世界推銷美國價值的理想主義。從19世紀的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

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以資本輸入和市場開放政策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今天他們又在幹同類的蠢事，例如為從西部困鎖中國而扶植印度。

80 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引騙中國人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造成失業問題引發社會動亂，最終使中國被分解成碎塊後納入美國霸權控制下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改革前由於全面管死的極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狀態的中國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激活因素，激發出一種新的巨大經濟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所謂“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90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80年代末期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開始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表達過這樣一種遺憾：

“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弗里德曼）。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國家）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張五常還說：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弗里德曼）也同意。”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敗。因此到了90年代，他們把新的重點放到了改變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記者：但是，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在中國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容否認的。
何新：的確，由於中國在國有製經濟中引入了市場機制，取得了意義重大的成功。但是，“真理再向前一步就是荒謬”（列寧）。

改革前，中國舊時代經濟的問題主要不是由於計劃經濟或經濟的計劃性，而是統制性。很多經濟學人至今不清楚統制經濟（即全面管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計劃經濟不是統制經濟。鄧小平說市場可以有計劃，計劃可以有市場，二者不矛盾，這是深刻之論。

在20年來的經濟改革中，中國沒有全盤聽信那些邪惡經濟術士的誘導，對國民經濟進行徹底的自我摧毀；而是慎重地、試探性地在國有製基礎上引進市場機制，建立了中國特色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實質上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態的混合經濟，這就是中國經濟改革獲得成功的秘密所在。中國的這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還缺乏一個社會保障體系，但在雛型上有所近似於第二次大戰後德國所建立的“社會市場經濟”，以及法國、還有西歐、北歐一些國家那種混合經濟。法國經濟學家米· 阿爾貝爾說：

“大歐洲創造了社會市場經濟，中國創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二者之間自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二者之間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它們能融合於一，必會成為21世紀的法寶之一。”（《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

法國經濟學家米·阿爾貝爾稱混合經濟為“資本主義的萊茵模式”，而區別於“美國模式”（American way of life）或“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在所有形制形式上，實現了多種所有製並存，國家控制包括金融市場在內的經濟命脈；而在民生經濟上，鼓勵在多元所有製基礎上實現“來自競爭的繁榮”。我認為這種“混合經濟”體制正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製度原因。

但是，我們的經濟改革，在任何時候不能被置於一種社會不穩定的基礎上。在這個意義上，穩定確實壓倒一切。
記者：批評您的人常說，您只會批評，只會說不；卻拿不出建設性的方案。
何新：其實我早就提出了我的一系列看法。
記者：那麼，您的解決方案是什麼？是您提出的新國家主義經濟麼？
何新：所謂新國家主義經濟，並不是我的發明，它本來是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四十—— 五十年代的一項重大發明，它的另一個名稱是“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可惜共產黨後來把它丟棄了。
記者：是嗎？有這樣一種資本主義嗎？
何新：請你讀《毛澤東文集》第六卷，1953 年毛澤東對這種資本主義曾作過極精闢的論述。毛說，“ 中國現在（需要）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經濟聯繫著，是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 ”毛又說， “ 因此，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 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 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佔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佔四分之一左右，其餘的四分之三是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282 頁)
記者：這麼說，毛澤東當年也贊同中國搞資本主義。
何新：這裡應當注意毛澤東的三個限制語。



1、由政府，即在國家管理下搞資本主義（而不是搞無政府資本主義）；



2、這是與國營經濟相聯繫的資本主義；


3、這是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

這三個限制語確立了“一種新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我簡稱為“新國家主義”的資本主義。我認為，這恰恰也正是適合當今中國國情能將今日中國引出面臨的所有困境的經濟形態。

實際上，毛澤東當時對此問題的考慮已相當縝密。他認為，國家應拿去資本家利潤中的3/4使之用於工人的“社會保障” (即所說“ 福利費”)、國家所得稅及再投資基金。可惜毛澤東在五十年代中期改變了他的上述設想。更可惜毛的這一重要思想在當今幾乎沒有人知道，更沒有人深入研究，無論左派右派，都只知道大反資本主義的文化大革命。
記者：那麼，您是否可以只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您所謂新國家主義的要義？
何新：可以。如果只用一句話，那就是——國家必須管理國民經濟。

其實從古以來，一個國家機器，它的統治職能主要就是兩方面。在政治方面是維護國家主權，也就是維護統治權；在經濟方面就是調節和整合國民經濟。因為經濟一亂，政治統治也就必然隨之瓦解，這是極其簡單的統治道理。人們不知道，當某些外部勢力通過中國的經濟學家告訴中國國家管理者——請你交出你的經濟管理權。那麼其下一步，也就意味著交出你的政治統治權。事實上，美國、英國、日本、歐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可以不管它的國民經濟，而只做什麼市場經濟的“裁判員”！一個放任市場自流沒人管的經濟必定是世界上最壞的經濟，必定會成為弱肉強食、任由經濟強者肆意掠奪弱者的野獸經濟。
記者：這主要是根據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理論。
何新：所以李斯特當年曾對德國人（俾斯麥）說，亞當· 斯密理論禍國殃民！李斯特還說，亞氏的《國富論》，那隻是幫助英國人富國的理論，而對德國人則是國窮論！

德國歷史學派以國民經濟的機體與人的機體相比擬。他們問，難道能夠不要神經中樞的控制系統，讓人的各種機體自由競爭嗎？讓肝、心、肺、胃等機體失去神經中樞系統的調節控制，在人體內進行自由競爭，讓胳膊和大腿去競爭，看誰具有最強的生存優勢？這不是機體的自我殘殺嗎？這樣競爭，一個人還能活下去嗎？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是一個有機整體，無論其所有製如何，無論它是國有經濟、私營經濟或外資經濟，都只能從屬和統合於這個國家國民經濟的整體目標，為實現這個國家本身的國家目標和最大國家利益從事經營和生產活動。它們之間的謀利和任何逐利活動，它們之間的任何互相競爭，都必須從屬於這一國家目標並被控制和製約在這一範疇之內。這本來是小兒科的道理，而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竟無人知曉。他們所鼓吹的不要政府介入的自由競爭，就是讓中國國民經濟機體內的各個臟器自我殘殺，互相殘殺，一直殺到讓中國死！ 
記者：那麼您提出新國家主義，實際正是要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經濟的整合功能？
何新：新國家主義，就是要重新強調國家政權的經濟職能，強調國家對於國民經濟應當承擔決定性的主導責任，堅決反對讓“看不見的手”去操縱經濟，反對讓國民經濟放任自流，反對國家從經濟生活中全面退出，尤其要求國家在社會分配問題上必須抑強扶弱，替天行道！

國家尤其不能退出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經濟命脈，特別是金融、交通、通訊、能源、國防等產業。在民需產品上，雖然可以以利潤和市場為導向，讓多種所有製自由競爭；但在基礎產業、高科技產業、國防軍工產業上，國家決不能以利潤為至上目標，不能搞“利潤掛帥” ，而要不惜補貼（全世界都是這樣做），謀求使國家強大的長期目標、遠期戰略目標，以其他獲利產業之利來補戰略產業之虧，不能因這些產業短期無利而拱手讓外人來搞。這些重要經濟領域必須由國家作主導，有計劃、有目標地發展。  　　

記者：那麼新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有什麼不同？
何新：根本不同點，就是新國家主義仍然只是“新式的資本主義”。我認為兼容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西歐“混合經濟”體制，其實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現代形態，是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比較成熟的積累和分配模式，可以作為中國的借鑒。

在這種混合經濟體制中，國家應牢牢保持對於國民經濟運動進行控制的主導權，這是國家強大、社會安定的根本性基石！在其他經濟活動領域中，國家也應逐步重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以經濟手段和政策手段加強對於民營、私有及外資企業的管理，限制資本世襲傳遞，決不允許經濟中形成世襲階級種姓制度！

此外，國家從政治上應當高度重視當前中國社會中階級分化已經客觀形成的現實，國家應當高度重視近年來社會階級矛盾（通過官民矛盾和勞資矛盾的形式）愈演愈烈日趨激化的形勢。毛澤東說，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此話其實也正是對統治者的一種歷史告誡——在全部人類歷史中，至今尚沒有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無視民心民意，可以單純用暴力機器長期壓制社會內激烈的階級鬥爭，使國家機器只為少數人服務，只為經濟強勢階級服務，而最終能夠不被推翻！前蘇聯政治體制垮台的更深層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其統治者、官僚集團早已成為脫離多數民眾不被人民所支持的特權階級。有鑑於此，明智的國家政權應當作為國內階級關係的調和者與仲裁者，而不是單一的暴力壓制者。國家應當尋求積極公正的社會政策，調節階級關係，緩和階級矛盾，促進階級合作，抑制階級鬥爭。
記者：那麼，根據您的方案，您認為中國當前形勢下的最優先對策是什麼？
何新：當前應當立即停止極其不得民心的“國企改制”，應當立案審查改制中出現並已引起公憤和民變的那些重大腐敗案件，關注改制中的嚴重國產流失問題。國家應謀求逐步重建國有體制在重要經濟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國家應牢牢把握對於金融、財政的控制權。國家應進一步改革目前的財稅體制，使之適合中國國情，達到既有利於括充國家財源，有利於國家集中財力，又有利於促進國內產業發展的目標。應當設法把已分散的財政力量重新集中掌控到國家手中，也就是說，重建中央的大財政，積極調節地方財稅收入，改革現行稅制中的那些弊端，由國家掌控大的財權，以主導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國家應當著手製訂國民經濟的戰略性發展計劃，包括就業安排計劃，農業現代化計劃，能源戰略的長期計劃，以至國家內外有事的應急經濟計劃和周邊有事時的轉入戰時體制計劃。中國有近十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貧苦者這一國情，決定了中國絕不可能實施放任自由主義的發展方針。否則，中國必將頻繁發生激烈的社會衝突直到最終陷入內亂。

但在我看來，這其實正是那些極力地向中國輸入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國家的真正目的。
記者：那麼，難道您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麼？ 
何新：在一定的意義上，我有這種主張。不要一提“計劃”，就想到五十、六十年代那種原始狀態的“計劃經濟”，即一切商品都發票證的“計劃經濟”。
記者：計劃經濟已經被經濟學家們搞得很臭，您竟然想給它翻案？
何新：一提起“計劃經濟”，有人就引導人們去回顧五十、六十年代的票證限量經濟，其實這也是一種惡意的誤導。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認為這又是一個意識形態陷阱。例如有人提出要建立“票證”博物館，以使人不忘“計劃”年代。其實，建這樣一個館倒未必不是好事。它正可以見證五十、六十年代中國全體人民為國家工業化所付出的個人消費犧牲，可以見證當時的中國人是如何咬緊牙關，餓著肚子，全民艱苦奮鬥、謀求祖國強盛的！這是那一代中國人的光榮，而不是恥辱！
記者：許多經濟學家會大罵起來，會說——短缺，短缺，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短缺！ “短缺經濟學”的實質，就是認為“短缺”是源於經濟計劃制度的主觀性，造成瓶頸供給，因此是計劃經濟的必然產物。
何新：官僚主義的計劃造成短期的瓶頸短缺，那隻是具體的技術性的問題。而如果斷定計劃經濟就必然造成短缺，那就是顛倒本未之論。其實，“短缺”不是計劃經濟的結果，而是產生計劃經濟的原因。

什麼叫短缺？所謂“短缺”，無非就是窮而已。建國初期，當時中國太窮。所以為了使人人有飯吃，才不得不發糧票；為了使人人有衣穿，才不得不發布票。以免像舊中國那樣，只讓少數人撐死，而讓多數人餓死！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自己都承認，這種兩極分化正是自由市場存強汰弱機制進行所謂“擇優”選擇的必然結果。其實，鬼知道那些“優”是否真的是“優”。比如近年新生成的一些大富豪，包括楊秀珠一類，究竟是不是“優”？

並非計劃必然導致短缺，而正是為了解決短缺下的公正問題，五十年代的共產黨不得不選擇“計劃”。正是由於商品和物資短缺，所以五十年代的中國政府才不得不考慮對有限資源進行計劃配置。這個原理是普遍有效的。比如，假定明天中國又發生了石油短缺，政府也還是不得不考慮對誰優先供應，不得不考慮計劃分配的問題。所以，計劃制度恰恰是短缺的產物，而不是產生短缺的原因。換句話說，計劃管理正是解決資源不足、謀求資源合理配置的一種有效辦法。

所以我說，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短缺描述為存在某種必然聯繫，這本身又是自由主義經濟學預設的一個陷阱。計劃經濟就是這樣被搞臭的。 
記者：你的這種解釋，會引起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自由主義者的強烈反對，他們會說你是主張重新回復計劃經濟。 
何新：我不認為主張回复“計劃”會是一個很可怕的罪名，我頭上的罪名反正已經很多，不在乎再多增加一個。

但是鄧小平曾說，計劃是手段，市場也是手段。這是精闢之論。計劃經濟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原始類型，它主要是在資源或物資短缺時進行計劃配置，這種計劃經濟又叫“管制計劃”或“統制計劃”。還有一種高級類型的計劃管理，事實上，現代歐美髮達的超級資本主義，包括美國，現今都在運用強大的國家信息工具有計劃也有具體步驟地由國家調控著金融和產業的運行和周期。世界七大發達國首腦為什麼定期開會？無非是為了溝通信息，制訂共同戰略，以協調七個發達國的經濟，從而實現對世界金融和市場的控制。現在世界上哪裡還能找到只依靠“看不見的手”，只聽任市場自發調控的資本主義經濟呢？
記者：我認為那種宏觀意義的計劃管理方式與作為經濟組織製度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有所區別的。 
何新：其實呢，西方現代市場經濟中也有作為經濟組織製度的計劃體制。
記者：真的嗎？
何新：當然。例如沃爾瑪大型物流體制，就是微觀市場中實施統購包銷計劃管理的一種樣本。位居世界500 強之首位的“沃爾瑪”集團，表面看只是一個產銷一體化的物流配送體制，實際上它是一種新型的計劃管理的市場體制。沃爾瑪體係是根據零售市場（超市）上的直接商品需求，通過對生產部門的訂貨管理，有計劃地調節生產和銷售的一種現代市場組織製度。它通過中央計算機系統對產、供、銷三大環節實行一體化管理，這實際上正是一種新信息技術控制下的計劃市場模式的托拉斯形態。

人們可以注意到， 20 世紀中期以後，困擾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已不是表現為“生產過剩”的原始型危機，而是集中在金融流通領域的貨幣危機和信用危機。為什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能夠比較有效地抑制了“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我認為，就是由於西方發達國家在上世紀中期以後大量地建立了類似“沃爾瑪”體系、“家樂福”體系一類的大型超市組織，通過產、供、銷一體化的計劃管理，使曾困擾西方資本主義百年以上的“生產過剩”問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現在，改革前中國國民經濟中原有的產供銷有計劃組織土崩瓦解，各省、各區域以短期利潤為主導展開市場競爭，於是爭先恐後大上項目，導致汽車產業、煙草產業等短期高利潤產業被重複建設，嚴重過剩。但是同時，“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跨國計劃市場組織則進入了中國，正在對中國的市場體系進行滲透，並據其需要對中國的各類產業進行有計劃的選擇、重組和淘汰。其涵義具有全球性的經濟戰略意義，是非常深遠的！而我們的精英們對此則茫然無知，還在閉眼大罵“計劃經濟”！
記者：如果按您的這種說法，那麼為什麼中國還要搞經濟改革呢？經改的目標不就是要徹底破掉“計劃”體制和建立“市場” 體制嗎？
何新：應當破掉的只是改革前那種僵化的、不合理的、官僚主義的計劃體制。我們曾批判斯大林主義體制下的計劃經濟，因為那的確是一種建立於落後生產力基礎和不完備的信息手段上、僵化的官僚主義體制。 （其實這個體制對於三十年代蘇聯的快速工業化是有功勞的，就像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中國的計劃體制對於中國當時的快速工業化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功勞一樣。但這個問題我們在此暫時不必討論。）正是現代的大規模信息技術，已經為有計劃按比例地調節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了強有力的革命性手段。


中國初步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發展極不平衡，眾多生產領域呈現嚴重過剩。在某些領域，中國的發展進步已經很快，中國已具有在世界上爭一個強國地位的潛在實力。但是中國現在恰恰缺少一套協調發展的總體計劃和全球戰略，國家應當以現代信息手段重新統籌規劃國民經濟的全局和未來發展。應當主要依靠國有經濟和國家投資來推動國民經濟中的尖端高科技產業部門優先發展，特別是國防產業、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以及信息通訊產業。中國人現在應該結合全球市場的開拓問題，研究中國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國際空間這個問題，從而製訂一套既有近期目標又有遠期目標的產業和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必須具有長遠的戰略和計劃，分步實施，中國才可能在若干年後成長為一個具有強大國際競爭力的發達國家。

我認為，不借助於現代信息技術下的計劃手段，僅憑所謂“看不見的手”和無序化的“自由市場競爭”，要管理現代國民經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制訂一套長期性的國家計劃，一心打算依靠自由市場發展經濟，中國在發展戰略上將永遠處於處處被動，受制於人，被別人牽著走的態勢。甚至會在不遠的將來，在“看不見的手”的操作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記者：您的意思是，無論自由資本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最終都離不開計劃管理？
何新：我認為，計劃經濟肯定是比自由市場更高級的體制，它是人類經濟體制未來的必然趨勢。要想解決和保護國有企業，國家必須重新掌控和主導國內市場。要想掌控和主導國內市場，國家有必要投入大資本來營建中國的“沃爾瑪”式現代產供銷一體化體系。
記者：您的設想非常深遠。那麼，關於中國的區域性差異問題您認為如何解決，能解決麼？
何新：當然可能。我認為國家可以考慮，區別各區域不同情況，由國家牽頭制訂各區域不同的發展計劃，並且給予不同的開發投資和稅收政策。

例如，針對西部區域的開發提出優惠投資政策，以特殊優惠的經濟政策吸引內外民間資金進行西部開發。包括減免地方稅收（由中央財政對地方減免投資稅後造成的缺口給予補貼），鼓勵投資和移民；利用級差地租，無償或低價提供和轉讓投資土地，有計劃地把一些勞動密集產業、農牧產品加工業逐漸轉移到西部，讓西部成為向中亞、西亞國際市場拓展的橋頭堡。對於國家的東南部地區，國家已確定重點發展金融業、高技術和出口產業，這是正確的。關於東北區域開發，應充分利用東北現有的重化工業基礎，主要不是依靠增加投資，而是由國家給予重化工產品大單訂貨，來帶動產業恢復和發展，解決東北地區極為嚴重的就業問題（例如以大規模的國防訂貨扶持東北、西南的軍工、重工產業。）

這些政策之製訂和實施，都不能靠單一由利潤導向的自由市場，而要有戰略設計和全局性的統籌規劃和實施方案，要依靠國家的扶植和導向政策。依靠國家有計劃地安排和調控，是能逐步解決嚴重的國民失業問題和、“ 三農” 問題和房地產問題的。通過銀行把房地產收歸國有，轉成廉租和合理價格銷售的民居房。但僅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期辦法，則是不能解決長遠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