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大失敗

潘德孚：免疫大失敗
作者：潘德孚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0-16

摘自潘德孚《反思現代醫學病理學》第三章

免疫大失敗



西方醫學建立了一套免疫理論，經一個世紀的醫療實踐，我們應該說：這個理論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於它本身的不完整；不完整的原因，是它被市場牽著鼻子走了。本文不說市場如何使免疫學說失敗的道理，因為，它屬於醫學社會學的問題。

（一）免疫療法的失敗數據

天花

1796年，愛德華·詹納證明用牛痘疫苗可以預防天花，此後，針對天花的接種就開始了。即使如此，1839年，英格蘭的天花流行病仍然十分猖獗，以致奪去了22081人的生命。 1853年，英格蘭政府頒布了強制接種天花疫苗的法令，但天花的發病率卻一直上升。 1872年，英格蘭又一次發生了天花流行病，44840人喪生，其中多數人已接種過天花疫苗。 1948年，英國廢除了《義務接種法》。德國和日本都曾發生過類似災難。 1918年，菲律賓發生一次歷史上最嚴重的天花流行病。儘管美國政府事前已強迫300多萬本地居民注射了疫苗，但其中仍有47369人患上天花，16477人死亡；1919年，接種人數增加了一倍，擴大到700多萬人，但其中仍有65180人患上天花，44408人死亡。天花流行病是接種計劃的直接結果。 ”（《現代醫療批判》第24頁）

（英國政府從強制接種牛痘疫苗，到廢除義務接種差不多經歷100年的時間，日本政府從立法取締中醫，到給中醫平反，也經歷一個世紀，看起來，中國政府要真正復興中醫，也得一個世紀的時間。）

“1870-1872年間，強制性免疫已經推行了18年，全民免疫也實施了4年（該行動所有反對者均遭到嚴厲懲罰），英格蘭已經有97．5%的人口接受了免疫。而正是在這個時期，英格蘭發生了本世紀規模最大的天花流行，44000餘人喪失了生命。實際上，死於天花的人比上一次流行時增加了2倍，而那時還很少有人接種此疫苗。1871年後，萊策斯特鎮公民拒絕接受疫苗，主要是因為1870年天花大流行時的高死亡率使他們確信疫苗是無用的。在隨後的1892年流行期，萊策斯特鎮主要靠加強衛生隔離檢疫制度進行預防，與99%的人口接受免疫的瓦靈頓鎮相比，該鎮死亡率僅為1/100000，而瓦靈頓鎮患病率和死亡率分別為萊策斯特鎮的6倍和11倍。”“塞拉利昂的經歷也可以證明，疫苗並非消滅天花的功臣。20世紀60年代末，塞拉利昂天花發病率居世界首位。1968年，該國開始實行消滅天花的行動，三四次大規模的流行都是通過發現和隔離病人得到控制的，而不是免疫。15個月之後，該地區報告了最後一例天花病例。”（《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8頁）

“眾所周知，天花在有強制人工免疫治療的國家和毫無免疫治療的國家同時下降。換言之，天花免疫治療並沒有減低天花的發病率，而接受了天花免疫治療並不能保證完全免疫。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例如，美國威廉·霍華德·海醫生在'醫藥自由協會'對消除強制免疫治療法案的會議中指出：在他親自監察的33宗天花病例，其中29名患者（有疤為證）曾接受過天花的人工免疫治療，更有部分患者的免疫治療還沒有超過一年。”（《順勢療法》138~139頁）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很簡單：生命是動態的，時空是不斷變化的，包括天花病毒在內。在不同的時空中，人的生命，抗感染的能力在變化；病毒的感染能力也在變化。

脊髓灰質炎：

Salk疫苗剛剛投放市場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紀60年代脊髓灰質炎病毒感染上升。由於患者數目在50年代僅為二位數，而進入60年代後開始飚升，那些熱衷於找到治療辦法的人們都認為疫苗其實是無效的。

Sabin開發了第一個口服活疫苗，並在上世紀60年代取代了Salk疫苗。這種類新型疫苗不僅可以產生長期免疫，而且能夠消滅腸道中存在的病毒株。由於服用疫苗者可以連續數星期從口腔和糞便中排出病毒，所以理論上可以產生一種提高群體免疫力的效應。換句話說，選擇口服活疫苗後，接受免疫者可以為未接受免疫者提供免疫力。

然而，現在科學家們已經意識到，其實活疫苗並不能對非免疫人群形成這種'後門'免疫效應。這個結論是科學家在對台灣的一次脊髓灰質炎爆發流行進行調查研究後得出的，在這次流行中，98%以上患兒接受過疫苗接種。甚至美國FDA也承認：“我們現在已經明確，利用免疫者進行病毒疫苗的二次播散，這種方法對提高群體免疫力幾乎沒有作用。”

說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無效的證據還有很多。最近爆發的流行幾乎都發生在已經接受過疫苗接種的人群而不是未接受疫苗接種者。比如1961年馬薩諸塞州發生的一次脊髓灰質炎流行經疫苗接種群體中癱瘓發生率高於未接種疫苗群體。還有，即使疫苗真的起作用，你也未必能夠獲得對抗某種病毒株的免疫力。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甲肝大流行中，24名感染者進行了脊髓灰質炎病毒抗體檢查，其中僅有1/3達到可抵抗某種病毒株的滴度。 （以上資料摘自《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6~87頁）

發明脊髓灰質炎疫苗的索爾克教授在1977年的《科學摘要》中指出：“……例如用活的病毒疫苗來對抗感冒和麻痺性的脊髓灰質炎，往往都會由於為了預防而變成患上了該種疾病。用活的病毒疫苗來對抗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會引致多種副作用，包括大腦炎……活的脊髓灰質炎疫苗是現今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導致脊髓灰質炎的主要原因……對於用脊髓灰質炎病毒作疫苗，現今已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使用這樣的疫苗有導致麻痺症的危險，這就剛好與從前的信念完全相反……”（《順勢療法》第145頁）

“目前，人們對接種麻疹疫苗非常重視。這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麻疹可以致“脊髓灰質炎這類疾病有其發作週期，1910、1930和1950年間都曾爆發過大流行，然後發病率驟減至接近於零。 50年代發病高峰期也正是疫苗被引進的時期，有人引用韋林·詹姆士的話說：'大自然的功勳被疫苗搶走了。 '美國醫學批評家羅伯特·門德爾松說：'疾病和時尚有著一樣的特點，那就是有來有去。 '中國很多疫苗接種活動證明，儘管存在體現其效果的依據，但它們實質上不過是疾病爆發與沈寂的交替規律而已。從前認為已經消滅的疾病，如結核和脊髓灰質炎，現在重新爆發流行。類似例子還有結核在許多西方國家的重現、脊髓灰質炎在加拿大的重現以及白喉在俄羅斯和東方國家的重現等。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9頁）

病毒有發病的周期性已被知道：病毒發病的高峰期過去後，人們才造出疫苗。病毒發病走入低潮，疫苗就沾了光。所以，詹姆士才會說“大自然的功勳被疫苗搶走” 了。為什麼病毒發病會有一個週期？因為整個宇宙是動態的：月球繞著地球轉，地球繞著太陽轉，太陽繞著銀河轉，銀河繞著宇宙轉……任何生命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適應了大自然不停變動的規律。中醫有五運六氣可以計算、預測，西醫知道這五運六氣嗎？如果五運六氣的預測是偽科學，那麼鄧鐵濤等測定SARS結束的日期怎麼如此準確？

麻疹：

在1989年衛生部在最後一項大規模接種疫苗行動中，公共衛生服務實驗室的流行病學顧問諾曼·伯格教授宣布了當時的一項官方統計數字：在麻疹患兒中，約有1/5000會發生急性腦炎——一種大腦感染性疾病，這些患兒中的1/5000又會發展為亞急性硬化性急全腦炎——一種類引起大腦硬化的不可逆的惡性進展性疾病。 5年後，當一位專欄作家為全國性麻瘡疫苗做接種活動作繭自縛宣傳時，可能發展為腦炎的麻疹患者比例就上升到了1/500，此作家還宣稱，其中的1/10會死亡，1/4患者的大腦會遭到永久性破壞。活動進行的過程中，其他報紙對麻疹的危險性作了更進一步的誇張渲染，到了9月，發生腦炎患者的比率數已經被宣傳為1/17。 ”“麻疹可以致命，但是並不像醫學界使我們相信的那樣會經常隨機發作。在1990年美國麻疹流行高峰期，27000個發病者中有89人死亡，但許多死亡兒童來自低收入家庭，長期的營養不良和延誤並發症的治療可能是參與其中的重要因素。非洲兒童顯著缺乏維生素A，故麻疹的確可引起死亡。一項又一項的研究證明，在其他維生素A儲備充足或給予足夠維生素A補充的第三世界國家，麻疹患兒存活率明顯上升。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1頁）

“世界衛生組織對一群未經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與已接受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在麻疹發病率上所作的比較顯示：未經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發病率只有2．4%，而已接受了人工免疫治療的兒童發病率則高達33．5%。1977年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麻省中學生的麻疹發病率調查顯示：53%的患者已在1996年以前接受了活的弱減麻疹病毒免疫治療。 ”（《順勢療法》140頁）

注射麻疹疫苗的本來目的是為了預防麻疹及麻疹的並發症大腦炎，但實際上，注射麻疹疫苗卻往往導致了大腦炎和多種比麻疹更嚴重的並發症，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亞急性的硬化性全腦炎，簡稱為SSPE。 SSPE的症狀有：肌肉平衡的失控、大腦語言功能的損壞、性格的改變、精神發育遲緩、學習的無能、多動症、突發性暴怒、無菌的腦膜炎、輕偏癱、癲癇發作、昏迷和死亡……著名的美國兒科教授門得爾森指出：“現今流行的多動症的部分原因，有可能是由於麻疹疫苗所致。”另外，注射麻疹疫苗還可導致非典型的麻疹、發高燒及肺炎等多種嚴重的副作用。 《美國醫療刊》中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全國有60萬人在60年代注射了“死”麻疹病毒，其中有2/3的人將會犯非典型麻疹。而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則懷疑人工麻疹免疫治療可能就是導致多發性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理由是多發性硬化病人的血液中有高於正常比例的麻疹抗原。 （《順勢療法》第145~146頁）

百日咳

“從1941~1944年百日咳流行期間，瑞典在毫無人工免疫治療的狀況下，百日咳自動消失；而德國於1940年實施強制人工免疫治療，到了1945年，患者的人數卻從原先的每年4萬例增加至25萬例，病歷增加是免疫治療前的6倍以上，即幾乎所有接受免疫治療的兒童都患上了疾病。其他實施強制人工免疫治療的國家也有同樣病例增加的現象。例如法國的病例增加是30%，匈牙利的增加是55%，而瑞士方面，由於強制人工免疫治療在1933年已開始實施，所以其患病的比例更高達3倍。流行病學家斯圖爾特教授在1976年的英國醫療刊中發表的調查報告中寫道：“在匯報的8096宗百日咳病歷中有2940宗（36%）病例是已接受了全部的免疫治療，而只有2424宗（30%）的病例是完全沒有接受過人工免疫治療的。 ”換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換言之，70%的患者已接受了全部或部分的免疫治療。”（《順勢療法》第139頁）

“在百日咳爆發期間，一多半患者進行過疫苗接種。在1974-1978年發生於美國和加拿大的百日咳病例調查中，史都華博士報告：所有患兒中的1/3-1/2進行了疫苗接種。他調查了近2000名嬰兒患者，其中2/3是從其患病的兄弟姐妹那里傳染來的。在史無前例都華博士看來，由於嬰兒的生命經常受到通常無害疾病的威脅，所以他們成為疫苗針對的主要原因對象，但'對嬰兒進行的疫苗接種均沒有肯定的效果。'……1993年美國發生了一次百日咳大流行，俄亥俄辛辛那提兒童醫院的一組研究者發現，流行主要發生於完成百白破（DPT）疫苗全程注射的兒童中。”（《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2~83頁）

DPT三合一混合疫苗：這種類三合一的疫苗是用白喉、百日咳和破傷風三種病毒混合在一起的人工免疫注射劑。自60年代開始，在歐美各國已有多例的嚴重疾病和死亡與使用DPT有關。筆者在1991年離開加拿大時，加國當時有超過500名、美國有5000名的兒童患者是由於DPT的不良反應而導致了嚴重的腦神經損傷。由於損害程度過甚，就算使用順勢療法藥物來治療，也無法將患者的損害扭轉過來。 1991~1994年，筆者在香港行醫的4年中接觸了兩名被DPT損害的兒童，當時筆者用順勢療法患者治療，只能產生姑息的療效。

風疹：

一個由美國陸軍醫療人員細心設計的雙盲實驗調查顯示：經人工免疫治療的軍人，若暴露在有風疹病毒的環境中，依然會患上風疹，而經人工免疫的軍人比天然免疫的軍人更容易再次被感染。著名的英國《柳葉刀》醫療刊中的一篇論文指出：不論是天然感染或人工免疫治療，都不能獲得風疹的完全免疫保證，而且，經人工免疫治療者比天然免疫的人更容易再次得到亞臨床的感染。 1973年由澳大利亞的艾倫教授對風疹免疫治療的療效報告顯示：將已接受了風疹免疫治療的士兵送至有風疹流行的軍營時，80%已接受風疹免疫治療的士兵染上了風疹。艾倫教授指出：“風疹免疫治療並不能確保療效。”《順勢療法》138~141頁）

“MMR三聯疫苗疫苗的風疹疫苗也沒有產生更好的效果。賓夕法尼亞州上世紀70年代對接受疫苗的少女進行一項調查顯示，其中1/3沒有檢測到任何免疫力產生的證據。因為，風疹病毒極易變異，疫苗可能僅能使機體對一種病毒株產生勉勵力，不的新出現的病株毒則無免疫力。意大利近期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10%的女孩受到'野生病毒株'感染，其中許多人在近幾年內進行過疫苗接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84頁）

風疹（德國麻疹）疫苗：已有許多醫療報告指出風疹疫苗的副作用可造成多種嚴重疾病。而50%的婦女在疫苗注射後感到副作用的反應，其中包括10%~15%的人會得關節炎。

結核（卡介苗）

很多地區開展實驗檢測機體的結核菌素敏感度。與氍敏感度實驗不同，陰性結果說明受試兒童未攜帶結核菌抗體。然而，人人皆知此實驗非常不准確。甚至美國兒科學會也警告其會員，實驗可能產生假陽性和假陰性。而且，沒有人知道陽性實驗結果的意義何在，它可能意味著此人對結核菌免疫，或者曾被結核菌感染，也可能僅僅是對此實驗敏感。

……

除了應對何種人群進行活疫苗注射尚有爭議外，對於疫苗的效力還存在很大的分歧。 1930年以來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10次隨機對照臨床實驗，結果顯示卡介苗效率在0-80%之間，平均僅有2/3的兒童受到保護。

問題是卡介苗只能限制結核桿菌的繁殖和播散，而不能使接觸的人群免受感染。其實，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卡介苗對麻風的預防作用星于對結核的作用，尤其在結核仍然高發的第三世界國家更是如此。在非洲馬拉維進行的一項對83000人的調查顯示，其中一半對麻風產生免疫，而無人對結核產生明顯免疫力。

倫敦衛生和熱帶病學校進行了一項特別分析，結束髮現卡介苗在肯尼亞地區有效率僅為22%，在印度一些地區為20%。世界範圍平均有效率在0-80%。此差異可能與菌株變異、遺傳、營養學差異或環境因素的影響有關。 （以上資料摘自《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7~88頁）

豬感冒：

1977年美國衛生部強制人民注射一種名為豬感冒的疫苗，其主要原因如下：在1975年——1976年間，世界各國流行一種H3N2型病毒的A/維多利亞/75的感冒。到了1976年2月，在美國新澤西的一個軍營中，有數百名軍人染上了一種名為A/新澤西/76的地方性流行性感冒。雖然這種新澤西型的流行性感冒並不嚴重，而且，沒有蔓延到軍營外，但是，由於1918——1919年間所流行的豬感冒導致許多家畜的死亡和經濟上的損失（並沒有傳染人類）而這次新澤西感冒病毒與早期豬流行性感冒病毒相似，這就使美國的官方人員產生了恐懼，以為這種新澤西型的流行性感冒就是第一種可以從人傳染人的豬流行性感冒。在懼怕這種類感冒會導致世界性災難的情況下，便倉促地使用這新澤西病毒來製成疫苗；並毫無根據地稱之為豬感冒疫苗和強制全國人民接受該疫苗的注射。結果這一次由於恐懼而強制人民注射的疫苗導致了許多無辜人遭受惡性的反應，造成了最少有30人的死亡和數千人身體的損害。這種疫苗所導致的不良反應，在註射之後數小時開始，其中最重的反應名為急性熱病性多神經炎，使565人患上了麻痺症。 （《順勢療法》第147~148頁）

流感嗜血桿菌性腦炎

此類細菌性腦膜炎由型流感嗜血性桿菌引起，主要攻擊學齡前兒童，6-15個月為發病高峰。目前估計，感染流感嗜血性桿後桿腦膜炎的發病率約為每10萬60例，其中3-6．5名列前茅患者死亡，14%持續發生耳聾和驚厥等症狀。一些特殊群體，尤其是阿拉斯加和土著美國兒童，其感染髮病率為一般人群的10—15倍。一般認為，這些群體因為遺傳或營養不良等因素，易於感染此病。

目前為止醫學界界還未能提出一個真正有效的流感嗜血性桿菌疫苗設計方案。 1985年，在芬蘭實驗獲得滿意結果之後，美國對15個月以上兒童使用了一種“多醣”疫苗。不久就有醫生報導，兒童在接受免疫後發作腦膜炎，這使疫苗很快失去民心。明尼蘇達的一項研究顯示，接種疫苗使兒童患病率比自然接觸患病率增加5倍，而且，疫苗對最危險群體—18個月以下兒童並無保護作用。

國家科學院醫學研究所進行了一項由美國政府資助的調查，結果證實，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可以引起流感嗜血型桿菌性腦炎。另有研究對55名流感嗜血桿菌性腦膜炎患兒進行調查，結束髮現，疫苗不僅沒有保護作用（因為3名患兒死亡，6名發生神經系統並發症），而且，“增加了發生這些並發症的可能性。”

1992年之後，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對1000萬接受免疫的兒童進行調查，疫苗僅對2/3的兒童產生保護作用。至此，醫學界不得不放棄這種毫無希望的“多醣疫苗”垃圾，儘管他們非常不願意這樣做。

舊方案一旦被推翻，幾個公司馬上提出“聯合”疫苗方案，比如將流感嗜血桿菌疫苗成分加入業已通過實驗的白喉疫苗中（稱PRP-DPT），甚至加入B型奈瑟球菌性腦膜炎外膜蛋白複合物中（稱PRP-OMPC）。這些冠冕堂皇的大寫字母背後，其製造新疫苗的原理是相同的，即以一個可以產生抗體的疫苗成分為中介，使機體同時產生流感嗜血桿菌抗體。萊德勒實驗室製造了流感嗜血桿菌疫苗……

……

甚至最成功的聯合疫苗PRP-OMPC也有它的問題，有證據表明，兒童接受疫苗注射的次數越多，抗體產生的滴度越低。 （《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85~86頁）

（二）感染、防疫和免疫

疫，是指由某種微生物傳播的相互感染的一些疾病。列文虎克（1632年~1723年）用顯微鏡發現人用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生物時，他覺得很驚奇：微觀的鏡子裡竟然還存在著這樣一個微小生物的世界！後來，路易斯·巴斯德（1822年-1895年）提出了細菌致病的學說，人類便視微生物為敵人。此後，人們又在病人的身體裡發現許多細菌，以此來估計和證實生病都是由細菌引起的。從19世紀後一階段至20世紀這一百年中，西方醫學一直把微生物作為生病的主要原因，同時把消滅細菌（包括病毒）作為治病的主要方法。因此，抗菌素和其他消炎藥物充斥市場，作為非處方藥物讓人們自由購買。 20世紀最後的20年開始，社會上許多人才知道人是與微生物共生共存的。

人在充滿微生物的大自然中生活。人體體內也像大自然一樣充滿微生物。人的健康，有賴於這些微生物的平衡，現在稱之為微生態平衡。微生態平衡是指這些微生物在體內，佔據著合理的地方，不過大也是不太小；有著合理的群體，不過多也不太少；它們合理地生活，繁衍，只管吃喝，不放毒素。微生物放毒素，有一個目的是維護自己種族的生存。大自然中的每一個生物種群，都會這樣以“放毒”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種群生存的。現代人類以各種方式向大自然“放毒”，污染環境，也同樣是為了維護自己種群的生存。

過去的觀念錯了，它也影響了醫學的研究，現在當然應該進行反思。就微生物致病的原因，我們曾經把細菌分為致病菌和非致病菌兩類。現在我們發現，許多曾被稱為致病菌的，例如結核菌、腦膜炎桿菌、白喉桿菌、葡萄球菌等，它們都在人體內悠哉游哉，並沒有使人生病。據一些專家說，不管什麼細菌，在人體內只要生存不受到威脅，就不放毒素，對人無害。人體細胞裡，還有許多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像病毒一樣的東西，少也少不得，少了它們，我們也會生病。這是人類已知的最小的生命體了。但是，這些小東西卻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有氧的時候，它們是需氧菌，缺氧的時候，它們就會變成厭氧菌。對人的生命有害或有利，就在這供氧的多寡之間。這當然也只是從某個角度來說的。好比人活著，就需要健康。而健康的條件，除了供氧，還要吃飯、活動、過感情生活等等，太過或不及都會生病，非常的複雜，不可能用一句話講清楚的。

以上情況，說明生病與否不是微生物有無存在的問題，也不是致病菌有無的問題，而是人體自身是否健康的問題。人體裡有致病菌不一定會生病；人體裡無致病菌，也不一定就健康。疫病也是同樣的道理。 《內經》裡黃帝問歧伯：疫病使許多人互相傳染，為什麼有的人卻不會受到傳染？歧伯的回答：“正氣內存，邪不可干。”這說明保持健康主要在於人的自身的正氣。

自從詹納（發明牛痘）和巴斯德用疫苗（內含殺死的或減毒的病毒或細菌），預防人類傳染病開創了預防和治療各種疾病後，西方開始了一個殺菌和免疫的時代。 20世紀初，有一位卓越能幹的愛爾蘭人，傑出的細菌學家、醫生——賴特爵士。他設計了一種方法去預防傷寒病，挽救了很多生靈。他發明了多種重要的細菌學試驗和技術，而且在英國倫敦創立了細菌學並提出了免疫學說。賴特因為過偏地強調他所認為的免疫方法，給後世的醫學研究帶來不好的先例。

感染、防疫和免疫是社會對疫病流行的三個重要概念。這三個概念是屬於一個系統的。感染是講得疫病的道理；防疫是講防止疫病傳播的道理；免疫是講人體不受傳播影響的道理。我們現在非常熱衷於宣傳疫病感染的可怕，這種宣傳往往誇大事實，製造混亂。例如非典、禽流感、甲流、白喉、腦炎等，以及很多確實能傳染的疾病，都曾發生過這些狀況。在這些疾病中，有一些確實是很可怕的，有一些卻是並不那麼可怕的，有一些則是根本不用怕的，也許還是有益的。因此，單純宣傳感染的可怕，其背後另有目的——銷售藥物。

防止疫病傳播則是一整套系統的行政措施，例如檢查、隔離、消毒、治療等等。歷史的經驗證明，防疫比人工強制免疫的效果要好得多。這里當然也包括宣傳，避免相互傳染。但這裡面的宣傳，就有可能會被謀利之徒利用，製造恐怖、恐嚇，以使他們達到發病難財的目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防止製藥公司的控制。因此，防疫不僅只是一套行政措施，也是很重要的一套系統的學問。

免疫則是指以提高人的抗病能力，減輕疫病感染的程度為目的的工作。現代西醫提出對疫病的治療學說，從理論到實踐，一直是失敗的。這說明，這套學說值得反思。疫病的傳播人數，因免疫而增多；健康的因免疫而得病，生病的因免疫而死亡，這種適得其反的行為，為什麼有人樂此不疲？因為，免疫的整個理論和行動，被製藥公司控制了。防疫治病本是善舉，卻變成了惡行。商人控制免疫行動不是想防疫，而是想發死難財，如果疫病真的給控制了，他們從哪裡發財呢？開藥店的想人人都生病，開棺材店的想天天都死人！

免疫是指因為人有免疫的能力才不怕微生物的感染。照理說，內科治療避免感染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免疫能力。可是筆者研究了西醫治病的方法後，卻發現所有治療方法都是在降低免疫能力。例如治療癌症的化療、放療，能降低白細胞；最普通的止痛藥的副作用也是降低白細胞；病人發熱到醫院裡做血檢，醫生見白細胞升高就說，先把白細胞指數降下去。在西藥中，即使是最常用的感冒藥、抗菌素，也會對免疫功能造成損害。若是無法治療的疾病，都被推給了免疫功能問題，這樣，西醫的內科醫生，就把自己的責任擺脫了；至於治療，醫生又不得不用激素來打發病人，一點也不怕病人因這種藥物造成的內分泌紊亂，因此使激素名聲掃地。回想非典時期的SARS治療，重劑量的強的松類藥物，固然搶救住一些危重病例，但現在還不到10年，這些人中大多數因肺纖維化而陷入悲慘境地。

（三）菌苗療法和吞噬指數

免疫學說是細菌學創立者賴特博士建立的，其內容是以人工培養的某些致病菌，使其毒性弱化並註入身體，或從病人身上取得這種致病的細菌，經人工培養後，使用殺死或減毒間方法再注入人體，誘發人體自身產生對抗該病毒放細菌的抗體，使疾病痊癒；或註射在健康人體內，如果以後遇上這種病菌，就不會發生這種疾病。這裡的意思是指人生了病或者死亡，西方的醫學家都會認為必然是受到某種微生物的感染，受感染後的人體就會產生對付這種微生物的抗體。這就是西方醫學：把感染說成是生病的原因；把病癒說成免疫的結果，於是製造出一系列的免疫學說。我們不能不說這種講法並不是毫無道理。不過，這個道理中，還缺乏一種更為深奧的內涵。這就是人的生命如何組織免疫。生命是一個自組織系統。這個自組織系統裡有著自組織能力。這種能力正是生命存在與死亡的根本力量。在毫無內科醫學基礎的西方，建立免疫學說無疑應該說是一種很重大的進步，如果按正確的步子走下去，也許就會到達認識生命的終點。但西方的醫學成就，很快就被市場的唯利是圖淹沒了。

賴特爵士是一個對自己學說的不疲倦的鼓吹者。英國、歐洲和美洲很多醫院都建立了細菌學臨床部，其工作是用病人自身生長的細菌製造菌苗，以及測定吞噬細胞指數，稍後還測定調理指數。他們聲稱，菌苗療法對治療闌尾炎、結腸炎、腦膜炎，以及腎、中耳或子宮的感染，甚至對反復發生的感冒，都有良好的療效。賴特認為註射結核桿菌的提取物，對局部的結核病，如皮膚、淋巴結、腎、骨、腹膜的結核病，都很有治療價值。他相信肺結核病人長期臥床至體溫正常之後，用結核菌苗治療可能有效。 ”（上個世紀初，西醫對肺結核病人的骨蒸潮熱毫無辦法，也沒有什麼藥物，因此主張臥床休息。正是因這臥床休息不是個好主張，好療法，許多患者缺乏適當的運動鍛練，因此死了。現在主張患者適當活動，因而避免了死亡。我的母親36歲患肺結核，我的大哥16歲患肺結核。正因為父親是西醫，主張臥床休息，不到兩年都死了。我29歲患肺結核，只採用艾灸膏肓穴；我兒子26歲患肺結核，只服用中藥百合固金湯，我們都沒臥床休息，也沒吃抗結核藥物，現在都健健康康，肺裡也沒有鈣化灶。這說明，不是肺結核把人弄死，而是錯誤的治療方法死人。）

“1900年，賴特提出了對己患感染的病人用菌苗治療的假說，這與當時流行的觀點恰恰是相反的。在其後兩年裡，他從葡萄球菌引起反復發生癤病的病人身上，分離並培養這種細菌，然後加熱殺死葡萄球菌，再注入病人身內。和萊恩爵士一樣，賴特也受到米契尼可夫的強烈影響，後者是細胞免疫這個重要概念的奠基人。二十年前，米契尼可夫描述了入侵的細菌如何被血中的白細胞（稱為吞噬細胞）消化和破壞的過程，並且推論這種作用是身體防禦感染的重要機理之一。賴特發現，用產生感染的同種細菌製成的特異疫苗注入人體內，可以增強吞噬細胞消化細菌的能力。測量這種能力的指標由他命名為吞噬細胞指數。他相信，接種後吞噬細胞指數增高是一種有效反應。“賴特用殺死的葡萄球菌接種6名癤病患者，在幾個月內病情都有改善，他們的吞噬細胞指數升高。但是，病人的臨床狀態和吞噬細胞指數並沒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吞噬細胞指數時時有很大的波動，可重複性很差。在1902年，賴特在《柳葉刀》雜誌上發表了他的試驗，在這篇論文中，他樂觀地推測這種方法可以擴展到用來治療結核病，鏈球菌感染，以及淋病。這篇文章的發表標誌著菌苗療法時代的開始，這個時代佔據了本世紀的前五十年，菌苗療法成為治療所有疾病的主要方法，並為病灶感染論信仰者所廣泛使用。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79頁）

現在看來，米契尼可夫的描述，只是他的一種主觀想像，是不是真實的還很難說。顯微鏡下是看不出吞噬細胞活動狀態的。賴特認為吞噬細胞指數與患者的臨床狀態沒有密切的關係。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此吞噬指數非真科學。因為，假使吞噬指數高，說明病人機能亢進，臨床狀態則會表現精神亢奮。

醫學是維護生命健康的學問，因此，必須通過大量的實踐，才能建立起一門系統的學說，賴特的免疫假說與萊恩的自身中毒論、比棱、亨特爾的病灶感染論都在上個世紀初出現而沒人質疑。這種對新學說不加思考地全盤拿下，正反映了西方內科醫學的初創和膚淺。在實踐中，因為自身中毒論與病灶感染論都是需要通過外科手術的，它們對患者（包含健康者）的傷害很快便被發現，並在西方學術講壇上受到批判。而賴特的免疫假說卻經歷了一個世紀才被剝開，這是因為它立足於微生物學，其實踐都是非常地專業化的，其傷害不像外科手術那樣的明顯，並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它的實踐成功與否，又必須通過長期考察對比，不是一下就能明白的。在這麼一個長時期中，即使出現矛盾的地方，西醫學者們又以他們的臆想“完善”它。其中的說法，都是以微觀世界為基礎的。例如吞噬細胞指數、調理指數等等許多無法說清，也沒辦法取得實證的概念，形成了一門糾纏不清的學說。這裡面的道理，無論哪一個人，都無法究畢生的精力來分清它的是非。如果不從源頭尋找和辨別，誰也休想從這個迷宮中走出來。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實踐，終於把免疫假說是非的真面目展示出來了。

根據免疫學說，患者既然已受某種微生物感染，他的免疫機制自然而然地受到刺激，因而會產生抗體，為什麼賴特會認為還要從體外再輸進這種被弄死的微生物來治療來刺激所謂的免疫機制，增加病人的負擔？這不是畫蛇添足嗎？假設，一個人在挑100斤的擔子，有人若出主意錄取，為了使他挑得更輕鬆，必須給他加上50斤，豈不是個大笑話？給結核病人增加結核菌數（或毒素），給鏈球菌感染的病人增加鏈球菌數……就能治好這些被感染的病人，這是什麼數學定理？無怪乎現代醫學的失誤，是因為他們的大師、細菌學的創始人賴特竟然連最基本的數學加法也不懂，豈不奇怪！

上述可見到，賴特所說的“病情都有改善”，不是指臨床狀態，而是指吞噬細胞指數。但，這又是他的一廂情願，不具有存在的可能：其一是該指數有很大的波動，無法重複實驗；其二，該指數的高低與患者精神無關。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證明該指數確實存在，那麼，也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檢測。西醫醫學的根本立足點是它的可檢測性。而賴特提出的吞噬指數不可檢測，人們該如何知道它的存在？其三，醫生必須知道生病的人在有效地對付疾病，如果沒有這個前提，醫生根據什麼來認定他的治療是正確的，然後才能決定是否繼續按地方法進行治療，或者認識到這種治療錯誤，然後改進他的治療方法或停止治療？照理說，如果病人得到正確的治療，其抗病能力增強，必然會在其精神上（也就是臨床狀態）有所表現；如果說“病人的臨床狀態和吞噬細胞指數並沒有密切的關係”，醫生無法判斷其轉歸，豈有“病好了，而病人感覺不到”的道理？所以，所謂的“病情都有改善”無據可依，只是賴特個人的臆想而已。賴特曾於臨床上使用菌苗治愈患者，便誤以為菌苗有用。但臨床上治愈，就能肯定是醫生的療法有效嗎？沒有對生命的認真研究，或出於急功近利的心態，就會抹殺生命的自組織能力在疾病痊癒中的主角作用。

當我在臨床上治好一個病人時，我常常會向自己發問：“這個人的病真的是我治好的嗎？”這就是中醫與西醫的不同之處。中醫尊重生命的自愈能力；西醫過分相信治療的作用而忘了生命的主角作用。因此，中醫臨床非常重視藥物的毒性，極怕對生命的自愈能力造成傷害。而西醫卻反其道而行之。因為，醫生不可能治好一個沒有自愈能力的病人。因此，愈病的關鍵在病人自己的自愈能力，而不是醫生的藥物。儘管，醫生已經用了藥物，病人的病也好了，醫生能絕對認為這病之所以愈是藥物產生的效果嗎？現在許多人感冒發熱，醫生都使用抗菌素，這些人的發熱也真正退了，我們能相信是抗菌素治好的嗎？如果抗菌素真的能治好感冒，“1975年美國佛蒙特醫科大學的一份統計指出：大部分美國醫生採用抗菌素來治療感冒，但這種治療方法是毫無科學根據的。因為感冒是由病毒所引致的疾病，而抗菌素是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所以使用抗菌素來治療感冒是絕對不會產生絲毫療效的。”（《順勢療法》45頁，陳樹禎著，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9年7月）上述說明，賴特認為他在臨床上取得的成功，便認為這是疫苗的作用，根本沒有想到的是，病人生命的自我痊癒能力。因此，導致了一個世紀的疫苗錯誤。

從賴特治療癤腫的方法及其療效上看出，英國在上個世紀初，他們醫學界治癤腫還處於蒙昧時代，賴特的治療方法，幾個月才見成效。在我國，癤腫是農村里比較普通的外科疾病，不知道治療的人會覺得它確實很頑固。在肩上的叫扁擔癤，在項後的，叫九子十三孫，但卻很多農民都會治，其方法就是在癤子頂上灸一炷就不再發了。癤子剛起時，只一小米粒大，幾天之內就大到1-3厘米直徑出膿了。成膿前疼痛不堪，膿出後就收疤，繼著又出新的，此起彼伏發個不停，故給患者造成很多痛苦。剛成時的就用小炷，即用米粒大的艾絨灸後，癤腫即不再長大。假使它是葡萄球菌感染而發的，那麼，這葡萄球菌哪裡去了？所以我研究了阿是穴原理後，覺得與其說是葡萄球菌感染，還不如說是生命利用了葡萄球來製造疼痛，刺激經絡，以疏通經氣。也就是說，當生命發現其某些經絡有障礙，就利用葡萄球菌來製造阿是穴，利用葡萄球菌使這穴位中的肌肉腐爛作痛，使經絡信息放大來解決經氣不通的問題。我的一朋友長期微熱，後來生了九子十三孫，用各種抗菌素都無效。我採用艾灸治好了他的癤子，微熱也消失了。我認為賴特發現生癤子的原因是葡萄球菌感染，其治療卻見效不多，道理就在於葡葡萄球菌只是被生命利用的附著物，不是真正的原因。賴特提出吞噬指數的失敗，乃忽視了生命本身的作用。筆者的治療方法研究具有可重複性，也就是只要出現癤子，你施用灸治就必定成功。賴特所謂的葡萄球菌感染，是從癤子裡挖出來再在顯微鏡下看到的，那隻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賴特特菌苗療法被製藥公司檢了“破爛”，改制為“免疫療法”，又在“防重於治”的藉口下，以政府權力全面展開，把健康的人用防疫針打成病人。目的只有一個：讓製藥公司發財。美國的五百強中，十大製藥公司的利潤，超過了490強的總和這個事實說明，美國為什麼如此熱衷地向全世界推廣他們的免疫療法，如此熱衷地制訂許多有利製藥公司的政策。因為，這些製藥公司是他們國家的、保持世界經濟領先地位的主要經濟台柱。

（四）賴特反對對照實驗

“吞噬指數”是賴特用來作為檢測菌苗有效率的依據，但是，這個檢測指數賴特自己也沒有當真。它同樣說明了現代醫學的所有指數的不可靠性，這種方法在實踐中是失敗的，就好比用HIV抗體來測定是否是艾滋病人一樣，“有很大的波動，可重複性很差。 ”現在的醫學家，對這種波動和可重複性很不在意的原因，也許是受了賴特的影響。因為，賴特不僅沒重視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且也不重視對比實驗。現在許多西醫反對中醫的理由之一，是不能做對比實驗，豈不知他們的祖師爺也是反對的。

賴特反對對比實驗是因為這種對比常常與他所說的對不上號。中醫不能做對比實驗，是因為任何人都是不同的生命，都具有生命的特異性。而且每個生命都會根據自己的抗病能力，設定抗病的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抗病表現。因此，無法把他們看作一種病，來做對比實驗的。

福斯特在他的《醫用細菌學和免疫學》一書中指出：'例如，一隻兔子在用高度毒性的鏈球菌免疫之後，它不僅能在註入活鏈球菌後生存（細菌可使沒有免疫的兔子死亡），而從免疫兔子取出的血清，也能保護沒有免疫的兔子，它在註入活菌後也不死亡。在這種實驗情況下，抗細菌血清是有效的；問題在於如何把這種原理應用於人的自然疾病上。已經證明這些問題大部分是不能解決的，不過在他們的研究過程中，研究了大部分的問題。但是，菌苗療法的情況卻完全不同；沒有一隻患任何感染的動物是用菌苗療法治癒的。菌苗是有用療法的根據來自臨床實踐，這個證據應該足以使公正的觀察者信服。但問題在於證據不能令人信服。 '”（《現代醫藥醫藥的錯誤》第79~80頁）

賴特的菌苗療法就是免疫療法。後來它改為免疫療法是因為菌苗療法在實踐中被證明失敗了，現在的免疫療法是它的改頭換面重新登場，因此，只能是換湯不換藥：思想一致，方向相同，名詞兩樣而已。這就是很多商業的運作模式的手法。因為，西方醫學與商業行為早就結下了不解之緣。例如排他性。照理，醫學是不能排他的。醫生的責任是治好病人。但是，病人得的病複雜眾多，醫生的能力卻很有限，每個醫生擁有的治療方法很少，不能保證必能治好。因此，醫學或醫生最重要的品德是不斷汲取別人的知識、醫療手段和經驗來充實自己，而不是抱著一二種療法自誇自擂。所以，法國科學院院長，偉大的醫師馬根迪才會說：“醫學是一個高明的騙子！醫師若不是騙子，就是經驗主義者。”（《現代醫療批判》131頁）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醫學的醫學家都是以不斷吸收別人的治療經驗來充實自己、充實醫學的。但只有西醫學沒有這樣做。西醫在美國，利用權力不僅排擠順勢療法；還把所有的自然療法說成不科學，採用行政手段壓制和打擊他們行醫。西醫進入日本，就鼓動立法取締中醫；在中國，不斷地利用他們的代理人騷擾中醫，幾幾乎把中醫壓扁了。世界上所有的傳統民族醫學幾乎都被斬草除根了。中醫學之所以仍一枝獨存（辛苦的獨存）是因為不僅歷史悠久，典籍浩翰，更為重要的是它的理論系統完整，信仰的人口眾多，任何國家民族無法與之匹敵。更何況，中醫是中華文化之最重要的根系，樹可斷而根是斷不了的。

對照實驗是現代西醫在治療用藥中的一種主要方法，也是西醫在中國排擠中醫，說中醫不科學的一個理由。但是，沒人知道細菌學的創始人是反對這種實驗的，而且，反對的理由也被蘭伯特醫學博士（《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的作者）認可的。在醫學界有否其他人認可我不知道，至少，細菌學的奠基人賴特爵士也是反對的。我當然認為有很多對照實驗並不真正科學。

“賴特和其他人舉出了很多有效的個別病例，以及明顯治癒的一些特殊病人，常提出菌苗療法有效的臨床印象，但沒有提供可進行統計分析的數據，而且多年來沒有進行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賴特爵士在1906年清楚地表示，他反對那種同時進行的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他不同意用英國統計學家提出的統計分析。他說：'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找到不治療的患者們作為對照。但他們可以用另一些人來代替，例如用其他療法或其他醫生來治療病人。如果現在這樣做，研究的爭論就會發生混亂，不僅兩組的可比性有懷疑，而且會提出問題：對照組所用的療法是有害還是有益的；特別由於個人之間的競爭也會造成混亂。如果你考慮到這樣做會使所研究的問題帶來混亂，我想，你會理解我為什麼不願意用統計學方法來證明菌苗療法的效果。我已經用事實來說明其療效，它已成功地治療很多頑固的危重病例。'”賴特反對對照實驗的理由是站得個腳的，因為，不可能找到生了癤子病而不願意進行治療的病人。即使找得到，你能讓病人所生的癤子停止長大嗎？它還不是天天在變化。所以，對照實驗的科學實質只是一廂情願。但是，現在說西醫科學中醫不科學的人，例如方舟子，總是抱著這個問題不放，以為這是一張攻擊中醫的大牌，卻不知此牌的不科學性已有賴特反對過了。所以，我認為，不是因賴特反對對照實驗使菌苗療法失敗，而是因為菌苗療法對生命的個體特異性和動態性的無知而失敗的。

“賴特在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所說的這些話，不僅表達了他的認識和立場，而且代表了本世紀前半葉大多數醫師對待任何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的態度。稍後，英國統計學家希爾等逐步使很多醫生相信：當對新療法有懷疑或不摸底時，適當進行有對照組的試驗不是缺德的。正是賴特的這種態度，使菌苗療法的錯誤持續了本世紀大部分時間。現在使用統計學方法，在那時是得不到運用的。”

甚至是拉什醫學院的校長兼教授比凌，他是病灶感染論的熱心傳播者，也很難去測定調理指數，也不能在一大組病人中去發現菌苗療法的效果。在本世紀20年代，臨床醫師和細菌學家們已越來越懷疑賴特菌苗的價值。 30年代，才進行了一次精細的有對照組的臨床試驗。把大量的關節炎病人隨機地分為人數相等的兩組。一組病人每星期注射一次精心製造的菌苗，另一組注射鹽水。正好每組都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病人病情顯著改善。葡萄球菌引起的複發性癤瘡可能是個例外，對這種感染注射菌苗的預防作用大於治療效果，其他的菌苗現在都沒有什麼價值了。不過，儘管教授和教科書的作者在譴責，醫生們雖然也知道菌苗無效，卻沒有宣布它治不好病；菌苗治病主要是被真正有效的磺胺藥和抗生素所取代的。甚至到1965年，葡萄球菌感染的治療性菌苗仍由有名的藥廠生產，並有時為醫生所使用。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第81~82頁）

（五）關於群體免疫理論

群體免疫消滅流行病是打著防重於治的牌子的。這種所謂的“防”，是以打防疫針為基礎的。防疫針則是製藥公司通過生物化學方法製造的。如果，它對健康者毫無損害，那當然無所謂。問題在於，為了“防病”，許多健康的人也要打針，有的人因而打出病來，真是無病找病了。更為麻煩的是嬰兒，因為他們稚弱，正處在生長發育階段，使用了某些防疫疫苗，就此得病或成了個終身殘疾，病了一輩子；有的還未成年即夭折。這都是拜群體免疫理論所賜。

這麼一個極為簡單的道理，竟然沒人知道：任何的一種微生物，都不可能導致全球性的流行病；即使能流行，也只能局限於極小的範圍，而不可能成為全世界的流行病。為了消滅這種流行病，全世界的健康人，都要注射防疫疫苗。有很多人本來是健康的，卻一下子變成了病人。不免疫，生病的人不多，因為免疫使不生病的人也生了病，而且，有可能因免疫而生病的人，比不免疫而生病的人多得多。

任何一種微生物，決不可能完全適應並活躍於不同的氣溫、不同乾濕度、不同的光照時間等環境中。地球環境差異和變化如此之大，而微生物生命之短暫與脆弱，為了維護種族生存，它們的結構變化之快是可想而知的。由於它們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它們的適應能力和毒性，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因此，全球就不可能在同一時期，發生同樣的疫病。如果我以上所說的有道理，那麼，在全世界使用同一種免疫疫苗；並在交通要道，要求旅遊者出示免疫注射證書，應該說是屬於一種無理的陰謀。

人之所以呈健康狀態，有一個條件是人體中的各種微生物亦呈平衡狀態，這種狀態，我們稱之為微生態平衡的。亦即所有的細菌、病毒，處於相對的平衡之中。至於人體內，有多少種細菌、病毒，它們怎麼稱呼，人類未知的，遠遠多於已知的。它們的活動方式，相互平衡的條件和方法，都在動態之中，人類更不容易知道了。現在，我們發現了某種疾病，在這疾病中發現了某種最活躍的微生物，便以為只要消滅這種微生物就能治好病的想法，似乎有些天真。回想200年前，細菌致病論的倡導者巴斯德先生，他在晚年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於是說，致病的細菌只是生病的結果，而不是生病的原因。現在我們針對某種微生物，使用這種微生物培制出來的疫苗注入人體，企圖消滅這種疾病，不是在預防結果嗎？

西方製藥公司為了擴大疫苗投放的市場，製造了群體免疫理論。他們認為“如果足夠數量的人群接種了針對某種疾病的疫苗，這種疾病最終將會消失。但是，這種美好願望需要面對的是像病毒這種高度複雜、不斷變異的生物體，因此，醫學中相應的解決對策變得非常無情而專制：在醫學眼中，消滅疾病顯然比你孩子的健康更重要，因為儘管疫苗可能會危害健康，孩子們還是必須接受注射；同樣，消滅疾病比你當家作主行使不給孩子注射的權利更重要。如果你不想給孩子注射，那麼你將被認為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家長……在英國，必須給孩子進行注射才能保個社區醫生的頭銜（如果某社區內90%的兩歲以下兒童接受注射該社區醫生可以得到2235英磅獎勵；如果僅有75%接受注射獎勵減至745英磅；注射者越少，受獎勵額越少）。在美國，克林頓政府的兒童免疫行動組對兒童免疫注射使用更大力度的刺激，使家長也來越無法拒絕給孩子進行疫苗接種。”（《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6~77頁）

可見，群體免疫理論是西方製藥公司的大陰謀。這種理論的目的是使全世界成為一個以防疫為名的，推銷疫苗的統一市場。這種理論的根本錯誤在於無視微生物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有不同的生活特性。因而因此可以肯定，全世界統一防疫，統一注射疫苗，只是西方製藥公司利用行政權力搜括錢財的鬼計。

“由於疫苗在現代醫學發展的高潮時期出現，人們都紛紛歡慶科學戰勝了自然，而科學實驗也經常粉飾陰性結果，忽略他們不想听到的聲音。在美國，政府要求國立科學研究所收集了相關科學的醫學文獻後做出兩份報告，得出9種疫苗有潛在巨大危險性的結論。儘管此結論最終寫入了發給家長們的宣傳兒童疫苗注射的長篇宣傳單裡，但國家兒童免疫委員會不得不對其進行修訂，以免家長受到'誤導'。”（《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6頁）

美國政府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對這種情況進行隱瞞呢？關鍵的原因在於醫藥行業是美國國家最大的經濟支柱。 “最令人驚訝的是，2002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十家製藥公司的利潤總和（359億美元）竟然超過了其他所有490家企業利潤總和（337億美元）。2003年，財富500強名單中的製藥公司的銷售利潤率降到了14．3%，但是仍然比當年所有行業的平均4．6%高出許多。製藥業真的很賺錢。很難想像製藥公司到底有多少錢。”（《製藥業的真相》第7頁，瑪西婭著，續芹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例如，上個世紀的70年代，美國的尼克松總統發起的針對癌症的戰爭，美國健康研究所對癌症治療的調查結果認為，“病毒不是患癌的原因，而是患癌的結果{”，“那些不治療者比治療者，生存的希望要大” 。之後，中國衛生部派出一批專家到美國學習癌症治療，學來了化療、放療等無效的治癌技術。這幾十年，我們中國的醫院，就一直用這種技術治療患癌的中國人，並把他們的“生存的希望”送走。美國的製藥公司因而發了財。

（六）免疫理論的批判

免疫的理論始源於巴斯德的細菌致病論：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細菌所致的，因而，只要將致病的細菌消滅，疾病也就痊癒了。巴斯德的這個理論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實際情況並非這樣，因此，受到廣泛的質疑，連巴斯德自己也覺得有問題。後期的巴斯德對這個理論作出了修改。他發現蠶的腸道裡有大量的微生物，因此認為，發現致病菌只是生病的結果，不是生病的原因。巴斯德後來才會說：“細菌算什麼？環境才是一切。”巴斯德修改他的理論的關鍵，是認為在病人身上找到的細菌，不是原因，而是結果。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治病不能治結果。現代醫學之所以治不好病，皆是因為所治的目標都是結果。現代醫院裡的檢查，所得出的結論，也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但醫學的醫療行為，有著非常頑固的保守性，巴斯德前期的理論已經進入醫療實踐，要想改進就極其困難了。因為西方的醫學是與市場纏在一起的。醫療所需要的設備、藥物，都必須由製藥公司投資和投入生產和銷售，形成了市場事實。這種事實是建立在媒體廣泛宣傳的基礎之上的。商業的操作並非唯真理是從，而是以賺錢為目的的。因此，它只要上了市場，錯就照錯的走，不管它對人的生命健康有益還是有害。現代醫學之所以走入絕境，就是因為它已成了製藥公司的獲利工具，而不再是人們健康的保護神了。

免疫理論認為某種微生物進入人體，或在人體體內造成某種疾病，只要把這些微生物殺死或減毒，人就會產生這種微生物的抗體，使生病的人痊癒。這種想法的錯誤，在於它迴避了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這個生病的人的生命的自身為恢復健康的努力，或稱之為生命的自愈力。如何抵抗疾病，是這個人的內部機制：越是健康的人，他的內部機制越強，對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強；越是身體衰弱的人，對疾病的反作用能力越差。假設是某種微生物致病，為醫者給病人增添這種微生物的毒素，豈不是火上加油，在給病人幫倒忙嗎？所以，林內·麥克塔格特說：“……除了可自癒的疾病和緊急剖腹產以外，傳統西醫不僅不能治好你的病，還有可能使你的病更加惡化。”這不是一種恐嚇，許多進過醫院治病的人都有這種感受。

免疫理論仗持的實際是人的自身的抗病能力。可是醫生所做的不是保護這種能力，而是不斷地削弱這種能力，這就是許多病人進醫院時還生龍活虎，出來後卻變成衰弱不堪的了。因為，如上所說的，傳統西醫除了了做手術，便是施用化學藥品，除此之外，他們便毫無辦法了。病人進了醫院，不是被切除了某個部位，就是被化學藥品污染，哪能完完整整地出來？有誰能像中國針灸家們樣的治病，進門時按肚捧腹、愁眉苦臉，出來後就滿臉笑容的？也許有人會拿西醫的止痛藥施用的結果來相比。但，止痛藥能說對身體沒有化學污染嗎？

免疫學說可以用於研究，但都是拿活人作試驗品的。儘管有動物試驗的例子，但動物不等於人，所以，試出來的東西還需要再試。現在，已經知道微生物（細菌和病毒）會隨著環境的改變而變化，那麼，我們的治療方法和藥物研製能趕上它們的速度嗎？現在研究出一種致病菌，就把它製成疫苗，注入健康的人體，認為這樣就可以避免這種病的感染，其實這種想法僅憑著賴特的一些假設，這是大錯特錯的。按免疫學的原理：人接受免疫注射後，這是因為人是個生命體，生命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因此會產生抗體。當人體裡有了抗體後，作為細菌，也是一些生命體，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覺得環境不適了，也會發生變異，變成一種新的病菌。人類能像細菌這麼快地創造新的對抗藥物嗎？即使新的藥物能迅速創造出來，它的副作用也許比這些致病菌還更厲害呢！細菌為避免藥物的干預，再變得更厲害，人不是自討苦吃嗎？

但是到了現代，西醫成為醫療的主流以後，強調防重於治。我們不是說防重於治提得不好，問題不在於口號，而在於如何行動，也就是如何“防”。中醫也有防疫的學說。中醫認為養生使身體健康要比生病去求醫重要得多。養生就能防疫。中醫《內經》起始就講如何維護健康。黃帝問歧伯疫病會互相傳染，為什麼有的人不得病。歧伯說，這些不得病的人，是因為身體很健康（正氣內存），因而不會生病。現代醫學利用“防”這個藉口，搞外來干預，給健康的人打防疫針，一些原本健康的人，因打了防疫針而變成生病的人了。什麼病流行，就打什麼病的防疫針。年年出現新的流行病，年年附加新的防疫針。結果是：因防病（打了防疫針的）而生病的人多了，因未防而生病的人反而少了，君不見甲流，全世界因未防而生病的，遠遠低於因防而生病的；因“防”而死亡的，遠遠超過因“未防”而死亡的。這種做法，只是為製藥公司能賺錢。

如上所述，免疫學說的作用是負性的，不僅不能免疫，而且破壞自身的免疫系統，使它失去作用。生命有它自己的免疫能力，而且，每個人的生命免疫能力各不相同。每個生命都會在受到感染後，非常有序地組織起自己的免疫程序，按自己決定方式方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外來的免疫針藥，則是一種“非法”的干預，是不能成功的。

“經過30年的觀察研究，莫斯科維茲博士發現，免疫計劃完全失敗了。讓人們驚詫不已的是：為什麼還繼續保留和使用這些方法？免疫無效還不要緊，糟糕的事情是，在接種後，經常會產生嚴重的、有時是致命的反應。反應的程度相當嚴重，以致許多國家停止了接種計劃世界衛生組織也不再要求：在疾病流行的危險期內，國際旅遊者要接種有關疫苗。”這說明免疫只是一種假說，並不是真正的科學。強制免疫是因為，政府的權力實際上被製藥公司利用了。醫學研究中，製造免疫理論被製藥公司利用了。

莫斯科維茲博士說：'實際上，疫苗不僅不會產生真正的免疫，而且可能干預或抑制整個免疫系統的反應疫苗的作用與射線療法、化學療法、皮質脂酮和其他消炎藥作用大同小異。人工免疫的目的主要目的在於製造抗體。製造抗體只是免疫過程中的一個方面，若把它孤立出來並讓其代表整體，這就如同把抑制血壓升高的化學物質用來代替真正治療高血壓良藥的做法。它帶來最嚴重的後果是，使免疫系統難於或無法對感染做出有力和敏感的（迅速的）反應，人工免疫使免疫系統變得更加脆弱，反應遲鈍，而且使其基本失去或完全失去了自然康復的可能性。 '身體（筆者按：應改為'生命'）把突然進入其組織的物質視為傷害事件，這是不難理解的，嬰幼兒的身體更是如此，所以，多數醫生認為，接種是嬰兒搖籃死亡的主要原因。 ”（《現代醫療批判》26~27頁）

免疫行動隨著人群不斷擴大，因免疫而受害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對免疫的警惕性高了，反對免疫的人也多了起來，這是強迫免疫行為的必然之果。因此，製藥公司不得不出重金行賄醫政人員，製造流行病恐慌。有消息說，英國政府起訴世衛組織的三個專家，因為他們接受了西方製藥公司的賄賂，故意製造甲流恐慌。這說明把疾病作為發財手段，是西方醫藥文化的一大特徵。由此，不能不引起對西方醫學病理學研究虛假性的思索，即從發病的原因、病名、病理，以及所有的關於疾病的理論都帶有虛假性。因為，生命與健康是每個人的需要。而治病，有可能是走錯一步，便永世不得翻身。專家受賄製造甲流恐慌的目的是要使製藥公司的疫苗迅速賣掉。

疫苗不僅低效，而且可以認為無效。因為它似乎是對疾病發生的一個自然過程的模仿：細菌入侵人體，人體就會產生相應的抗體來抵抗這種疾病，使細菌消滅。然而，是否如此？白喉患者，通常不產生針對白喉的抗體。 “經過麻疹疫苗免疫並發疹的兒童中，僅有1/7血液中檢測到抗體產生，這說明，他們並沒有因注射疫苗或發病而產生抗體。最近，倫敦公共衛生實驗室發現，在經歷過白喉不完全免疫的20-29歲獻血者血樣中，僅有1/4血液中有相應抗體，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嬰儿期滿接受免疫的，50-59歲的群體中，無抗體人數比例上升了一倍。”（《醫生沒有告訴你的》第77頁）這說明抗體產生理論的錯誤。所謂的抗體，是一種什麼東西，起什麼作用，現在還不知道。

（七）結論：免疫失敗的根本原因

《現代醫藥中的錯誤》作者蘭伯特博士是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儿童醫院心髒病科主任，應該說也是一位現代醫學的權威。他的論述如實地反映了免疫中的問題。現代醫學利用了詹納和巴斯德的菌苗法，建立了免疫學。免疫學當然是一門科學。但是，免疫學中缺乏人類生命的各種特性的研究,因此，失敗就是它必然的命運。

環境決定了人的免疫功能，決定了人會不會生病。環境有外環境和內環境：外環境是指身體以外的人所生活的環境，例如陽光、空氣、起居環境、飲食所需的物質供應、工作條件、鄰居關係，以及所碰到醫生、朋友們的語言……等等；內環境則指身體內部的營養平衡、微生態平衡、思想平衡等等的內部平衡。這才是決定人的健康的條件。尤其是內環境是起決定作用的。現代西醫的一個大問題是強調外環境而不講內環境。因此，才會弄錯治療疾病的方向。

免疫學說取得了極其有限的成功，但它與所有的西醫療法一樣，道理就在於在對人的生命還沒有充分理解以前，就要鋪開來實施，其結果就是失敗。因為，它損害了人的內環境的平衡。免疫學雖然已經認識到，並且，也是利用了人體自身的抗病能力，但是，仍然是把外力強加於人的自身，因此，免不了它失敗的結果。現行的人工免疫治療，不但對預防和減少傳染病起不到應有的作用，而且由於所使用的細菌和病毒疫苗實為范志明教授所指出的細胞毒類藥物，所以會導致身體'微生態'失調及免疫功能衰退。此外，多年的臨床使用顯示：人工免疫治療除了有增加疾病的發病率外，還會導致身體的嚴重損傷。

從以上的客觀統計和歷史數據可見：現行的人工疫苗接種對人類的健康極為不利。法國巴黎的提斯索特教授指出：“百日咳、破傷風、狂犬病、結核病和傷寒病的疫苗不但是無效，而且極度危險……所以，應完全禁止使用這五種疫苗……”美國的辛普森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感冒、麻疹、流行性腮腺炎、脊髓灰質炎等人工免疫治療將原病毒的核糖核酸接種在人體內會變成潛伏性病毒，並擴散在身體各個部位，而部分潛伏性病毒在適當的情況下會變為活化分子，導致多種慢性疾病。這些活化分子所導致的慢性疾病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多發性硬化、紅斑狼瘡、帕金森綜合徵及腫瘤等。”（《順勢療法》144——149頁）

我們在上面免疫失敗的統計中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就是疾病的治療方法與死亡率的問題。有很多病都是因為治療錯誤而死亡的，我們都會把死亡的原因歸罪於疾病，就是不願意承認治療方法的錯誤。雖然這麼做能保護醫生不承擔責任，但也會讓錯誤的治療方法得不到正確的改進。例如發熱使用放血治療就是錯誤的；在沒有化學退熱藥之前，傳統西醫都是用放血退熱的。這種方法，在西方有2000年使用的歷史。發熱使用物理降溫，或放血降溫，至少有大多數人次是錯誤的。其中，很多人因這樣的錯誤而死亡。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就是因為感冒，被放血治死的。這個錯誤，只有做中醫的才知道。

1918年全世界發西班牙流感，死亡者達2000萬到5000萬人。醫學界沒有追究治療方法，卻有意把這種責任歸罪於流感。其實，任何流感，都不可能大規模地死人。中國可就沒有受到這種流感的影響，道理何在？因為，當時的中國祇有中醫沒有西醫。中國的農民也無錢求醫，只能聽任大自然自由發落。正如紐約醫師外科醫學院教授阿朗索·克拉克說：“儘管滿腔熱忱地做好事，但醫師卻造成許多損害。他們匆匆忙忙地把成千上萬的人送進了墳墓。本來，苦把這些人留給大自然來治療，他們就會康復的。”（《現代醫療批判》第129頁）我們免疫的道理也在這裡，如果我們不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懂得免疫的道理了，不勉強去強迫人們打疫苗，很多人就不會無故死亡或因此終生痛苦。

免疫之所以失敗，是因為西醫無視人的免疫能力只是他自身生命自組織能力系統中的另一個小系統，西醫學對此小系統的了解記極其欠缺和片面，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西醫所作的研究，同樣是這個小系統中的極少部分，而且是分散的，無法形成系統的。因為，這是由他們的微觀性所決定的。也就是由他們的還原論哲學體系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