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本位到浮動美元本位制

從金本位製到浮動美元本位制--基於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分析
作者：瓦蘇德萬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6-22

國際金融體系的歷史演進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

《國外理論動態》 10年第6期



美刊《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2009年12月號發表了印度裔美國學者讓瑪·瓦蘇德萬(Ramaa Vasudevan)題為《從金本位製到浮動美元本位制——基於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分析》的文章，以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和虛擬資本理論為視角，解讀國際金融體係從金本位製到浮動美元本位制的歷史，並認為浮動美元本位制賦予美元巨大的國際特權，使美國可以吸收、利用外圍國家的資本，卻反過來向外圍國家輸出金融脆弱性，每次金融危機後，外圍國家遭受重擊，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卻得到進一步鞏固。文章內容如下。

根據列寧的理論，帝國主義霸權是同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緊密相連的，而今天的帝國主義霸權卻是同中心國家的資本淨流入密切相關的。作為占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外債規模在過去 20多年間不斷擴張。這個史無前例的帝國主義債務國大大受益於美元不可思議的國際特權，在美元升值和貶值週期內均獲得了有效對抗投機性進攻的相對免疫力。

馬克思在19世紀中葉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那時的歷史背景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但他的分析框架對研究現代國際貨幣體係依然有效。金融化的基本原則在於，包括利潤、紅利和利息在內的未來收入來源向股票、債券等可交易資產轉變。金融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積累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利潤越來越多地通過金融渠道而不是貿易和商品生產獲得。這表明，金融市場、金融動力、金融制度和金融精英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層面的經濟運行和經濟體制中，都具有系統性的權力和重要性。
　　
　　一、馬克思的分析路徑
　　
　　(一)馬克思的貨幣理論
馬克思通過分析簡單商品交換關係推演出世界貨幣的概念。馬克思指出，即便是金幣這個最簡單的貨幣形式，也同其他商品一樣是被生產出來的，但它們的流通規律卻截然不同。

馬克思貨幣理論中的貨幣職能包括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貨幣形式演進的邏輯順序是理解其內在矛盾的關鍵。在儲藏過程中，貨幣逐漸發展成為社會財富的抽象代表，充當支付手段這一特殊功能。它將買者與賣者間的商業關係轉變成了債權人與債務人間的金融關係。
　　
　　(二)金融體係與金融化
在信用貨幣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統一的金融體系，同資本家階級被劃分為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密切相關。貿易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改變了商業關係中信用體系的自然基礎，一個更加複雜的金融體系誕生了。與此同時，這也是銀行和金融體系中貨幣資本不斷集中與組織的過程，是金融資本上升為主導資本的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信用對資本及其他財產享有絕對支配權 (Marx 1895)。

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兼具金融資產和一般等價物的特徵。信用貨幣的貨幣特徵決定了其必須遵循貨幣流通規律，且保留了不同於其他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的屬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信用貨幣的產生是貨幣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它體現了商品集合與貨幣的對立。馬克思闡釋了貨幣形式如何從商品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矛盾中產生，交換行為被分離成買與賣兩個相互獨立的行為。商品形式的矛盾演變潛藏著危機的可能。下一個矛盾在於——整個交換活動本身與交換者相脫離，交換的二重性由此顯現：一方面是出於消費目的的交換，另一方面是商業活動中為交換而產生的交換。最後，貨幣形式的內部矛盾通過金融活動與實際交易及現實貿易的分離得以外化。

隨著利息的發展，貨幣已不再是一種被生產出來的商品，以金融資產形式存在的資本得以發展。貨幣業與商業的分離催生了新的矛盾根源。

貨幣資本家(金融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對利潤總量的瓜分逐漸被利息和公司利潤間質的區別所代替。

未來收益流動是結合利率水平、通過未來收益流動的資本化來衡量的。因此，公債代表了預期稅收的資本化，股票估值則反映了未來紅利收入的資本化。金融體系通過自身未來收入的資本化實現了自給自足，進而發展壯大。這就是虛擬資本的來源和資本現象的本質(Marx 1895)。

根據馬克思的分析框架，金融化是資本主義交換的內在矛盾邏輯演繹和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信用與金融體系的發展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也加劇了其自身矛盾與危機的爆發。

明斯基(1975)在闡述凱恩斯思想時，論述了金融體系的演進及資產投資的投機性，並對雙重定價模式進行了分析。一種是基於當前產出的定價模式，另一種是資產定價模式。明斯基通過分析當前產出定價模式與金融資本定價模式的分離，提出了金融不穩定性問題。在震蕩的金融結構內，投機者伺機尋求利潤與收入的增長，從而使金融結構發生了從堅固到脆弱的內生性變化。金融成為時而抑制投資、時而刺激投資的統治者。

馬克思也曾對信貸循環及其不斷累積金融脆弱性的內在趨勢作過有力的論述，認為信貸與虛擬資本的增長刺激了股票經紀人和投機商的參與。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即馬克思關於貨幣、信用及金融體系的統一論述)也曾提到過這種雙重定價模式。該模式產生於貨幣從其商品本源發展到虛擬資本形式的過程中。虛擬資本是由不同於其他商品定價原則的原則決定的。在馬克思關於簡單商品貨幣形式的分析中，我們看到隨著金融化的演進，資本主義金融體系在其更高階段必然發生矛盾。
　　
(三)馬克思貨幣分析中的世界貨幣

馬克思將世界貨幣視作不同貨幣形式發展的最終階段，從而將貨幣與其交換媒介、流通手段及支付手段的職能相區別。作為“世界貨幣”的貨幣是在打破其國內流通障礙，並開始擔當世界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時出現的。作為國際收支與購買手段的世界貨幣是在世界市場與國際勞動分工的不斷發展中產生的。

馬克思對通貨學派及貨幣數量理論家的批判源自他對不同貨幣職能的分析。這一點在馬克思關於金、銀危機的論述中尤為明顯。李嘉圖和休謨認為，危機中黃金外流是貨幣過度供應從而引發國內貨幣貶值的結果。貨幣僅僅被認為是流通手段，而鑄幣和金、銀間的兌換則被視作確保國際收支平衡的自動調整機制。馬克思對此並不認同，他認為如果遇到歉收等情況，危機將以金、銀貨幣外流的方式加速發生，作為國際收支手段的金、銀貨幣才是需求的真正所在。危機期間，信用的貨幣本質將以耗盡信用的方式顯現。黃金外流阻止了紙幣的兌換，為確保可兌換性，提高利率等強制性措施必不可少。

貨幣的局限性在危機期間表現得最為強烈，尤其是當一國突然要和另一國進行收支結算時，劇烈的波動要求貨幣以其本來的面目即財富的唯一形式出現(Marx 1859) 。

信用和金融系統的發展使整個機制變得十分敏感，收支危機也從一國擴散到另一國。因此，危機也許首先是在英國，在這個提供信貸最多而接受信貸最少的國家爆發，因為支付差額，即必須立即結清的各種到期支付的差額，對它來說是逆差，儘管總的貿易差額對它來說是順差。在英國以金的流出作為開端並且伴隨這種流出而發生的崩潰，之所以結清了英國的支付差額，部分是由於英國進口商人宣告破產，部分是由於在國外廉價拋售一部分英國商品資本，部分是由於出售外國有價證券，買進英國有價證券等等。現在輪到另一個國家了。對它來說，支付差額暫時是順差。但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之間平時適用的期限，由於危機而廢除或縮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結清。因此，同樣的事情也在這裡重演了。
有關傳染效應的討論是凱恩斯關於金本位制下通貨緊縮趨勢的討論的先聲。凱恩斯提出的問題是，相對於債權國和順差國的自願調整，債務國和逆差國是不得不進行調整。值得注意的是，和凱恩斯不同，馬克思對債務型通縮的討論僅限於發達商業國家。

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機的時刻，支付差額對每個國家來說，至少對每個商業發達的國家來說，都是逆差，不過，這種情況，總是像排炮一樣，按著支付的序列，先後在這些國家裡發生……接著就在一切國家發生同樣的總崩潰。

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外圍國家同樣值得我們研究。儘管馬克思本人並未研究過欠發達國家加入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但其分析框架卻是闡釋這一問題的有效工具。本文試圖說明，欠發達國家不平等地加入國際金融體係對中心發達國家來說起到了緩衝作用，中心國家得以在更大程度上通過向外圍輸出脆弱性，來擺脫其固有的債務型通縮趨勢。馬克思關於貨幣角色及職能的分析蘊含著貨幣作為國際性權力像徵的內容。他關於信用和金融體系的統一概念是分析帝國主義及不平等發展的有力途徑。

馬克思認為，國內流通不同於國際流通，前者發生在國家製定價格標準的環境中，而後者則發生在貴金屬擔當世界貨幣(國際收支結算方式)的領域內。對馬克思來說，國家儲備黃金就意味著貨幣主權受控於他國，但不同於其他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是，馬克思並沒有完全摒棄重商主義對黃金儲備的偏好(Marx1859)。因此，金、銀形式的世界貨幣可以作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購買手段和社會財富的絕對象徵(Marx 1867)。支付必須通過“世界貨幣”的轉移進行結算，故也可視其為財富在國家間重新分配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黃金儲備是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之一。作為物質形式的社會權力，儲備貨幣概念的出現取決於國際社會關係的發展，即國際勞動分工及調節分工的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

馬克思貨幣理論中的等級結構是以馬克思寫作時期的國際商品貨幣體係為基礎的。 19世紀末，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見證了信用貨幣(國家的貨幣債務)作為世界貨幣的使用。虛擬資本從而取代黃金，成為新的國際收支結算方式。因此，國家債務的評估與管理成為理解當代貨幣體系的出發點。

馬克思的論述表明，世界貨幣的積累機制與帝國主義間存在某種關聯，這正是本文所要解決的問題。沿著馬克思的思路探尋兩者的關係，可從作為支付手段的、金融資產(虛擬資本)形式的貨幣出發，通過其“世界貨幣”的職能，在馬克思貨幣理論的框架內深入理解帝國主義的發展。調節國際勞動分工的商業關係也逐漸向國際金融體系演化。

下文將進一步分析信用貨幣本位制擔當世界貨幣職能的過程及一國貨幣在國際收支結算中確立主導權後國際金融體系的發展如何解決貨幣形式內在矛盾的問題。發達國家通過金融統治及外圍國家加入國際金融體係等具體機制，確保了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發展中的金融化和金融一體化進一步鞏固了英國在金本位制時代及美國在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期的主導地位。
　　
　　二、國際金融體系的歷史演進
　　
　　(一)金本位制
19世紀末的幾十年，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行機制已歷史性地超越了其金屬基礎。

相對規模較小的黃金流動足以支持這一時期貿易與資本流動的大規模增長。國際金本位制的實質是英鎊本位制。

凱恩斯認為，英鎊本位制的順利運轉得益於英國在內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及作為最大資本市場和貿易中心的倫敦為其合作者供給黃金的中樞角色。作為“國際交響樂隊的指揮”，英格蘭銀行成功調節了國際黃金流動，並通過浮動貼現率保持了相對較少的黃金儲備。由於英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優勢地位，英格蘭銀行通過調整貼現率實現了資本淨流入。倫敦市場國際結算方式的集中及各種節約金條塊措施的實施，使英鎊取代了先前的貴金屬貨幣。

馬克思曾對匯票如何作為支付手段實現流通並成為信用貨幣的基礎進行過分析。這些票據從本質上說是證券。馬克思還研究過利率對這些以虛擬資本形式存在的金融工具定價的影響。當票據作為國際交易的中介及國際貿易的融資工具被廣泛接受時，票據市場的金融中介作用便延伸到國際層面。然而，國際資本流動日漸脫離了英格蘭銀行的管控，並突破了1844年《銀行法案》在黃金儲備基礎上對銀行干預貨幣市場的限制。 -貨幣市場的流動性通過並行的、不受管制的私人資本流動得以支撐。英鎊從現實的商業交易轉變成了純粹套匯套利的金融工具。

在這一過程中，信用關係的製度性結構——大英“帝國體系”、，作為英國同其殖民地及外圍初級產品出口國關係的重要支撐，扮演著關鍵角色。圍繞英國建立的多邊貿易網絡(尤其是印度)，成為穩定帝國體系的重要因素。英國通過保持對帝國體系的順差，消解了其同美國及歐洲大陸的逆差。隨著黃金在國際收支結算中退居二線，英鎊開始擔當世界貨幣的重任。儘管受到大英帝國政策的支持與保護，金本位制離自我調控還差得很遠。

“一戰”前，擴大可兌換外匯儲備的做法非常普遍。大英帝國體系中的若干國家，包括印度、馬來西亞、錫蘭、泰國和直布羅陀海峽國家都將被認為是零風險的英鎊儲備作為保護自己這樣的弱勢黃金儲備國收支狀況和平等地位的一道防線。這意味著英鎊體係作為一個整體獲得了更多的彈性，且只要倫敦金融中心不把得益於國外長期借款人的流動債權增長當作收縮信貸的原因，那麼這將有利於信貸的擴張。

根據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國際貨幣體系進入一個世界貨幣呈虛擬資本形式、一國信用貨幣因貨幣形式的矛盾發展已歷史性取代黃金的時代。國際結算中鑄幣需求而產生的貨幣局限已被信用貨幣的使用所帶來的更大彈性所超越。引起國際貿易和流動性增長的信用鏈，為全球市場的資本主義中心提供了應對債務型通貨緊縮危機傳染效應(馬克思稱之為貴金屬危機產生的排炮效應)的相對免疫力。

在金本位制時期，國際貨幣體係作為一個整體，通常能夠熬過陣痛較少的危機，而不致削弱整個機製或威脅中心的可兌換性。這一順利運轉被歸功於英國充當最後貸款人的角色，而倫敦之所以有能力扮演這一角色主要緣於其他國家希望持有英鎊形式的債務的意願。面對黃金外流的威脅，向市場借款只是辦法之一，而英格蘭銀行卻還能夠向包括印度和日本政府在內的特殊儲戶借錢。當法國等國家不願提供必要的緩衝時，大英帝國體係為倫敦提供了可循環利用盈餘的關鍵來源。

但外圍國家並不具備類似的、運行順暢的調整機制。倫敦利率的突然提升導致外圍收支平衡國家短期資本的流入，從而加速了黃金外流。由此爆發的流動性危機包括1890年阿根廷的霸菱銀行危機、同期的巴西危機及1893年澳大利亞土地公司泡沫破裂危機等。這些危機都曾因英資的突然撤離而雪上加霜。

危機期間，通貨緊縮從倫敦金融中心傳導至其他中心國家，從而引發通貨緊縮的升級。英國一方面通過資本流出向外圍國家轉移流動性，另一方面通過驟減投資和借貸，對危機期間外圍國家承擔的調整重負進行重新分配。

金本位制下的國際一體化並未廢除民族國家問的世界性劃分，也沒有消除國家間的競爭。隨著德國、法國和美國的崛起，該體系面臨的競爭壓力日益增大。事實上，戰時動盪及戰後試圖恢復金本位制的宿命反映了該體系的內在矛盾(面對英國的赤字增長，倫敦試圖維護英鎊的主導地位)及帝國霸權的衰落。問題並不在於金匯兌本位制的回歸，而在於建立在英鎊負債基礎上的國際金融體制日漸削弱，英帝國霸權也每況愈下。這一時期的匯率異常波動，危機通過英鎊兌換黃金需求的不斷擴大得以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英鎊金融大廈呈現出向其金屬本源倒退的趨勢，直到1931年英國徹底停止了黃金兌換。
　　
　　(二)浮動美元本位制的出現

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見證了美元金本位制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充裕的黃金儲備使其成為國際市場上的主要債權人。首先，歐洲和日本戰後重建計劃中抵消資本流動的機制及美國的經濟、軍事援助(美元短缺困境得以緩解)強化了美元在國際收支結算中的地位。

在戰後過渡期，新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是一個邊緣角色，其旨在創造國際流動性的替代作用十分有限。隨著貸款條件的放寬，國際社會改變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態度，而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該組織在協定的約束下曾被禁止向大規模、持續性的資本外流提供貸款。 1969年，作為一種新儲備資產的特別提款權誕生了，然而更加嚴格的償還條款削弱了這一機制進一步擴張的可能性。特別提款權除提供更多流動性以緩解美元壓力外，並未對美元的國際地位造成衝擊。

20世紀60年代，隨著歐洲和日本成為美國工業的競爭對手，美國的經常項目平衡逐漸惡化。短期美元負債超過了其黃金儲備，針對美國黃金儲備進行的投機行為對國際收支機制構成了威脅。越戰帶來的物資需求使局面進一步惡化。當資本從美國逃向歐洲並引發歐洲國家的通貨膨脹時，主要金融安排的不足及單邊資本對投機性潰逃的管控不力愈加明顯。法國與德國政府開始將美元儲備兌換成黃金，直到 1971年8月美國為抵禦國內的調整壓力停止了黃金兌換。

1931年，英國放棄黃金兌換從而引發了國際結算方式金本位制的崩潰，一個持續通貨緊縮、競爭性貶值、英鎊喪失國際匯兌地位的時代隨之到來。與此相反，1971年國際金本位制的結束及其後的浮動美元匯率制並未引發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的終結。過去30年國際貨幣體制的發展確保了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建立在美元負債資產基礎上的美元貨幣體系已超越了其黃金基礎。

這一過程的關鍵在於同一時期平行的、不受管制的貨幣機制業已出現並得到了迅猛發展。作為官方渠道的替代，美國一些部門力求擴大私人美元投資，以解決國際清償問題。對國際流動性資源的控制同樣擴大了資本流動意義上的美元需求。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歐洲美元市場的出現即為美國試圖限制資本外流的後果之一。美跨國公司開始通過這一完全不受管制的新興市場，加大其對海外業務的投入。這一既不乏流動性又不受管制的新興離岸市場為外國投資者埋單美國赤字提供了重要途徑。 20世紀70年代，隨著歐佩克國家石油美元在該市場的循環利用，歐洲美元市場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資本市場。離岸市場上的私人資本成為填補美國赤字的關鍵角色。

離岸市場的迅猛發展標誌著限制重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終結。這為維護美元主導的金融開放和一體化鋪平了道路。美國試圖重塑國際貨幣體系，進而建立一個純美元本位制的、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日程源自美國對自由金融市場的激進訴求。該一體化為中心國家的調整機制及金融工具的擴張提供了更大的彈性空間；金融流動(即金融化)對維護和擴大美元世界貨幣的職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這些私人資本流動在本質上與不受英格蘭銀行監管而自主擴張的英鎊市場類似。資本市場作為再利用發展中國家盈餘的關鍵機制得以強化，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通過辛迪加方式向拉美國家大舉放貸(銀團貸款)。從“金融壓抑”中擺脫出來的拉美經濟自由化同美國國內放鬆資本管制的趨勢遙相呼應。拉美國家反通貨膨脹、放鬆管制及利率自由化等措施刺激了外國私人資本的流入，這也成為該地區金融脆弱性的徵兆。面對1978年至1979年美元危機後不斷增長的通脹壓力，美國試圖通過緊縮政策——沃爾克計劃，穩定美元的地位。利率陡增加劇了拉美債務國的支付危機。 1979年這個意外事件的發生標誌著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到來，並由此加速了上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

20世紀80年代爆發的債務危機為國際私人資本的氾濫提供了可乘之機。債換股等交易方式通過布雷迪債券(美國前財政部長佈雷迪於1989年提出的市場導向的應急措施)，將債務轉換成可交易債券。布雷迪債券本質上是一種結構性衍生產品，此後投資銀行開始將布雷迪原則應用於其他種類的發展中國家債務，進而創造了一系列結構性貸款。上世紀90年代初，私人資本開始大量湧入新興市場，從而引發了1997年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洶湧的資本流動使這些國家不得不面對金融泡沫帶來的波動性和脆弱性。當投資者逃離這些市場時，資產價格崩潰和貨幣危機加速到來。

事實上，1994年的拉美和1998年的亞洲新興市場金融危機的傳染效應同馬克思筆下商業發達國家的“排炮”效應極為相似。金融危機不再意味著黃金外流、被迫出口商品和進口商的破產，取而代之的是投機資本的潰逃、銀行系統的崩塌和本國貨幣的搶購。這些成為傳染效應的主要傳遞機制。第二點不同在於，在馬克思所描述的時代中，傳染效應發生在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內部，而在今天傳染效應已遠遠超出了中心國家的範圍。儘管時過境遷，但馬克思貨幣理論的核心要義仍然適用。

危機反映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貨幣局限性。向外圍國家轉移通縮危機緩解了中心國家的外部壓力。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實為一扇安全閥，即美元抵抗游資攻擊的一道防線，而其餘波中的資本外逃也起到了維護美元地位的作用。此外，應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也旨在維護美元的金融主導權。對金本位及後布雷頓森林體係金融危機的特徵分析表明，外圍國家受危機的影響程度遠大於中心國家。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當外圍新興市場未起到緩衝作用時，中心國家爆發危機的頻率也相應增加。

自1985年美國發起廣場協定，倡議五國集團調整其貨幣及財政政策以實現美元有序貶值後，外國央行依然無法擺脫被動維護美元的宿命。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後，官方購買美元成為其首要推動力。這一時期，歐佩克國家的盈餘日益消減，在浮動美元匯率制下，官方美元儲備在多邊清算體制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一點同“一戰”前試圖實現英鎊收支平衡的日本相仿。

對官方美元儲備的依賴被視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複蘇”，如維持巨額美元儲備的中國。但和大英帝國體系早先重建的平行貨幣機制相比較，近二十年中成形的國際貨幣體制還難以被稱為“復甦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期，美元本位制下的多邊清算體制與金融中介創造了可觀的流動性，這一點同大英帝國時代英鎊匯票的三角結算方式相仿。外國央行的官方乾預同早先印度和日本對英鎊儲備的管理相似。與此同時，上述兩個時期的調整重負都極不平衡地落到了外圍國家身上，其加入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直接導演了外圍國家的金融危機。
　　
(三)信用貨幣本位制、金融化和金融一體化

通過對英鎊本位制和美元本位制的初步考察可知，使用一國通貨作為儲備貨幣一方面有利於世界市場的擴張，另一方面也潛藏著內在矛盾。隨著國際金融和信貸體系的發展，尤其從19世紀末開始，取代黃金的信用貨幣(虛擬資本)在國際收支結算中頻繁使用，這與同期經濟的飛速增長密不可分。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前提和邏輯結果，一國貨幣作為 “世界貨幣”登上了歷史舞台，占主導地位的國家由此實現了大規模的資本集中和貿易流動。這一體系足以支持國際貿易增長和資本流動歷史性地超越黃金儲備的限制。

一國在世界貿易中的主導權及其作為主要債權人和資本出口國的地位，有力地支撐了該國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的職能。該國貨幣在國際收支結算終端中，具有普遍需求並被廣泛接受，進而成為世界貨幣意義上的物質財富象徵。

國際貨幣體系的正常運轉主要體現在赤字圜手中充裕的國際儲備貨幣上，它的貿易夥伴必須有能力積累該貨幣儲備。世界貨幣作為一種購買手段，可以通過單邊交易獲得。國際流動性及國際儲備充足水平的維持取決於國際貨幣發行國在不損害自身世界貨幣地位的前提下，維持赤字的能力。該國必須通過抵消資本流動來防範可能的投機性攻擊，這種赤字調整機制同欠發達國家的赤字調整機制有質的不同。該國可以向其貿易夥伴國轉嫁調整負擔，而無需貶值本國貨幣或實行通貨緊縮。這種既關係到金融的演變與擴散、又關係到帝國權力的特殊機制，在保護中心國家免受債務型通貨緊縮危機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在國際金本位制時期，英鎊票據市場的平行貨幣機制使國際流動性的擴張遠遠超越了其黃金儲備的金屬基礎。外圍國家不平等地承受著金融脆弱性的重擊。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危機足以表明貨幣體系重回黃金基礎的曲折，而更為重要的是——多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削弱了以倫敦為中心的多邊結算體系。這一時期的貨幣貶值和貿易戰印證了國際貨幣體系通貨緊縮的邏輯，凱恩斯和馬克思都曾就此進行過分析。

越戰引發的赤字和收支問題，也曾使美國陷入過類似的危機，然而1971年金本位制的終結並未引發向黃金的倒退或美元國際貨幣地位的崩潰，相反其後美元浮動匯率制下國際流動性的產生已同其黃金基礎徹底絕緣。事實上，向浮動美元本位制的漫長過渡已經完成。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歐洲美元市場利用盈餘，再投資於新興市場。 20世紀90年代，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成為同傳統金融體制並行的機構投資者。金融創新(即帶有證券化風險的金融工具)推動了近十年間金融化的巨大發展。

歷史表明，私人資本的流動及其金融化同英鎊本位制和浮動美元本位制的建立與維繫是一體的。而兩個時期的關鍵區別在於國際金融體系同黃金貨幣的分離程度，兩者的不斷分離推動了信用貨幣本位制的日益演進及金融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國際貨幣體系業已歷史性地超越了其黃金本源。

複雜的國際金融體係從根本上說是一個貨幣體系，其潛藏於貨幣形式當中的矛盾從未被超越過。正如馬克思所說：
貨幣內在的特點是，通過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時來實現自己的目的；由手段變成目的；通過使商品同交換價值分離來實現商品的交換價值；通過使交換分裂，來使交換易於進行；通過使直接商品交換的困難普遍化來克服這種困難；按照生產者依賴於交換的同等程度，來使交換脫離生產者而獨立。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4頁。)

始於2007年夏天、爆發於主要金融中心的信貸危機是這些矛盾持續顯效的明證。
　　
　　三、結論
　　
發達國家通過金融統治及外圍國家加入國際金融體係等機制，維護了其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發展中的金融化及金融一體化，也進一步鞏固了英國在金本位制時代及美國在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代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外圍國家加入國際金融體系的不平等方式，使發達國家強加於外圍國家的債務型通縮危機愈演愈烈。馬克思的邏輯分析框架，尤其是他對虛擬資本及世界貨幣的論述揭示了其中的帝國主義及外圍國家的不平等發展。

以上論述表明，不斷擴大的全球失衡、金融化及金融機制彼此關聯。在國際失衡結構及金融脆弱性的背景下，浮動美元製下巨大的國際流動性暴露無疑。金融化及向外圍新興市場輸出脆弱性成為鞏固和發展美元本位制的關鍵。全球失衡及美國赤字歷史性地折射出國際金本位制全盛時期英格蘭銀行的特權。儘管其間貿易赤字不斷，但英國的海外投資收益足以維持其經常項目盈餘。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發行人的英國，享有過度特權。

另一個用以解釋全球持續失衡的例證是，後布雷頓森林體係時期的美國資產收益頗豐，“淨回報”實現持續性正增長。作為“世界銀行家”的美國同英國一樣，享有過度特權。豪斯曼和施圖爾辛格(Hausmarm and Sturzeneg-get)認為，將獲利於金融地位的美國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存在某種誤導，因為儘管美國在生產領域存在競爭性損失(不斷增長的貿易赤字)，但因其內在的知識優勢，美國的資本收益仍在不斷積聚。這種試圖將估價效應迷信化為創造財富的獨立源泉的表述，掩蓋了美國通過國際勞動分工攫取盈餘，尤其是從其他國家剝奪盈餘的事實。

次貸危機後，美元大幅貶值，維持全球收支和國際流動性的金融金字塔搖搖欲墜，美元本位制的局限性暴露無遺。但該體系解體的確切形式遠未確定。無可爭議的是，在浮動美元本位制下，我們見證了貨幣局限性的再次顯現。一些金融媒體將當前的窘境概括為“明斯基時刻”，即經歷資產價格長期繁榮後，資產價格在某個臨界點驟然崩潰，從而加速週期的斷裂。馬克思對貨幣形式的矛盾分析也由此得以印證。

2007年9月的頭兩週，金融危機不斷升級，隨後是信貸市場的凍結，美國和歐洲兩地的金融機構名譽掃地。中心國家的相對免疫性被當前的信貸危機所破壞。

另一方面，隨著韓國、匈牙利和烏克蘭等新興市場的貨幣崩潰，外圍國家也危機四伏。儘管次貸危機重創了金融市場，但2007年湧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仍較2006年增長了40％，大量資本從美國流出。許多新興市場都處於經常項目順差、外匯儲備充裕的狀態中，各國央行和主權財富基金成為危機初始期國際資本市場的主要玩家和資金來源。但當美國和歐洲政府及其央行在2008年9月信貸凍結後極力托市並試圖挽救坍塌的金融系統時，投資者便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尋求美元的安全。當國際金融體系破裂引發貨幣沖銷和新興市場的資本外逃 (尤其是2008年10月的東歐)時，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新興市場的資本流出給美元反彈帶來了轉機，美元兌諸多貨幣的匯率開始升值(除日元外)。債務型通貨緊縮使全球經濟瀕臨癱瘓，而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卻再次得到了鞏固。國際金融體系仍在不斷演進，而美國正試圖循環利用外圍國家的盈餘並向其輸出金融脆弱性，故美元本位制的命運如何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賀欽：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