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殺人民幣的戰略陷阱

美元刀下的人民幣升值 剿殺人民幣的戰略陷阱
201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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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還未塵埃落地，人民幣的幣值問題又被推上風頭浪尖。拙著《美元刀》早就預見性地指出，升值貶值之爭，都是處於本國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是各國經濟、政治博弈的結果。隨著各國和世界經濟的發展，這種爭論還會繼續下去。


針對近期讀者朋友們的大量詢問，特從書中摘錄相關論述如下，算是一併答复。


一國貨幣的購買力價值取決於兩個層面，一是國內購買力，一是國際購買力；前者體現為利率，後者體現為匯率。所謂人民幣升值貶值之爭，是體現在匯率之爭；而匯率又直接影響到國內經濟。


匯率的高低是取決於需求，即外匯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出於投機目的對人民幣的需求也會造成匯率的上升。

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國內外金融資產的替代效益、跨境資本的自由流動等因素的結果，是國內利率尤其是中長期利率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市場，而不是本國的貨幣市場。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求中國人民幣貶值，而不到5年又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背後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人民幣貶值對美國有利，而現在人民幣升值還是對美國有利。正如英國和美國在一戰、二戰後時分別要求各國實行固定匯率，而現在它們又要求各國實行浮動匯率一樣。



在各種爭論和壓力下，人民幣在2005年的匯率改革中還是開始了逐步升值過程，到2007年，達到了20％左右的升值幅度。



升值的結果是，在2007年年底，中國南方25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隨後（由於外貿訂單下降的滯後效應），2008年上半年我國有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2007年央企實現利潤1萬億，2008年徒降到6000億元，下降幅度高達40%；股市暴跌――1929年美國大蕭條，股市跌去40％，至今讓美國人心有餘悸，而中國的股市跌去70％依然“基本面良好”，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按專業術語所說，經濟彈性很好。



溫家寶總理也坦承，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2009年1-2月，我國對外貿易同比下降 27.2%。這些變化幾乎是一夜之間發生的，在改革開放以來的30 年裡也從未出現過。對於已經習慣了經濟高速增長的人們來說，這種情形似乎來得過於突然和出乎意料。



20%升值的結果，導致中國經濟尤其是外貿出口的下滑，自然讓人聯想起25年前的美歐逼迫日元升值的的“廣場協議”，其結果是日本長達15年的經濟大衰退。



對於這種“前車之鑑”，一些主流學者的評論給人的印像似乎是日本是被迫的，是受害者，其論據就是美國最終也沒有達到減少美日貿易逆差的目的，卻鮮有人指出日元升值，其實是正是日本當時希望的—不要低估日本決策者的智慧。



在書中“強勢日元的野心”一節中有這樣的描述：與這之前的對抗歐洲匯率，逼迫非美元貨幣升值的壓力相比，這場逼迫日元升值的協議,順利的讓美國人都想不到。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事後回憶說，最令人吃驚的是當時日本的大藏大臣竹下登,主動提出允許日元升值10%以上,這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甚至竹下登在表示願意協助美元貶值時,還大度的說:“貶值20%,沒問題”。



廣場協議後,日元拉開了不斷升值的序幕,1985年2 月至1988年11月,日元兌美元升值111%，也就是說，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日元對美元升值了一倍。 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 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日本主動做出如此大的讓步呢？雖然日本銀行行長天豐雄後來解釋說,“日本政府對當時美國日益上升的保護主義感到驚慌,準備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緩解對美貿易關係。”其實，日元升值的背後隱藏這日元國際化的圖謀……



實際上，日元也做到了，日元從此與英鎊一樣，擠進四大國際貨幣俱樂部。而今天的人民幣國際化還是畫餅充飢，如若頂不住壓力而放開閘門，後果不言自明。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幣升值和貶值都是相對於美元而言的，而從2002年到現在，美元應該是按每年18％的幅度逐漸貶值的，這樣說來，美元的加速貶值，相對沖抵了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從這個角度講，也許正是美國不希望中國搭美元貶值的順風車，從政治經濟等大國戰略考慮，要求人民幣升值。



那麼到底貶值有利還是升值有利，還是各有利弊？



表面上看，自從1994年我國進行外匯體制改革，人民幣深度貶值，對美元的匯率比率，由1美元兌2元人民幣，貶值到1：8.3，維持了10多年，導致“中國製造”的產品價格低廉，中國經濟尤其是外貿出口取得了“巨大成功”，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領頭馬。其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中國日益增加的巨額外匯淨儲蓄。



實際上，這些巨額外匯淨儲蓄成了美歐日強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干擾中國主權信貸的口實，也為國際游資（熱錢）投機中國創造了條件。



這種貨幣升值預期的投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



投機的套路無非是下面描述的：外國資本以美元購買該國貨幣後進入該國，對該國經濟大唱讚歌。進入該國股市，甚至於樓市，於是該國股市節節攀升，匯率升高，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然後這些資本開始造勢唱衰該國經濟，或者幾方配合人為製造該國經濟發展的阻力，或者美國的利率政策有調整，該國的股市和匯率開始下降。



當該國經濟被唱衰的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時機到了，這些資本會突然撤離。於是該國股市暴跌，匯率自由落體式下降。央行手裡唯一的武器就是外匯儲備，可以在匯市接盤，可是此時市場中蔓延著恐慌，能否接住要看國家外儲的多少。一旦走到了這一步，即使接住，也要損失大量外匯儲備。由於國內投資資本一下子都到了央行手中，央行就要採取被迫降息等措施把貨幣重新流通到經濟體中。



中國發生的2007年的股市暴跌的原因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為了防止本國貨幣在市場上遭受投機性和操縱性攻擊，全世界的央行必須持有相應數量的美元儲備，以保持其匯率的基本穩定。比如說，當人民幣被大量拋售時，中國央行就得賣出美元買回人民幣，反之亦然，這樣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才能維持穩定。某一種貨幣貶值的市場壓力越大，其中央銀行必須持有的美元儲備就越多。



只有美聯儲免於這種壓力，因為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印髮美元。這就為強勢美元提供了內在的支持，反過來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銀行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使美元更為堅挺。這種反常的現象就是所謂的美元霸權。



一些弱小國家比如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由於接盤的外匯儲備不足，其本幣就被迫貶值，進而放棄與美元的固定匯率。美國正是利用國際游資的趨利性促成了對弱小經濟體的貨幣投機，達到其放棄固定匯率、資本自由化的金融戰略目的。



在匯率自由浮動的背景下，對資本和外匯控制的總體放鬆，投機性攻擊就更是經常發生。此後，各國中央銀行一直被迫持有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而美元儲備必須投資於以美元標價的資產，從而為美國經濟製造出資本帳戶盈餘。因此，美元霸權阻止了出口國在國內消費其從對美貿易順差中掙得的美元，並迫使它們成為美國的資本帳戶盈餘融資，從而把真正的財富輸送到美國，而為美國債務融資，實際上是藉錢給美國，發展美國經濟。這就是“窮國養活富國”的理論基礎。



單從2002年到2007年間，中國為穩定匯率買進了外匯就超過1萬億美元，而這1萬億美元央行發行了對等的8萬多億人民幣進入流通，埋下了通貨膨脹的火種……



這就是經濟學家所說的“守住了匯率引進了通脹”



也是目前中國面臨的“對外升值預期，對內貶值預期”的尷尬境地。



怎麼辦呢？於是專家開出的藥方有什麼“兩種利率破解三元悖論”，什麼“雙重匯率”，什麼“短期升值有益長期升值有害”等等，在筆者看來，都是一時應對之策，是中國中庸之道的毒害，其特點就是想“樣樣兼顧”——一時要穩住匯率，又一時要穩住物價，再一時要穩住就業。


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的歷史表明，任務越多，表現越差勁；任務越單純，表現越出色。



什麼最重要，就業最重要。搞了一百年的馬克思主義，勞動就是生產力的基本原理中國反倒不明白了：土地、勞動和資本是生產三要素――你可以加上組織製度、甚至國家製度。所謂殖民地，所謂全球化，所謂外商投資，立足點都是這三要素。



人民幣升值無非是提高出口商品價格，而提高商品價格最根本的是提高地租和工資，而不是也不需要通過“操縱”匯率來使人民幣升值。



而美國打著減少美中貿易逆差的的幌子，揮著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傷害了全球經濟的大棒，明里說中國是人民幣匯率操縱國，而實際上美國不正是在操縱人民幣嗎？



“賊喊捉賊”？正是。悲哀地是，美國實際上正在操縱著人民幣，構築了人民幣陷阱，促使了美國利益的最大化。



二戰結束後，（布雷頓體系）確立了以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卻必然給國際儲備帶來難以克服的矛盾。



由於世界黃金儲量的限制以及黃金生產的停滯，美元在國際儲備總額中的比重顯著增加，而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發展要求國際儲備相應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世界各國儲備的增長需要仰仗美國國際收支持續出現逆差，逆差才能保證國際市場上有美元――不管是以歐洲美元還是石油美元形式（因為如果順差，美國的美元又轉回美國了，就會出現美元荒）。但是收支逆差又必然影響美元含金量，引起美元信用危機。另一方面，如果美國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穩定美元，則又會斷絕國際儲備的美元來源，導致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



這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是美元兩難，此即“特里芬之謎”。



但是，美國政府清楚，即使這樣，著急的不會是美國，而是對美國有逆差和順差的其它國家。逆差國家因為入不敷出，那就只能藉債過日子，自然著急。借吧，就承受巨大的利息和國內主權經濟被侵蝕的風險。 60年代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危機就是這樣過多舉債惹得禍。不借吧，就要忍受國內經濟的緩慢發展或者擴大主權貨幣供應帶來的通貨膨脹之苦。俄羅斯就是在1998年的盧布危機中先借款後來卻拒絕了美元貸款而導致盧布崩潰。這正是國際收支逆差國家的兩難。



順差國家呢，因為美元這種紙黃金的盈餘，一方面要增加發行與美元等值的本國貨幣，使主權信貸受制於美元和美國，另一方面要忍受美元貶值導緻美元儲備縮水，而美元貶值同時還會降低美國產品價格而導致本國產品出口與美國的競爭力不足。



正是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成就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壟斷地位，確立了美元戰略和金融霸權。為美國戰後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等國家戰略奠定了經濟基礎；也使美元這把利器，正式鍛造成型，成為美元刀。



美元刀戰略為美國所謂的“經濟全球化下的新世界“量身定做了一套以美國為中心的金融網絡，中國經濟，恰恰是上述理論的現實演繹版：



中國的實物商品通過這個網絡源源不斷的輸往美國而獲得美元，而這些美元又通過這個網絡源源不斷的流回了美國，變成了美國的國債、兩房債券等等。美國當初為了進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遊了一圈後又回到了美國。美國的金融體系像變戲法一樣使美國免費獲得了世界的貨物。在這段時期美國通過這種體系吸引了世界外貿盈餘國 70%的儲蓄！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之一，而且是最大儲蓄國。



這些儲蓄計量的是中國的質財富嗎？不是中國的財富，卻是美國的財富。



數據顯示，中國巨額貿易順差中，有60︿70%是由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FDI)貢獻的,而這些順差卻算在了中國頭上，算在了中國的GDP中，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



在中國大量投資的美國通用公司老總就說過，“把利潤一分不少地拿走，把GDP留給中國”。



對應中國順差的是美國的直接貿易逆差，而美國的間接貿易，卻是大大的順差，是直接貿易的2倍，這個順差可以記做美國的GNP，但是卻不是美國的GDP。換言之，美國隊中國其實是順差，但賬面反映的確實逆差；再一句話是，美國的GDP是縮水了，中國的GDP卻注水了。 （參見《美元刀》關於GDP、GNP 的描述，P321）



這就好比一個醫院傍邊開的小飯館，由於醫院的職工要到飯館吃飯，而飯館老闆卻很少看病，於是，飯館對醫院永遠是順差，醫院對飯館永遠是逆差—但是醫院不能因為沒有病人看病導致的財政拮据歸因於飯館的順差！



而且，這些外匯儲蓄反映的外資，在中國控制了相當多的民族產業和行業。在吸引外資的全國運動下，各級政府不遺餘力，出讓許多經濟利益，甚至不惜損害民族產業以換取外資。往往是引進一筆外資，倒了一批民族工業；外資進入，民資退卻。有人就質疑，外資還要吸引嗎？當年的大英帝國為了讓清政府增加外貿口岸，多與中國做生意，不惜與中國打了一場鴉片戰爭。話雖偏激，道理不錯。資本的趨利性會讓金融流動到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中國在30年裡引進了幾千億美元的外資，而我們卻以極其低廉的價格為美國提供了2萬億美元的儲蓄和融資。這是美元霸權為美國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更是對中國 30年經濟成果的掠奪。



巨大的外匯儲蓄其實是高能貨幣，因此而增發的人民幣導致了國內貨幣流動性過剩，製造了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如若控制不好，人民幣就會成為蔣介石政府的金圓券，美歐的戰略就會得逞，中國的和平崛起就會變成美歐的不戰而勝。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其回憶錄中，關於中國一章，有這樣的描述：



20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中國所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指蔣介石政府派發金圓券，一盒火柴需要幾百塊，作者註），通常被認為是造成動亂，進而在1949年讓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原因。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共產黨政權在經濟上最害怕的就是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的通貨膨脹。誠如凱恩斯所言，“列寧當然是對的。顛覆一個社會，沒有任何方法比讓其貨幣失去價值更妙、更有效。其過程，讓經濟法則中的所言隱藏力量發揮破壞作用，而其做法，一百萬人中，沒有一個可以診斷出問題”。



這樣赤裸裸的進攻性語言，深刻地說明了美國戰略家們用經濟手段摧毀中國的意圖，其形式比戰爭更隱蔽，手段更殘酷，結果更難以預料。什麼是和平演變，這就是和平演變！這是美國針對對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反製手段。在核戰爭的威懾下，經濟博弈已經取代戰爭侵略形式。前面講的美國摧毀蘇聯，就是使其經濟瓦解，不戰而屈人之兵，卻被定義為“冷戰”，就充分說明金融戰爭也是戰爭的一種形式。



2007年“歐元之父”蒙代爾在北京舉行的一次講座上就說，“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必須被視為延緩中國經濟擴張的一項措施”。這位經濟學家表示，中國的貿易順差僅占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小部分，2006年約占美國赤字的10%，美國之所以“挑剔”中國，原因在於中國是一個“復甦的大國”。



延滯中國經濟發展，避免東方出現一個超級大國，經濟箝制，遏制中國，在這一點上，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地緣政治戰略是一致的。人民幣升值就是日本首先提出來的；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歐洲慫恿中國出頭挑戰美元，建議人民幣國際化，就是引導美國絞殺人民幣的陰謀。各大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越來越多地體現在經濟平台上，對此不能不引起中國的重視和警惕。



先是“華盛頓共識”，接著是加入世貿組織（WTO）的門票，後面就是人民幣升值，政治外交手段迫使你進一步放鬆資本管制和經濟自由化，再接著是貨幣戰爭，內力和外力擾亂你的經濟秩序。戰爭威脅，貨幣亂象，經濟動亂層出不窮。其背後，是以美元為代表的世界關鍵貨幣主導的剿殺人民幣的美歐戰略陷阱。



為了幣值穩定，各國大量儲存美元，形成了美國輸出美元，我們輸出商品；我們送給美國低物價和低通脹，美元卻輸出通貨膨脹，輸出經濟危機，達到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經濟殖民的戰略目的。



圍剿人民幣，日本也是幫兇。筆者一直懷疑日元長期低利率的存在的必要性，現在看來，極有可能是針對中國，或者說利用了中國和歐美經濟博弈的過程，火中取栗。



日元的長期低利率，卻能在國際匯率市場保持相對的強勢，就是因為大量的日元套利資本的需求，日本就一直充當國際借款機的角色。目前活躍在亞洲國家股市的投機資本大約有1/3以上來自日本，規模在數十萬億日元，這些資本主要投向中國、韓國、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



在美歐日等先進國家的長期的軍事封鎖、政治壓制、理論洗腦、經濟摧毀、文化侵略等有預謀、有計劃、有步驟的圍剿中，由於戰略和戰術上失敗和各種主客觀原因，導致了中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人民幣在一步步被絞殺在中國經濟亂像中。



由於香港是浮動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市場，港元又與人民幣掛鉤，人民幣的貨幣戰爭，更多地是在香港戰場打響的。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唯一挺住了索羅斯的進攻而沒有經濟崩潰的就只有回歸後的香港(中國政府動用了大批外彙和其他手段，參見《美元刀》P93)，保住了香港幾十年的發展果實，但是香港因此也承受了10年衰退。 2009年5月以來的最新的經濟數據分析指出，香港和中國台灣市場又有大批國際熱錢進入……



本人不是陰謀論的推崇者，但是從前面我們介紹的貨幣戰爭的過程看，國際市場的人民幣升值預期、國內則是貶值預期、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國際熱錢、通貨膨脹、結構性矛盾、不均衡經濟等等，都是美元刀對人民幣絞殺的必然結果，拉美、南美、亞洲經濟危機前無一例外都出現這種混亂局面。



如果單純是貨幣投機，有贏有虧，是個零和遊戲，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無傷國體。但是，如果美國借助貨幣攻擊，迫使中國貨幣貶值，進而引發通貨膨脹和實體經濟危機，再用美元購買中國實物資產進行產業控制，就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侵略和財富掠奪了――這就是美元刀利器，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