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張五常(舊文)
作者：何新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0
何新談張五常
他們是什麼人？看看張五常的底細吧！
你知道香港有個專業向中國推銷新自由主義的“五常”博士嗎？
記者：“五常”博士，沒有聽說過。為什麼忽然提到他？
何新：（笑）作為經濟學博士你居然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有點孤陋寡聞。此人自認是中國私有化事業的經濟學教父，是中國經濟改革除鄧小平之外的第二設計師。
記者：是他自己說的？口氣不小，他究竟是乾什麼的？
何新：這人頗有點自戀。他的全名是“張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為他本人這樣說過：“在大陸的經濟文獻中，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中，只有5個人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樣，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現時不帶英文的父姓。他們是弗里德曼、科斯、阿爾奇安、德姆賽茨和我。”（均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第491頁，商務，2000年版。）
其實，除我在這里以外，我在國內出版物中還沒有見到人們引證他時省掉他的父姓只寫作“五常”（這不合中國人的書寫習慣）。
而且這個人似乎不知道，還有很多人，例如薩繆爾森、熊彼特、薩克斯、馬歇爾，人們通常用中文提到他們時都省略掉他們的英文父姓。這僅僅是為了行文方便，並不是什麼知名度的標誌。
有人認為經濟學家必須懂數學。但這位五常博士說：“我是洛杉磯加州大學最後一個不必修微積分課程而得到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我喜歡獨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後很少閱讀其他人的著作。” ②
但是，不要低估這位五常君。這個人具有某種來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點來頭。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確具有某種實際的意義。
記者：你不會說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沒有這樣說。但這位從來不讀別人書的博士於80年代初來到香港，一來即就任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這確實是經過英國人和美國人精心選擇和安排的，而且確實是承擔著一種重大的意識形態使命的。
記者：你有什麼根據？
何新：有他自己的書為證。五常君在他近年出版的文集中也許由於過於自鳴得意，而不經心地透露了這個任命的內幕安排過程：“1981年夏，“香港體制”的設計師約翰．考珀思韋特先生（按：英國駐港官員，與英國情報局軍情六處關係密切）向我傳遞了一個信息：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一職不久將會空缺。羅納德．科斯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請。他說，中國看來要開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適當的專業知識。另外，應英國經濟事務研究所之約，我剛剛完成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嗎？》的專題論文。該書相當肯定地推測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逐步推行一種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製度。”
記者：為什麼英國人和美國人會特別青瞇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張五常告訴我們：“我惟一要說的是，我接受過產權理論的教育，我能夠用中文寫作，這是我的幸運。”
“科斯認為我在香港的責任就是向中國人傳授經濟體制運行的知識。”均引自張五常前書。 “在中國，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來無緣享受現代經濟分析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很有可能幫助他們彌合這種差距。”
這意味著英美認為中國人必須需要由美國派來的這位經濟學神父重新進行經濟學“啟蒙”。張五常還說：“我並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是中國偉大改革的設計師，這個榮譽屬於鄧小平。”（按：究竟誰這樣說過？？）“但是在偉大的變革時期，經濟學家可以成為意外的英雄。因為在這樣一個時期，常常存在意識形態的真空。”
人們仔細地閱讀這些話後，會驚佩美國、英國意識形態集團的智慧和洞察力，他們多麼早就看到了中國在改革年代即將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同時立即不失時機地挑選最合適的棋子填補、操作這一空間。因此，他們派遣這位專業研究“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國登陸香港，作為向中國傳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教父，巧妙地發揮了這種意識形態作用。
張五常說：“幾年來，我寫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評論中國的經濟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領導人〕不僅容忍了我的批評，而且還仔細地閱讀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當一個朋友看待。”
這表明他的工作並非一無成果。
“我獲得許可及充分的合作調查實施情況，1986年我睡在首鋼的集體宿舍裡進行實地考察，隨後參觀了杭州和溫州的工廠。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麼都不隱瞞。所有關於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知道，都如實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麼自由的條件。”
請看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是多麼善良而單純呵！張五常又告訴我們，作為引發1989年動亂導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國政府決定“一舉取消價格管制”以及隨之爆發的市場物價混亂和通貨膨脹。而張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趙紫陽推銷這一激進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經濟學家：“我幾個晚上都不能入睡。放開價格而又不能對特權集團進行補償，是一場生死賭博，如果失敗，就會引起災難。但我認為，由於幾乎不可能實行補償，故這是中國必須進行的一場賭博。”
據張五常說，他本人也是推動中國進行銀行改革的主要設計師：“我建議，中國的銀行體系必須打亂重建。人民銀行只應該起中央銀行的作用，控制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按照弗里德曼的辦法每年增加不超過20%（考慮到經濟的實際增長率，這個數字並不高），但無權貸款。人民銀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屬機構都轉變成商業銀行，最好是將它們賣給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擔保與破產方面的法律，讓銀行根據經濟與會計原則決定貸款。通過持股將國有企業民營化，消除財政負擔。廢除所有的外彙和價格管制。 ”
張五常這一建議引出的結果是：“朱鎔基沒有限制貨幣供應量，而是實行貸款限制，緊縮信貸，使國有企業資金匱乏，從而造成失業增加。”（以上均引自張五常《經濟解釋》一書，第496—505頁。商務印書館，2000年出版。）
5、新自由主義的“鐵律”和“聖誡”
記者：你很早就知道這個人嗎？
何新：很早。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經濟學家”。
1983年，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包遵信主編）。這一套書志在繼“五四”之後第二次為中國知識界“啟蒙”，以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前反對天主教教會和王政，製造反叛輿論的“百科全書”為楷模，發起所謂“新啟蒙”運動。
張五常在這套書中出版了一本《賣柑者言》。這是在中國鼓吹將經濟改革引導向私有化為基礎的“產權革命”方向的第一本書。
最近，在大陸出版了此人的論文集。五常君在書中提出了“一個鐵的規律”，頒布了兩條“聖誡”。這“鐵律”是： “在整個歷史上，沒有一個經濟在不存在較為明確地定義和執行的私有產權結構的情況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長。當私有產權被壓制時，經濟就會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運行成本。結果是增長受阻。”
他告訴我們，這條鐵律是他的美國教父羅．科斯傳授給他的。據說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雖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稱此為定理，但他的門徒們還是要這樣稱呼它。”同時這也是新自由主義的“聖誡”第一條。五常君認為： “私有財產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前提。現在快速增長的每一個國家都主要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就是說，大多數生產性資源都歸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
但是，當他這樣講時，他卻忘了這個論點的反面在同一論據下成立：現在陷入高債務及金融災難的那些國家包括南美、非洲，東南亞、東歐及俄羅斯，也都是把經濟建立在私有企業製度之上。這也就對這一鐵律證了“偽”。所謂證偽方法，即：舉證一萬隻天鵝是白的，並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一命題成立。但只要發現一隻天鵝是黑的，就足以對這一命題“否定”。
五常博士還為中國人設計了一個根除腐敗的方案，他認為唯一辦法是必須徹底解除政府職能：“我認為沒有政府管製或調控就不會存在腐敗。”“結論：徹底取消政府等於徹底消除腐敗。”
這是來自美國的第二聖誡：建議中國徹底取消政府權威和調控和調控。這也就是新自由主義鼓吹的所謂“民主”的真義。這一思潮正是現代中國不斷湧泛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意識形態來源。
但是，如果徹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著那時在中國每一個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億人即有十億個小“政府”，意味著每一分鐘可能發生十億起腐敗。
6、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斯——張五常
記者：他的這些觀點是明顯地缺乏論理根據的。
何新：這個人及其理論可以看作現代經濟學中偽科學的一大範本。也許正因為如此，有的時候，五常君承認經濟學並非科學而只是“解釋”：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下列標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確鑿的事實檢驗過多少次？按照這個標準，經濟學很可能並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他在此書的另一處卻又聲稱經濟學是具有“公理主義”的自然科學：“這門學科是公理性的，故論點能夠一般化。解釋規律性的假說可以用事實來證偽，並且由於其結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釋是有意義的。結果，如果遵守科學中爭論的基本規則，分歧就可以得到解決。”
儘管五常君宣布的每一個“鐵律”都可以在現實及歷史中舉出事例被“證偽”。但是，這也絕不妨礙他宣稱他這一套意識形態是唯一真正的經濟科學。他認為自己與科斯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未來的經濟思想史學會把交易成本範式看作是可與新古典邊際主義相匹敵的一場革命”（見張書，第457 頁）。對張五常來說，不僅是馬克思，連凱恩斯也是不存在的。這本書中充滿了類似上述的自我誇讚和自相矛盾。他在書中引用馬歇爾的如下一段話：“所有理論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宣稱要讓事實和數字本身來說話，他們或許是不知不覺地掩蓋自己在對事實和數字進行挑选和分類，並草率地由些提出論點的人，並認為後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結果。”
他說：“我建議當我們做高漲的經濟解釋潮流的弄潮兒時謹記他的勸告。”（美語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實上，由於五常君所承擔的特殊政治及意識形態使命，他極其關注中國的政策設計，他自己從沒有認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馬歇爾的這一忠告。
記者：你為什麼會特別重視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為我近年來一直在探尋向中國輸入以私有化為綱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源頭。結果我發現了這位自我放棄父姓的五常君。
這裡有一個極有趣的問題，但中國的經濟學者和政治家卻一直沒有人提問過。那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如此不失時機地急於在中國改革開放剛剛打開大門之際，就立即派他們的經濟學傳教士，帶著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來向中國人佈道呢？是否因為美國人特別愛我們，急於用先進的經濟學知識武裝我們的頭腦，以便讓我們的經濟早日現代化，從而成為全球化經濟中美國的一個新競爭對手嗎？
7、美國為什麼急於為中國人洗腦？
記者：這的確是一個極有意思的問題，值得人們想一想。在你看來是為什麼呢？
何新：在五常博士的書中記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說1988年由他通過“國內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對華訪問，會見了趙紫陽。這次會談效果驚人之好：“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婦寫信問我，他們9月在上海參加一個會議，屆時能否為他們安排一下中國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後不久，放開價格的計劃遇到了強烈的反對，我差點建議米爾頓取消中國之旅。然而，就在那時，我得到通知說，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準備接見米爾頓。後來的事實表明，我顯然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沒有要求也與鄧小平會面。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和弗里德曼的會見非常成功：兩人都非常欣賞對方。除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支持共產黨控制權力以外——這是官場套話——兩人只有一點不見意見：即何時和多快放棄外匯管制。米爾頓巴不得立刻取消外匯管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則認為只有在放鬆了國內價格管制之後才能取消外匯管制。”
美國利用中國80年代出現的意識形態真空，急切地向中國輸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觀點，顯然是出於美國國家的全球戰略考慮。
自從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代以來，作為製訂國家經濟政策理論的政治經濟學中就形成了兩條對立的路線。一條是民族經濟保護主義的路線，其理論代表是重商主義和德國的李斯特主義。另一條是自由主義的路線，其理論代表是亞當．斯密以及當代的新自由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學派編寫的經濟學史中，重商主（這個名稱實際是一個錯誤）被貶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經濟學，則似乎根本不存在。這背後也是有原因的。
記者：當代主流經濟學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義流派與德國註重現實的歷史學派的確有所不同。但是你認為除了門戶之見，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學派忽視李斯特的學派？
何新：極其簡單——利益，國家利益的原因。我告訴你我的一個奇想。在觀察了張五常、薩克斯一類幫助中國、前蘇聯設計改革方案的外來經濟學家，讀了他們那些建議和改革方案的時候，我在腦中常常會聯想起戰國後期一些在別國作“客卿”的縱橫家。
記者：這是一種很古怪的聯想。
何新：其實沒有那麼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國際形勢分析中曾經提出一種歷史類比，我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局面很像中國先秦的戰國時代。
美國就是當今意在吞併天下的“虎豹之國”強秦。而現在國際外交戰略上的“一極化”與“多極化”之爭，前者是張儀一派倡導帝秦主義“連衡”路線，即美國一極中心主義霸權路線。而所謂“多極化”無非是蘇秦一派倡導的“合縱”拒秦路線。
在秦國走向統一帝國的進程中，有三個人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是商鞅，他的改革為秦國積累了經濟實力。二是武安君白起那樣的大軍事家。三是張儀。作為外交家和一位間諜，他拆散了楚與齊、魏等中原國家的拒秦聯盟，同時在秦國當時的主要對手國家楚國內部製造了信息和政治混亂，為秦國以武力徹底打垮這個國家，奠定了極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礎。
今天的國際局面在政治結構上與歷史上的戰國時期頗有相似之點。所以張五常君、薩克斯一類以“經濟”之術遊說列國諸侯，為美國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現代國際縱橫家即大行其道。
我推薦你去讀一讀他的書。這也是當代的“縱橫家書”呵。
8、美國應該給張五常、薩克斯授大獎
記者：這個人的主要著作是什麼？
何新：關於這個人及其意識形態，我們以後應還可以找個機會專門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薦你讀一讀他最近在大陸結集出版的這本“論文集”。 （《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集》，商務，2000年版。）
但你在讀他的書時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讀這本書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酸檸檬的感覺。美國一位經濟學家貝克爾對張五常作了一個很含蓄的評論，說：“我同意張的看法：“許多著作允諾的多給予的少””（第464頁）。
此書中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論點和自矜自戀的偏見，語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語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學術的一切特點。
但此書仍值得一讀。它可以告訴你當代最新的主流經濟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有在讀此書後，你才會驚訝好學而輕信的中國人（包括趙紫陽那樣的領導人），在80—90年代怎麼竟會那樣輕率地接受和信仰這種酸檸檬式的經濟學。
五常博士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大罵馬克思，他使用了一種有失紳士身份的潑皮式的語言，文題叫“最蠢無過馬克思”。在文章中他說馬克思是愚蠢的，只有亞當．斯密是聖明的。
令人奇怪的是，這位博學的教授，卻似乎不知道極其重要的一點，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乃是亞當．斯密價值理論的邏輯推導，這裡有一種邏輯的必然性。
而且這位博士這樣講，就好像新劍橋派中一些重量級人物的理論，如瓊．羅賓遜夫人和斯拉法的理論都不存在了。羅賓遜和斯拉法都曾從新凱恩斯主義或新古典主義的角度，深入探討過馬克思的價值論與斯密理論所具有的內在邏輯關係。
記者：斯密的經濟理論是支持自由主義的，而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反自由主義的。這兩種經濟理論應該是互相對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們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論淵源。你認為這裡有矛盾嗎？
記者：是的。
何新：你要知道，馬克思的經濟學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馬克思自己解釋過這一點。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學說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義。向左，則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義即乾預主義（包括社會主義）。這一點，我們後面討論價值論時再作深入討論。
正因為這一點，19世紀後半葉的自由主義才被稱作“新自由主義”或者“新古典主義”，以區別於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
記者：發明休克療法的薩克斯是否曾被提名授予諾言貝爾獎？
何新：薩克斯沒有被授這個獎。可能是因為這個人的名聲由於休克療法後來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張五常君、薩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論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這就是科斯。他在1990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獎。其實，美國應該給這一批人：科斯、薩克斯、張五常更多更大的獎。戰國時張儀只用一片舌頭搞垮了一個楚國，秦昭王為此而賜給了他一個封國，一個丞相。事見《史論．張儀列傳》。 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澤東說：你還是留在蔣管區寫文章，你一隻筆頂我十個師的軍隊。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識形態的戰略和韜略的眼光。
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其威力超過了美國的一萬枚核彈。因為核彈並沒有搞垮蘇聯，而“500天計劃”則徹底搞垮了美國這個最大敵對國的經濟，至今都喘不過氣來。我認為美國應該給薩克斯發一切大獎，現在獎得還遠遠不夠！ （笑）
9、一套誤導中國的改革方案
記者：一些經濟學家會質疑你的這種看法。有人指出，蘇聯經濟被搞垮的原因是裡根星球大戰的軍備完賽，而不是薩克斯的休克療法。而且人們在警告中國當前不要回應美國的“MMD”計劃，以避免重蹈蘇聯的覆轍。
何新：這是太聰明了，令人不能不讚歎。這是又一個精心為中國人設置的意識形態陷阱。它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正當美國小布什政府滿足國內右翼（軍火集團勢力）的要求，而準備全力開動其軍備和戰備列車的同時，就有人立即向中國人提示這種“忠告”——這實際上意味著提前解除已被美國公開視為對手的中國自我武裝的理論可能性。
記者：但是，這種論據你認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這種論據正是黑格爾所謂“貌似理智的詭辯”。我們知道，導致蘇聯崩潰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極複雜的背景情況。而論者只抽離出這些複雜背景中非常形式性的一點，然後以之作為立論的根據。目的呢？是防止中國因應新的國際形勢，加強自己的武備。
實際上，對於加強軍備必然會使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這一說法，我們可以從現實和歷史中提出許多質疑。第一質疑就是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銳意開發NMD不僅具有很深的全球戰略涵義，而且對其自身經濟擺脫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強其實體經濟，以利用流入美國市場的超巨國際游資，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軍事產業上；以此而全面帶動美國經濟，包括提高就業率，避免經濟發生進一步衰退，具有深遠經濟意義。
此外，從歷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戰前德國由於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款，以及魏碼政府採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陷於全面崩潰，失業率達到歐洲歷史的最高點。正是這種經濟背景導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實施新經濟政策。
當時德國政府以集中國內資源從事國防重工業和科技投資的方法，以類似後來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解決了失業問題，重整和振興了德國經濟。正是這種新的經濟振興為德國後來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經濟基礎。
朝鮮是世界上軍事投資最大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人民生活異常困難，但為什麼至今並沒有崩潰？蘇聯在二戰時全部工業轉入戰時經濟，為什麼當時蘇聯並沒有崩潰？
我列舉這些事例只是為了表明關於“投資國防工業必然導致經濟崩潰”這種因果關係是虛假的。這並不意味著目前我已主張走國防工業帶頭先導的路線。但是，關於國防工業對於國民經濟和就業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十分重大。我想我們以後還可以回過頭再作更深的討論。
記者：讓我們總結一下今天的討論。看來您是確信美國十分關注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而且早在十幾年前已經安排張五常、薩克斯等學者介入中國改革的經濟理論設計。而美國對於中國問題這種關懷，並非為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進程，而是為了貫徹和實施美國國家自身的戰略目標和利益。因此，利用張五常、薩克斯這一類學者作為實施這一目標的意識形態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據我長期觀察和思考，我認為，確實存在一個來自美國背景，而通過受其操縱影響的中國學者以及部分官員來鼓吹和施行，以系統化地摧垮中國國有經濟為目標的陰謀計劃（軟戰爭）。這個計劃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輸入，其具體步驟隨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發展而不斷深入並有所調整。大體分階段如下：
（1）以取消價格補貼及限制為契機，建議實施“休克”療法，即激進的“一步到位”，“長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場體制快速轉軌方案。 （1987—1989）
建議實施財稅體制改革，把間接稅變為直接稅，使政府財源由國企、企業（上繳利潤）轉到向民間企業直接徵納。民間稅源監控困難（易導致資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時稅源直接化導致國家與納稅人的直接關係，易引生抗稅活動。誘發社會矛盾。
（2）鼓吹以“入關”作為與國際接軌的重大步驟，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業”概念已過時，代之以所謂國際化的“現代企業製度”，破壞中國國有企業存在的理論根基，消解中國經濟的獨立自主性。 （1993—1995）
（3）以投資體制的改變給國企斷血。在原體制下，民間儲蓄進入銀行，企業收入上繳財政。國家以銀行資金和財政收入從事投資。易於宏觀控制。在新體制下，民資直接進入股市，國家財政靠公債及赤字和稅收。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力遂大大減弱。
（4）鼓吹推進“產權革命”，從金融政策上阻斷國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謂“破除壟斷”、“公平競爭”剝奪國企對市場的主導能力，進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國企。由於國企陷入金融及市場困境，造成許多企業癱瘓、破產，成千萬人陷入大規模失業。 （1996— 1998）
（5）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長期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近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使農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接受美國及IMF關於維持人民幣高匯率的建議，導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鼓吹加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早實施人民幣自由兌換，準備對國際炒家（金融大鱷）全面開放中國證券市場。
（8）針對中國來之不易的1600億外匯儲備，現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投放到無保護的國際金融市場參與炒作遊戲以套利的妙計。一旦外匯資源耗竭或被困鎖，未來中國政府勢必陷入嚴重的金融危機。以至由於外債、還債而不得不俯仰依賴西方金融勢力，從而陷入類似於當今“俄羅斯”式的債務及財政危機。使中國最終喪失在經濟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地位。
10、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遭遇重大挫折
記者：但是這裡有一個重要問題。以你的看法，美國向中國輸入了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實施了。但是在現實中，中國經濟並沒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崗人員）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選擇的機會要比過去多。這個問題你怎麼解釋？
何新：在歷史中並沒有絕對的錯誤。如果我們觀察人類的全部歷史，會發現那並不是一個從正確的設想出發，由正確走向正確的歷史。而往往是從錯誤開始，在錯誤中反省，總結經驗，從而積累智慧，從而有所進步的歷史。這個過程是辯證的。我所謂辯證，包涵兩層語義。第一是辯論，第二是對證、質證、求證。
記者：那麼在你看來美國的圖謀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中被挫敗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現代歷史中的美國是一個極盡聰明的國家。在20世紀的整個世界歷史中，從世紀初的威爾遜總統開始，就充滿一種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從馬漢開始，這個國家的戰略家精心算計，一心要實現以美國為中心統治全世界的意圖。但是，美國人的文化中缺乏中國人的一種宿命論（樂天知命）和悲觀主義。他們不知道，到頭來，人算不如天算。歷史自身是有其規律的。 50年代，他們重新武裝日本，扶植東亞小龍，目的是為中國樹立對立面，困鎖中國。結果沒有能阻擋中國的強大，反而為自己扶植出了一個潛在的日本對手和“東亞發展模式”。
80年代，他們將新自由主義輸入中國，是為了以此為藍圖搞垮中國的國有製經濟，把中國分成碎塊後納入美國中心的新全球體制，卻殊不料自由主義的經濟因素反而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因素，激發了一種新的巨大活力。壞事變成了好事。
記者：這是否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抵制也有關係？
何新：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遭到了傳統派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抵制。因此中國領導層對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建議，始終有所警惕。沒有像俄羅斯領導人那樣全盤揖納，而是審慎地、有選擇地聽和試。
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在中國遭到了至少兩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價格控制的自由主義方針，引發了高幅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這一政策造成社會廣泛激烈的不滿，成為1989年事變的經濟誘導因。 1990年的“治理整頓”導致新自由主義改革被迫延緩。對此，張五常曾講過這樣一種遺憾：“1991年12月羅納德．科斯接受諾貝爾獎時，我在斯德哥爾摩遇到了米爾頓。我說，放開工業價格而不同時放開民營化國有企業看來並不正確。我可能錯誤地支持了前者，而沒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後者會對放開價格構成一大障礙。在中國經營的情況下，工業產量對價格放開後導致的價格上漲沒有彈性。結果，反對該項計劃的就不只是來自前面提到的特權集團，而且來自一般的產業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遊行。”
“我的觀點是，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該先於放開價格，或者這兩者至少應同時進行，這一點米爾頓也同意。”
換句話說，他們本來試圖以價格機製作為槓桿開啟中國的經濟混亂之門。但這一嚐試遭到了失敗。因此90年代，他們把新的支點放到了所有製的問題上。然而，在90年代中後期，以所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以及“改制轉軌”為目標的國企改革方針，導致了全國范圍的大面積失業浪潮。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強烈反彈，迫使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激進“改革”措施再度放緩。
11、失業問題不容忽視
記者：以你的看法，當前社會中的失業問題，並不是由於國企本身的機制所造成，而是由於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國企體制中，存在著低效率和勞動力閒置的問題。但是後一問題，不僅在中國，在歐洲多數國家的資本主義企業中也同樣存在（這一直是困惱歐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並不是惡性的問題，由於局部地區和部門中採納了來自新自由主義的建議，政府試圖以激進的“下崗”政策轉變“機制”，解決這個問題。從而激化了這個問題，使之變成了影響社會穩定狀態的惡性問題。
記者：為什麼國有企業的效益這個問題如此難以解決呢？
何新：這個問題我們放到後面再深入討論。我這裡想強調的只是，依照那種新自由主義的藥方是絕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的。
記者：我還要問，為什麼？
何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一個致病的理論盲點，這就是它的著眼點是經濟增長，而從不將研究重點放在失業問題上。他們認為失業都是“摩擦性失業”，他們認為，在一個理想的市場體系中，失業問題可以通過理想的勞動力供求機制自然地平衡和解決（這是純粹幻想）。
薩伊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中提出，一個社會的生產必將擴展到充分就業，不會發生嚴重失業現象。如果還有工人失業，那隻能是他們自願放棄工作，即自願失業。所謂凱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針對這一觀點的。凱恩斯經濟學中最有意義的一點即在於此。
“凱恩斯批判那些所謂的“古典”（classical）經濟學家，因為他們將法國經濟學家JB（SAY，1767—1832）的觀點——即薩伊法則'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奉為教父，證證所有的失業都是自願失業。”
那些輕率地為政府設計下崗、失業模型的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業”這個詞背後的嚴酷意義，以及這個詞對於社會穩定構成的威脅。有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道頓指出：
“失業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沒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沒有工作，社會會給你錢。”
“短期失業指的是沒有工作，人們常常稱之為“臨時解僱”。即使是短期失業，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崗位。長期失業描述的是一種更悲慘的情形：工人擔心他們可能在若干年裡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終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長期失業的形勢下，對大學生來說，畢業就意味著失業，他們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找不到工作。在最壞的情況下，長期失業甚至比在車禍中斷了一條腿還痛苦。”
“不發達國家通常沒有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或社會救濟制度。那些沒有勞動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別的方式生存，如靠親戚朋友有限的經濟資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貸的人借款。”
記者：短期失業，經濟學中稱作“摩擦性失業”。
何新：今天中國社會中的失業，不是所謂“摩擦”性的“自願失業”，而是嚴重的結構性失業。
在美國和歐洲，你失業，國家會給你錢。但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基礎，從長遠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長期承擔為1—2億失業人口維持基本生活的財政重負。
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沒有工作，就意味著生活失去保障。意味著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對許多人來說，當務之急是尋求降低失業的有效途徑。目前的失業問題，不僅困擾著一般意義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擾著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
但是，國家通過近幾年的實踐對這一點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認識，黨和國家已經採取措施調整政策，緩解這個問題。中國黨和政府並不像有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對新自由主義執迷不悟。這充分顯示了這個黨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12、中國必將走向偉大的複興
記者：你承認當前存在著嚴重的失業等問題，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是一個極其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天不能死、地不能埋”（這是2000年前荀子的話）。
我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是一個極其偉大的時代。我們由於身在其中而往往看不清這一點。在中國土地上所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偉大的變革、偉大的建設，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亙古的永久性意義。三峽與航天，互聯網與信息時代的降臨，青藏鐵路以及貫通全國的高速公路網，星羅棋布地遍布中國的現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內陸區域的大開拓，其意義都遠遠超過歷史上的萬里長城、車同文、行同軌、大馳道與大運河，超過歷史上的秦漢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時代。
中國在一些主要的經濟（如鋼、煤、糧、棉）實物產出上成為世界第一位的經濟大國（這是1958年大躍進的目標，是毛澤東當日也不敢想望的），中國從一個連洋釘、火柴都依賴進口的純消費國（1949），成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經濟品的主要生產出口大國，成為世界性的工廠，等等；這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並實現了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的崛起。
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複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抑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歷史前進洪流，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阻擋它，187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阻擋它，後來的東條英機、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杜魯門不能阻擋它，那麼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住它！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這個運動的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複興，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
中國那些西方的對手們總是低估這一點，低估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人民和這個執政黨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總是想製作一些極幼稚愚蠢的圈套，以為中國人輕易地可以鑽進去就他們的範（包括WTO問題上）。象張五常、薩克斯，就是這種西方弱智的典型。張五常說：“對中國的改革持悲觀也許為時過早。隨著股份制的實施，市場可能會再次發揮魔力。很有可能，將來有一天政府當局會認識到，凡是它有發言權的組織（指共產黨和國家機器），都會在競爭中落敗。”引自張書，第501頁。
人們可以把這理解為是一個現實中不斷遭遇失敗而仍存夢想者的囈語。但是，他竟以為以他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空想性方案還可以搞亂這個國家，這未免是太不自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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