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國--洛伊斯·斯諾眼中的毛澤東時代（舊文）
作者：洛伊斯·斯諾
文章發於：《參考消息》
更新時間：2010-8-17
原文：http://www.wyzxsx.com /Article/Class14/201002/131751.html
一九七二年演講：今日中國
洛伊斯·斯諾原載《參考消息》1973年10月
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一）
【本刊訊】斯諾夫人洛伊斯·斯諾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二年兩次訪華後，到美國各地演講，這是她的題為《今日中國》的演講稿全文，本刊從今日起連載如下：
有人說，“每個男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國”。我想每個女人也有她心目中的中國。我自己成年以後的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包含著對中國的濃厚興趣和個人的接觸——雖然只是到了一九七○年我才第一次到中國去。我於一九七一年初從中國回到美國，當時美國人訪華還是極少有的，但是卻沒有很多人真正感興趣——那還是在“乒乓球”以前的時期！
我第二次的訪問是在今年春天——在“乒乓球”和尼克松先生訪華之後——偕妹妹和兒子重返中國，去向中國人民和他們的領導人致謝，感謝去年冬天在我丈夫一病不起的時候派到瑞士我們家來的中國醫療隊給予的無法衡量的幫助。這些醫生和護士為我丈夫解除了劇烈的疼痛，給他帶來了他在別處所得不到的照料和安慰，而且使他能平靜而體面地死去，這樣不但使他好受一點，而且也使我，我的孩子們，以及關心我們的親友都好受一點。他們使每一個到我們家來的人都深深感動。他們的照顧起這樣大的作用，不是由於中國人有什麼神密的或神奇的醫學知識，而主要是他們的態度。我今天想介紹的就是這種態度——這樣一個社會裡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在這個社會裡，價值標準和我們非常不同，因而人們的思想行動也非常不同，儘管他們從根本上講都是和你我同樣的人。
我們稱之為竹幕的那道無知造成的屏障兩邊都在一點一點垮下來，這正是時候。這一屏障多半是由我們造成的，而且對我們是很不利的。現在在聯合國，中國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中國是不會消失的。如果我們多年以前就抱著現實主義的態度面對這一事實，我們和許多其他人本來可以免於多得說不完的悲慘遭遇。越南戰爭也不一定會發生。
我是在不尋常的情況下看到中國的：我的丈夫，埃德加· 斯諾，從這個國家的革命處於嬰兒時期就認識了這個國家——他第一次見到現在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一九三六年在中國的西北，在他們剛完成長征之後
——那次會見使他寫了《西行漫記》一書，使全世界和許多中國人，第一次意識到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存在。在抗日戰爭以及與蔣介石、國民黨進行內戰的歲月，他對中國一直有了解。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一個罕見的美國人——又回到中國，報導那些年來的發展情況。一九七○年我同他一起訪問中國，在那里呆了五個月。正是通過他，由於他的緣故——他的經驗豐富的眼睛，他對中國人民、語言、歷史的第一手知識——我能看到這樣一個中國，否則我是看不到的。我會見了許多老革命家和領導人，也見到了這個國家的許許多多普通人。我看到了這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當然沒有全看到—— 但是我在對新舊中國都了解的人的陪伴下作了廣泛的旋行，共同取得了不算膚淺的經歷。
因為我是演員，我比較注意中國的戲劇，結果寫了就要出版的《中國的舞台藝術》一書——是關於新的革命京戲和芭蕾舞的。在中國，不是把戲劇看作僅僅是輕鬆的娛樂而已；戲劇是一種更好地了解當前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有效的、寶貴的途徑，而且對於了解發生革命的根源也有很大幫助。
幾世紀以前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造成今天革命的中國。不了解這部浩瀚的歷史對於了解今天的中國是一大障礙。過去的情況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多數人受苦受難。中國雖富，卻一直很窮——現在也還是窮的。儘管有了很大的經濟上的進步和工業發展，它還是一個不發達國家，而且主要是農業國，剛剛在開始發揮它的巨大的潛力。中國雖新，卻又古老。傳統、古老的文化、迷信、戰爭、與世隔絕、剝削、飢餓、勇氣、堅韌，這些都是了解它的過去的關鍵字眼。中國的歷史不是我們的歷史——用西方的標準來判斷中國就會使人完全迷失方向。了解它的過去的人對今天所看到的都感到驚奇。對比實在鮮明。社會主義（還不是共產主義，雖然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使中國起了很大的變化，而這一變化是與許多人想像的不同的。直到最近，除了少數突出的例外之外，幾乎所有我們的報紙和政府告訴我們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都是錯誤或歪曲的。為了使你們對中國是什麼樣的有一個概念，我先講講中國沒有什麼。
那裡沒有人挨餓，沒有飢荒（而這個國家過去是周期性地飢荒成災的）；不再有瘟疫；沒有失業（也沒有裝有記錄工人上下班時間的設備的鐘）；沒有內債，沒有外債；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個人所得稅，沒有遺產稅，沒有銷售稅，當然是有稅收的，但不收個人的稅；沒有證券交易市場；沒有專利權，沒有銀行抵押；沒有當舖；沒有黑市；沒有金融投機；沒有在任何外國的軍事基地，沒有戰爭；沒有在中國邊境以外的作戰部隊，沒有真正的義務兵役制——軍隊是有的，沒有肩章和明顯的軍階，但是參軍要求的條件是非常高的；沒有色情文藝，沒有誨盜的書，沒有恐怖電影，沒有黃色雜誌；沒有脫衣舞；沒有離婚醜聞；沒有妓女；沒有性病；沒有吸毒或販毒幫；沒有匪徒；沒有賭博；沒有酗酒；沒有酒吧間；沒有夜總會；沒有私人汽車；沒有公路上的謀殺案；沒有乞丐；沒有貧苦無告的人；沒有種族歧視，沒有特權階級；沒有對富人的羨慕；沒有地主；沒有無家可歸的人——雖然中國很窮，它的住房還帶有這個國家經濟落後的烙印，這點誰也不想掩蓋。幾乎沒有什麼教堂或傳統的宗教，沒有律師，沒有罰款，沒有離婚贍養費，很少有人自殺，相對說來很少有人犯罪——街道和交通警察（男女都有）都不帶武器。沒有私生子，沒有流落街頭的孩子，沒有孤兒院；沒有小學、中學或大學的學費；沒有強制教育，也沒有逃學；沒有無人照顧的老人，很少養老院——不需要；很少浪費；沒有小費；沒有臟東西；沒有處理垃圾問題；幾乎沒有蒼蠅或害蟲——極少新的污染。現有的污染大多是過去遺留下來的。中國人對此很注意，已採取措施防止將來的污染。 （一）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7
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二）
現在再來看看有什麼東西：充足的食物，過得去的衣服和住房（基本的、簡單的，但大家都有）；體育、報紙、電視和廣播——沒有廣告，沒有商業宣傳，但是外國新聞很少，並受到嚴格控制；有圖書館和書店，大力強調政治方面的書，那就是說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著作。有一批精幹的芭蕾舞、戲劇、京戲和電影向愈來愈多的觀眾開放；有也許是世界上最精緻的手工藝，還有一些世界上最現代化和最長的橋。
有公路、公共交通工具和成百萬的自行車。有著貨源豐富的百貨商店和各種商店——還有令人難以置信地有禮貌的售貨員和顧客。有男女平等——雖然還不是百分之百地被接受——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權利；平等的社會福利；充分的衛生和醫療保險，免費注射防疫針，普遍的產前檢查和普及於每一個人的廣泛醫療網；有保障的生活和老年的保證，穩定的物價，有保障的免費喪葬；廣泛的、便宜的托兒站和幼兒園；八小時工作制；五十六天產假，工資照付— —免費計劃生育，免費避孕，在需要時免費人工流產—— 只需母親單獨要求就可以，並有兩星期假，工資照付。有離婚，但很少，因為結婚不是匆匆進行的，並且總是盡一切力量通過勸告和集體的幫助來解決基本問題，以促使夫妻和睦相處。有房租控制和不交稅的私有住宅。有密切的家庭生活，老少合住；互相尊重，對別人負責 ——有一種無私的精神使“我”字大大縮小。有深刻的政治覺悟和政治積極性。有自力更生——表現在個人努力使自己的力量、智慧與才能為集體服務。有一個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的地方分權的政策——一項越來越成功的自給自足計劃，全國每一個地區、省或市都在建立自己的工業和農業（目的是在穀物、食品、原料、灌溉、機器、運輸以及在外國侵略或自然災害情況下使生產照常進行所需要的工具和零件等方面都能獨立）。有從中國人民對世界人民所負的責任這一角度強調的國際主義，有興旺的對外貿易，文化交流，有武裝民兵——還有防禦性的核武器。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國家（將近八億人口）。就在不久的過去，它經歷了嚴重的墮落、毀滅性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的政府、飢荒、侵略、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疾病和貧困的蹂躪。現在它已有了大踏步的進步，而前面的道路還是漫長的。舉個例子來說明剛才列舉的一些“有”和“沒有”的東西：例如犯罪。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只有大約一千名警察。象北京這樣一個大約七百萬人口的城市只有一座監獄。我去看過。這座監獄很小。有幾百名犯人，男女都有，女的少一些。監獄很乾淨、簡單、樸素。但是儘管在裡面住的人當然不是受到嬌養，他們還是受到人道的待遇，他們不是在接受懲罰，而是在接受改造——通過生產勞動和政治思想的學習來改造。沒有體罰，至少人家是這樣告訴我們的。我們也沒有看到任何體罰的跡象。吃的和外面一個工人一樣。我們看到的守衛都是不帶武器的——不過在監獄的區域之外有一個地區是武裝哨兵守衛的。有死刑——是在經過一系列的保護性上訴之後才執行的；死刑不常發生。人家告訴我們，在為數極少的判處死刑的人中間，大多數人都得到一段重新做人的時間，這是一個表示悔改的機會，只要態度改變，就可以減刑。重點是在盡可能地改造人。據我了解，被認為死不悔改的是極少數，雖然改造的道路可能是艱苦而漫長的。哪些人關進監獄呢？反革命。那些企圖推翻政府而犯下反對國家反對革命的罪行的人；間諜，賣國賊；毀壞國家財產的人；少數犯謀殺或強姦罪的。有一些小偷——不過看來小偷是很少的。 ｉ
為什麼犯罪的人那麼少？有一次，我們在農村的公路上駛了好多里路，路上擠滿了行人、騎自行車的人、大車、大轎車等等，卻看不見警察或警車，我就問陪我去的中國人，如果我們的車撞了人會怎麼樣。他告訴我受傷的人將立即被送到最近的醫院去。我們並不把這一事故向警察報告，受傷者所在的公社或組織會照顧他。我故意出難題：如果我們車撞了人就開走了怎麼辦？對方停了很長時間，然後帶著迷惑不解的心情提出一個問題：你為什麼要那樣做呢？我找出一個理由：假設我們喝醉了酒。立刻出現的反應是：“你為什麼要在喝醉了酒的時候開車呢？”他們似乎不理解這種想法——或是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我發現，任何人需要幫助時都會得到同樣的關心。我問過另外一個問題：如果陳夫人忍受不了，拿起茶壺把她丈夫的頭打破了怎麼辦？得到的解釋是遠在陳夫人達到這個地步之前，她一定早已表現出不愉快或是情緒緊張的徵象了。她的工作一定會受到影響，她的鄰居一定會注意到；不會沒人管她，讓她自己在問題中摸索，直到爆發的地步。我提到了一些中國沒有的東西；我忘了提一點，就是私人秘密。每個人都關心別人，沒有一個人受到忽視或排擠——你不可能挨餓，你不可能一個人生病而沒有人管，你不可能受傷躺在那裡無人照顧，你的問題如果影響了工作或與別人的關係，就不可能長期隱藏或不拿出來討論。也不大容易秘密談戀愛。如果偷了錢要花掉，如果擅自拿了別人的衣服要穿出去，或是有了一塊新的手錶而不使人注意到，那都是十分困難的。你也不可能弄一輛車來開，或是不經允許無故脫離工作崗位，或到國內其他地方去旅行而就此銷聲匿跡——不過如果你需要或是有正當理由要旅行或搬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你想要犯罪都是不容易的。大多數人都缺乏犯罪的動機。沒有私人財富的炫耀，沒有珠寶或奢侈品的誘惑，沒有巨額的現金，生活水平和生活習慣的差別很小，沒有吸毒問題需要處理。
以青年為例：中國的兒童是健康的——從體格上看是很明顯的——我所遇到的大多數青年都是安詳、有禮貌、勤勞的，並且受到一切圍繞著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和思想的鍛煉。這叫做毛澤東思想——即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運用於中國的具體需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有一個在國外被大大地誤解了的有關因素：在中國家庭生活仍然是很密切的。家庭生活現在更加鞏固和安全了，因為過去破壞家庭的許多問題都已消失
—— 不再有戰爭或無法控制的自然災害造成無家可歸的人，不再有飢荒造成家破人亡，也不再有負債迫使父母溺死或賣掉兒女、丈夫賣掉妻子，或把他們送到有錢有勢的人家或工廠去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工作，在那裡他們象蒼蠅一樣死去。 （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8
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三）
一九七○年我和一個在絲織廠的中年女工談過一次話。我們談論了廠裡的好處：八小時工作制，健康和醫療保險，托兒所，幼兒園，產假，免費計劃生育和人工流產。我提到西方許多婦女還需要為爭取這些權利而鬥爭。
她簡單地說：是的，我們都是在為爭取有一天全世界婦女都像中國婦女一樣幸福和富足而工作。她的回答使我驚奇——也許本來不應該使我驚奇。中國婦女今天是富足的，比起她們的不識字的、貧窮的母親和祖母來，要富足多了。男女平等這個思想本身對他們說來就是新的。革命帶來了空前大躍進，把童養媳和孩子當商品買賣的纏足時代遠遠拋在後面。在漫長的鬥爭年代中，婦女分擔了長征（１９３５— ３６）的艱難困苦，同男人一同打仗，進行宣傳教育，並在游擊區經受考驗。她們這樣做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生活條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個長期住在中國的西方人向我講過在日本佔領的殘酷年代一個住在他家隔壁的少女的情況。她家裡太窮了，因此那個女孩子只能裸體在家呆著。在嚴寒的冬天，他曾看見她不穿衣服從家裡急急忙忙跑出來敲冰取水給全家做飯。她是天足，那是同她父親經常鬥爭的結果。她父親要她纏足，為了可以更吸引人，以便賣得更好的價錢。最後她跑掉了，後來就穿著紅軍的軍裝出現，在革命者建立起來的一個保護區上學。把千萬個這樣的故事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今天中國婦女的背景，她們認為她們的製度是真正的自由，並教育她們的孩子要尊重繼續革命，並為此而努力。
隨著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勝利，實現了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權利、社會福利，土地重新分配時，婦女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取得了在集體中的平等地位，並有代表參加國家機構。這樣一種根本變化（被看作是建設未來的積極力量，能夠自由地生育、撫養和教育孩子）給無數婦女和家庭帶來了健康、尊嚴和保障。
中國人是熱愛自己的孩子的，這一點從孩子們的開朗、泰然自若的態度上看得很明顯，大人對他們是友善的，但是不溺愛。我曾提到過沒有孤兒院，因為孤兒立刻會為親近的朋友、親戚或者公社或市區的一個負責的家庭——“一個擴大了的家庭”——所收養，而由國家負擔額外的費用。到處都有托兒所、幼兒園來照顧嬰兒或剛學走路的孩子，他們每天晚上回家，或者在父母下班後回家，如果父母由於某種原因需要離開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他們也可以一直呆在哪裡。只要想一想大體上說來全世界每四個孩子中有一個是中國孩子，就可以看出這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家裡有祖父、祖母照顧的話，孩子也可以放在家裡；這是個人完全可以自由、靈活選擇的。從幼兒園開始就強調終生有用的道德政治教育。首先在音樂、歌唱和故事中進行教育。所有的兒童都學唱歌，許多兒童還學樂器，中西都有；他們隨著最歡樂的音樂極為自然而無拘束地遊戲和唱歌——歌詞常常是令人驚奇的：“把反帝反修鬥爭進行到底”。這種內容當然不適合美國“每週十首最佳歌曲”，但對中國卻是適用的。
孩子們受到勞動光榮和勞動人民應受最大的尊敬的教育，同時也了解過去的苦和今天的甜——即中國在革命前的生活是怎樣的，而今天每一個人的生活有了多麼大的改善。他們學習自立、熱情、有創造精神、全心全意和有責任感。他們的目標不是以經濟報酬或競爭為基礎的。即使體育運動——籃球、乒乓球、排球
——也是作為友誼比賽而不是競爭來進行的。個人利益、爭名利、地位、學位、頭銜的慾望都是被勸阻的。青年受到的教育是要他們謙虛、謹慎、力戒驕傲，有自我批評精神、有改正錯誤的勇氣，善於傾聽並團結哪怕是持不同意見的人，並為中國和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服務。
男女合校幾乎已普遍。婦女己不是“性”的對象。赤裸裸的性的表現是不存在的。沒有任何以性為主題的電影、文學或廣告，也沒有任何變態心理或虐待狂的東西。革命者消滅了過去傳播很廣的吸鴉片，現在顯然沒有人再需要它或其他代用品。夜總會、酒吧間、私人汽車和俱樂部——所有這些我們用來為青春的活力找出路的東西都已為集體民間舞、體育、游泳、滑冰、遠足、划船和騎自行車等所代替。宣傳和社會風氣都力促年輕人晚婚，女的推遲到二十六歲，男的到二十八歲，雖然按照法律規定，女的十八歲、男的二十歲就可以結婚。晚婚和婚前的性克制——一種節育手段——也被認為是擺脫了過去包辦婚姻、童養媳和納妾而獲得的一種自由。解放之後於一九五○年頒布婚姻法，一舉結束了許多世紀以來中國婦女遭受的合法的剝削和壓迫。婚姻法廢除了一夫多妻制，給婦女以離婚的權利，給離了婚的婦女和寡婦以再婚的權利。順便提一句，從妓院中解放出來的妓女已得到改造和安置，並成為新社會有用的公民。青少年成長的年代是用來使他們在政治上、身體上和思想上得到發展，成為成熟、負責的人。在服裝上沒有競爭和裝飾——中國婦女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穿長褲的；她們現在不用任何化妝品和手飾。只是從美麗的襯衫和鮮豔的毛衣上可以看到一些色彩。沒有包含性刺激的花花世界來干擾青年，但是年輕人也在公園里手拉手，在月下或者路燈下在周圍無人的公共長凳上表示愛情。他們既不故意招搖，也不偷偷摸摸——也不是一個消費社會的犧牲品，這種消費社會一心要推銷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衣服、化妝品、小玩意兒以及無數可買的東西。他們與我國現在出現的正直的、新的一代並沒有差很大別 ——但是中國青年相信他們知道他們正在走向哪裡，並且知道如何到達那裡。他們受到關於性和計劃生育的教育，他們結婚以後一般生一個孩子或兩個孩子，兩個孩子出生的時間隔得比較長。如果節育措施失敗——現在這種措施正日益得到改善並普遍實行
——就可以進行人工流產。這決不是首要的節育手段，而主要是用於治療，或用於一個婦女已有一兩個孩子而預防措施失敗的時候。也有婚前發生性關係的情況（因為有將近八億人呢），這種事情會得到處理，很少留下創傷，但是要受到輿論責備，而這種事情是很少發生的。但是節制性慾並不是從法律上強制的，同時現在人們可以自由地得到避孕藥，因此很難說這方面的態度以後不會改變。
中學畢業後，所有的學生至少從事兩年體力勞動。不一定接著就上大學。不能憑付學費就上大學。要經過挑選，根據國家需要和本人（必須是勞動的學生）表示的志願，由個人所在的公社或工廠的成員憑該人的表現以及思想、行動是否達到中國人所認為的政治上成熟的標準來進行挑選。
（三）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9
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四）
沒有任何特權階層、社會或政治關係、花錢或賄賂能予以改變。關於選擇志願問題：比如說，如果你的特殊興趣是在醫學方面，你可以在公社或工廠的醫院或醫務所工作。你可能首先在菜園勞動，但最後能得到實習培養，學習治療燒傷、外傷、傷風、咳嗽等——中藥、針灸和西藥都用。這樣你就可以參加在廣大中國農村工作的赤腳醫生的隊伍，接觸從來沒有得到過醫療的人。做了這樣工作之後，就可能到一個教學醫院去學習，最後受到外科或其他專業的訓練，在這期間穿插著到農村去實習。中國人民現在在預防性醫療、疾病檢查和急救等方面受到空前的照顧，同時一代新的醫生、護士和醫務技術人員正在成長，並又在教別人。
未來的工程師從事體力勞動，在需要建設的水壩或其他工地勞動，然後可能具備上工業大學的資格。如果一個學生勞動者對戲劇感興趣，他或她可以在當地的劇團工作，這種劇團在全國的工廠、學校和公社都有。人們被派到各地去發現年輕的人才來加以訓練。在中國，沒有任何東西被有意浪費掉，人或才能也是這樣。
老人也是這樣：今天，大多數老人都住在他們生長或定居多年的村子裡，有時就住在同一所房子裡
——如果他們過去有房子而房子還沒倒塌的話。他們和他們的兒子和孫子住在一起。村子現在已是公社的一部分，但房子還是為這一家所有。農村住房已大大改進，雖然其水平還大大低於我們在“美國中產階級”中習見的水平。有室內自來水的房子還很少，在寒冷地區的房子還只是用炕取暖。但是熱開水在全中國是非常豐富的，從巨大的熱水瓶裡倒出來，總是足夠用來痛痛快快地洗一洗，或是沒完沒了地倒出來泡茶。我記得一個看孩子的老祖母對我說她做夢也沒想到過會有自己的家，她的孩子小的時候，他們頭上沒有一片瓦。現在這位婦女還在公社托兒所半天工作，看別人的孫子。老人們知道自己是屬於集體的一分子，並且是有用的人，他們都在自己健康和年齡允許的範圍內盡量參加工作，並且感到自己不是一個負擔，而是有價值的。
在需要時退休沒有任何不光彩的標記——婦女五十五歲、男子六十歲退休。多少世紀以來貧苦農民一直是勞動到死——很少有人由於年老死去。現在仍需要所有的勞動力，但是現在有選擇的餘地。許多老人在家門附近工作——在菜園、手工藝車間、小工廠、托兒所等。他們常常是在刺繡、陶瓷、象牙或玉石方面的熟練專家，現在向年輕人傳授這些古代藝術，這些東西被用於中國的裝飾和出口。
實際上再沒有養老院了。國家負擔經濟上的需要，在集體生活中建立夥伴關係。有了病由公社照顧，在城市就是由街道居民委員管，按街區組織起來為他們買東西、煮飯、搞清潔衛生、照顧他們。沒有人需要為付不起健康保險費或是收不回社會保險金而發愁。這不是慈善事業。這是一個明確反對歧視、反對一切形式的浪費的政府所採取的自覺的、經過考慮的政治行動。
一提到中國，許多人就會提出自由的問題。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們認為是自由的東西，別人不一定認為是自由。自由是相對的。污染的自由，不理會或剝削鄰居的自由，偷懶，不作出任何貢獻的自由，出版任何東西的自由——只要出得起錢。我們美國人認為我們的革命所帶來的私有企業和追求財富的製度是保證大多數人富足和自由的製度。中國人民自己的經歷使他們從事革命爭取解放，實現集體主義，他們認為集體主義是幸福的來源。兩個這樣對立的社會必然對自由、創造性一類字眼的意義的理解會發生矛盾。自由還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免於疾病、飢餓、戰爭、奴役、債務的自由——在這些方面中國人是非常關心的。除了個人關心如何表現自己之外，創造性還有另外一面 ——建設性地利用才能來為整個集體服務。以言論自由為例：這是很多人擔心的。但似乎沒有很多中國人對此感到擔心；當然有些人是擔心的；在動盪和建設中是需要付出一定代價的。有言論自由，但是要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政治結構的範圍之內；在這一範圍內有批評、辯論、似乎是沒完沒了的討論、交換意見和辦法，以及每一個人都參加的經常性的學習小組與會議等。的確，不參加是困難的。有人告訴我他們曾在香港跟一個離開中國大陸到九龍去拉人力車的一個人力車夫談話（現在在中國已沒有人力車了），問他為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國家，他回過頭去看看他們，然後喊道：開會！開會！
不同的觀點是可以發表的—— 但是不能用來反對保證國家發展的革命原則，不能是反革命的。中國人把他們的國家獨立日稱作解放，這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多年來，中國一直在收拾過去的爛攤子，革命沒有完結——他們一再對你說，要繼續革命——革命是長期的。如果你反對革命，你就要完蛋。或者更可能的情況是你將接受再教育，並且多半會改變你的思想。在中國“人民內部矛盾”和有意進行破壞、搗亂之間是有區別的。
於是在一九六六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當中國似乎正在解決它的問題並取得成效的時候，是什麼導致了另一次革命的發生呢？重新建立一個特權階級、重新製造體力勞動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隔閡、重新擴大城市和農村生活之間的差距——這些東西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回復了，並危害著革命，產生著像在蘇聯那樣的叫作修正主義的東西。換言之，過去遺留下來的精神狀態沒有消滅——中國有句老話：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幹革命是為誰呢？為了佔人口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兵，以及多少世紀以來身處四等公民地位的婦女。或許中國的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婦女的變化了。在革命前的中國，婦女除了受到族權、政權和神權三大壓迫外，還承受著第四種壓迫，即夫權的壓迫，婦女受男子的主宰。正是毛澤東提醒她們說，婦女能頂半邊天。革命不是為了一小撮特權階層——或者說一個自覺的反對派，他們送子女進特殊的學校，工資比別人多，有特殊的住房，享有各種特權。在許多方面和不同的方式上，情況確實如此：在醫療方面，醫療服務和醫院集中在城市裡，農村被忽視了；在工廠，物質刺激鼓勵競爭而不是集體合作；在戲劇方面，上演的是華麗的、表現洋、古的舊劇，這些劇本的內容與人民中佔大多數的非知識分子幾乎毫無聯繫。不是說禁止古和洋的東西，而是要利用洋和古的東西為現在服務，在傳統的工藝美術方面以及表演藝術方面都是如此。 （四）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0
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五）
一個平等的社會不能存在兩種教育制度或者兩種道德標準；但統一不能由上面來強行規定——上面可以進行引導和領導，但不能採用壓製手段來強制實行。在信念、價值標準和文化方面，統一必須來自人民，並由人民來維持。這就是毛澤東的看法。一九六六年，他把國家交給了人民——特別是青年，發動了大規模的鬥爭和清洗。這是對文化革命一種極其簡單化的解釋，文化革命是複雜的，包括複雜的黨內鬥爭，而且從各種含意來看，它確是一次革命。我推薦我丈夫的最後一本書，即最近由蘭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長期革命》，這本書對文化革命作了簡明和有說服力的敘述。
文化革命的實質是使中國人民離開“資本主義道路”，回到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過去曾為他們而進行革命的那些人身上，並創造不為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遺產所統治的新型文化。大學和中學完全停辦了，以便讓學生——革命的接班人 ——能夠同農民一起勞動，向仍在從事仍然十分艱苦的勞動、生產國家所食用的糧食的農民學習。同樣地，那些傾向於坐在沙發上和在課堂裡講理論的教員和教授們，也可以通過同勞動人民一起從事體力勞動，了解生活的現實，並了解他們自己對這些生活現實所負的責任。
文化革命的結果是出現一次徹底的震動，對國家發展過程中被歪曲了的根本概念作一次再審查（這個新的體制仍然處在演變、試驗的過程中——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著方法的交流）。基本上，這是重新強調實踐同理論相結合，學習同勞動相結合——教員、學生和成為工人教員的有經驗的工人之間互相合作。例如，中學生上物理課時，在工人教員和正規的物理教員的幫助下學習物理基本知識，並一起製造自己的車床，又一起用這些車床生產所需要的工具和設備。教員教學生愛護和珍惜機器，並教他們使用機器的方法。上植物課時，學生學習和運用理論知識，同時為學校的食堂生產食物。化學課教變廢為利——許多學校經常利用廢品生產自己用的粉筆、紙張、食品和設備，或者為附近同本校掛鉤的工廠生產產品（例如北京大學向國家出售自己生產的胰島素和抗生素） ，目的是防止出現新的特權階層，防止最終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縮小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縮小城鄉差別——不再有“鄉巴佬”和“油頭粉面的城里人”（——根據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的教導）。應當記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現在全國各地都有學校，知識不再是某一個階級或某一個性別所特有的權利。中國也正在按照自己的體制解決我們這裡所氾濫的各種問題——青年的苦悶；缺少哲學上的動力或道德基礎；才能遭到浪費而不能用於建設性用途；由於經濟條件、缺少機會、種族、性別、社會地位而造成的歧視；維持教育機構、設備和教學人員的巨額開支。中國的青年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再是依賴別人的消費者。
不僅是青年在學習——成人也在學習。在中國，每一個人都從事體力勞動。在文化革命以前，情況就是這樣。現在各個組織全部直接聯繫和參與它們所為之服務的人民。五七幹校產生了，這些學校是在農村的勞動學校，是由知識分子和乾部自己在荒地上建立起來的。醫務人員、電影和戲劇工作者、官員和一切領域內的知識分子都去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解決為誰服務的大問題，在一個大而窮的國家社會主義化的過程中，把不公平減少到最低程度。
有些從未見到過五七幹校的人把五七幹校看作為“勞改營”，這兩者是無法相比擬的——與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過同樣的生活是不能同在鐵絲網後面和被排斥在社會之外的生活相比擬的。在這些學校裡，人們辛勤勞動，吃得很好（如果他們生產自己的食物的話），在假日可以回自己的家。我們參觀過幾所五七幹校，在那里城市官員在養豬，或者站在沒腳的淤泥裡種水稻。當他們回到工作崗位後，他們就有瞭如何為人民服務的實踐經驗。醫生、教授、藝術家也是一樣——有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受過西洋訓練的小提琴家去農村作巡迴演出，向農民演奏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而農民過去從未聽過這種音樂。他本人還滿以為他是為農民服務呢。農民從周圍幾里遠的地方趕來聽他的表演，但在樂曲的進行過程中，聽眾慢慢地、悄悄地溜走了，他繼續演奏到最後，這時他的聽眾只剩下了一個站在他旁邊的小個子老太太。當他坐在凳子上在場子中間演奏完時，老太太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然後他放下琴弓，對她說：謝謝你一直聽我演奏。老太太說：“沒什麼，反正我得等著拿回你坐的凳子。”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為誰演奏的問題。
在上海市舞蹈學校，我同青年舞蹈演員一起度過了一整天，我過去曾經看過他們精彩地演出中國芭蕾舞《白毛女》。這些演員表演了卓越的技巧，他們是自覺的，也是同我所了解的任何職業芭蕾舞演員一樣的辛勤工作——但是他們的工作既是跳舞也是體力勞動，他們在農村里度過好幾個月，向農民學習。這些年輕人對我說，在文化革命以前，他們害怕做任何會影響他們身體的事情——他們象特殊人物似的受到保護和對待。他們說，現在他們不僅不懼怕勞動，而且認識到同勞動人民結合可以使他們成為更好的藝術家，更好地理解他們扮演的角色。
具體說來，這一切的結果是什麼呢？今天中國的面貌是個什麼樣子呢！對於過去了解中國的人們來說，變化大得令人驚訝。我的丈夫幫助我看到了這一巨大的變化——他指出了農村的變化。過去的荒山禿嶺，如今栽上了樹木，修起了梯田，變成了生長莊稼的良田；過去是與世隔絕的地方，如今山電話、電視、廣播和公路聯結起來了；農村發電站、水壩、住房、醫院、學校和各種供應構成了一派新景象，同過去農村貧困、城市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前中國總的淒涼狀況形成了鮮明對照。 （五）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1
洛伊斯·斯諾一九七二年在美國各地的演講稿《今日中國》（完）
大大小小的公社構成了中國的農村。一個公社視其大小不同（可以很大，也可以比較小），包括一些鎮和村子，下分大隊和生產隊，由當地選出的代表組成的叫作革命委員會的行政機構就地進行管理。革命委員會中有黨員也有非黨員，革命委員會是“三結合”的，包括農民或工廠工人的代表、專職行政工作人員（幹部）的代表和軍隊或民兵或技術人員的代表。三結合也意味著老、中、青都有代表參加。革命委員會中總有婦女，而且婦女常常擔任革命委員會主任，然而婦女所佔的比例仍然是不平等的。
我們參觀了許多公社，有時住在農民的家裡。有富裕的公社，也有窮的公社——主要取決於該地區的自然資源、地方工業和當地群眾的需要和選擇。 （有一個窮苦的農村公社是由過去當過乞丐的窮苦人組成的，革命後在集體化的時候，這些窮苦人一共才有三條驢腿的牲口，另一條驢腿為一家富裕戶所有，由於這一戶拒絕參加集體，因此驢子的四分之一使用時間是歸他們這一戶的！）
我簡要地敘述一下我們參觀過的位於華北長城腳下的一個公社的一個大隊——沙石峪。沙石峪這塊地方，是中國革命前日本人和國民黨佔領的一個地區中唯一隻有窮得把那里當作“棲身之所”的人才願意去的地方，而那些人靠在山下富饒的平原乞討為生。沙石峪大隊是在多石的荒地上開闢出來的。成片的果園和松林的每一棵樹，都是用人工在堅硬的石頭上挖洞，在洞裡填上從幾里地外用肩挑運來的泥土的辦法種上的。大隊的水庫也是用同樣的辦法修起來的，向過去從沒有水的地方供水，農民的住房是石頭蓋的。我們住在有三個兒子的中年寡婦家裡——兩大間房，中間隔著一間堂屋，在堂屋裡做飯。每間房裡，都有一張很大的石炕，這是華北典型的爐床，炕是高出地面的一個石頭平台，上面鋪上花棉被，底下生火取暖。孩子在炕上玩，婦女在炕上做針線，客人在炕上坐，全家在炕上睡。炕很寬敞，很舒服。每間房有幾把椅子，一張大桌子，存放東西的櫃子，電燈，什物和擺設品。一間房裡擺著一架收音機，另一間房裡擺著一台縫紉機（腳踏的），一輛自行車放在堂屋的後部。室內沒有自來水管，室外有一個很清潔的家庭用廁所，廁所也為公社服務，因為糞便被有意識地積累起來，經過加工施到集體的地裡。屋前和道路之間隔著一道矮籬笆牆，屋子的一旁是豬圈，一大片菜地一直伸展到大門口，大門旁有一個水龍頭——這是這一家的水源。
鎮上有一個飯館，一座小醫院，一個托兒所，一所小學校和一所中學校。一幢石蓋的大廳既是劇院，又是電影院，又是會議廳。那個地區有一台電視機。主要的商店裡存放著各種各樣的貨物，價格是極其低廉的。中國人不但買得起必需品，而且買得起一些對他們說來是奢侈品的東西——收音機、手錶、另一件上衣，漂亮的女襯衣，許多人對全家只有一件外衣，晚上把外衣折起來給全家當被子蓋的日子，仍然是記憶猶新的。
這個地方整天都是熙熙攘攘的。成群成群的城市學生和農村的兄弟們一起修造長達幾里的梯田，開墾荒地，修築壩牆。這些年輕人發自內心地勞動，很積極，他們吃得好，勞動的時候又唱又笑。他們喜歡我們同他們談話，常常問候美國人民。一支部隊的醫療隊正在培訓年輕的赤腳醫生，那一天正在自己的胳臂上紮針教授針灸。午餐後（一切食品都是當地生產的，既新鮮又好吃），大家都休息了。然後工作重新開始。各個學習小組在樹蔭下討論關於'“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課文，他們的發言講得頭頭是道，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你看了大家在做什麼以後，就會對自己的自私自利和自以為了不起發生疑問。
我想這就是我所說的態度：在我們聽起來是理想化的東西，在中國正被證明是可能的和有成效的。在中國，思想的變化正在改變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我不是硬要說——中國人也沒有硬說——每一個人都是心滿意足的，或者就不存在爭吵和挫折。通向創造模範人物的道路不是輕而易舉的，即使對一個全心全意的人來說也是如此，何況並非每一個人都是全心全意的。我也不是說——中國人也沒有這樣說一一他們的製度就是美國應當採用的。他們常說革命不能輸出。美中兩國面臨著各自的問題，有各自的解決辦法，雙方都有很多東西可向對方學習。變革是需要時間的。中國已經有了很多變化，但在某些地區，封建意識的殘餘使這個進程放慢下來了。計劃生育和婦女的平等地位在實踐中還遠遠沒有普及。毛澤東告訴我丈夫說：在農村，一個婦女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孩，她就想生個男孩；如果第二胎仍生個女孩，她仍想生個男孩；如果第三胎還是個女孩，她還想生個男孩……。我遇到一個農村婦女，她的名字叫王三多——意思是多了三個了，她妹妹名叫四多。但是這些婦女已是五十多歲的人，而人們仍可以看到只有五十歲的纏了足的婦女在城市街道上行走。年輕人的包袱比父母一輩要少些；城市中的人的落後東西比農村中的人要少些。在某種意義上，城市生活仍然比較舒適些，儘管在一個初冬的清晨，我的丈夫從北京溫暖的旅館住房的窗戶望著成千成萬蹬著自行車穿過寒冷刺骨的黎明前去上班的人群說：這些人是中國的無名英雄。
但是那些騎自行車的無名英雄中有工廠和銀行的經理，也有工廠工人和銀行職員，有軍官也有戰士，有去排演的演員，也有去上班的工人，有部長也有秘書，有外科醫生也有醫院勤雜工。他們一起坐在飯館和點心店裡，晚上一起坐在劇場裡，在公園和現在成為博物館和遊覽勝地的過去的皇宮的也是如此——大家都在一起工作或休息，人們不因為地位高的緣故而受到尊敬，大家都一起為建設整個國家而工作。指導這一切的原則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內容中沒有種族主義、征服外國或武裝輸出革命。它的確主張支持社會革命，但不主張通過武裝侵略的辦法這樣做。對國內它教導要通過實現無產階級權力來獲得解放——包括對錯誤的領導進行造反的權利。
外來的壓力是巨大的，只是最近，外部的猜疑和敵視才有所緩和；但今天一支龐大的俄國軍隊仍然集結在中國的北部邊界附近；直到前不久，以前入侵他們的敵人——東北方的日本——還構成一種威脅；還有毗鄰的印度。多年來，美國一直支持台灣的蔣介石作為中國的合法的國家元首，美國自身正在東南亞的中國近鄰進行著一場十分殘酷的戰爭，其原來的藉口是保護它們對付中國共產黨人的損害，而每當我們的轟炸機把死亡和毀滅帶給農舍和農民時，美國實際上是在製造共產黨人（例如在柬埔寨）。中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處理自己的內部問題，樹立了正直、勇敢、自我批評、自力更生和革命變革的榜樣。正如韓素音在她的新著《晨潮》一書中所說的，中國的兒童“今天滿懷豪情地走向建設他們自己的未來”。我們早就有需要，而現在才有機會開始了解為什麼——和為誰。 （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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