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發展方式

轉變發展方式，回歸社會主義，建設強大國家
2010-06-11
——5月15日在烏有之鄉講座大綱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366670100jiqq.html
張宏良

第一部分，總體的回顧

從2006年我們提出偉大的轉折到現在黨中央提出發展方式轉變，實踐證明了我們的基本理論、我們的基本判斷和我們的基本主張，都是正確的。極端右翼勢力從妖魔化我們的理論轉變為近來對我們人身攻擊，也說明我們理論和判斷是正確的。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如何把我們理論上的勝利轉變為政治上的勝利。回顧以往我們的總體判斷表現為以下三個基本方面，這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話題。

一，就中華民族的歷史地位而言，我們的基本判斷可以概括為三句話，這就是：1，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2，中國再次走到了肥大國家與強大國家的十字路口；3，中國將進入正反合發展的第三階段，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發源地，奠定中華民族崛起的基礎。

二，就當前我們所處的歷史環境而言，我們的基本判斷概括起來也是三句話，這就是：1，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後，人類歷史進入了第三個質變飛躍期；2，世界進入了文化轉型期，中國進入了政治轉型期；3，轉變發展方式（胡錦濤新政）是中國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最後機會。

三，中國將要喪失不流血轉變的最後機會，判斷也是來自三個方面：

1，海內外所有反華勢力，以及國內買辦勢力、漢奸勢力、分裂勢力等，已經擁有了共同的政治領袖，推翻共產黨、解體中華民族的政治事變隨時都會發生，“殺左族毛”不再是一句威脅口號。

2，轉基因主糧，定向型通貨膨脹，股指期貨加信用交易，外資控股自來水等城市基礎設施，外資和私企進入包括公共資源和國防軍工在內的所有領域，住房、糧食、蔬菜等成為謀取暴利的投機對象，耗光稀有資源等民族自毀行為，正在摧毀中華民族崛起的根本基礎。

3，極端右翼勢力堵塞了所有對話與交流渠道，政治和解與政治對話已無可能，連轉基因主糧這種涉及所有人安全的問題都只有咒罵和妖魔化，其他方面更是沒有絲毫共存餘地。國內外媒體突然高調推出胡耀邦，實際上是在呼喚和紀念對文革造反派的鎮壓，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同時也是一場大規模鎮壓造反派的運動。那些著名文化精英絕大部分都退隱到了幕後，目前活躍在前台的基本都是一些被美國媒體封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街頭流氓……這些，無疑都是製造中國社會內亂的徵兆。

當然，中國右翼勢力的流氓化也是一件好事情，它為採用西化手段解決漢奸問題，創造了成熟的歷史條件。如果目前活躍在前台的漢奸仍然是一些文人學者，反倒是一種歷史麻煩。

當今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表明，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毛派共產黨人為避免動盪、實現和平轉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都將會付諸東流，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已經把中國推到了大動盪的災難邊緣。實現不流血轉變的機會已經消失，剩下來就是讓誰流血的問題，是讓極少數製造內亂的買辦漢奸流血，還是讓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老百姓流血。我們只能站在這個角度來看待轉變發展方式問題。

第二部分，轉變發展方式的背景和意義

一，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是整個世界社會歷史轉變的反映和關鍵，是大眾時代與精英統治之間矛盾發展的結果。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六大轉變——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變，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轉變，資源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資本主義向人本主義轉變，精英時代向大眾時代轉變，獨立化發展向一體化發展轉變——拉開了人民大眾與精英集團之間鬥爭的序幕，特別是虛擬經濟和網絡系統，已經形成了人民大眾直接佔有社會財富和直接表達政治權利的物質基礎，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和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大眾經濟，以大眾時代取代精英時代，將成為21世紀人類社會最偉大的歷史潮流。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世界金融危機，歐美反資本主義大遊行，中國各地民眾的反抗活動，都標誌著大眾政治時代已經到來。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既是這一偉大社會歷史轉變的必然結果，又是能否完成這一偉大轉變的關鍵。只有中國擁有能夠戰勝資本文化的五千年文明，只有中國擁有能夠擺脫精英政治的大眾政治文化，只有中國切身經歷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極端野蠻和滅絕人性，所以也只有中國能夠帶領世界走上大眾政治道路。戰後資本主義數十年的和平與發展，與根本製度沒有任何關係，而是引入社會主義因素的結果，現在社會主義因素用完了，將再次陷入危機和動蕩之中。

就這方面來講，目前中國轉變發展方式，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時也關係到世界人民的發展安危。所以，目前中國的極端右翼勢力，已經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同時也是人類社會共同的敵人，是一批反人類反文明反進步的邪惡勢力。

二，中國轉變發展方式，是各種矛盾發展到極限的結果。

1，首先是人民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人民的承受能力是有極限，而不是無極限的。在物質方面，這個極限就是不能讓人民生活與社會經濟發展成反比，不能在財富巨大增長的同時，讓人民生活現在不如過去，未來預期不如現在。當前工資佔GDP比重連續22年下降，中國經濟增長世界第一，工資佔GDP比重倒數世界第一，就是在物質剝奪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極限。在精神方面，這個極限就是可以把老百姓變成窮人，但是不能把老百姓變成罪人，不能把老百姓變成畜生和野獸。馬克思和列寧等經典作家都曾經專門分析過這個問題。而逼迫“男人為盜，女人為娼”的社會環境，把所有人類美德都變成“犯罪嫌疑”的野蠻法律，恪守天理良心就活不下去的生活法則，就是在精神剝奪上超出了人民承受的極限。最近頻繁發生的“殺童案”，就是把老百姓“非人化”和 “獸性化”的一個標誌。

中國老百姓到了真正牛馬不如的歷史最悲慘境地，歷史上的奴隸尚且如同牛馬一樣是主人的財富，不會隨便往死裡整，而今天把老百姓往死裡整，還起了一個漂亮名稱：叫做改革。把老百姓整死了，就是改革必然付出的代價；沒有整死，則還要繼續深化改革。

回顧最近幾年就會發現，黨中央提出的所有民生政策，最終全部變成了整治民眾的政策：黨的十七大提出要讓老百姓擁有財產性收入，馬上就有人出台了股權分置改革，把超過十多萬億的老百姓財產，強行劃入了極少人的腰包；黨中央提出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馬上就出現了定向型通貨膨脹、股指期貨和信用交易等；黨中央提出要建設“五有”社會，馬上就有人推出了高房價、高藥價等改革措施；現在要抑制高房價，又把矛頭對準經濟適用房和分期付款等這類老百姓的經濟生活，逼得無數家庭“妻離子散”，恩愛夫妻手拉手去辦離婚；黨中央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馬上就有人推出了轉基因主糧，一下子把亡國滅種的風險加到了老百姓頭上……，總之，一方面繼續採用劫貧濟富的辦法來擴大差距，另一方面，採用把尚未貧困的那部分人群也變成貧困人群的辦法，來回答老百姓的平等要求。

最近又連續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水電煤氣，城市交通，學校醫院，核電礦山，金融保險，國企股權，包括國防軍工等所有領域，全部放開，除了幾百萬軍隊之外，幾乎什麼都沒有留下。這實際上是一場空前未有的權力變現運動，能夠進入這些領域摘桃子的，只能是官人、洋人以及少數依附於官人和洋人的富人。

2，自然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最近數十年西方自由主義的樂觀和西方國家的繁榮發展，基本是建立在中國資源耗費的基礎上，隨著中國資源的耗光，西方國家的預期增長達到極限，加深了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基本上已完全喪失了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摧毀了子孫後代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繼續鼓吹原有發展方式和阻撓發展方式轉變，已經成為反民族反人民反人類的法西斯分子。

3，民族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軍事包圍，政治操縱，經濟控制，基礎設施控制，“中美國”殖民體，轉基因主糧等等所有這些，已經把中華民族逼到了生存的極限。中華民族再次走到了強大國家與肥大國家的十字路口，並且比當初洋務運動時期的肥大國家更加險惡，那時至少自然環境沒有毀壞，至少還能做到“國破山河在，亡國不滅種”，而如今面臨的則是“國破山河盡，亡國亦滅種”的空前危險。如果說以往歷史上“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指的是做亡國奴，那麼，目前中華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甚至連亡國奴都做不成，而是要成為亡國魂、亡國鬼。

4，官權氾濫達到了極限。持續30多年對上約束中央集權、對下剝奪百姓民權的官權改革運動，導致中國官權氾濫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官僚集團最大膽的想像，即便一個普通官員的權力都超出了歷史上的皇權。以往歷史上的皇帝都無法給“二奶”一頂烏紗帽，而今天的官員隨便給“二奶”一頂烏紗帽，則完全是小菜一碟。極端右翼勢力總是造謠說什麼，這是一黨專制的結果。如果真是一黨專制的結果，就不可能連一人專制的古代皇帝都做不到。可見，其根源絕不是什麼集權專制問題，而是官權氾濫並且與洋權相結合的結果。所謂“制度決定論”，不過是掩蓋官權氾濫的最大謊言和欺騙。

二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沒有改變，但是期間既有太平盛世，也有黑暗年代，它們之間哪個是製度決定的？數百年來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制度也沒有改變，可是二戰之前一直動盪混亂，只是二戰之後才有了和平發展，其中哪個又是製度決定的？還有，一提晚清政府挨打，那些漢奸學者就張口閉口說什麼是專制制度造成的，按照這個邏輯，當初清兵入關統一天下依靠的就是民主制度，可見所謂“制度決定論”是何等荒謬。其實，散佈“制度決定論”的那些漢奸學者，自己也未必真的相信，不過是用來推翻共產黨、解體共和國的幌子罷了。無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還是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的歷史，都表明了在相同製度基礎上，完全能夠形成截然相反的兩種社會狀況。

目前中國官權氾濫的根源，是民權完全空白，黨權基本空置，官權空前強大的權力結構造成的。只要改變這個權力結構，樹立民權、獨立黨權，完全能夠解決官權氾濫的問題。中國官權集團之所以持續30多年控訴文革，目的就是要維護官權對民權的徹底鎮壓，就是要維護官權黨權的利益一體化。只要牢固地把民權踩在腳下，只要牢固地把黨權和官權融為一體，就必然是官權的一統天下。所以，官權氾濫不僅不是一黨專制的結果，相反，恰恰是黨權被廢置的結果。如果僅僅從表面現像上看，好像中國是“黨管幹部”，是由黨委和組織部在任命各級幹部，但實際上是“官管幹部”，因為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的人都是官員，他們所有的利益和發展前途，並不是由其黨員身份決定的，而是由其官員身份決定的。黨組書記和部長，黨委書記和廠長，除了權力大小不同之外，其官員身份完全相同，與共產黨沒有任何關係。共產黨已經變成了官員的政治招牌，根本不受共產黨的任何約束，由此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官權極度氾濫。

官權氾濫導致中國老百姓苦到了極處，國家弱到了極處，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掠奪達到了極處。近來幾件事就表明國家已經軟弱到了極點，一是美國總統奧巴馬采取了向台灣銷售武器、會見達賴、支持熱比亞、對中國貿易制裁、堅持對華技術禁售等一系列損害中國根本利益的敵對政策，然後美國副國務卿在一個早餐吹風會上說了一句“承認一個中國”，中國外交部一天之內連續三次發表聲明表示感激。二是美國警察公然闖入中國領事館毆打中國外交官，中國媒體居然歡呼“打得好”。三是根據黎陽先生揭露，中國輿論居然要求國際仲裁機構來裁定中日之間領土歸屬。這是歷史上第三次要求國際仲裁機構裁定中日兩國的領土爭端。第一次是日本入侵中國的甲午戰爭之前的所謂“以夷制夷”；第二次是日本佔領中國東北全面爆發侵華戰爭之前的“國際仲裁滿洲國”。前兩次國際仲裁的結果是差點兒亡國滅種。這第三次後果將更加嚴重。一個國家不得不求助別人來仲裁自己領土的歸屬，表明國家已經弱到了不能再弱的地步。

極度官權氾濫決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政治方向只能是：建立民權、獨立黨權、打擊官權、限制洋權。

5，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喪盡天良達到了極限。這是造成國家極度軟弱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甚至是比官權氾濫更加重要的原因。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像當今中國極端右翼勢力這樣如此仇恨人民、如此禍害人民、如此喪盡天良、公開歌頌罪惡的現象，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他們與歷史上任何一個剝削社會的精英集團——無論是奴隸社會的精英集團、封建社會的精英集團，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精英集團——所不同的是，以往歷史上所有精英集團，雖然在客觀上此事罪惡活動，但是在主觀上卻並不認為是在作惡，至少不敢公開歌頌作惡。秦檜殺岳飛的罪名也只是“莫須有”，一個“莫須有”表明了秦檜還沒有完全喪盡天良，還沒有顛倒黑白地對岳飛潑髒水。可是當今中國的極端右翼勢力，卻完全突破了秦檜的底線，把當初抗擊外來侵略的義和團妖魔化為野獸；把對官僚造反的老百姓妖魔化為野獸，並且老百姓造反三年，卻妖魔化了30多年；把數千萬工人趕出自己的工廠，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數百萬勞動婦女變成妓女，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扒房子圈地製造殘童買賣婦女販運“黑奴”，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全世界都不吃的轉基因主糧強塞給中國人，歌頌為是文明進步；把在美國由國防部直接管理的自來水公司交給外國人控制，歌頌為是文明進步；等等。特別是轉基因主糧和自來水問題，西方國家是怎麼做的清清楚楚，在這個問題上與西方國家反其道而行之，歡呼歌頌轉基因主糧和外資控制自來水，已經不再是一個認識問題，也不再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而完全是一個喪盡天良的問題，是一個滅絕人性的問題。

三，當今中國提出的轉變發展方式，是不僅對中國乃至對世界具有重大歷史的社會變革。黨中央把轉變發展方式的意義提得特別高，看作是繼 1949年政治制度根本轉變、 1979年經濟制度根本轉變之後的中國第三次根本轉變。雖然黨中央的這個基本解釋已被媒體全面封殺，大家很少注意到，但是這個基本解釋卻把中國共產黨推到了當今世界政治文化的前沿。這一點，從目前黨中央已經明確的轉變內容中就能夠清楚地反映出來。目前已經明確的轉變內容：一是由經濟發展觀向科學發展觀轉變；二是由以資為本向以人為本轉變；三是由叢林社會向和諧社會轉變；四是由權貴富豪獨享發展成果向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轉變；五是由斷子絕孫的發展道路向可持續性發展轉變；六是由縱慾主義向理想主義轉變。這幾個方面的轉變，不僅是生產力內部的轉變，更是生產關係的根本轉變，是社會制度的根本轉變，是社會生活方式的根本轉變，是西方文化主導地位的根本轉變。

既然黨中央明確指出了目前轉變發展方式與1949年和 1979年兩次轉變一樣，同樣是根本製度的轉變，是社會利益關係的根本改變，那就絕不僅僅是現有製度內部的一種調整，而是新世紀一場偉大的革命，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之否定，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殘暴血腥的剝削制度復辟的紅色翻盤。由於前兩次轉變都是在政治鎮壓的基礎上實現的—— 1949年是在鎮壓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基礎上實現的，1979年是在鎮壓文革造反派的基礎上實現的——這一次的轉變，也絕不可能離開政治鎮壓。建設和諧社會的道路被堵塞再次表明，在當今中國，沒有對買辦漢奸的鎮壓，任何哪怕是一絲一毫有利於人民的轉變，都根本不可能實現。

第三部分，轉變發展方式的性質和內容

一，轉變發展方式的性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反合發展的第三階段，是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新中國的完善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1979年的肯定階段，是公平正義等社會主義正面因素發展的階段；第二階段是1979年——提出轉變發展方式之間的否定階段，是歷史上所有邪惡勢力和所有邪惡罪行在中國匯聚氾濫的階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欺負人、人拿人不當人等負面因素發展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否定之否定階段，是綜合前兩個階段優勢的完善階段，是構造中華民族崛起基礎的發展階段。

根據黑格爾的正反合理論和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論，以及中國實際發生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由於事物發展的第二階段極其野蠻殘暴，在客觀上已經形成了自我否定，所以，只要再否定掉第一階段即肯定階段，事物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這就是買辦漢奸拼命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根本原因。因為支撐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部價值都在那 30年，只要能夠徹底否定掉那30年，就能夠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存在的合法性，就能夠輕而易舉地證明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是應該清除的“垃圾人口”。

由此可見，維護毛澤東時代，維護人民革命，維護社會主義的創業奮鬥，並非僅僅是要維護過去，更不是要簡單地回到過去，而是要維護未來，維護我們民族發展的未來，維護13億中國人民生活的未來。連反對斯大林的梅德韋傑夫和普京都懂得這個道理，他們曾多次指出，我們嚴禁妖魔化斯大林時期，絕不是對過去歷史上的是非對錯有興趣，而是要維護俄羅斯的未來。我們老祖宗更是提醒我們：“欲滅其國，先去其史”。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目的就是要幫助西方反華勢力滅絕中國。所以我們一直提醒中國人民，一定要認清他們是一夥要把中華民族置於死地的法西斯匪幫，借用俄羅斯議會嚴禁妖魔化蘇聯歷史的立法解釋來說就是：“鼓動國民妖魔化祖國歷史的罪行，是比任何刑事犯罪都更加嚴重的罪行”，如果不清算剷除這夥法西斯匪幫群，不僅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甚至中華民族必定會亡於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漢奸。

二，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由肥大國家轉變成為強大國家，進而再轉變成為偉大國家。擺脫肥大國家，超越強大國家，建設偉大國家，就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根本目標。目前由肥大國家向強大國家的轉變，關鍵在於徹底完成資本主義補課任務。我們一直反對野蠻血腥的“資本主義補課論”，但是，鑑於中國已經被推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個歷史事實，目前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要把資本主義這一課補全，要把法國大革命、英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以及美國鎮壓叛國者這一課也補上。可以說，毫不留情地嚴厲鎮壓叛國者，是歐美所有大革命的共同特點，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為經典的歷史課程，無論是英法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還是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所處死的罪犯幾乎都是一個罪名——叛國罪。目前中國其它資本主義課程都已經補完，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再補上鎮壓“漢奸”這最為經典的一課。如果漏掉這個最為經典的課程，中國人民就會白吃二遍苦、白受二茬罪，對中國人民太不公平，中國也永遠不能夠正確總結歷史經驗。所以，這一課一定要補上，絕對不能漏掉。俄羅斯就是因為搞了一部“懲辦漢奸言論法”，立刻就變成了強大國家，重新返回了西方列強的行列。

本來，毛澤東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改造，和對資本主義進行和平贖買，再到發動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探索一條不同於歐美大革命那樣的非暴力途徑，為未來世界一體化這個人類大家庭提供一種非暴力的製度變革模式，因為迄今為止，人類所有製度變革幾乎都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的。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歷史價值，就在於此。為此，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歷史代價，這個巨大歷史代價就是沒有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階級，而是堅持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結果，留存下來的反革命集團，不僅對毛澤東的和平改造和文化革命沒有絲毫感激之情，反而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了曠古未有的殘酷報復，連住房、醫療、教育、養老這些現代社會最基本的人權，都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反觀那些採取暴力鎮壓的國家，無論社會制度如何反复，都沒有發生對革命者和造反派的殘酷報復，都沒有剝奪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最基本的人權。經過共和國前後六十年的反复，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這就是在當今中國，必須首先走歐美大革命的道路，先剷除掉買辦漢奸這個中華民族最大的政治毒瘤，然後才有可能繼續堅持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歷史探索。

況且，回顧歷史就會發現，中國歷次挨打的根本原因，無一不是根源於漢奸。今天美國所有對華戰略，也幾乎全部是建立在漢奸基礎上，“中美國”的運轉主要就是依靠漢奸推動的。只要打掉漢奸這個基礎，美國所有對華戰略就會土崩瓦解，“中美國”也會隨之煙消雲散。大家注意一下就會發現，國內外所有極端右翼勢力，對中國人民提出的其他政治口號，並不是十分敏感，唯獨對剷除買辦漢奸這個口號，特別敏感，特別仇恨，特別瘋狂，只要一觸及這個口號，立刻就會喪失理性和人性。這從反面也說明了，當今中國剷除買辦漢奸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只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才有可能成為強大國家，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上進而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偉大國家。否則，即使社會主義再次勝利，也依然會再次復闢。所以，轉變發展方式，就其本質來說，是回歸社會主義的複興運動。

三，轉變發展方式的內容。黨中央規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基本原則。這就是：科學發展觀取代經濟發展觀，以人為本取代以資為本，和諧社會取代叢林社會。這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指導性原則。

具體來講，應該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建立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相對於精英民主而言，大眾民主具有三個主要特點：一是不僅具有直接選舉權，而且具有直接罷免權，直選式與直免式民主相結合；二是民主選舉不僅適合於國家主席等高層領導，同樣適合於各級頂頭上司；三是民主約束不僅適合於權力，同樣也適合於資本，必須把權力和資本同樣置於民主約束之下。顯然，大眾民主包括了精英民主的所有要素，但是卻把精英民主排除在外的人民大眾納入了民主範圍。網絡通訊已經具備了建立大眾民主的物質基礎。

第二，建立民族獨立、人民共享的大眾經濟制度。虛擬經濟具備了人民大眾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的物質條件，形成了重建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物質基礎。完全能夠實現變官有經濟為全民經濟，變外資經濟為國有經濟，變民營經濟我民族經濟，變個體經濟為社會經濟。徹底消除私有化和殖民化的經濟基礎。恢復社會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全面實現“住有所居，病有所醫，學有所教，勞有所得，老有所養”的五有社會。

第三，建立社會主義勞動平等製度，真正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天然法則和人類共同理想。以往社會的平等只是權力基礎上的平等和資本基礎上的平等；以往社會的政治進步僅限於資本平等取代權力平等。而無論是權力平等製度還是資本平等製度，都是一種剝削和壓迫人民大眾的平等製度，都是一種把人民大眾排除在平等之外的罪惡制度。如果說，在權力平等製度和權力世襲制度沒有廢除之前，建立資本平等製度和資本世襲制度是一種進步的話，那麼，在廢除了權力平等製度和權力世襲制度之後，繼續鼓吹和建立資本平等製度和資本世襲制度，就是一種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罪行，就是一種反人民反人類的野蠻罪行。當今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具備了建立勞動平等製度的歷史條件，已經達到了能夠保證人人生而平等的發展水平，徹底廢除資本平等製度和資本世襲制度，將成為21世紀文明社會的基本政治要求。凡是阻礙建立勞動平等製度的任何力量，都將成為危害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邪惡力量。

第四，高舉民主、自由、平等的人權大旗，實現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權利。中國右翼勢力為達到推翻共產黨、解體共和國的目的，天天宣揚民主、自由、人權等抽象概念，卻從不賦予這些概念以實際內容，但是畢竟他們已把這些概念深入人心，現在到了賦予這些概念以實際內容的時候了，使這些概念能夠成為人民大眾爭取自身利益的政治武器。什麼是人權？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就是當今中國最基本的人權！什麼是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就是當今社會最基本的自由！什麼是民主？造反有理就是當今社會最基本的民主！什麼是平等？廢除權力世襲制和資本世襲制，就是當今社會最基本的平等！

第五，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制度。法律喪盡天良是社會喪盡天良的一大根源，建立一套人類社會絕無僅有的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是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對中華民族乃至對整個人類社會最大的犯罪。必須徹底廢除所有喪盡天良的法律，建立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體系。道德為本，法律為用；法律只能成為貫徹和推行善良和美德的工具，只能成為懲惡揚善、鋤強扶弱的武器。社會必須奉行民比天大、道比天大、德比天大等人間正義原則，而絕不能奉行“法比天大”這一邪惡原則。 “法比天大”的最大弊端在於，一旦形成如同現在這樣的遍地惡法，老百姓必然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目前中國之所以會形成如此喪盡天良的惡法體系，主要是主導立法的那些法學精英，本身就是一群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法西斯野獸。目前被法學界推崇為領軍人物和自由派領袖的那個無恥訟棍，就是一個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的典型，此人曾經擔任過江青的辯護律師，居然到處演講寫文章，宣揚他與江青進行的堅決鬥爭。在此暫且不論是非對錯，僅僅就其作為辯護律師天天與自己的“委託人”進行鬥爭、天天向控訴方匯報自己“委託人”的動向這一點來說，其卑鄙無恥、極端下流的程度，可以說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此人參與了30年來所謂法制建設過程中諸多重大法律的起草工作，如此一群喪盡天良、毫無人性的衣冠禽獸來製造法律，又怎能不會形成當今中國惡法遍地的邪惡狀況！最近，此人及其製造中國惡法體系的諸多同夥，又把遍地惡法造成的一系列惡行，反手扣到了共產黨頭上，聲稱要“豁出他們這把老骨頭”與共產黨玩兒命，贏得了海內外反華勢力一片歡呼。如果再不摧毀這套喪盡天良的法律體系，重建符合天理人心的法律體系，共產黨、共和國和13億老百姓，最終非毀於這套惡法體係不可。

第六，以毛澤東思想實現民族意志的統一。建立以社會主義價值觀為核心，以理想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為主體的社會道德體系。在此基礎上，全面恢復中華民族高尚的倫理價值和良好的道德風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必須要形成統一的民族意志，英國女王、日本天皇、基督教國家的聖耶穌、伊斯蘭國家的聖穆罕默德等，所起的就是這個作用。在當今中國，能夠起到這個作用的只有毛澤東。所以，在當今中國妖魔化毛澤東，如同在英國妖魔化女王，在日本妖魔化天皇，在美國妖魔化耶穌，在伊斯蘭國家妖魔化穆罕默德一樣，是不可饒恕的重大刑事犯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

第四部分，轉變發展方式的途徑

一，由黨政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轉變，這是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基礎。對於目前中國的腐敗和賣國現像一定要理性分析，弄清楚這些罪惡現象，是由共產黨根本宗旨和共和國根本製度決定的，還是破壞這些根本宗旨和根本製度造成的。如果不是共產黨根本宗旨和共和國根本製度決定的，就必須依靠共產黨來消除這些罪惡現象。這就是我們提出黨群一體化的根本依據。 14至15世紀西藏的藏傳佛教，就出現瞭如同今天官僚的腐敗現象，那些喇叭幾乎達到了無惡不作的地步，但是佛學大師宗喀巴活佛，並沒有因為那些喇嘛胡作非為、聲色犬馬，就去打倒佛教、摧毀寺廟，再另創新教。而是通過恢復佛教宗旨和戒律制度，使藏傳佛教獲得了新生。 16到17世紀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初期的基督教同樣如此，宗教腐敗與當今中國的政治腐敗差不多。也是通過從路德到加爾文的宗教改革，使基督教最終獲得了新生。歷史上各種陳舊罪惡和陳舊勢力延續到新的社會制度中復闢作亂，是一種正常現象。正確的選擇是應該清除掉在這些陳舊罪惡，維護新制度的健康和發展，而不是把新制度連同陳舊罪惡一起埋葬。不能因為新生嬰兒帶有母體的髒東西，就把新生嬰兒和臟東西一起拋掉。

當今中國需要的是能夠更新共產黨的紅色宗喀巴，能夠把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制度化的紅色拿破崙，而不是打倒共產黨和推翻共和國。這是我們與中國右翼勢力之間最根本的政治區別。中國右翼勢力要推翻共產黨、解體共和國，實行多黨制和聯邦制的政治主張，無論其出發點如何，其結果都只能是造成大動盪、大分裂、大混戰、大流血的民族大災難。並且在當今世界條件下，中華民族一旦陷入大分裂的滅頂之災，就再也沒有歷史上多次出現的重新統一機會，絕大多數老百姓將會白白死掉。所以，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從13億中國人民的根本安危出發，我們都只能選擇更新共產黨、回歸共和國、重建公有製、實行大民主的道路。而且，目前中國完全具備實現黨群一體化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左翼代表的人民大眾追求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黨群基本目標完全一致。唯獨中國右翼勢力，在竭盡全力維護美國利益，維護“中美國”這個殖民經濟綜合體。

二，確立反腐鋤奸的根本任務，堅決剷除買辦漢奸這兩個危害中華民族的最大毒瘤。當今中國最大的腐敗是權力的腐敗，是烏紗帽的買賣；當今中國最大的危險來自於買辦漢奸；並且買辦漢奸已成為腐敗滋生的一個重要根源。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總是造謠說，腐敗來自於一黨專制，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看出，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胡說八道。希特勒、東條英機的專制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但是當時的德國和日本卻很少腐敗，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的德國和日本沒有“買辦漢奸”。目前，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就必然要進行利益調整，這就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官僚集團和買辦漢奸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能做到反腐鋤奸，轉變發展方式就只能成為一句空話。

目前反腐鋤奸的關鍵，在於發動群眾。對於反腐來說，在建立起完善的權力約束機制和罷免機制之前，暫時恢復以往中國社會的政治株連和法律連帶責任，體現社會管理的公平原則。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係，與“一人犯法，雞犬不留”的株連法律，是相對稱的公平原則。在沒有消除裙帶關係的情況下，單方面取消株連法律，完全是中國精英集團立法保護腐敗的結果。所以，在沒有消除裙帶關係的情況下，必須恢復株連法律。不僅要恢復家庭株連，還要恢復政治株連，誰提拔的官員誰來負責，絕不能賣完烏紗帽就拉到。連路邊炸油條賣豆漿的小攤販，都要對製作的產品承擔責任，而提拔官員卻不承擔任何責任，這同樣是中國精英集團“西門慶立法”的結果。

對於懲辦買辦漢奸來說，一是建立與《反分裂法》相配套的《反漢奸法》，恢復憲法中懲辦賣國賊的條款；二是建立人民信仰自由制度，發揮人民大眾懲辦買辦漢奸的優勢力量。

三，恢復國家基本製度的各項政治功能。最主要的是恢復人代會的人民代表制度，把官員排除在外；恢復全國政協的政治協商功能，把名流大腕排除在外；恢復國務院的人民政府性質，嚴格置於全國人大領導之下，並接受人民委員會的直接監督，國務院只能是執行機構，沒有資產和資源的處置權。目前中國最緊迫的問題，就是原本應該代表民權的全國人大是民權空白，原本應該提供治國安邦方案的全國政協是明星俱樂部，原本應該是領導力量的黨權空置，全部權力都集中到了作為官權代表的國務院，國務院的權力大到了無邊無際的程度。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機構，都沒有對外出賣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的權力。以前中國也沒有，周恩來總理主政國務院幾十年，從來沒有把任何一個礦山和企業賣給外國人。現在必須重新劃分國務院的授權性質和授權範圍，明確國務院作為執行機構的性質，有關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的重大決策，必須收歸黨中央和全國人大。

四，建立公民委員會，轉換黨的權力基礎。前兩次轉變都是在政權更替和政治力量更換的條件下實現的，沒有政治力量的轉變，就沒有發展方式的轉變。目前，必須在官僚機構之外形成一個新的權力監督機構，才能實現轉變發展方式的任務。這個新的監督機構就是公民委員會。公民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監督和約束官僚集團，打擊和懲辦買辦漢奸。公民委員會可以單獨建立公民法庭，由公民陪審團決定是否有罪。公民法庭的主要任務，就是弄清製度原因和刑事犯罪之間的界限，制度性腐敗和人格性腐敗之間的界限，制度性損失和有意賣國之間的界限。集中打擊買辦漢奸，以最小成本完成轉變。

五，加強國防工業建設，做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 “中美國”的形成，已經形成了美國控制中國經濟的基本事實，如果轉變發展方式，勢必要打破“中美國”殖民經濟綜合體，引發中美之間利益衝突，中國必須做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準備越充分，就越是對敵人具有威懾力量，國家和人民就越安全。並且，一旦實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將是轉變發展方式最好的歷史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