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教育，鬱結難疏

30年國醫大師“折損”九成中醫教育，鬱結難疏

2012年07月24日

30年國醫大師“折損”九成，傳統醫學傳承乏力

　　中醫教育，鬱結難疏

從“豬蹄治病”到“打通任督二脈”，前不久的甘肅“中醫復興運動”將中醫置於輿論漩渦之中，爭議四起，浮沉不定。然而，拋開熱鬧不提，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伏羲制九針、岐黃論醫道的中醫，如今已舉步維艱。其顯著表現為，中西醫的“剪刀差”越張越大，每年中醫師的增長人數還不到西醫的零頭，更甚者，作為中醫的領軍人物，著名中醫的人數從上世紀80年代的5000餘名驟減至現在的不足500名。

在不少專家、名醫看來，中醫的脫困與復興，全系教育。可目前學院制的西化教育，被九旬高齡的國醫大師鄧鐵濤指為一隻“病雞”，“病雞如何能生出健康的雞蛋？中醫教育就是這隻母雞，不中不西，怎能培養出純正的中醫接班人呢？”為此，本版推出“望診中醫教育”系列報導，以期把脈國醫未來。

　　現實·寒

中醫增長人數不及西醫1/12，報考博士居然寫不出方劑

2007年畢業於江蘇某中醫類大學中醫學專業的小武，早​​早就轉了行當，現在司法系統工作。那一年，同班50多人畢業，只有一半從事了醫療行業，而選擇中醫為業的不過寥寥五六人。

“據我所知，以後幾屆畢業的學弟學妹們，在中醫行業就職的比例就更低了。”小武毫不掩飾中醫學生“兩頭受堵”的就業困境，“西醫醫院基本不招中醫學生，但是中醫招聘也不以中醫學生為主，這叫我們上哪兒工作去？”據了解，小武班上不少同學本科畢業後就去讀了西醫研究生、做了西醫醫生，還有一些同學乾脆改行。從2002年至2010年，中醫執業（助理）醫師數增加了42253人，這個增幅，還不到西醫的1/12。

當然，小武的經歷並不能代表全局。依據浙江中醫藥大學的統計，近兩年，該​​校畢業生在中醫類單位工作的比重超過了70%。

“數字或許不能簡單同質量掛鉤。”一個六七十人的本科班，能培養出三五個優秀人才，重慶醫科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臨床教研室主任尹濤就已“十分欣慰”了。在他看來，很多中醫專業的畢業生，還遠遠達不到“出師”水準。

對於西醫而言，有了基礎知識，採取現代醫學儀器等輔助診療手段，就能夠對疾病有一個較為清晰的判斷，並採取相應治療。而中醫學習，無論是辨症還是開方，都需要大量的臨床實踐才能掌握。 “目前的院校教育中，中醫的臨床實習和西醫一樣，從大四開始。這樣的經驗值對於中醫而言顯然是不夠的。”尹濤坦言。

“小本”中難出將軍，即便是戴上博士的帽子，情況的改觀也不是太多。

一位中醫急症科主任招收博士研究生，要求寫出10個方劑，很多考生居然寫不出來。這樣的怪事，煙建華教授並不少見。作為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基礎理論學科帶頭人，他發現不少博士生、博士後在開題、論文答辯和課題評價過程中，制訂的研究方案和事實存在許多概念錯誤。

沒有紮實的基本功，自然難以樹立起臨床的高度，不少學藝未精的學生基本把中醫開方等同於“銀翹散”——出手就是加減“銀翹散”。因為在中醫藥大學方劑學教的首先是銀翹散，也必考銀翹散，一上臨床，腦子裡也只有“銀翹散”。

　　教學·虛

教材編寫脫離臨床，中醫課程壓縮嚴重、成“可有可無附屬品”

　　有人說，中醫教育“病”了。最大的病症，也是專家們提及最多的，就是“脫節”。不管是教材編寫還是課程設置，都與中醫最看重的臨床漸行漸遠。

“編教材的老師是不是臨床出身十分關鍵。”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楊志敏指出，有些教材只是簡單地將單一病症下的症狀羅列出來，完全忽視了現實診療的複雜性，結果學生到了臨床一看，症狀大相徑庭。

編來抄去，是中醫教材的又一隱疾，往往只介紹各家源流，卻缺乏對各家學派的臨床經驗和有效案例的集納、整理。 “十八般武藝往那裡一放，卻不教人怎麼用。”原廣東省中醫院院長呂玉波這樣比喻。多重流派的簡單堆砌，非但不能增加學生的視野，反而會適得其反、徒增干擾。 “領悟中醫的原理本來就已經很難，更何況教材上的流派眾多，也不知道該信誰的。”談起學習感受，重慶醫科大學07級中醫專業的湛傑莉有些無所適從。

“編一個規劃教材相當於一個國家級的項目，人人都去爭著編撰、搶著署名，質量和效果自然被擱到了其次。”教材質量的波動，在煙建華看來，更與中醫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無關係，“教師拿不到課題，就無法晉升，這樣的教學評價體系讓不少固守中醫傳統的教師都難以獨善其身。”

“教材必須改，必須緊貼臨床，要多花些時間編寫，才能經得起臨床實踐檢驗。”兩個“必須”，道出了已故國醫大師任繼學對於中醫教材的憂慮。

如果說教材編寫問題還屬於“院內起火”，那麼在課程設置和培養方式上，中醫需要面對的是西醫的衝擊。

中醫專家指出，中醫學院的中醫課程不斷被其他課程擠壓，中西醫的課程比例從最初的8∶2，下滑至現在的6∶4。加上各種評價體系和用人標準依照西醫坐標設置，導致在60%的中醫“疆域”中，真正“國產”的課程最多只有四成。 “中醫成了可有可無的附屬品。”一些專家給出這樣悲涼的結論。

另外，在培養模式上，中醫類研究生培養按照西製實行分類指導，有“科學學位”與“專業學位”之分。 “科學學位”培養中醫科研人才，“臨床醫學專業學位”才是培養中醫臨床醫生。

“中醫教學和臨床脫離，搞基礎的就單純鑽典籍，搞臨床就去做動物實驗，這樣是培養不出中醫人才的。”呂玉波坦言，將基礎研究和臨床診療割裂，把中醫按照現代醫學的模式人為分割，這無疑是犯了中醫重整體、講系統的大忌。

原本期望互取所長的中西醫結合，結果卻讓西醫模糊了中醫的核心。中醫專家擔心，在西醫的包圍之下，中醫變得“不中不西”，變味的中醫達不到好的療效，沒有療效說話自然就得不到社會的認可——這種螺旋衰退的怪圈，讓中醫的前景變得有些堪憂。

　　環境·鬱

“耶穌管和尚”的醫院模式讓中醫難有沃土，回歸師承卻遭體制難題

討論中醫復興，許多人更關注的是“種子”問題，如何打造合適的教育模式，如何培養優秀的後繼人才。

然而，一個更加嚴峻的現實是，土壤是否合適。 “種子要優良，土壤更要肥沃。”年過九旬的國醫大師顏德馨對於綜合性醫院“耶穌管和尚”的模式頗為不滿，在西醫學術觀點的統治下，中醫顯然是很難撥開雲霧見青天的。

要找到這樣一片純粹的土壤，在現在已經很難了。

據媒體報導，數年前，一家中醫醫院來了一位危重病人。經診斷，病人患了心肌梗塞和腦血栓。值班大夫們趕緊採用西醫搶救手段。此時，一位上級大夫路過，見狀，要求值班大夫改用內關穴扎針的辦法。值班大夫只能照做。可當上級大夫一走，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內關穴的針，重新改回原來的西醫搶救手段。他們一邊搶救病人，一邊埋怨那位上級大夫添亂。

西醫的強勢，並不僅僅局限於教育領域，“就連醫院，普遍也是按照現代醫學來設置的。純粹的中醫生，如果不會管病房、不懂化驗單、接不了急症，一般的醫院不會接收，自身的生存都無法保障，又何談去發展中醫？”浙江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柴可夫認為，從上游教育到下游醫院，西醫的影響無處不在，甚至具有壓倒性優勢。

於是，中醫教育試圖闖出一條“最中國”的突圍之路，回復到師傅帶徒弟的師承教育。這樣的培養模式，儘管能帶出不少好手，但是因為沒有院校受教的經歷，無法參加醫師資格考試，即便能夠參加，近一半的西醫考試內容也會讓這些按傳統模式培養的學生茫然無措。制度，讓師承陷入尷尬，謀得妙手，卻無出路。

療效決定中醫的未來，而能否發揮療效則要視乎人才質量。但是，人才培養的坎，中醫邁得併不輕鬆。 “如果這條路走不通，那麼中醫就只能關在博物館了。”呂玉波感嘆。 （鄧圩、劉成友、江南、張文、姚雪青、楊旭、梁晨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