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軍事思想

毛澤東軍事思想：人民解放軍戰無不勝的力量之源
作者：日月河
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7-12

兩萬五千里長征和在經受百年苦難之後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新中國，這是20世紀對人類影響最深刻的兩個事件。它是偉大的革命，是偉大的史詩；它是人類歷史的奇蹟，是人類精神的豐碑。完成這些成就的，是一支卓越的軍隊——中國工農紅軍及其後繼者。

1927年8月1日，一聲槍響劃破南昌城頭無邊的沉沉暗夜，宣告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第一支全新軍隊的誕生，從那時起到現在，這支軍隊鐵血天下，雄風萬里，歷經血雨腥風的十年國內革命戰爭、驚天動地的八年抗日戰爭、摧枯拉朽的三年解放戰爭，創下了世界戰爭史上一系列彪炳千古的軍事奇蹟，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用槍桿子打出了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塊曾經徹底消滅了黃毒賭黑等邪惡骯髒現象的干淨土地，創造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曾經由勞動人民當家作主、人人平等、沒有貧富貴賤的人間樂園。這是人類歷史的奇蹟。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被發揮到極致，也留下了人民軍隊的重要管理大法：剛性管理法則。

毛澤東有句至理名言，現在幾乎成了西方所有政治家的座右銘。這就是：黨指揮槍，絕不允許槍指揮黨。指揮權的解決使這支軍隊在為誰打仗、靠誰打仗、打什麼仗、怎樣打仗等一系列問題立即明朗起來。黨指揮槍，恰如軍事管理的一盞明燈。

厚實的東方智慧，使毛澤東得以登臨世界軍事思想的絕頂。 1946—1949年間，他所指揮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雙方用兵之數量，其戰爭規模之宏偉，超越了20世紀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全部戰爭，也超過了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切戰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藝術出神入化、精妙絕倫。相形之下，西方之兵聖凱撒、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拿破崙，不過如同小丘而已。所謂運籌帷幄之中、決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狀其妙，他實際是運神思於方寸之間，而操勝負于萬里之外！其軍事指揮藝術之高超，其政治、軍事及意識形態整體運用配合之巧妙，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一切最偉大的軍事家。

馬列主義思想與中國的大同思想不謀而合，並在毛澤東的大腦裡，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中提煉成一面毛澤東思想的大旗，億萬中國人民自願匯集到這面大旗下為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拋頭顱、灑熱血，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之基、立身之本。在迄今為止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毛澤東締造了一個最有效率、最有力量、最優秀的組織。這個組織從零開始，它不是中國政府最大遺產的繼承者，不是精英組織，最初甚至只是個非政府組織，但就是憑著幾個人、一面旗幟、一個信仰開始了艱難征程，最終，把原來欺凌過我們的列強全打了一遍，成就了東方不敗的神話。毛澤東篤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因此，高度重視軍隊建設。不管有人罵毛澤東是“匪”也好、“寇”也罷，還是說他逃跑主義，事實是在他領導下的紅軍就是走過了草地、翻過了雪山，把這支經歷過血雨腥風考驗和洗煉的鋼鐵部隊，帶到了陝北，重新建立了新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而依靠以這支部隊為核心建立和壯大起來的部隊，拖跨了小日本，打敗了蔣匪軍，最後成立了人民共和國。天安門城樓上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創新開啟了中國人按自己的方式創造歷史的時代。毛澤東硬是把一群穿草鞋的農民，打造成為一支戰無不勝、無堅不摧的鋼鐵部隊，世界上難道還有比這更具有剛柔兼濟本色的管理嗎？

紅色管理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把百年來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凝聚到一起，並且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發力。無論時光順流還是倒流，也不管是在哪裡，中國面臨的問題都是同質的。而這個問題迄今為止當屬毛澤東解決的最好。毛澤東在軍事管理中屢創奇蹟，四渡赤水就是典型的樣板。四渡赤水重新改寫了紅軍的歷史，改寫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由此改寫中國的歷史，同時也奠定了毛澤東在世界革命史、軍事史、戰爭史的崇高地位。軍事管理奇蹟就這樣被毛澤東在談笑間創造出來。作為一名領袖人物，毛澤東總能洞見變化的趨勢，並能有效地管理、順應這些趨勢。而他一手締造、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屢創佳績，並在幾十年的發展壯大中，始終保持著持續而強勁的生命力。毛澤東胸中自有百萬兵，善於並敢於以弱制強，用兵如神，其高超的戰略戰術成為永遠的美談。

這支軍隊為什麼有如此驚天力量？毛澤東主席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說的再清楚不過了：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任何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很好的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後勤工作之間；在外部——軍民之間，軍政之間，我友之間，都是團結一致的。一切妨害團結的現象，都在必須克服之列。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有一個正確的爭取敵軍官兵和處理俘虜的政策。對於敵方投誠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後願意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人，一概表示歡迎，並給予適當的教育。對於一切俘虜，不許殺害、虐待和侮辱。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戰略戰術。它善於按照變化著的具體條件從事機動靈活的游擊戰爭，也善於作運動戰。

在這個宗旨下面，這個軍隊形成了為人民戰爭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務是為團結我軍，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瓦解敵軍和保證戰鬥勝利而鬥爭。

在這個宗旨下面，在游擊戰爭的條件下，全軍都可以並且已經是這樣做了：利用戰鬥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藉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在各個軍事根據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許多小規模的軍事工業。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有人民自衛軍和民兵這樣廣大的群眾武裝組織，和它一道配合作戰。在中國解放區內，一切青年、壯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願的民主的和不脫離生產的原則下，組織在抗日人民自衛軍之中。自衛軍中的精幹分子，除加入軍隊和游擊隊者外，則組織在民兵的隊伍中。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還由於它將自己劃分為主力兵團和地方兵團兩部分，前者可以隨時執行超地方的作戰任務，後者的任務則固定在協同民兵、自衛軍保衛地方和進攻當地敵人方面。這種劃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劃分，例如說，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團的作用，忽視地方兵團的作用，那末，在中國解放區的條件下，要戰勝敵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團方面，組織了許多經過良好訓練，在軍事、政治、民運各項工作上說來都是比較地更健全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後之敵後，打擊敵人，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藉以配合各個解放區正面戰線的作戰，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

這就是一代偉人的文風。說的何等酣暢淋漓！無論何時何地，只要談及人民軍隊，我們彷彿就會感到一種莊嚴與神聖，就會有一種洪亮的聲音在迴響：“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將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任何敵人所屈服！”新中國成立後，為了打破帝國主義軍事封鎖和軍事威脅，創造一個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捍衛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重塑中華民族的英雄形象，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又踏著滾滾烽煙多次征戰：50年代北出朝鮮的抗美援朝戰爭、西擊印度的自衛反擊戰爭，60年代南下越南的抗美援越戰爭、擊退蘇聯侵犯的珍寶島戰爭，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畏強暴，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用一系列的偉大戰績打出了中國軍人的威風，打出了中華民族的威風，也打出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威風，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這一系列征戰為中國和平發展創造了幾十年的安全環境，後來所謂“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裡面出和平。這就是強者的剛柔相濟邏輯。

毛澤東正確地解決了人民軍隊怎樣才有力量，怎樣才能無敵於天下的問題，這就是以“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為這個軍隊的唯一宗旨。並在這個宗旨下制定並實行了一系列方針、原則、紀律、制度、戰略戰術。例如：黨指揮槍的原則，支部建在連上，實行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又如，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再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踐不斷證明，堅持毛澤東為人民軍隊確定的宗旨及相應的方針、原則、紀律、制度、戰略戰術，我們的軍隊就有力量，就能用同勢甚至劣勢的裝備打敗敵人，無敵於天下。這是基於毛澤東獨特的建軍思想——人民戰爭的思想，所做出的判斷。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主要表現在人民為本和軍民一體化的梯次軍事建制上。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的《論持久戰》中專以“兵民是勝利之本”為標題，論述了全面抗戰、全民抗戰的觀點。他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主張進行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解決兵源、財源等困難問題，達到“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目標。毛主席還充滿信心地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敵於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這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片面抗日，主張全面抗戰思想的集中表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及抗日根據地的不斷擴大，充分說明了這條抗戰路線的正確性。毛澤東主席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說： “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完全打不破。”在《八連頌》中說：“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今天，令西方列強望而止步的，正是毛澤東高超的人民戰爭思想。軍民關係，實際上就是軍隊的社會形象。毛澤東時代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是非常好的。誰都知道“親人解放軍”的說法。毛澤東有句名言說，如果一支軍隊被視為老百姓自己的軍隊，那這支軍隊將無敵於天下。現在軍隊的社會形象並不好，你看滿大街橫衝直撞的軍車，毛澤東時代絕對沒有這樣的事。不可否認，美國的軍隊固然也是一個優秀的組織，但是，在軍隊組織系統的管理方面，他們比人民解放軍略有遜色。於是就有了美軍三次學習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他們既學習解放軍的戰略戰術，也學習解放軍的組織建設。越戰後，美軍士氣降落到最低點，統計表明越南戰爭美軍死了5萬多人，其中軍官5600多人，竟有1000多人是被士兵的黑槍打死的。這就是許多管理學術士頂禮膜拜、口口聲聲必欲學之而後快的西點軍校傑作！官兵關係到了這種地步，其管理之糟糕程度可想而知。美軍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我的士兵打死我的軍官？檢討的結果是，官兵不平等，上下溝通出了問題，所以他們就學習解放軍的官兵關係，學習解放軍怎樣溝通。但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製基礎上的官兵關係，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平等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實現有效溝通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永遠理解不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立軍之本！譬如，毛澤東提出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民主集中製的原則和整風運動的形式，為組織的有效溝通和淨化提供了成功的範式。這樣看似簡單的範式，西點軍校能學得了去嗎？

人民解放軍創立之初，組織成員主要來自破產的農民、無產者、城市流氓無產者，但正是這些普通人成就了這個偉大的組織。解放軍始終深深植根於中國的土壤。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對黨對人民的絕對忠誠使絕大多數人即使在革命低潮時也不離不棄。人民解放軍這個武裝集團與其他組織系統一樣，在組織建設中一方面不斷敏銳地接受外部環境刺激，始終對環境和對手保持高度的警覺；另一方面，適應環境變化，在自己內部不斷進行變革，始終使組織保持高度活力。紅色管理巨大的成功背後，還隱藏著並不被人關注的組織力量。毛澤東和共產黨是如何將人民解放軍打造成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並使這個組織系統保持強大凝聚力和戰鬥力呢？這種巨大力量的重要來源，在於它的組織結構設計，它把黨的建制設置到了最基層的連排一級，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意味著任何一個團長、師長想把軍隊變成自己的軍閥部隊或是想譁變，都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軍隊是黨的，不是某個人的。在這種組織原則下，叛軍和叛將現像很少，即使有個別叛變問題，也只能是孤家寡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帶走隊伍。就是使像張國燾這樣的黨和軍隊的創始人，叛走時也連一個人都帶不走。而這種組織設計的實質，其實是將信仰力量的最大化滲透，連一個班裡都會設置黨小組長，顯而易見，這是一種“價值觀管理”的非常典型和精彩的案例。

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是其駕馭戰爭智慧的又一體現。有了人民的支持，人民解放軍就無往而不勝。明白了這個秘密後就不難發現，當國民黨在圍剿紅軍時，實際上是在和整個根據地的軍與民共同作戰。所以毛澤東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戰爭，並不是兩黨之間的戰爭，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之間的戰爭。在著名的淮海戰役中，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隊，人數上相差不多，但共產黨卻有著數百萬人的支前大軍。所以陳毅元帥不無幽默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毛澤東向來重視並善於運用民眾的力量，他認為革命的理論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一定會爆發出讓一切反動派膽戰心驚的力量。所以，無論在任何時候，毛澤東都是不憚於放手發動群眾，不憚於充分依靠民眾力量的，對日本帝國主義如此，對蔣介石如此，對一切反動派都如此，對黨內的腐敗分子亦如此，結果無一例外地他都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把敵人打的落花流水。

管理者，當寬嚴相濟。 《吳子·論將》曰：“禁令刑罰，所以威心”；“心威於刑，不可不嚴。”黃石公的《三略》雲：“將兵還令，賞罰必信。”有鐵的紀律才有鐵的軍隊，是鐵的軍隊，才可能有所向披靡的戰績。軍隊無紀律約束，如散沙一盤，怎能克敵制勝？組織系統的製度是規范成員行為的根本，是讓眾多成員行為協調統一的基礎，簡單一致才能產生執行力。軍隊的執行力是最好的，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死都要執行，就因為製度嚴格。這樣的軍隊無疑會永遠有無敵的力量，無敵於天下！

人民解放軍雖然是一個軍事組織，卻具備了組織的普遍含義，她的成長為我們啟示了一種比“學習型組織”更高級的組織模式，那就是生命型組織。所謂生命型組織，就是把組織視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有自己的結構、系統，還有理念、精神與靈魂；並能通過不斷的學習與修煉，然後發展和壯大。人民解放軍作為一個生命型組織，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破譯生命型組織的基因，獲益頗多。任何生命型組織的形成需要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人民解放軍的核心價值觀是毛澤東思想，是為人民服務，有了這樣的核心價值觀，就無往而不勝。其立意何其高遠！毛澤東當年為什麼要反對單純的軍事路線呢？原因就在於要把組織從一個農民部隊、一個游擊部隊，締造成一個人民軍隊、一個強大的生命型組織。人民解放軍不僅有從上到下以身作則的領導班子，而且在各級班子中還配有“政委”，政委的重要作用就是宣傳解放軍的各項方針政策，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凝聚和提升解放軍的生命力。不僅如此，為了永葆人民解放軍這個組織系統的活力，毛澤東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整風運動，通過歲歲年年的思想教育活動，逐步地把自由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等歪風邪氣從組織中清除乾淨，為組織的良性成長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重溫歷史，我們深為我們的生命型組織——英雄軍隊而倍感自豪。我們不應該、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年代，以及那些曾經如火把般用生命點燃黎明的先烈。青年女詩人海田的長詩《雪傲楓紅》，展現了這個生命型組織的靈性：“一個完整的人/必定擁有靈魂的信念/我思忖生命的屬性/心靈的軌跡/在一枚紅楓的對應下/靈魂的坐標/和奔跑的顏色。”字裡行間，閃爍著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強大的生命之光，共同組成了彭雪楓作為抗日將領和普通人的形象、性格、風貌，凸現了人物的崇高境界和品格——“信念在這裡抵達執著/精神在這裡澆鑄豐碑”。一個由個體生命組成的生命型組織躍然紙上。

游擊戰本來是技戰術，而在毛澤東那裡，卻發展成戰略原則——游擊戰原則。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自豪地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擴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些，都是充滿革命首創精神的原則，是紅軍游擊戰爭經驗的結晶。面對如魚得水、駕輕就熟的游擊大師毛澤東，蔣介石哀嘆道：“剿匪之難，甚於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與民眾之協同，避實就虛，隨心所欲；而官兵則來往追逐，疲於奔命矣。”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外戰爭史上首次將游擊戰爭提升到了戰略地位，主導全國軍民對日本侵略者展開了規模空前的游擊戰爭。毛澤東胸有成竹地指出，弱小的“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與毫無戰鬥力的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的敗退現成鮮明對比的是，毛澤東指揮八路軍、新四軍敵進我進，在華北、華中開闢敵後戰場，實行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爭。毛澤東的敵進我進方針，使游擊戰爭不再主要是在內線作戰中從屬於正規戰，而是在外線實施大規模獨立作戰，在戰略上與內線作戰的正規軍進行配合。游擊戰爭由此被真正提升到了戰略地位。這既是抗日游擊戰爭的一大特點，也是毛澤東對游擊戰爭理論的一大創新。於是，在中國戰場上，出現了一幕戰爭奇觀：在正面戰場上，戰略上處於內線作戰的國民黨軍在防禦作戰中節節失利，而在敵後戰場上，戰略上處於外線作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則在進攻作戰中迅速推進，放手開闢抗日根據地，開闢出廣闊的敵後戰場。這一時期，毛澤東所發表的一系列關於抗日游擊戰爭的理論著作，成了世界軍事理論寶庫中的經典。

中國哲學中有一個永恆的命題，即事物的變化是事物不變的規律，恰如日出日落、月圓月缺是一種永恆不變的發展規律一樣。而軍事、商業競爭中競爭各方的實力也是如此，沒有不變的優勢和劣勢。這種變化，恰恰就是競爭勝負的關鍵，不斷的追尋、促成這種變化趨勢就是競爭的本質。兵無定勢，打無定法。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是毛澤東對運動戰的通俗解釋。戰爭中，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的時間。然而，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事實中總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緊密，有時不好打；一般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要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人民解放軍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和全部奧妙，就在這裡。如果說攻敵所必救，那麼作為運動戰的具體形式——走，則是運動戰的最完美體現。 1964年，毛澤東在和羅瑞卿一起回憶作戰體會時曾說：打仗沒什麼，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三十六計上也有“走為上計”的表述，它是力量懸殊的競爭中，弱勢一方的唯一正確選擇。運動原則一般是通過走，即運動來調動敵人，消耗敵人實力，並在走中尋找、創造殲滅敵人的有利機會。在敵我力量發生局部變化，有利於我時，則集中優勢兵力殲滅敵人。

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幹部，就是我們的戰鬥任務。”[①]毛澤東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花大力氣，親自來抓這件事，是十分有遠見的，效果也是極為明顯的。 80多年的歷史，人民解放軍始終把教育培養幹部作為組織建設的根本。也正是這個乾部教育培養制度，使得人民解放軍在發展過程中，不僅名帥、名將如雲，而且從來都不缺領軍打仗的人。毛澤東對麾下的如雲戰將可謂如數家珍，瞭如指掌。

人民解放軍有先進的激勵機制。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人民解放軍這個優秀組織系統內，人人學有榜樣，行有方向。一個士兵回憶，參軍到部隊後，遇到的第一件事是爭奪 “小紅旗”。班長為了鼓勵11名新戰士能整理好內務，用紅紙製作了 3面小紅旗。每天早晨，大家評比，誰的被子疊得規範，就把小紅旗放到誰的床頭。為奪得這面小旗，11名新兵展開了競賽。現在想起來，他們正是從爭取獲得各種“小紅旗”開始成為一名真正軍人的。激勵機制讓人人成為先進。在戰爭實踐中，人民解放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確保了這個組織系統的高效運行。

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歷來有“大學校”、“大熔爐”之美稱，在培養人才方面成效顯著，經驗豐富。人民軍隊是一所大學校，培養了無數的有誌之士；人民軍隊還是個大熔爐，她鍛造了無數的鋼鐵戰士。人民解放軍能夠由“土八路”昇華成今天的正義之師、威武之師和勝利之師，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她把一個武裝集團建成了一所大學校，把一個武裝集團建成了中國最具文化特色的組織。建國前後，毛澤東麾下“謀臣如雲，戰將如雨”，隨便拉出幾位，都能獨擋一面，打出一片天地。現在社會上到處熱炒“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社會”，其實，毛澤東一上井岡山就有把軍隊辦成一所大學的思想。 1939年，抗大總校開赴敵後辦學，並陸續在各抗日根據地設立了14所分校和一些隨營學校、陸軍中學、專業學校。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總校連同各分校先後為八路軍、新四軍培養了10餘萬幹部。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抗大培養的干部支撐起迅速發展壯大的人民軍隊，保證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沿用抗大的辦學模式，在各大戰略區組建起軍政大學和後勤、衛生等學校，源源不斷地為部隊培養、輸送軍政幹部和專業技術幹部，進而也為建立全國政權做了乾部方面的準備。建國初期，毛澤東高度重視軍隊院校建設，把辦好軍事院校，培養大批適應現代戰爭需要的軍事人才，視為和平時期提高軍隊戰鬥力的主要途徑。他親自審批了劉伯承同志提出的《關於創辦軍事學院的意見書》，把軍事學院的成立稱作是我軍建軍史上重大轉折的標誌之一。在毛澤東的直接推動下，50年代初，我軍先後成立了上百所院校，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軍事院校體系。一大批身經百戰的將軍脫下戰袍，走進課堂，補習科學文化知識，總結帶兵打仗經驗。與此同時，針對當時基層官兵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戰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佔80%，幹部中不到高小文化程度的佔68%，無法適應軍隊現代化建設要求的現狀，全軍開展了大規模的文化教育。將補習文化列入正式的訓練科目，要求三年內，一般戰士和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要達到高小水平，相當於高小文化程度的干部要達到初中水平。為此，全軍調配了5萬多名文化教員，成立了近百所各種形式的文化補習學校，遵照“速成的、聯繫實際的、但又是正規的”教育方針，建立起考試、分級、編班、升級、留級、畢業等一系列教學制度。包括毛澤東身邊的中央警衛團，也辦起了文化學校，毛澤東還親自給戰士們動員、講課。當時，整個軍隊就像是一所大學校，許多官兵入伍前是文盲、半文盲，在部隊這所大學校裡完成了中小學教育，掌握了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為日後的成長進步打下了基礎。事實證明，建立學習型組織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並不是什麼彼得·聖吉的首倡。在毛澤東那裡，既有系統的學習型組織理論，也有多年成功的實踐。 1966年5月7日的“五七指示”說得更明確，要把人民解放軍辦成一所大學校。當時毛澤東強調說，這個問題我們講了幾十年了，只不過現在應該做得更好。剛建國接手大城市時毛澤東就說，人民軍隊要辦成大學校，這樣我們就不愁沒幹部。而且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培養模式，現在沒有一個管理學校比得上。李凱城大校講道，援越抗法的時候，中國給胡志明派了以韋國清為團長的顧問團，而韋國清在軍史上地位並不高，在會打戰的將士中排不到前列。但是就是這麼一個中等級別的顧問團指導著越南把法國人打敗了。為新中國的解放和建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們都堪稱是英雄中的英雄、強者中的強者，他們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後來人用最高的禮儀去崇敬和跪拜。看來，毛澤東確有一套化腐朽為神奇的力量。

毛澤東同志繼承了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精華，以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創造了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方略，提出了許多前人無以倫比的軍事謀略理論原則。只要不是有意曲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誰也不會否認毛澤東軍事思想已經獲得的巨大成功。毛澤東軍事思想，正是人民解放軍戰無不勝的力量之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迄今為止，人民解放軍的所有重大勝利，都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

-----------------------------

[①]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頁。