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國家安全

左大培：經濟與國家安全
作者：左大培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6-9

沒有真正的國家安全和本國的經濟安全，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長期持續的經濟繁榮，更不可能有國際上的真正大國地位。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更需要靠本國強大的軍事實力來保障國家安全，並且以各方面的實際措施來保障國家的經濟安全。只有有效地保障了國家安全和國家的經濟安全，中國經濟才可能持續健康地繁榮，人民才可能有盡可能高的經濟福利。

一、必須從軍事上增進國家安全

軍事上的安全是最根本的國家安全。一個國家在軍事上足夠強大，不僅能夠抵禦外敵的任何入侵，而且使任何外敵不敢侵犯，這樣的國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沒有發生世界性的戰爭，特別是越南戰爭結束後幾乎沒有再發生大的戰爭，中國國內曾經滋長起一種忽視國家軍事安全的思潮，認為“和平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流”，國家不再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從而藉口“集中資源發展經濟”，拒絕向軍事工業投資，不肯大力發展中國的軍事實力，放慢了中國提升軍事實力、赶超西方國家軍力的步伐。

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美國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發動了兩場赤裸裸的侵略戰爭，以血淋淋的事實說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並未改變其武裝侵略的本性，它們仍然會向沒有足夠抵禦能力的國家發動不需要任何藉口的戰爭。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仍然可能遭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的軍事侵略，遭受國家被佔領、被分裂、經濟生活被嚴重破壞的慘禍。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藉口“維護人權”、“保護塞爾維亞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的民族自決權”，對奮起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南斯拉夫進行了幾十天的狂轟濫炸，給南斯拉夫塞爾維亞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和人員傷亡；隨後北約軍隊進占了塞爾維亞科索沃地區，肢解了獨立的主權國家南斯拉夫。後來在佔領科索沃地區的北約軍隊的庇護下，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公然宣布獨立，分裂了獨立的主權國家塞爾維亞。北約的這場侵略戰爭使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一片破敗，經濟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福利大幅度下降。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的這場侵略戰爭，沒有任何在國際法上站得住的理由。整個“國際社會”都承認南斯拉夫是獨立的主權國家，聯合國等權威性的國際機構都承認科索沃是南斯拉夫塞爾維亞的領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南斯拉夫的戰爭和占領行動，踐踏了國際法起碼的準則，是對獨立的主權國家的公然侵略，是武裝侵占主權國家領土的侵略行為。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卻只用“人權大於主權”、“保護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的民族自決權”這樣幾個輕飄飄的漂亮辭藻，就完成了對侵略南斯拉夫的理由的“論證”。這就表明，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根本就沒有把尊重獨立的主權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當一回事，它們可以用“保護人權”和“保護民族自決權”作理由，武裝侵略和分裂任何獨立的主權國家。

2003年美國悍然發動侵略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戰爭，不僅沒有任何站得住的理由，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甚至還受到法國等西方盟國的反對；在全世界各國的大城市中都出現了巨大的群眾性示威浪潮，反對美國發動這場公然侵略的戰爭。在這樣遭到全世界反對的情況下，美國仍然發動了侵占伊拉克的戰爭，推翻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以後還以“審判”的丑劇處死了薩達姆。美軍侵占伊拉克之後，遭到了反美武裝力量的沉重打擊，美軍在這場戰爭中已經死亡了4千人以上。但是伊拉克也從此實際上分裂，由十葉派、庫爾德人、遜尼派各自控制一些地區，而且許多地區戰火紛飛、流血襲擊不斷，平民傷亡慘重。

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之前宣稱，它侵略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戰爭結束後的權威調查表明，這是地地道道的謊言。美國政府及其追隨者又改而宣稱，美軍侵略伊拉克的正義之處在於“推翻薩達姆獨裁政權”。恰恰是美國政府及其追隨者們的這些言論清楚地表明，在美國政府看來，發動對任何國家的侵略不需要任何國際法上站得住的理由，甚至是全世界人民的反對也都不能阻止它侵略一個國家。它只要把要侵略的國家的政府說成是一個“獨裁政權”，它就可以以此為理由侵占這個國家，把這個國家拋入戰爭的血海。

這些血的事實都表明，在當今世界上，侵略戰爭、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西方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仍然是對任何國家的安全的最大威脅。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本來是以“共同防禦”為藉口組成的，但是就在最近，北約的領導人竟公然鼓吹北約的“領土防衛要超出邊界”。這種言論就是公然要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定義為一個進行赤裸裸的侵略戰爭的國家集團。

以美國和“北約”發動對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侵略戰爭的理由衡量，美國為首的“北約”西方國家內心肯定認為它們有足夠的理由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國新疆、西藏、台灣等地的分裂主義份子們一直在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進行分裂活動，而西方國家也一直在以各種各樣公開半公開的方式支持他們的分裂主義活動。西方國家支持“疆獨”、“藏獨”和“台獨”的理由就是所謂的“民族自決”和“民主”。西方國家也一直無所不用其極地把中國政府描繪成一個 “獨裁政府”，而西方國家在中國的走狗們則一直在想以此為藉口策動西方國家侵略中國。

最近20年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發動針對中國的武裝進攻，首先是因為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發展起了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導彈，並且用它們構成了有足夠戰鬥力的核威懾力量。當中國還沒有足夠的核威懾力量時，號稱擁有世界上最強大軍事力量的美國就在中國參與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遭受了可恥的失敗。這一切都使西方的好戰份子們害怕對中國發動戰爭會遭受慘重的損失，因而至今為止還在迴避與中國發生武裝衝突。可以說，西方國家在最近幾十年之所以沒有向中國發動武裝進攻，絕不是因為中國努力與西方修好，而是因為西方的包括美國的霸權主義者們欺軟怕硬，害怕與能夠給他們造成慘重損失的國家開戰。

俄羅斯與北朝鮮是兩個典型的例子，說明西方的霸權主義者們是怎樣的欺軟怕硬：

俄羅斯平息車臣叛亂的戰爭，在不人道的程度上遠遠超過了南斯拉夫平息科索沃叛亂的戰爭，但是西方國家雖然敢於轟炸南斯拉夫以“維護人權”，對俄羅斯卻除了發出過一點軟弱無力的指責外，沒有採取過任何懲罰措施，更不要說採取任何對俄羅斯的武裝干預行動了。西方國家之所以不敢為同樣理由對俄羅斯採取任何行動，當然是因為俄羅斯至今為止仍然具有摧毀西方國家的軍事實力。

北朝鮮一直被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描繪成“極端獨裁”的 “邪惡國家”，而這樣一個“與薩達姆一樣獨裁”的“邪惡國家”最近幾年竟大張旗鼓地研製成了核武器。敢於武裝侵占伊拉克的美國之所以至今不敢向北朝鮮發動進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北朝鮮有能力給美軍造成慘重的傷亡。

由此可見，在當今的世界上，任何國家要想具有真正的國家安全，要想不受人侵略和武裝蹂躪，真正的保障就是自己具有足夠強大的軍事實力。

中國目前的軍事實力已經相當強大，可以使任何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遭到足夠慘重的損失，這對國外的好戰份子們形成了足夠的扼制，使他們在最近幾十年中沒敢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

但是另一方面，相對於美國和俄羅斯甚至某些西方大國，中國的軍事力量仍然弱小得多。根據西方媒體的報導可以得知，美國和俄羅斯都有上千枚核彈頭，而中國的核彈頭在21世紀初也只不過有幾十枚；美國空軍裝備的是“第五代戰機”，最近俄羅斯也與印度一起開發出了它們自己的“第五代戰機”，而中國空軍裝備的“至多只是第三代半的戰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起，美國就靠著強大的航空母艦戰鬥群來掌握制海權，而中國海軍至今還沒有自己的航空母艦；甚至連中國陸軍的裝備也只達到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這樣虛弱的軍事實力，與中國很快就會變為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讓我們不由得將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與鴉片戰爭前的時候相比。 1840年鴉片戰爭的前夕，中國的GDP總量世界第一，但是軍事技術落後，特別是在火砲、船艦等現代武器上遠遠落後於西方。英國等西方國家正是依仗其“船堅砲利”的軍事優勢，在鴉片戰爭中擊敗了中國，使中國此後落在了不斷受侵略、受欺壓的國際地位上，並且逐漸陷入了經濟上也日益凋敝的境地。中國今日雖然變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但是軍事實力弱小，實際上仍然沒有擺脫鴉片戰爭爆發前夕在國際上所處的那種尷尬而危險的地位。

即使幾十年後中國在GDP上超過了美國，如果在軍事實力上、軍事工業上明顯弱於美國，那也只不過是剛剛恢復到鴉片戰爭時中國所處的地位，那是一個“因為軍事上落後，所以必定要挨打”的地位。

以這樣弱小的軍事實力，如果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導致中國可能與那些軍事強國發生武裝對抗，中國將沒有實力與它們對抗而足夠地保衛本國的利益，中國的國家安全將時刻可能受到危害。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所組成的“北約”軍事集團，擁有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單獨國家的軍事實力，更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中國軍事實力弱小使中國的國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最清楚地表現在圍繞台灣問題而產生的軍事對抗和保障中國的石油供給這兩大問題上。

為了維護中國的統一，防止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必須保持對台灣的壓倒性的軍事威懾力。但是，美國政府一直不肯明確表示不干預台灣海峽可能發生的武裝衝突，並且一直堅持向台灣出售武器裝備。這在客觀上要求中國政府，哪怕是為了防止台灣的所謂 “獨立”，中國也必須有完全的把握做到：不僅能夠戰勝以美國的任何武器裝備起來的軍隊，而且能夠戰勝在台灣周圍地區與中國軍隊作戰的美國軍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動輒對它們打擊的對像國發動“制裁”，其中最有力的一項措施就是動用海空軍力量實行禁運和封鎖。科索沃戰爭期間，南斯拉夫就深受這樣的“制裁”之苦。北朝鮮儘管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使美軍不敢對其國土發動進攻，但是由於北朝鮮不可能有足夠強大的海軍，它實際上仍然受到了美軍在某種程度上的變相海上封鎖。一個國家要想享有真正的國家安全，就必須有足夠的軍事實力打破這樣的海空封鎖。

中國經濟的現代化使中國需要大量的資源，許多資源正在逐漸變得依賴進口。在中國正在變得深深地依賴進口的資源中，石油是最重要的一種資源。中國消費的石油產品中，已經至少有三分之一依靠進口，今後進口石油占中國石油消費所佔的份額肯定還會提高。而要保障中國的石油進口，首先就要能夠保證從世界石油主要出口地之一的中東到中國的石油海上運輸線不被切斷。保障進口石油的路線不被封鎖，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的經濟安全，也關係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要保證使任何國家、任何軍事集團都沒有能力封鎖中國的石油海上運輸線，中國就必須擁有當代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有了這樣的軍事實力，才能確保從中東到中國的石油供給線不會被任何國家切斷。

中國最近與日本還就東海油氣田的歸屬和開發問題陷入爭端。如果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和空軍，中國在諸如東海油氣田爭端這樣的國際爭端中，就有了據理力爭、保衛自己利益的最強大的後盾。

僅僅是上述這少數幾個事例就足以說明，如果中國不能在發展起世界第一的經濟總量的同時建立起世界第一的軍事實力，中國就難免會重蹈鴉片戰爭的覆轍，先是在國際利益爭端中敗於外國的武力進攻，然後就逐步落入經濟上的衰落。為了避免重蹈鴉片戰爭的覆轍，中國今後應當在逐步達到總產出世界第一的同時，逐步建立起世界第一的軍事實力。

中國人都不能忘記“南京大屠殺”，也不能忘記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慘劇。今後，我們在想起這些炮轟和轟炸的慘劇時應當發出這樣的誓言：我們一定要防止重慶大轟炸、北約轟炸貝爾格萊德那樣的慘劇在中國重演。如果中國再與世界上的任何國家發生武裝衝突，再遭到轟炸的應當是那個侵犯中國的“他們”，而不是“我們”！

即使是為了這樣從軍事上保障國家安全，我們也必須審慎地考慮許多經濟問題。例如，現在中國幾乎所有的計算機都在使用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軟件，而許多懂得技術內幕的人都知道，“視窗”操作系統軟件在不斷升級，而該操作系統軟件每升級一次都會留下許多“補釘”，這些補釘可能將用戶的許多信息洩漏給微軟公司。這樣，與中國的軍事秘密有關的人使用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軟件就可能導致洩漏中國的軍事秘密。僅僅是為了保守中國的軍事秘密，我們也必須盡快發展本國自己的操作系統軟件，盡快用這樣的操作系統軟件來替換微軟的“視窗”操作系統軟件。

二、中國經濟安全的各種隱患

前邊談到的是中國最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安全問題。而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同樣重要性的是中國所謂的“經濟安全”的問題。

按照目前在國內有權威地位的說法，所謂的“國家經濟安全”，既是指一國的一種能力，也是指一國的一種狀態。在國家經濟安全這種能力和狀態下，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國能夠保持其經濟生存和發展所需戰略資源的有效供給，國民經濟體系既獨立又開放地良好穩定運行和科學持續發展並抵禦外來和內部的衝擊和蠶食，整體的經濟福利為本國人民共享而不受惡意侵害和不可抗力損害，國家經濟主權和重要經濟政策決定權不受外來威脅和控制，國際經濟競爭保持獨特優勢而不受惡意傷害。

根據這種目前在國內有權威地位的說法，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產業安全則是國家經濟安全的主要支柱，而商貿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動脈。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大量貶值，大量熱錢湧進中國操縱股市和樓市，人民幣匯率升值造成大批中小企業倒閉，國外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通過炒作石油、礦產、糧食和食用油造成中國物價持續上漲。中國應對這些問題的經驗為加強金融監管、阻止危機輸入，並構築中國經濟安全防禦體系積累了經驗。

目前國內流行的對於中國“經濟安全”的上述定義，似乎略顯寬泛。它將中國的經濟穩定甚至人民福利的內容也都包括進了 “經濟安全”的概念之中。不過，這裡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也只能簡略地談一下中國目前在這樣定義的經濟安全方面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中國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安全問題可以分為兩個方面：制度保障方面與對外經濟關係方面。

在經濟安全的製度保障方面，中國目前的最大問題在於，由於多年來在宏觀經濟調節上過分依賴貨幣政策，導致在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放鬆信貸時，出現嚴重的金融泡沫，很難阻止經濟滑向過熱；而一旦實行緊縮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收緊信貸，就會使金融泡沫破滅而可能導致金融危機，並且使整個經濟滑向衰退和蕭條。

最近二十多年，中國一直依靠貨幣政策來調節宏觀總需求，每當需要增進國內總需求時就大幅度增加銀行貸款；銀行體制也轉變為鼓勵追求短期利潤並為此而追求擴張信貸。在這樣的體制下，中國2008年底到2009年底貸款餘額存量增加了30％，貨幣餘額M2與名義GDP上升到二比一的驚人水平。這樣過多的流動性創造了極為豐裕的投機買賣資金，使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房地產價格泡沫。與居民居住需要相適應的房價—房租比應當是房價不超過月租金的300倍，而北京目前的這一比率為500倍，住宅售價高於長期可持續的水平60％。

在長期中，這樣的房地產泡沫只能導致3種後果：1. 過多的流動性最終引致顯著的通貨膨脹並使房租相應上升以與高房價相適應；2. 相對房租而過高的房價長期持續，而藉款買房者長期忍受這樣造成的高房價剝削，履行償還約定；3. 相對房租而過高的房價使購買住宅的需求萎縮，或者使大批借款買房者不再履行償還約定，造成房價暴跌並引發大量的銀行壞帳等金融災難。

上述第2種後果要求借款買房者長期處於非理性狀態，因而幾乎不可能發生。即使出現了這第2種後果，它也會造成社會上的普遍不滿和嚴重的社會衝突，最終危及中國的國家安全。而第1種後果下的嚴重通貨膨脹本身就危及中國的經濟安全；而且顯著的通貨膨脹必將導致政府實行宏觀經濟緊縮，這種情況下最容易發生大批借款買房者不履行償還約定、房價暴跌和銀行壞帳等第3類的後果。而第3種後果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危害則不須多談。

當然，中國在經濟安全的製度保障方面存在的問題遠不止這些。這方面的問題又往往是由於盲目學習美國的經濟制度而造成的。例如，由於涉足美國式的衍生金融產品業務，中國的國有企業就受到了慘重的損失。今年年初中國官方透露的消息說，68家中國的中央級國有企業涉足金融衍生產品業務浮虧114億元。這些業務中包括了中航集團和東航集團的航油期權業務、中遠集團的遠期費用協議合約（FFA）、中國中鐵和中國鐵建的外匯結構性存款、中信泰富投資的槓桿式外匯產品、深南電原油期權合約等虧損業務。而這些企業涉足這些衍生金融產品業務的動機則是為了追逐投資性收益、規避風險，甚至短期投機套利。

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隱患主要集中在對外貿易和外資流入造成的外匯儲備這兩方面。

在中國的對外貿易方面，可能危及中國的經濟安全的隱患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過大，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

中國最近幾年形成了創紀錄的驚人對外貿易順差，外貿順差2008年為2954億美元，2009年仍然有1900多億美元。按照當年的人民幣匯率計算，2006－2008年的3 年中，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與當年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都在大約6％左右，2009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仍然佔當年名義國內生產總值（335353億元人民幣）的約 3.8%。外貿順差即淨出口，它構成對中國的最終產品總需求的一部分。每年淨出口都佔總需求的4－6％，這就使中國的宏觀總需求和經濟增長都嚴重地依賴外國市場。這從宏觀經濟總量上對中國的經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淨出口占中國總需求的比率過高，其直接的害處是給了外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打擊中國出口以動力和口實。更重大的害處是，由於中國的貿易順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國本國的經濟狀況，淨出口的波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受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影響，而淨出口的波動又一定會引起對中國最終產品總需求的波動，淨出口在中國產品總需求中的比例過大本身就增加了一個造成中國經濟波動的源泉，使外國的經濟波動能夠干擾和破壞中國經濟的穩定運行。

前邊已經指出，2007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增加，本身直接增加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約2到3個百分點，2009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大幅下降，本身又直接降低了中國的增長率2個百分點，這一增一減使淨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相差了大約5個百分點。淨出口對中國宏觀經濟的作用就是這樣極不穩定。不僅如此，淨出口的變動還往往是增加而非減小了中國的宏觀經濟波動。 2007年淨出口的急劇上升正是發生於中國經濟過熱的環境下，這樣的淨出口上升只是加劇了中國的通貨膨脹壓力；而2009年淨出口的下降則出現在中國國內的經濟發生衰退之後，淨出口的下降又增大了中國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困難。淨出口過大由此而造成了經濟上的不安全。

淨出口過大的這種害處要求我們必須嚴格限制中國淨出口的規模。為了保護中國企業的銷售市場和獲得進口石油等所需要的外匯，中國今後仍然應當有一定數量的對外貿易順差。但是，即便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看，中國也不應當再有過高的外貿順差。由於未來中國占世界總產出的比例會越來越高，中國的外貿順差佔本國總產出的比例應當比最近幾年有大幅度的降低。一個合理的數量界限應當是，今後中國的外貿順差佔本國 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要超過2％。

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可能危及國家經濟安全的另一大隱患是，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 2009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進出口總值雖然下降了 13.9%，仍然達到22072.7億美元，按當年的匯率換算仍達中國名義GDP的約45％。而美國和日本的對外貿易占名義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超過30％，歐盟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對非歐盟國家的貿易占其名義GDP的比例也不超過30％。與所有在領土、人口和經濟規模上有可比性的經濟體相比，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都明顯過高。

對外貿易的差額（順差或逆差的數額）影響一國宏觀總需求的總量，而對外貿易總額的大小本身並不影響一國宏觀總需求的總量。但是儘管如此，即便不考慮其對貿易差額的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過大也會通過其對經濟結構的作用而損害中國的經濟安全。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損害中國經濟安全，主要是通過它在出口和進口兩方面引起的結構性問題。

由於中國有顯著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首先表現為出口占中國經濟總需求的比例過高。這樣過多的出口使中國的產品銷售和就業都過多地依賴國外市場，而國外市場上的狀況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中國政府政策的製約，這就使中國企業的產品銷售和工人就業都過度受外國製約而處於極不安全的境地。

如果企業產品銷售和工人就業過度依賴出口，則當出口由於國外需求不足而下降時，本國的收入和就業都會受極大的打擊。外國需求下降對本國產業的這種打擊，通常並不能通過本國進口自動下降來抵銷。外國需求下降即使能導致本國進口下降，它為本國產業所創造的銷售和就業機會往往也不會被那些出口下降的企業和工人利用，因為出口企業通常沒有技術能力轉向生產那些替代進口的產品。這就是進口與出口上的特殊結構性問題。

前邊已經指出，2009年日本經濟明顯下降，原因就是出口下降嚴重。中國經濟中出口所佔比例高於日本，出口下降沒有造成像日本那樣大的經濟損失，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國內產業結構的可塑性很強，許多生產出口產品的企業和勞工幾乎沒有什麼顯著的專業性，可以很容易地轉向為國內市場生產另一種產品，有很高的產業轉移靈活性，因而能很快地適應國內總需求的擴大而轉移生產的方向。但是，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定會提高中國企業與勞工的生產專業化水平，降低其在產業轉移上的靈活性。如果再保持出口在總需求中的那種過高比率，國外需求下降所造成的出口下降就會給中國造成更嚴重得多的損失。

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還造成了中國的進口占其名義 GDP的比例過高。過高的進口比例意味著中國人使用的物品中由外國生產的比例過高。一旦中國與外國發生爭端而受到外國“禁止向中國出口產品”那樣的經濟制裁，中國人就會由於買不到外國產品而受到過於嚴重的經濟損失，甚至連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都會受到重大打擊。這當然對中國的經濟安全不利。

目前中國經濟的一個特殊結構性問題是，中國進口的除了石油和鐵礦石這樣一些國內缺乏的礦物之外，主要進口的是一些高技術的產品和零部件。這樣的進口結構表明了中國仍然在高技術產品上依附於人，它既是中國科學技術水平低的表現，也是中國最近幾十年發展科學技術的努力不夠的結果。在這樣的進口結構下，如果中國不能從歐美髮達國家進口產品，中國所受到的打擊要比歐美髮達國家不能從中國進口產品所受的打擊大得多。因為歐美國家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它們自己幾乎都能生產，不從中國進口至多只是使它們的人民福利受些損失；而中國從歐美進口的產品中國往往不能自己生產，不從歐美進口可能使中國的經濟甚至民生癱瘓。這就是中國過度依賴進口損害其經濟安全的要害之處。

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威脅中國經濟安全的另一大隱患集中於外資流入造成的外匯儲備上。

中國的外匯儲備自2006年起就為全球第一，到 2009年12月已經達到23991.52億美元。這樣多的外匯儲備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積累的經常項目順差，另一方面是多年積累的資本項目順差，其中最主要的是30年來流入中國的外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大致說來，至今為止中國的外匯儲備一半來自累計的經常項目順差，一半來自流入的外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

外匯儲備的正式名稱是“官方持有的外國資產”，它由中央銀行持有，中央銀行則以其發行的基礎貨幣來購買這些外國資產。中央銀行發行基礎貨幣是整個銀行體系貨幣創造過程的起點，而中央銀行本身則是在購買資產（其實質是發放貸款）的同時發行基礎貨幣的。中央銀行以其發行的紙幣現金和銀行準備金存款對普通銀行發放再貸款、購買外國資產併購買對本國政府的債權，它在這個過程中發行的紙幣現金和銀行準備金存款就形成了基礎貨幣，這些基礎貨幣再通過普通銀行的存放款和支付過程而放大為整個經濟中的貨幣供給。而中央銀行以付出基礎貨幣而獲得的外國資產包括外國貨幣就形成了該國的“外匯儲備”。

基礎貨幣增加過快會導致貨幣供給增加過快，引起通貨膨脹。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的負債，中央銀行也遵守負債永遠與資產相等的原則，而外匯儲備則是中央銀行的一種資產。這樣的數量關係決定了，一國中央銀行的資產過多、包括外匯儲備過多，可能導致該國出現通貨膨脹。

對一國說來，外匯儲備的真正作用是在出現貿易逆差時為多於出口的進口提供資金。基於這種考慮，國際上通常認為，一國的外匯儲備如果低於該國3個月進口的數額，則該國的外匯儲備就過少。按照這一標準衡量，即使不考慮最近十幾年中國一直有明顯的外貿順差這一事實，目前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也就足夠。兩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對於中國來說無論如何也是太多太多了。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這既降低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也損害了國家的經濟安全。過多的外匯儲備有下列害處：

——過多的外匯儲備不適當地過度減少了中國政府和人民所能夠享用的財務資源，因此降低了中國人民的福利。

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可以用其發行的基礎貨幣購買本國政府的債券，以此向本國政府提供資金，使政府可以從事造福於本國人民的支出而不必增加稅收。中央銀行這樣向政府提供資金，其實就是一國政府從控制其本國貨幣的發行權中收取“鑄幣稅”。正因為中央銀行發行的基礎貨幣有如此功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才在很長時期中都將其發行基礎貨幣的85％用於購買政府債券。

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中國中央銀行目前發行的基礎貨幣絕大部分都用於購買外國的金融資產。在基礎貨幣發行數量限制於不引起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這樣持有過多的外匯儲備，必定大大減少了中央銀行能夠購入的中國政府債券，使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能夠享用的本國“鑄幣稅”收入大大減少。

——過多的外匯儲備要求中國政府必須持有過多的外國金融資產，而過多持有的外國金融資產必定使中國承擔了過多的遭受金融損失的風險，而且這些風險是中國為外國人承擔的。

國外的因素可能使中國的外匯儲備受到兩類損失：一類是以外匯儲備購買的外國金融資產可能在貨幣額上受到的損失——股票的價格可能暴跌，債券可能違約不履行償還約定，甚至銀行存款也可能由於銀行倒閉而受到損失；外匯儲備可能受到的另一類損失則來源於外國的通貨膨脹——美國物品總水平的上漲會使用同樣多的美元購買的物品減少，從而使中國持有的美元外匯儲備受到實質性的損失。中國持有的外匯儲備越多，可能受到的這兩類損失都會越大。

為了防止以外匯儲備購買的外國金融資產在貨幣額上受到損失，中國政府將中國的大部分外匯儲備用於購買外國政府債券，特別是美國的國債，因為通常美國等國的政府債券被視為“無風險金融資產”。但是，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再單純購買像美國這樣的少數幾個所謂“信譽好”的西方政府的債券，已經不能全部使用過多的外匯儲備資金。這就使中國政府也不得不購買了大量與政府有關聯的公司的證券。有資料披露，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的支柱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這種與美國政府有關聯的公司。 2008年中國政府曾經持有這兩個公司價值3700多億美元的債券。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這兩個公司就差一點倒閉。而如果這兩個公司倒閉的話，中國對它們的要求權必定要受到貨幣價值上的損失，這也就是中國外匯儲備在貨幣額上的損失。

還必須指出，即使是中國用外匯儲備購買的美國政府的債券，也並不是真正百分之百沒有風險的資產。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的政府發生過違約，不按照契約規定履行其所欠債務的償還約定。美國政府所欠債務的規模已經很大，而這次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所欠債務更是以一年上萬億美元的速度激增。美國政府的債務激增正在激起整個世界金融市場的擔心，使美國政府是否可能違約不履行還債合同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過多的外匯儲備可能受到貨幣額上的損失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過多的外匯儲備還造成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由於這種過多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由過多的外資流入造成的，過多的外匯儲備與過度的外資流動結合在一起，還形成了巨大的經濟波動壓力，成為加劇中國經濟波動的一大禍根，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經濟安全。

中國外匯儲備過多的一個直接害處是，中國的中央銀行已經不能用發行的基礎貨幣購買政府債券、對普通銀行的債權等其它資產，而必須將中央銀行的絕大多數資產變為外匯儲備。不僅如此，由於外匯儲備仍然過多並且還在急劇增加，如果中央銀行完全適應這種增加而發行基礎貨幣，就會使中國的貨幣和準貨幣過多，由此而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為了在外匯儲備過多的情況下降低基礎貨幣的發行額以防止通貨膨脹，中國的中央銀行不得不強制發行所謂的“中央銀行票據”。過多的外匯儲備已經成了中國通貨膨脹威脅的一個直接來源。

前邊已經指出，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一半是由於外資流入而積累起來的。這些流入的外資實際上沒有在中國得到使用，而是變成了外匯儲備又流出到國外。如果沒有這些過多流入的外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將維持在 1萬多億美元這樣一個一點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我國自1994年以來每年都有顯著的對外貿易順差，是資金的淨流出國，本來不需要引進國外資金。但是由於一直實行實際上歧視本國企業的畸形吸引外資的政策，造成了過多的外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湧入，另一方面本國的資金又通過外匯儲備等渠道流向國外，形成了資金在國內外之間大規模雙向對流的畸形現象。外資的流入是中國外匯儲備過多的一個主要原因，已經成了造成中國經濟過熱和泡沫經濟、威脅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主要因素。

這樣的資金在國內外之間畸形地大規模雙向對流，使中國非常經常地處於經濟上的兩難境地：當外資大量流入時，外匯儲備過多造成了過多發行貨幣和通貨膨脹的壓力，國內的經濟過熱，需要通過減少貨幣總需求降低經濟增長率，遏止通貨膨脹，而如果不遏止過多的外資流入，就很難抑制貨幣的過快增長和經濟過熱；但是另一方面，一旦成功地反通貨膨脹冷卻了過熱的經濟，中國國內的經濟通常就會發生“驟變”，不僅過熱的經濟會變成過冷從而增長率過低、失業率過高，而且企業的高盈利會變成低盈利、高虧損，過去表面上回報狀況良好的金融系統會變成壞賬和違約極多甚至各種金融交易癱瘓。這樣的“驟變”如果任其發展，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會停頓，整個經濟會陷入危機和衰退。這樣的“驟變”還可能導致資金從內流變為外流，使一國貨幣在匯率上貶值，甚至導致一國陷入對外支付上的危機。

這樣的資金轉向外流起源於對一國投資信心的崩潰，這種投資信心的崩潰通常會造成過度的資金外流，而且資金外流本身也可能進一步加深一國的金融災難，從而反過來造成進一步的資金外流。資金轉向外流會通過某些傳導機製造成進一步的金融災難：在資金轉向外流時，企業和金融界的資金—債務鏈斷裂使金融體系解體；資金轉向外流造成的本國貨幣貶值使本國金融財富減少，並因此而減少本國的總支出。這些都會在資金轉向外流的國家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和失業劇增。即使在今後的中國，這樣的動態演化也完全有可能發生，需要我們從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加以嚴密的關注。

我們當前在這兩方面陷入的兩難境地，來源於巨額資金在我國的國內與國外之間的猛烈跨國界流動：當這些資金大量湧入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而當大量資金急於流出中國時，我國就會面臨東亞國家經歷過的那種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我國之所以同時面臨這兩方面的威脅，其原因都在於放任外資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資企業在中國自由發展。

就是在美國這種國家，雖然貨幣匯率的波動很大，長期有巨額的對外貿易逆差，但是資金的跨國界流動也同樣放大了宏觀經濟的波動：當宏觀經濟過熱時盈利率顯得很高，外資的大量流入使本國貨幣匯率升得過高，通過使進口品廉價而壓低了消費品的價格並抑制名義工資的上漲，使企業的盈利顯得更高，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過熱；當宏觀經濟蕭條時盈利率顯得很低，資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國貨幣的匯率降得過低，通過使進口品昂貴而提高消費品價格，增加名義工資上漲的壓力，使企業的盈利顯得更低，從而進一步加劇經濟的蕭條；資金的外流還會使本國金融體系陷入混亂，造成資金融通困難，由此而加劇經濟蕭條。最近十幾年中，美國經濟從極度繁榮變為嚴重衰退，同時也恰好經歷了這樣一種急劇的戲劇性轉變。

這樣，抑制資金的跨國流動實際上為每個國家穩定本國經濟、抑製本國經濟在過熱與蕭條之間過度波動所必要，尤其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目前中國境內外資金的跨國界對流已經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國是資金淨流出國，但是2009年仍然有9百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這樣的資金跨國界對流造成的外匯儲備過多，正是目前中國通貨膨脹壓力的來源之一。

在中國經濟的微觀運行層次上，外資企業也從許多方面危害了中國的經濟安全。跨國界經營的外資企業有極強的市場競爭能力，它們在中國的投資搶占了中國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使中國本國的資金在國內找不到足夠滿意的投資項目，這是中國多年資金淨外流的一個主要原因。跨國界經營的企業還慣於高報國外總部提供的進口投入的價格、低報向國外總部提供的出口產品的價格，以此降低在中國的分支的帳上利潤，將利潤轉移到國外而減少對中國的納稅。

這樣運營的外資企業如果在中國經濟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勢必會給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害。要判斷目前外資企業在中國究竟佔據了什麼樣的地位，我們還沒有準確可靠的數據，一個間接可以加以利用的數據是：2009年中國外貿順差為1981億美元，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實現貿易順差1270億美元，佔外貿順差的55.96%。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的加工貿易上有著明顯的優勢，而中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實現的外貿順差有2646億美元，在非加工貿易上中國的對外貿易有逆差。

僅僅這樣幾個數據就足以說明，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已經在中國占據了過度強大的地位，從中國的經濟安全角度考慮，已經到了需要堅決減少外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份額的時候了。為了盡量減少危害中國經濟安全的資金跨國界對流，為了防止外資干擾控制中國經濟，今後我們應當盡一切可能縮小外資流入的總規模，並且盡量減少境內已有外資企業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減少在中國境內的外資。

軍工產業乃國家安全之本

根據我們的估算，2009年中國的實際GDP大致相當於中國的“潛在產量”。前邊已經指出，2009年中國的淨出口占當年中國總產出（GDP）和總需求的約3.8%，即便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看，今後中國也不應當再維持這樣高的淨出口。一個合理的數量界限應當是，今後中國的淨出口（外貿順差）佔本國GDP的比例通常都不要超過2％。

由於淨出口占中國總需求的比率降低了兩個百分點多，要使中國不至於出現嚴重的總需求不足，中國國內其它方面的需求占生產潛力的比率就必須相應地提高兩個百分點多。而適當地對軍事工業投資這一項，就足以為中國多提供占生產潛力兩個百分點多的需求。

前邊列舉的事實已經說明，儘管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強勁，很快就會變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但是軍事實力仍然弱小，實際上仍然沒有擺脫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所處的那種“經濟大而軍事弱”的被動挨打地位。為了避免鴉片戰爭及其以後的那段歷史重演，中國今後應當在逐步達到總產出世界第一的同時，逐步建立起世界第一的軍事實力。

而要擁有世界第一流的軍事和戰爭實力，就必須擁有世界上第一流的軍事工業。這是由軍事工業的特殊性質決定的。擁有最先進、最強大軍事工業的國家，從來都不會向別國提供最先進、最有製勝能力的軍事工業產品，因為這樣向別國提供最好的武器可能會妨礙本國在未來的武裝衝突中取勝。這一事實本身就決定了，像中國這樣的世界第一等大國要擁有世界第一流的軍事實力，就只能自己生產所有最先進、最有製勝能力的武器，建立起世界上最先進而強大的軍事工業。

鴉片戰爭及其以後的一百年中，中國之所以不斷受到外敵的侵略和欺凌，首要的原因就是當時中國軍事工業的落後導致了中國軍隊裝備的落後。鴉片戰爭前中國的產出大，有大量貿易順差，但是沒有大企業，軍工特別落後，優勢產業限於勞動密集型產品。這樣不僅在國際貿易中逐漸落到了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的被剝削地位，而且在國際關係中落到了隨時有可能因為軍事技術落後而挨打的狼狽境地。

在英國的“產業革命”前，人類大部分的主要技術成就都開始於亞洲。中國更是一個富於技術上的創造力的國家，曾經作出過許多重要的技術發明，在產業革命前的很長時期中都在許多生產領域保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就是在現代的軍事技術上，中國也曾經是世界上的領先者。近現代的軍事技術以使用火藥為基礎，而火藥不僅是中國人發明的，而且也最先由中國人應用於軍事。有資料認為，直到中國明朝初期，中國製造的使用火藥的武器仍然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但是，由於中國的明清兩朝都曾經在上百年中長期沒有面臨大的戰爭和戰爭威脅，武備逐漸鬆弛；而當時的歐洲卻正好處於各國之間經常發生爭霸戰爭的狀態，歐洲列強為了奪取戰爭的勝利而大力發展火砲和戰船的製造，使中國的武器製造逐漸變得落後。到明末中國就開始從西歐大批進口火砲供本國軍隊使用，表明中國在武器製造方面已經明顯落後。而到了清代的鴉片戰爭之後，連一向高傲自大的滿清官員們也承認西歐國家“船堅砲利”，在軍事裝備上具有明顯的優勢。

中國二百年前的變弱變貧，開始於中國在軍事工業（當時為造炮造船）上的落後。西方國家在現代科學技術上的先進，首先體現在其軍事工業的先進和軍事裝備的優勢上。中國軍隊相對於西方軍隊的軍事裝備劣勢，導致中國軍隊在近二百年來與先進工業國的軍事衝突中總是處於被動迎戰甚至挨打的地位。西方的軍事工業不僅造成了西方國家的軍事優勢，而且西方的軍事工業生產在技術上有明顯的溢出效應，軍事工業的技術研究與開發成了帶動西方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源泉。從幫助瓦特改進和完善蒸汽機到20世紀研製電子計算機、引進互聯網，西方的軍事工業和軍事需要都起過關鍵的作用。

而中國在滿清覆亡之前，一直沒有給予現代軍事工業的建設以足夠的重視。甲午戰爭之前的1890年，中國現代製造業僅佔GDP 的0.1%，加上現代運輸業和商業也僅佔GDP的0.5%，武器嚴重依賴進口。 1890年中國鐵路的營業里程只有10公里，日本卻已經達到2349公里。腐敗的滿清統治者挪用購置海軍戰艦的經費去修建頤和園，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用於少數上層人物奢侈的生活享受，卻不肯投入足夠的財力去建設強大的現代軍隊，更不肯將足夠的資金用於發展本國的現代軍事工業。在這樣腐敗落後的經濟結構下，中國在甲午中日之戰中慘敗是不奇怪的。

甲午戰爭之前幾年滿清政府“有錢蓋房子，沒錢買兵艦”，結果甲午戰爭慘敗後向日本賠款幾億兩白銀，在經濟上也吃了大虧。而今日的中國似乎忘記了這段慘痛的教訓，又是將巨額的資金耗費在建造豪華的房屋上，卻不肯向軍事工業投入足夠的資金。這種做法使人不能不擔心中國在重蹈甲午戰爭前的覆轍。我們如果不改變這種“有錢蓋房子，沒錢造武器”的行為方式，中國早晚還會吃大虧，而且還是在經濟上也吃大虧。

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推論，中國現在正在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到世界最大，中國應當擁有世界最強的軍隊，以徹底改變二百年來一直被動挨打的局面。這樣的軍隊應當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裝備，這種裝備只能來自中國自己的研製和生產。我們應當在中國經濟發展為世界第一的過程中，以幾十年不懈的努力來為中國建成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裝備研製和生產體系。必須恢復毛澤東時代的追求：“外國有的我們要有，外國沒有的我們也要有”。

世界歷史已經證明，這樣世界最強的軍事工業體係不僅為保衛國家不受外國欺凌所必需，而且軍事工業生產在技術上的溢出效應最終將有利於中國經濟的增長。為此，今後我們最緊要的任務之一，就是重建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逐步形成一個先進的、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將中國的軍事工業發展為世界最強的軍事裝備研製和軍工產品生產的系統。

當然，要想將中國的軍工產業發展到美國那樣的水平，首先就得給中國的軍工產業提供足夠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使中國的軍工產業有像美國軍工產業那樣多的固定資產。按2009年的名義GDP估算，目前美國的總產出還為中國總產出的3倍，而國防開支則占美國GDP的約4％，而且有估算說，在美國那樣的經濟中，需要用4元的“物質資本”每年才能生產出1元的GDP。據此推算，要使中國的軍工產業達到美國軍工產業現在的生產水平，中國的軍工產業應當擁有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就得相當於中國目前每年GDP的50％。考慮到軍工產業的資本—產出比應當高於美國平均的資本－產出比，上述比率還應當有所提高，比如從50％提高到60％左右。

中國即使真要在軍事工業上追上美國，也絕非短期內所可以達到。沒有幾十年時間，中國的軍事工業不可能趕上美國。如果我們要在20年後軍事工業趕上美國，那時中國的軍工產業應當擁有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就得相當於中國目前每年GDP的約1.1倍，這是因為按美國經濟通常每年增長3 ％的增長速度算，美國的軍工產業20年後的生產能力應當是現在的1.8倍。如果估計中國今後20年的經濟以一個較低的年增長7% 的速度增長，則中國每年大約要將GDP的2.5%投資於軍工產業，才能使20年後的中國軍工產業具有與當時的美國軍工產業一樣多的機器設備等固定資產。當然，如果中國今後2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高於7％，則達到上述目標的軍工產業投資佔GDP的比重就可以相應降低。

盡人皆知，對於軍事工業的製造水平來說，最大的問題不是投資的固定資產的數額，而是掌握的技術的先進程度。而要獲得這些先進的技術，我們就必須投入資金進行研究和開發。這樣，要使中國的軍工產業趕上美國，我們可能需要投入比上邊所說更多的資金。但是，這樣在軍工產業上多投入的佔每年中國潛在產出 2％以上的資金，卻正好可以彌補淨出口占潛在產出比重下降兩個百分點所造成的總需求不足缺口。

顯然，在需要投入這樣多的資金的軍工產業發展面前，為沒有產業可以投資以造成足夠的總需求而發愁簡直是可笑的。光是使中國的軍工產業趕上美國所需要作的投資，就足以抵補中國淨出口占潛在產出比重的下降而有餘。

在30年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曾經建立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完整的軍事工業體系。但是在30年前的大變動中，軍事工業的發展幾乎被完全放棄。當時放棄發展軍事工業的理由是中國缺乏建設資金。而現在的形勢卻是，我們已經告別了那個整天為缺少“建設資金”而發愁的時代。我們已經知道， “建設資金”就是投資的資金，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可以籌集到足夠的投資資金而沒有使用這個資金的地方——投資需求。總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缺乏的現實已經在逼迫我們不得不將發展軍事工業作為創造需求的地方。為了創造足夠的總需求，我們應當大規模向軍事工業投資。這也是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最可靠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