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

廖子光論美國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
作者：廖子光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9-4
作者：嵇飛譯來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4期


摘要： 2009年8月9日以及12月10日美國華裔學者廖子光在《亞洲時報》上分別發表題為《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神話以及真實工資的真相》和《低稅制的供應學派經濟學如何壓低了工資》兩文，分析了美國貧富兩極分化的原因，認為美國勞動生產率一直在提高的數據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過去二、三十年來，美國經濟其實是靠債務推動的進口支撐，勞動生產率和經濟增長都是進口帶來的，國內實體經濟並無真正的增長，因此一般工人實際收入停滯甚至下降。工人收入下降的另一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供應學派經濟學主導美國稅收政策，對資本家稅收大幅下降，這導致內需不足，工人失業和收入下降。文章內容如下。




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神話以及真實工資的真相

昨天勞工部的統計數據表明，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增加了6%以上（這是針對商業部門的數據，製造業則增加了5%以上）。理論上來說，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財富的增加以及經濟健全度的提高，但真是這樣嗎？事實並非如此。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非是一個新觀點。但在美國，它近乎與貨幣一樣是一個奇蹟，推動了顯而易見的繁榮。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裡，美國並無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的卻是伴隨著勞動生產率下降而來的進口增加。不僅如此，進口的增加並非是由美國經濟突飛猛進的增長所推動的，推動它的是從生產這些財富的低工資國家所借來的債務。勞動生產率的加速提高，靠的是由別人進行生產卻沒有獲得適當的補償。它被稱為“泡沫”是有原因的。

　　與此同時，美國的工資下降了。外包並非導緻美國工資下降的唯一因素：雖然美國普通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猛漲，但平均小時工資卻停滯不前，而這個國家的經濟精英們卻因收入水平猛增而大發其財。高科技、信息技術和金融服務部門的運作建立在低工資和高股權收益的模式上。甚至對於投資者來說，普遍的趨勢是重資產升值而輕股息收益。不過，這違背了基本的經濟原則：收入為王，而沒有收入增長的經濟增長只是一個幻象。

　　因此，誰的收入確實增長了？這是一個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在2002年，第一資本金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理查德·費爾班克行使了360萬股的期權，獲利近2.5億美元，他為此而支付的是稅率較低的資本收益稅，而不是所得稅。他的個人所得超過了《財富》雜誌1000強公司之中半數以上公司的年利潤，而這其中包括了固特異輪胎、銳步和一號碼頭這樣的公司。這個國家前100位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的中位收入在2005年猛增了25%，達到了1790萬美元。

美國普通工人在同一個時期的平均收入又是多少？只增加了可憐的3.1%。美聯儲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001年到2004年之間，有著本科學位的美國工人的中位收入幾乎沒有增加，在扣除通脹因素後，只從72300美元提高到了73000美元。甚至前財長羅伯特·魯賓（他在高盛公司任職26年）在其任職期間也指出：“繁榮既沒有惠及下層民眾，也沒有給其他階層帶來好處。在1973年到2003年之間，美國的人均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73%，而真實小時工資的中位數卻只提高了13%。”

由於工資的停滯，美國的公司收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各家公司都是現金充裕，但它們卻拒絕將其發給工人們。不僅如此，它們還實施了股票回購，以盈餘的現金來提高股票的市值。

新人民黨人想要有個替代的辦法，這就是增長要表現為中產階級所獲收入的提高。他們認為，國民收入日益不成比例地成為公司的利潤以及流向那些富人。他們呼籲，對於以美國為首開展的全球化、對於新的貿易條件要進行重新評估，不要將經濟擴張的成本完全壓在國內外那些週期性貧困、新近致貧和無力脫貧的人們身上。他們呼籲政府對貿易條件進行管制，以期較為公平地分配各種收益。

除了以上幾點，他們在行動綱領中還要再加上一條：在衡量國民財富的工具手段方面，要求美國政府老老實實，保持公開透明。

工資是相對於價格指數進行測算的，而價格指數並非如看上去的那樣簡單易懂。 “享樂指數”定價法用於將產品質量的改進轉化為價格的下降，即使在實際價格上升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實際上人為地吹大了個人和國家的財富。

舉例說明：現在賣3萬美元一輛的汽車以前每輛賣1萬美元，但由於汽車在技術上比以前來得精細複雜，汽車的通脹率被記為是下降的。據說消費者的每一美元可以買到更多的“汽車”了，雖然再也沒人用1萬美元就可以買輛車了。雖然租房的費用上漲了，但房屋的租金卻被登記為在下降，這是因為現在租的房子有空調，有著大理石的浴室和花崗石的廚房，還有高層上可以看到的風景。

　　代價是什麼呢？價格可以上漲，但卻沒有通脹。享樂價格指數令靠工資生活的人由於工資收入的停滯而無法享有享受的樂趣，這是因為在現實之中工資比物價下跌得更快。因此，蘋果公司的手機看起來價廉物美，但如果你算一算，你就知道買一隻要花去多少小時的工作時間了。

隨著這種計算方法用於越來越多的商品，它成為了降低美國通脹率的一種重要因素，並且在真實國內生產總值可能實際上在下降的時候，內在地提高了名義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不過，它在監控經濟方面的總體影響卻遭到了人為的掩蓋，因而不為公眾所知。僅僅是針對計算機軟硬件所做的享樂價格調整，就足以解釋美國在過去十年裡的增長和勞動生產率“奇蹟”了。

由於令官方的通脹率顯著低於現實，享樂物價指數不只在推動股市繁榮方面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它還放大了克林頓時代的預算盈餘並調低了小布什政府的赤字。這種指數計算法減少了針對各個階層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支出，並且降低了根據通脹率所進行的工資調整。不過，本質上而言，對於老年人、失業人口、貧困人口以及普通的工人來說，他們以減少食物和住房支出支付了電腦和電子產品的較低的享樂價格。

低稅制的供應學派經濟學如何壓低了工資

在最近的幾十年裡，供應學派經濟學家將一個符合直覺的神話推銷給了不覺有詐的公眾，即低稅率會鼓勵公司、雇主和企業家創造高工資的工作崗位。但是，反直覺的歷史事實，卻是累進的所得稅制——針對最高幾級收入的稅率超過了90%——實際上是在鼓勵管理層和雇主提高工資。這個事實背後的原則是，以政府的錢來顯示慷慨大方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在過去，最高一級的公司所得稅在50%以上，最高的個人所得稅也超過了90%，管理層和雇主沒有什麼動機以降低工資成本來獲得最大化的淨收入。如果錢可以更好地用在讓員工們高興上面，為什麼要把它交給政府呢？

在巫術般的供應學派經濟學的鼓動之下，“裡根革命”開始了瘋狂地降低所得稅，導致雇主實行低工資，這是因為壓低工資帶來的成本降低會形成為雇主所有的利潤，而不是在高稅率下形成為稅收。

推而言之，所得稅的低稅制因工資的停滯而直接形成超額利潤，而這又導致了過度的投資，其中的原因在於：因為低工資，需求無法與超額利潤保持同步。薩伊的“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定律是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依賴的學理前提，但這個定律只有在實行不錯的工資的充分就業的條件下才能成立，而這個條件卻為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們所故意忽略了。為了推高需求，低工資經濟之中的工人們可以輕鬆地獲得以次級債為形式的貸款，而不是向作為消費者的他們支付生活工資，從而以犧牲製造業部門為代價，為金融部門創造了更多的虛幻的利潤。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最終導致了債務泡沫，這一泡沫於2007年破裂並造成了全球性的影響。

貨幣名目論認為，對一種貨幣的接受最終取決於一國政府的徵稅權。貨幣在一國之內之所以得以發行，是因為政府願意接受以它所發行的貨幣繳納稅收。貨幣的“名目論”指出，由於政府有權徵收以其指定的法幣繳納的稅收，所以所有國家的政府都不需要外部的資金，而且都應該能夠作為最終的雇主實現充分就業。 “名目論”的邏輯在於，過低的稅率會導致對貨幣的低需求，而周期性的預算盈餘對經濟具有不利的影響，因為這會造成經濟體中的信貸大量流出。英國在非洲的殖民政府學會了這樣一個道理：對於促成無憂無慮的土著人使用其貨幣以及從事金融相關生產，土地稅起著關鍵作用。

因而，在“名目論”看來，無需任何的外國貸款或者投資，無需面對超級通脹的痛苦，一國經濟就可以為其國內發展的需要提供資金，實現充分就業和可持續的最優化增長，給本國帶來繁榮。不過，“名目論”只有在封閉的國內貨幣體制之中才具有操作性。

對於在全球化體系之中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尤其是在存在著沒有監管的全球金融和貨幣市場的情況下，“名目論”的原則不具操作性，這是因為外彙的兩難困境的存在。對於一個加入全球貿易的國家來說，如果出於國內的資金需要而發行的貨幣量超過了外匯儲備的規模，那麼不論它的貨幣所實行的是盯住匯率制還是自由浮動，這種貨幣在外匯市場上很快就會受到攻擊。到目前為止，例外於這種情況的唯一國家是美國，這是因為美元具有霸權地位。

因此，所有的經濟體在能吸引到外國資本之前都必須積累美元。即使這樣，外國資本也只會投資於能夠取得美元收入的出口部門。因而，亞洲各國從外貿盈餘中積累下來的美元只能投資於美國的美元資產，從而導致當地的經濟活動無法獲得所需的資本。這是因為為了花掉從外貿盈餘中取得的美元，這些美元必須首先轉換成本地貨幣，而由於這些本地貨幣背後的財富被轉移到了國外，所以美元兌換本地貨幣會造成通脹和失業。免於遭受針對貨幣的匯兌攻擊的唯一辦法是停止貨幣的兌換，而這又會導致外國投資的撤出。

　　個人所得稅的歷史

個人所得稅開始於1913年，當時針對收入超過5000美元的最高一級稅率是7%。到了1918年，針對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為77%。

在1921年，沃倫·哈丁政府將針對超過20萬美元收入的最高稅率降為58%。一年以前，伍德羅·威爾遜政府對於收入超過20萬美元以68%的稅率徵稅，針對超過100萬美元的收入的最高稅率是72%。 1924年，卡爾文·柯立芝政府將針對超過50萬美元收入的最高稅率降至46%。 1924年，對於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大幅降至25%。這個稅率一直未變，直至產生了“喧囂的二十年代”，當時保證金投機氾濫成災，而工資卻停滯不前，這個時期以1929年的崩盤告終。

1932年，針對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回升到了63%，對於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稅率也提高到56%。由於很少有人達到了這個等級的收入，所以它只具有學術上的意義。在1936年，針對收入超過50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是79%，而對於超過100萬美元收入的稅率升至77%。但是，當時稅率的變化並沒有對就業和企業的利潤造成什麼改變，這時，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戰爭於1941年12月7日開始了。在戰爭開始之前，人們只願意為了食物而工作，所以對於商品並無需求，企業的利潤無從產生。

在1941年，對於收入超過50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提高到了81%。 1942年，為了籌款應戰，在戰時價格管制下，針對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提高至88%。 1944年，對於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升至94%。在1946年，針對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降為91%。戰後的經濟實現了起飛，形成了一個新的中產階級，成為人口中的多數。許多人在排隊，不是在失業登記窗口，而是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待著新車、房子和電視機。

1955年，對於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是91%，以針對通脹作出調整，而收入的中位數是3358美元。這個稅率保持到了1966年，當年它針對收入超過40萬美元降至77%，而收入的中位數是5306美元。在1965年，對於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減至70%。這個稅率保持至1982年，只有最高一級微升至收入超過21.54萬美元。 1965年到1982年是美國經濟的黃金年份，有著高就業和高消費，這是一個大砲和黃油都有著充分供應的時期。

在1982年，收入的中位數是13950美元，對於收入超過8.5萬美元的最高稅率降為50%，而此前一年收入為85600美元一級的稅率為59%。 1987年，針對收入超過9萬美元的最高稅率降為38.5%。在1988年，對於收入超過71900美元的最高稅率降至33%，對於收入超過149250美元的則降至28%。 1991年，收入的中位數是20469美元，針對收入超過3.2萬美元的最高稅率降為31%。在1993年，針對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最高稅率升至39.6%。在2003年，對於收入超過311950美元的最高稅率減為35%。 2009年，收入的中位數是33168美元，對於收入超過372950美元的最高稅率減為35%。

隨著最高一級收入的稅率的下降，工資開始了停滯，而金融精英階層則利用工人的養老金將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的低工資國家，他們自己則大飽私囊，大量買入奢侈品。就在美國的工人對沃爾瑪里的低價進口品驚訝不已、他們的養老金有著高額回報的同時，他們自己在國內的工作崗位正在消失，而對那些還有工作的工人來說，他們的工資和福利則降到了生活工資以下。

對美國普通的靠工資生活的人而言，如果他們理解這樣一點，即在稅後淨利潤不變的情況下，雇主寧願給工人調高工資，而不願向政府支付高稅收，那麼他們就沒有理由支持累進所得稅制之中針對高等級收入的稅率的降低。

不過，《華爾街日報》和財經電視台永遠不會告訴工人們這個基本的事實。相反，灌輸給工人們的是高稅收導致高失業，令靠工資生活的人們在恐慌之下為更低的累進稅率投上一票，而稅率的降低只會使以工人自己的養老金壓迫工人的那些人得利。

（譯者單位：上海市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