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為什麼要掀起一場文化大革命？
作者：水中沙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6-2

如果對照今天的社會現實來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有道理的。它是毛澤東本人能想到的最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了。

　　

毛澤東要解決什麼問題呢？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在毛澤東談話時提出了歷代王朝“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率問題。毛澤東高興地答道:“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可是我們發現毛澤東在民主問題上陷入了兩難：其一，中國祇有一個政黨是執政黨，這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這就決定我們不可能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制度；其二，不採用西方的民主制度我們又能怎樣呢？我們的人民怎樣才能成為主人而不是奴隸呢？也許，“人民當家作主”是毛澤東晚年思考最多的六個字，因為這是他作為一代開國元首對老百姓的承諾，沒有這句承諾，無論如何是無法團結到廣大勞苦大眾為革命去賣命的。

　　

毛澤東是真心要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六個字的人，這六個字是他那個時代人的信念，信念就像一個人的脊椎一樣，沒有它就沒辦法直立行走，正是“人民當家作主”這個信念使得老百姓願意跟隨他們前行。可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們卻發現欠老百姓的帳還沒有還，不僅沒有還，而且似乎還越離越遠了，歷史似乎又回到了過去無法擺脫的周期率怪圈，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受到了黨內部當權派勢力的威脅。階級對立出現了苗頭，而深刻領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毛澤東知道，階級矛盾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是“興亡更替”的根本原因。毛澤東本人也是通過分析階級矛盾起家的，是利用階級矛盾這一尖銳的武器的高手。他更懂得其後果必然是黃炎培老所擔憂的。

　　

出於這些考慮，毛澤東在晚年運用他的超人智慧，大膽嘗試，試圖在現有體制內創造出一種新的民主模式。這種民主模式是要打破中國千百年來只有權貴當家沒有老百姓當家的慣例，打破了中國千百年來只有上層階級統治底層人民沒有底層人民管制上層階級的歷史，所以，只有毛澤東那個時代才破天荒第一次地發動了群眾反抗權威，他親自出馬當頭陣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

　　

文化大革命，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段當官者害怕老百姓的時代。我們知道，西方民主法治做得好的國家達到了同樣的效果，只不過，他們使用的方式不一樣。他們採取的是製度製衡，而文化大革命則採取了暴力鬥爭。暴力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對政治鬥爭形式的認可解讀，當然馬克思主義並不反對還有其他方式的政治鬥爭。

　　

毛澤東的意思是要讓當權者明白，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主人，可以在任何時刻拉當權者下台的。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太善良了，他們逆來順受慣了，他們沒有民主的傳統，所以，毛澤東也想通過這種方式來教育中國老百姓——這才是民主，你們才是真正的主人，你們不要忘記了這一點，你們不要容忍當權者對你們的欺壓，你們要奮起反抗！我們雖然沒有西方人嚴格的民主制度，可是我們也可以有我們階級鬥爭的傳統。真正的階級鬥爭當然是瞄準政權來的，當然是要流血的。它不是溫和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要動刀槍的，是要死人的。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選擇了階級鬥爭這一方式來製約權力，要求它週期性地使用，才能擺脫那個週期率怪圈。毛澤東希望它週期性地使用，形成一種習慣，一種傳統，讓他成為當權者頭上時時刻刻懸著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不敢一心一毫地懈怠，不敢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論方式到底怎樣，起碼這種動機是值得後人尊重的。這種動機背後對於人民政權的深刻擔憂是值得後人警覺的。

　　

不妨猜測，毛澤東能想到的最好的“民主”形式是“階級鬥爭”。他是想通過階級鬥爭這種激烈的政治鬥爭來製約當權者，讓他們時時刻刻膽戰心驚，不敢有絲毫對群眾不公正廉明的現象。應該說，這是毛澤東非常好的動機和出發點，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惜，由於種種原因，人們將文化大革命“妖魔化”了，覺得那是不可思異、不可理解的。其實並不是因為當時的人們或後來的人們思維能力淺薄，而是因為人們產生了的普遍恐懼導致的，加上宣傳上的一邊倒習慣，不能客觀分析已經發生的歷史事件。對文化大革命要用一棍子打死的辦法去逃避，而不能勇敢面對。對階級鬥爭也諱莫如深，不輕易提也不敢去提。

　　

如果歷史能從文化大革命中吸收點什麼的話，那就是“民主”，不僅當權者要記住老百姓才是主人，老百姓也要有主人公的姿態和勇氣。可惜，一場文化大革命，被後人像潑髒水一樣連同孩子也一起潑掉了。社會精英們眾口一詞地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考慮歷史背景，也不考慮歷史必然性和歷史發生的動機，這必然會導致嚴重的後果，那便是“歷史退縮”。這種歷史性退縮在今天的表現就是，權力得不到任何的約束，當權者不僅沒有收斂對老百姓的魚肉，甚至敢於為所欲為，毫無顧忌，比先前更囂張了，套用一個流行的詞彙，這是一種“反彈”。這就是對歷史作簡單粗暴評價的後果，不能不引起當代人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