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救星在延安

假如當年的延安與西安一個樣(2007-11-16)

李雲飛<聯合早報>

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到四十年代， 一提起延安與西安，不能說這是僅指的兩個不同的地名，而且還指的是這是兩個不同的陣營。延安代表革命、進步和光明，西安代表反動、落後和黑暗。那麼，延安與西安各自所代表的意義究竟是從哪些方面體現出來的？我們可以從著名的愛國僑胞領袖陳嘉庚訪問延安的故事中找到答案。以史為鑑，弄清這個答案，無疑對指導我們的現實極有幫助。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身在新加坡的陳嘉庚坐不住了。馬上主持召開了新加坡僑民大會，致電國際聯盟和美國總統，要求履行國際公約，制止日本侵略。

1932年，陳嘉庚更加積極地發動僑胞，籌款600萬元大洋，在最短的時間內送到前線。據統計，陳嘉庚每年為中國抗戰提供了三分之一的戰費。

抗戰到了1940年，海外華僑非常關心國內情況，但又無法了解。於是當年3月，陳嘉庚率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前線的戰鬥部隊、傷兵和戰爭難民。

陳嘉庚在重慶的日子裡，蔣介石的黨政機關對他招待極為周到，恭維至極。陳嘉庚清楚的記得蔣介石在重慶接見他時，陪席的都是中央級大員。同時也領略了蔣介石 的威風。當門口傳令長官喊一聲“蔣委員長到”時，在場者肅然起立，畢恭畢敬，連大氣都不敢出。等到蔣介石進來，衛兵為其卸去大氅，蔣揮手示“請”大家才小心入席，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見皇帝一般。

但他並不為這些表面現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聽。於是他發現所聽言詞下面掩蓋著奢侈、腐敗，達官貴人花天酒地，揮金如土，連行政院長孔祥熙都開起賓館酒店，而監察院卻不過問。再說，大街上男著長衫馬褂，滿清製服猶存；女則唇紅口丹，高跟旗袍；酒樓茶館林立，賓客盈門，汽車如流水，用油免計核，路燈整日亮，管理乏精神，等等。足見這戰時的首都虛浮乏實，沒有一項稍感滿意之事，與全國艱苦抗戰極不相稱。

　 如此種種，令他失望。中國何地有光明，抗戰前途在哪裡?他憂心忡忡，沉默寡言。更讓他焦灼的是當時國共兩黨矛盾日深，摩擦加劇，這可是直接威脅祖國團結抗戰之大事，廣大僑胞絕不願看到國內分裂局面。陳嘉庚想著，忽然覺得有必要親至延安訪問，以了解毛澤東及中共對團結抗戰之態度。

　 是年5月30日，陳嘉庚到了延安。 6月1日，陳嘉庚第一次跟毛澤東見面，遠遠就望見毛澤東在窯洞門口迎候。二人相見，熱烈握手，互致問候。進得洞內，只見牆上掛一地圖，陳設簡單，僅十幾隻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個舊式鄉村民用木桌而已。晚餐時就把一張圓桌放在小方凳上，鋪上幾張白紙就行了。餐桌上最貴的菜就是一碗雞湯，還是村民聽說毛澤東有貴客來了，主動把還在下蛋的母雞殺了送來的。

在延安陳嘉庚除和毛澤東交談外，還和朱德、肖勁光等領導人交談。他還親自走上街頭，深入市場，察看中共及邊區政府政策執行情況。他發現路邊大小商店絕大多數都是私人開的，與政府官員無關，政府抽稅很輕很少。大街上沒有長袍馬褂、唇紅口丹者穿行，也沒看見女子纏足者，男女衣著也較好，過往行人皆洋溢著昂揚奮發之精神，也沒有發現城內有無謂的應酬及奢侈、浮華而浪費的交際。

陳嘉庚還從各基層交談中了解到，邊區農民土地不沒收，而且賦稅很輕，一畝地最多要7斤半糧，其他捐稅一概沒有。部隊自己種地種菜，既保證軍糧供應，又減輕農民負擔。邊區政治良好，無失業遊民，無盜賊乞丐，縣長都是民選，對官吏貪污者都予以嚴懲。他觀察男女間的關係，發現男女行踪往來，坐談起居，自然有序， 一切正常，如有互相戀愛，可自由結婚，只向政府有關部門簽押註冊即可。

在與毛澤東的多次會見中，一些看似是小事但實則折射出了毛澤東的高尚品格，引起了陳嘉庚的注意和驚奇。一次，他和毛澤東在談話，一些在延安學習的南洋華僑學生走過來，不敬禮便坐，並參加談話，絕無拘束。而毛澤東也毫不介意。還有一次，他在毛澤東辦公室和毛澤東談話，總司令部內的人都參加，頃刻席間坐滿。有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凳上毛澤東身邊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澤東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軀移開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適些。還有一次，他發現毛澤東和國民黨的一小科長相談許久，至深夜方回。

陳嘉庚總共在延安只停留了8天，但就是這一趟，讓他懂得中華民族的救星在延安。於是，他的政治信念也發生了改變，從擁蔣派變為擁共派。

從以上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延安”與“西安”至少有兩個不一樣：第一是精神面貌不一樣。 “西安”是奢侈、腐敗。而“延安”是廉潔、奮發。第二是 官民關係不一樣。 “西安”是等級森嚴，而“延安”是平等待人。這兩相對比，使陳嘉庚發現差距竟如此之大!正是由於有瞭如此之大的差距，才使陳嘉庚的政治信念發生了改變，能夠從擁蔣派變為擁共派。但是，假如當年的延安與西安也是一個樣，陳嘉庚能夠從擁蔣派變為擁共派？可以說是絕對不會。

　 我們切切不要小看這兩個不一樣。精神面貌決定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是否能夠有所作為。勤由節儉敗由奢，哪一個搞奢侈、腐敗的都注定是要短命的。官民關係決定一個人或一個政權能否長治久安。平等待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得人心者社會也才能和諧。正是這兩個不一樣，才使中國的面貌後來煥然一新，也才使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如果這兩個不一樣的主體一旦發生了顛倒，歷史就要改寫。

然而，當社會發展到今天，儘管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導人苦口婆心的教育她的黨員和官員要繼續保持和發揚延安精神，但能夠聽得進去的黨員和官員究竟有多少呢？國民黨在“西安”的所作所為又有多少延伸或者傳給了現在的共產黨人呢？我想，這兩個問題大家似乎都明白。

　 歷史是不能夠假設的。但是，為了防患於未然，我們可以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