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

人民幣匯率與大國博弈
2010-05-23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楊 帆



一 、人民幣匯率被政治化：

大背景是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浪潮



2000年開始以日本首難，美國跟進，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一直未斷，這種壓迫產生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引導國際投機資本大舉進入，造成中國外匯儲備激增，股票市場大幅波動，房地產泡沫出現。 2005年中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以浮動方式從1： 8.27升值到2009年底的1：6.8，升值18%左右。其中2008年升值最快，2009年基本未動。

美國方面主張人民幣一步到位升值到1：5，理由是中國對美大幅度貿易順差，這是站不住腳的。如果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太便宜，美國消費者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那麼提高價格就是了，買者要求賣者提高價格，倒是少見。但出口商品的提價機制應該是補償成本。第一，增加農民工福利提高勞動成本；第二，補償環境損失，徵收環境稅和資源出口關稅。這是改善中國自身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政策，應通過財政手段，不需動用匯率這樣的貨幣槓桿，來調節經濟總量。

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彈性低，即使提高了價格，出口數量減少，但出口金額未必減少，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應通過擴大進口來解決，特別是美國應該放開對中國出口高科技的限制。美國以貿易逆差為名壓迫人民幣升值，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經濟沒有恢復，國內矛盾激化，以貿易保護主義轉嫁危機是必然的。美國國會是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本營，每年5月開會批評中國已成慣例，從十幾年前的最惠國待遇，加入WTO，到中美貿易逆差，反傾銷，市場經濟地位等等，2010年如果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全面製裁中國就進入了程序。美國商界宣稱這次不會幫助中國，歐洲亦以“碳政治”製造一套凌駕於WTO之上的國際貿易新規則；美國還呼籲發展中國家一起制裁中國。一場全球貿易戰即將興起，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率還有8.7%，2009年雖然出口下降了16%，但由於德國下降更快，中國出口躍居世界第一；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貿易順差雖下降但仍舊有1960億美元，於是就成為眾矢之的。



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理論由中國學者

最早提出，是中國政府自主決策



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無論是升是貶，都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是政府自主決策。

1978---1994年從1：1.7貶值到8.7，是計劃，財政，價格，外貿，外匯體制改革的綜合表現，也是出口創彙的需要。 1986年以後出現貶值與通貨膨脹的循環；1992---1993年經濟過熱壓迫匯率貶值，人民幣在1994年以“向市場並軌”的名義，從1：5.7一次性貶值到8.7，已屬超額貶值，從此中國貿易順差大增。

我1994年在《金融研究》上發表長文，提出人民幣匯率將結束連續16年的貶值，進入歷史升值期。匯率機制將發生根本變化，由計劃經濟的綜合出口成本決定，變成開放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槓桿；其作用由保證出口創匯變成調節國內外經濟平衡；調整匯率的決定權出口利益集團向中央貨幣當局轉移。只不過由於貶值思維慣性，出口導向戰略和亞洲經濟危機，使這一過程推遲了12年。

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建議是中國學者最早提出來的，對中國經濟有利，可改善貿易條件，促進我國以比較低的價格進口國際資源，設備和技術，有利於控制通貨膨脹和產業結構升級。 2005年7月人民幣以浮動方式升值，實質是中國政府的自主決策，並非外界壓力之結果。

人民幣升值的理論依據是什麼？

購買力平價是決定長期匯率的依據。理論上說，貨幣國內購買力決定對外購買力，同一商品在同一國家應該有相同的價格。如果以400種商品為一“標準品”樣本，在中國值4萬元人民幣，在美國值1萬美元，人民幣對美元比值應是1：4。這個比值在1990年是1：1，以後由於物價上升，人民幣購買力下降，長期保持在1：4，以後可能上升到1：5---6，就是說，人民幣匯率是由1：8.7向1 ：6升值的趨勢。

名義匯率扣除物價變動，稱為實際匯率，20年以來，人民幣實際匯率已升值，採用不同物價指數，大約在20---40%之間，這是決定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的非貨幣因素。實際匯率又是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價格之比，可貿易品即可以移動並參加國際貿易的商品，其價格不斷下降，非貿易即房地產旅遊醫療等不可移動的商品與服務，其價格不斷上升。決定價格漲跌的非貨幣因素，稱為“生產率比工資彈性”，在可貿易品部門，由於引進外國先進設備，生產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資基本不漲，所以可貿易品價格年年下降；在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率難以提高，但工資卻在提高，非貿易品價格年年上升。這樣，用可貿易品價格去除以非貿易品價格，分子越來越小，分母越來越大，實際匯率的值就越來越小；人民幣採用直接標價，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越來越少，就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

名義匯率如不隨實際匯率升值，稱為“匯率錯位”，就產生升值預期，引導國際投機資本進入，國家被迫收購使外匯儲備劇增，人民幣基礎貨幣過度發行，再使用貨幣政策予以沖銷，這就是10年以來中國發生的實際情況。

理論上還可計算人民幣“實際有效均衡匯率”，我研究所的結論是：在均衡發展的條件下，2010年人民幣還有5%的升值空間，到從1:6.8升值到1：6.46；到2010年還有1.2%的升值空間，升值到 1：6.38。

如果2011年美元對歐元貶值20%，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再升值7.7%，升值到1：5.9，不能再高。根據方程，貿易條件從2008年的1.2624，到 2012年下降為1，為保持人均GDP增長率不變，須將投資率提高4.86個百分點。

三．控制貨幣升值和資產泡沫

圍繞匯率問題的中美大國博弈



最新理論研究表明（張斌，2009）：貨幣升值預期必定引起股市房地產泡沫，即使嚴格控制外部資金流入也不能避免，深層次原因是：貨幣升值預期引起了非貿易品價格上升預期。只要國內儲蓄大於投資，政府採取積極財政貨幣政策，資產泡沫就會發生。

人民幣升值有助於緩解內外經濟矛盾，但一定要注意：如迅速升值到1：5，有可能突然轉為貶值預期。此時如果美國宣布加息，等於一個動員令，號召投機資本和腐敗資本外逃，此時股票房地產泡沫破滅，將引起金融危機。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 中國必須做到“三個控制”：控制升值速度，控制資產泡沫，控制投機資本進出。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應指人民幣在亞洲地區出境，不急於宣布自由兌換。 30年來人民幣在法律上都沒有宣布自由兌換，這在最大規模上限制了投機資本對國內經濟的衝擊，限制了腐敗資本外逃。同時我們巧妙地利用了香港，通過兩種貨幣同時流通，一種商品兩種標價，默認特區的外匯自由市場和市場匯率，並沒有影響涉外經濟效率，這是中國國際化過程中最有智慧最成功的案例，完全可以再實行一個時期，不必急於在法律上宣布自由兌換，以喪失我國維護經濟安全的殺手鐧。我要警告：如果在國內經濟過熱，大量國際游資進入，泡沫經濟盛行時貿然放開人民幣自由兌換，那麼金融危機離我們就不遠了，有沒有“陰謀”，結果都是一樣，“市場”自然規律也足以造成經濟崩潰，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其本質是非均衡的而不是均衡的，非均衡發展必然導致金融泡沫和崩潰，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均衡假設，是一種理想化的假設而已。

長期穩定人民幣，可以考慮與美元脫鉤，改為與貨幣籃子掛鉤，按照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調整名義匯率，以減少美元不穩定和持續貶值的影響。這需要各種政策配套，比如在大宗進出口貿易中，特別是在中國周邊貿易中減少以美圓計價；增加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話語權，推動國際大宗商品不再用美元定價，積極推動亞洲自由貿易區與貨幣合作。只有削弱美元霸權，中國經濟和人民幣匯率才能真正穩定下來。



四．加快國內經濟轉型是關鍵

不能再說空話必須加速進行



如果中國堅持人民幣小幅度升值，不可避免的是美元單方面對歐元日元貶值，歐日經濟還不如美國，如果其貨幣與美元輪番貶值，人民幣還是要被迫升值，一直到貿易順差消失，這可能就是美國讓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含義。人民幣在三年內正常升值6%，在美元大幅度貶值的壓迫下再升值8%，這樣的幅度肯定不能滿足美國的胃口，很有可能動員西方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針對中國的出口產品進行全面製裁。無論如何，中國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戰略導向維持不下去了，那些鼓吹“靜態比較利益”，誤導中國發展戰略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不能再誤導中國。

國內軍方學者發表一些“鷹派”言論，主張拋售美國國債以抗議美國向台灣軍售。美國人說不怕，有許多人等著買呢。實際上恰恰相反，如果中國拋售美國國債，的確沒有人接盤，這就意味著中國賣不出去，美國有手段控制自己的國債市場，比如做市商不承接，中國也沒有辦法。此時我們才真正領受到什麼是“國家干預”。以前賣的國債是無法收回的，中國不應再買美國國債。

現在是美國聯合國際社會向中國轉嫁矛盾，對我們形成巨大壓力，如果中國不肯就範，壓力還會增大，這是“非意識形態化的大國競爭”，再韜光養晦也沒有用。正確選擇應該是變壓力為動力，外抗霸權，內修人權。應該看到美國的壓力在客觀上，與我們本來就應該實行的經濟社會調整，有一部分是一致的。本來我們應自覺轉換，可惜我們不自覺，現在是人家壓迫我們轉換。

中國淨出口不斷下降已成定局，2009年還有 1960億美元，在全球貿易制裁的情況下，最壞的可能是，到2010年順差為零，總需求缺失1906億美元即20000億人民幣，必須從投資和消費的增加中補上。中國投資率已到了嚇人的程度，未來時期真正的有效需求是消費拉動。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還有極其龐大的內需潛力，可惜在現行既得利益格局的壓制下不能發揮出來。中國經濟持續30年的高速度增長，依靠市場化改革，引進外資，寬鬆的貨幣政策，依靠股市和賣地，依靠廉價勞動力，以環境資源破壞為代價的出口，都已沒有空間。

中國離人口老化還有15年，依靠國債和城市化，發展潛力還可維持10年。我們必須利用這15年時間，使中國真正跨上新的歷史台階。對外打破國際霸權實現產業升級，對內限制利益集團啟動內需。這意味著縮小兩極分化，改變30年來形成的利益格局，這需要一系列政治與社會改革，不發動和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不依靠民主與法治，不能奏效。如果兩個方面我們都做不到，就不能奢談中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