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

美元弱勢成定局

作者：謝國忠 　 [2008-09-15 20:00:53 ]

解決美國目前的危機，需要做出非常大的犧牲；總統候選人都沒有說到點子上，還在許諾更多的甜頭

　　美國大選進入衝刺階段。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都已浮出水面，接下來，兩個黨派將逐鹿白宮。有分析師認為，本次大選是1980年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因為目前美國的外交和經濟都面臨嚴峻考驗。但是，與1980年相比，現在的情況更嚴重，反映出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

　　在競選演講承諾的政策中，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都沒有觸及實質性問題。在一次研討會上，某美國政客問我，像我這樣的外國人認為美國應該怎麼做。我說，美國應該少花錢，多生產。這個答案讓他很吃驚。因為當時那些政客們正討論另一個財政刺激計劃。當局者迷，這句話一點不假。美國陷入今天的困境，正是因為花了太多的錢，這些錢比他們創造的財富還要多。今天的問題，怎麼可能通過花更多的錢來解決呢？

　　不幸的是，兩個政黨都承諾將在醫療保健、教育、救助抵押貸款違約者和減稅上投入更多資金，這與美國應該做的事背道而馳。

誰主白宮？

　　隨著經濟陷入滯脹，美國將會更加反對全球化。雖然麥凱恩代表的共和黨支持貿易自由化，而且選舉結果還沒出來，但是，國會席位由反對貿易自由化的民主黨占多數已是板上釘釘。奧巴馬是傳統的自由主義者，深受中低收入階層歡迎，而共和黨候選人將繼續堅持減稅方案，這對富人比較有利。這是兩大黨派之間傳統的分歧。

　　對美國大眾而言，奧巴馬政府更受歡迎。他們在過去十年裡經營慘淡，是全球化中受到損失的一方。資產泡沫推遲了他們苦日子的到來。資產泡沫使他們能因房屋增值向銀行借入抵押貸款並增加信用卡債務。當泡沫破滅，苦日子就到了。同時，油價漲了3倍。如果美國大眾頭腦清醒，他們不會選共和黨的候選人當總統。

　　非經濟話題在美國政治中有不同尋常的重要地位。許多選民、特別是活躍的選民，以社會價值或者文化理念來判斷將選票投給哪一方。墮胎權和槍支所有權是最重要的非經濟話題。移民和種族話題在選民中也是很有分歧的。過去20年裡，這些“價值觀”選民和共和黨中減稅支持者在一條戰線上。雖然“價值觀”選民人數不多，卻是最有積極性的，因此，共和黨候選人必須先通過他們的考驗。2000年，與小布什競爭黨內候選人時，麥凱恩雖然傾向於減稅，但是與“價值觀”選民在關鍵問題上意見不和，以至於競選失敗。這次，麥凱恩改變了立場，以贏得黨內“價值觀”選民的支持。他選擇副手的標准也是出於以上原因。

　　與只依賴“經濟牌”相比，“價值觀”選民的存在，使共和黨贏得大選的幾率增大。大多數“價值觀”選民並不富有。他們中多數人是白人，住在小城鎮，教育程度低，有槍支，並有很多孩子。他們和減稅支持者沒有太多共同點，後者居住在大城市，擁有自己的企業，同時（或者）擁有很多資產。麥凱恩的副手佩林就是“ 價值觀”選民的代表。這個選擇是為了將這些選民拉到麥凱恩這邊。

　　不過，減稅支持者和“價值觀”選民的聯盟尚不足以讓麥凱恩贏得選舉。這個聯盟占美國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他們或許可以因為活躍參與而贏得選舉。這是因為雖然民主黨代表大多數美國人利益，但是，大多數人是被動的。許多人不會注冊選舉。他們認為，自己的投票不會改變什麼。共和黨往常就是利用大多數人的被動而贏得選舉。但是，現在的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

　　首先，奧巴馬是黑人。這激發了最沒有選舉熱情的黑人選民群體去投票。而且，奧巴馬還和通常很少投票的年輕人聯系在一起。這些年輕人的加入，會讓結果變得不同。過去20年裡，當選美國總統的候選人總是以微弱優勢勝出。參加投票人數增加對民主黨是件好事。奧巴馬可以做到這點，這對他有很大好處。

　　其次，經濟在下滑。一個典型的藍領工人稅後月工資低於2000美元。他過去每月花在汽油上的錢是120美元，現在卻要花500美元。他過去每月花 600美元買食物，現在卻漲到900美元。另一方面，醫療保險每月是400美元。他的工資卻沒有漲。即使這個人堅持工作，他維持生活的壓力也很大，更不可能養活他的家人。即便許多這樣的選民曾更支持希拉裡而不是奧巴馬，但是，讓他們把選票投給支持為富人減稅的麥凱恩，還是很難的。

　　今非昔比。共和黨讓美國陷入很糟糕的境地，無論是在外交政策上，還是在經濟發展方面。如果美國選民還選擇共和黨，他們理應承受現在的苦日子。

　　雖然共和黨屢屢犯錯，但民意測驗顯示，奧巴馬和麥凱恩的支持率還是非常接近。奧巴馬的種族問題和缺乏經驗，經常被對手作為攻擊目標。當然，選舉的結果還是未知。民主黨很可能贏得國會多數席位，這可能會讓選民選擇共和黨入主白宮，以避免權力集中。但是，分權的政府會出現政治上的僵局，對解決問題十分不利。現在的危機需要美國出現團結的政府。我認為，選舉的結果不會像民意調查那樣接近。

經濟難回轉

　　不管是誰贏，要讓經濟回轉都極為困難。美國已然居於一個債務泡沫之中。其原因眾多，而格林斯潘可能要為此負最大責任。在執掌美聯儲的18年間，他一直傾向於放松銀根，對衍生品未能實施積極有力的監管，對次級債的猛增也手下留情。也許我們可以歸咎於貪婪。華爾街設計出頗為復雜的產品，所謂的風險降低只是他們虛構出來的，並不真實。他們把這些產品出售給容易輕信而又同樣貪婪的投資者。但是，如果不是美國家庭借貸心切的話，即使處在這樣一個能夠傳導泡沫的環境，泡沫也並不一定會產生。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他們要借這麼多錢，然後超出所能地花錢呢？

　　根源在於，許多美國人——很可能是大多數美國人——在面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時都想要維持他們的生活水平。但事實上，全球化是會相對降低他們的賺錢能力的。根據經濟理論，自由貿易對每一個經濟體幾乎總是有利的。也就是說，自由貿易可以把蛋糕做大，每一個參與者都能分到更多。

　　然而，蛋糕如何在一個經濟體內分配，是隨著貿易的變化而變化的。自由貿易中絕對存在著輸家。理論上，在各個經濟體之間進行再分配，能夠使所有人的境況都有所改善。這也是政治家介入的角度。政治過程能有多成功，取決於蛋糕做大的速度有多快，還取決於這個體系是否靈活、反應是否靈敏。美國的經濟增長得不夠快，但收入差距拉大速度卻很快。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從1990年的0.428上升到2005年的0.469——顯然，它已經顯著上揚。基尼系數的陡增說明了，美國相當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都相對下降了。

　　在加劇不平等問題上，比全球化扮演了更為重要角色的是迅速上漲的醫療費用。美國的醫療費用已經超過了GDP的16％，比起25年前高出1倍。醫療費用居高不下，導致低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承受的負擔更為沉重，因為低收入家庭收入中用於支付醫療費的比例更大。這就是美國有15％的人口沒有醫療保險的原因，他們支付不起。的確，如果根據醫療費用作出調整，美國中產階級的平均實際收入，十年來並無長進。

　　受到全球化和醫療費用的阻礙，一般的美國家庭要靠收入增長來提高生活水平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美國人仍然相信生活水平應該永遠在提高。房產的價格被高估，沒有關系，反正可以借債——正因如此，“人人都過得更好”這樣的神話就有了支撐。

　　的確，泡沫的出現加速了經濟的增長，並使生活水平提高似乎更為可能。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貿易逆差和不斷積累的外債。

　　這時，“金融創新”就出現了。通過多樣化和套期保值等手段，“金融創新”使人們低估借債的風險，減少借貸融資需要的權益資本。當然，當危機來臨時，所有的事情都扯了進來，多樣化在這個時候只是幫了倒忙，而套期保值在你真正需要的時候也不聽使喚了。

　　除了金融危機和醫療危機，一場社會保障危機也儼然將至。“嬰兒潮”一代正要步入退休年齡。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現收現付型”，也就是說，一個人所做的貢獻並沒有被儲蓄起來，而是花在了別人身上。當勞動力人口比退休人數更多時，這樣的體系創造了“盈余”。反之亦然。估計這一體系的短缺在GDP的2倍至 3倍。美國政府可能會陷入技術意義上的破產。下屆政府必須為此采取行動。

　　金融危機蔓延、醫療費用直線上升、社會保障體系瀕於崩潰……面對這些緊迫、棘手的問題，奧巴馬和麥凱恩提出了什麼方案？不多也。在他們提出的那一點方案裡，問題並沒有解決，反而更為復雜。二者都支持救市。布什政府剛剛接管了房地美和房利美，以求穩定抵押貸款市場，這可能會對麥凱恩的競選有所助益。但政府聲稱，納稅人不會為此埋單——他們還在等待奇跡出現。許多金融機構現在都命若游絲，靠著美聯儲在支撐。很有可能，他們會變成像上世紀90年代的日本那樣的“僵屍”。

　　比如，在醫療方面，各候選人都試圖通過政府支出來拓寬保險的覆蓋面，而不是嘗試去降低費用。雖然拓寬保險覆蓋面能夠促進社會的公正性，這將使醫療危機在未來幾年內更加復雜化。美國的醫療成本在GDP中的占比每年以0.25％的幅度上升。兩位候選人提出的計劃將會加快這一趨勢。如果醫療費用的增長速度仍然這麼快，美國經濟是不可能重新恢復活力的。

　　在社會保障方面，共和黨人主張私有化——他們想說服退休人士在股市中賭一把，來彌補目前的短缺。民主黨人則欲對高收入人群征稅，讓他們為社會保障貢獻更多。然而，二者都沒有提及縮小受益面——而這才是惟一的出路。比如說，符合受益條件的年齡標准，必須從現在的63歲上提。否則，政府會撐不住的。

　　美國經濟正面臨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要解決這一危機，需要做出非常大的犧牲。但是政客們卻沒有說到點子上，還在許諾更多的甜頭。他們要給什麼呢？美元。多印鈔票的結果是，痛楚在所有持有美元的人中傳播，其中許多是外國人。這是美國最後一個還未付出全部代價的工具。

　　總有一天，外國投資者會意識到這點，然後拋售美元。到了美元做自由落體的時候，這種游戲就玩不轉了。■
　　
作者為《財經》雜志特約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