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經濟最大調整在即

30年經濟最大調整在即
謝國忠/文 來源：財經雜志
謝國忠搜狐證券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出口疲軟、企業和地方政府出現償債危機以及生產成本上升，是中國目前的三大挑戰

　　無疑，中國舉辦了一屆成功的也是最費錢的奧運會。沒有哪個國家曾花這麼多錢辦奧運。不過，中國作為東道主榮登金牌榜首，菲爾普斯和博爾特在這次奧運會上創造了種種“奇跡”，這筆錢花得還算值。

　　中國之所以能辦得起這場“豪華”奧運會，是因為過去30年裡，它的經濟取得了成功。當然，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引向成功。奧運會上，應該給改革開放政策發一塊最耀眼的金牌。

　　奧運盛會已經結束，我們必須重返真實世界。這可能有點讓人掃興。中國的經濟正面臨空前挑戰，不過，大多數與奧運會無關。

　　首先，歐洲、日本和美國經濟30年來同時收縮。這對中國出口造成巨大壓力。其次，因“熱錢”流入而產生的中國資產泡沫（部分原因是對奧運行情過於樂觀）已經破滅。許多公司和地方政府在泡沫中擴張過度。由於資產價格下跌，他們正面臨一場償債能力危機。最後，也是更根本的，生產成本上升正在考驗中國低成本擴張戰略。

　　應對挑戰時，有正確的做法和錯誤的做法。錯誤的做法是，采用以控制價格為目標的行政措施，來解決資產價格下跌和CPI上漲問題。這些政策可能短期內會減輕疼痛，但是，隨後會引發一場全面的經濟危機。

　　正確的做法是，將短期穩定需求政策和深入改革、提高效率結合在一起。中國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1）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份額，以解決他們的償債能力危機；（2）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來緩衝經濟增長減速；（3）改革金融業，提高經濟效率。

　　過去，中國總是在出現危機時深度調整。例如，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進行了國有企業改革、公共住房私有化、加入WTO和修建全國範圍的高速公路網。這些政策為此後十年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出口之困

　　目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出口需求疲軟。中國出口總額約占GDP的40％。按附加值算，出口也占到GDP的四分之一。自2003年以來，以美元計價，出口每年以逾20％的幅度增長。排除價格上漲因素，出口部門可能每年直接為中國GDP增長貢獻4個百分點。很明顯，如果出口增長減速甚至出現下滑，整體經濟增長將顯著放緩。

　　作為需求問題之一，自2004年以來，大宗商品價格開始上漲，中國的出口便遭遇成本上升難題。人民幣升值和工資上漲使問題更加嚴峻。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企業利潤本來就薄，成本壓力將它們中很大一部分推向虧損邊緣。因為固定資產成本的存在和企業主寄望情況會改善，利潤下降初期，企業都會堅持原來的生產計劃。這就是在過去三年裡，中國出口保持強勁的原因。但是，當企業看到成本上升是一個長期問題，它們會縮減產量。

　　全球貿易是周期性的。可以將目前出口低迷理解為另一次周期的開始，中國可以等待低迷時期結束，出口重新走強。這種戰略最終會成功。但是，等待的時間可能很長。不過，中國可以實施改革，來加快貿易復蘇。

　　需求方面，市場格局發生改變。上漲的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石油價格，將全球收入重新分配，從經合組織和東亞國家向非洲、拉丁美洲、中東和俄羅斯傾斜。單油價上漲就重新分配了占全球GDP3％的收入（與中國出口總額持平）。這些錢轉移到了石油出口國。未來幾年，強勁的需求應該來自資源出口型國家。中國的出口企業應該在這些市場投資。

　　成本上升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大多數中國出口企業是原始設備生產商（OEM），依賴價格競爭取得訂單。它們無法接觸最終使用者，也不擁有技術。它們是跨國公司的附屬工廠，並很難獨立謀生。這些中國出口企業和它們的客戶——跨國公司談判能力非常差。當成本上升，跨國公司迫使它們消化了這部分成本。這樣下去，會毀掉中國出口企業。這些企業的困境在股價中反映出來。

　　過去兩年，香港上市的出口企業股價已跌了50％-80％（即使這些股票以前也沒大漲過）。金融市場基本上表明，這些企業的經營模式不再有效。

　　中國出口企業必須脫離跨國公司的控制，開辟獨立生存之路。在需求方面，隨著市場從經合組織國家向資源富裕國家轉移，出口企業需要開辟自己的銷售渠道。一些企業，例如華為和中國交通建設集團，已經開始這麼做了。這些努力需要巨大的投資。雇佣外國員工（在大多數市場很可能是必需的）可能很昂貴。不過，當產品賣不出去，成本再低也無濟於事。現在的市場上，最便宜的產品未必會贏得競爭。

　　在供給方面，中國出口企業也必須升級它們的技術、改善設計和提高品牌知名度。不幸的是，中國出口企業很少具備這些實力。增加這些方面實力需要很長時間。有一個捷徑，就是從國外買進技術和品牌。

　　金融危機為這個戰略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歐洲、日本和北美大多數中小企業都具備這樣的品質，而且現在非常便宜。但是，因為中國出口企業目前困難重重，即便國外的中小企業價格很低，它們也負擔不起。但我們也看到，中國外彙儲備已經增加到2萬億美元。這些錢應該獲得好的回報。可以將這些外彙儲備借給出口企業，讓它們去買國外優質的中小企業。當這些出口企業盈利改善，它們的股價應該會回到此前的高位，從而也可以回饋它們的資金贊助人——管理外彙的機構。

債務之難

　　很明顯，中國企業存在償還債務問題。“三角債”，特別是以應收賬款形式存在的債務，在不斷堆積。問題的源頭可能是地方政府缺少資金。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非常依賴土地銷售收入和房地產行業稅收收入。這鼓勵它們想盡辦法推高房價，這也是這場泡沫的一個主要原因。

　　更深層的原因是，過去十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比重下降，刺激它們去尋找新的收入來源，並最後落在了房地產市場。過去一段時間裡，由於價格較低，大量土地銷售並沒有給這些政府帶來預期的現金流。目前，房地產市場泡沫已經被刺破。開發商不能像以前那樣容易地賣出房子，而且也不能保證支付去年購買土地的應付賬款。房地產銷售放緩也減少了地方政府的稅收。現金緊缺的政府無法付清他們簽訂的合同，合同的債權人也就無法向他們的供貨商支付貨款。

　　解決問題最快的辦法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額。中國的稅收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預算收入可能達到6萬億人民幣（前七個月已經是3.67萬億元人民幣），占GDP的21％，是20世紀90年代最低水平的兩倍。預算外收入會在此基礎上增加30％-40％。國有企業的利潤可能達到GDP的6％。總體而言，政府的金庫收藏了GDP三分之一的財富，或者是國民生產淨值（GDP減去資本貶值）的40％。在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明顯地轉向政府這邊，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額相對偏小。

　　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程度，可能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經濟問題。在此之前，部門間財政收入重新分配可能會提高地方政府償債能力。中央政府現在有實力這麼做。它可以向地方政府轉移財政盈余，這對解決三角債問題有很大幫助。實際上，中央政府還可以發行債券並通過政府間轉移支付來解決地方政府償債問題。

　　財政再分配應該與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同步進行。中國經濟增長減速越來越明顯。考慮到出口企業和房地產開發商的資產流動性問題（這兩個行業支撐了中國一半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可能會下滑非常快。一些財政激勵措施可以看做是軟著陸的保障。幸運的是，中國政府有足夠的實力制定這樣的計劃。其中，核心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鐵路網修建。

增效之徑

　　中國經濟將要面臨1998年以來最大的調整。疲軟的需求雖有財政刺激加以緩解，也可能要很久才能復原。在供給方面，成本上升需要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大多數調整應該依賴價格機制。許多企業將會破產。但是，更多有效率的企業會替代他們。最終，經濟會變得更有效率。

　　當一些企業瀕於破產，地方政府的一個反應就是如何拯救它們。不幸的是，這種態度是錯誤的。許多企業因為忽視主營業務、轉向房地產和其他金融交易來獲利，現在出現了問題。由於成本上升讓制造業盈利變得更加困難，許多企業轉向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因為這樣掙錢很快。隨著泡沫破滅，它們出現資不抵債。很難估計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有多深。但是，當我去全國各個地方，與當地企業交談，我發現這個問題很普遍。受資產持續貶值影響，未來12個月，銀行間的不良貸款會大幅增加。問題十分嚴重。

　　解決方法是什麼呢？問題是昨天造成的，我們現在改變不了問題存在的事實。然而，政府也不能拯救所有破產企業。否則，我們就倒退回計劃經濟和貧窮時代。

　　相反的，地方政府應該看住那些陷入困境的企業主，防止他們攜帶資產潛逃。這一幕在十年前發生過。相信許多人這次也會這麼做。他們出逃會讓中國損失很大。在逃跑前，他們會從破產公司向境外私人銀行轉移大筆現金，這將讓中國銀行出現更大的窟窿。所以，地方政府花錢營救他們是很愚蠢的舉動。這些錢很可能被偷走。為保護中國金融安全，最有用的政策應該是防止負債累累的企業主離開中國。

　　中國正面臨成本上升或者競爭力下降的挑戰。經濟增長復蘇，需要提高效率。當然，提高效率應該在公司層面上，由價格機制引導。

　　但是，政策低效率也是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中國金融系統是中國經濟的沉重負擔。提高金融行業的效率，對經濟增長來講，有顯著的刺激作用。中國應該以提高存款利率作為開端，將存貸差降低到正常的兩個百分點。當然，中央銀行也應該降低存款准備金率，來使銀行系統正常化。同時，“熱錢”流出給降低存款准備金率提供了好環境。

　　中國股票市場是一個敗筆。上海A股指數在兩年裡從1000點躍升到6000點，然後又在一年內掉到2400點。中國應該徹底改進它的市場，防止未來出現目前的危機。重中之重，政府應該放松在市場中的微觀干預。當法律出台後，市場就應該自我運行。這是促進市場健康發展的惟一途徑。

　　即將到來的挑戰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是，中國仍然有很多牌可以出。強大的財政和貿易順差，是“硬著陸”的緩衝墊。仍有很多機會可以改善貿易條件。還有很多領域，例如金融體系，有提高效率的空間。只要政府采取合理政策，經濟在兩年內就會重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